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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澄清，山东省当代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是继赵树理、孙犁之后又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其短篇小说以《黑掌柜》最为著名。

而论其代表作，当推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半年时间内发行量超过300万套。连环画版《大刀记》更是以3000多万套的总发行量创造了发行奇迹。

《大刀记》以主人公梁永生为叙事线索，融个人成长史、家族史和民族史于一体，讲述了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迁史。一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巨著，在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建党百年之际，《大刀记》被选编入“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60部红色经典中。

记者近日采访了郭澄清之子郭洪志，听他讲述《大刀记》背后的创作故事，重新思考和评价郭澄清作品的价值——

拿上户口本儿回老家宁津创作

郭澄清的创作历程是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他凭借多部农村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蜚声文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评价“他的作品一度与赵树理相媲美而别有趣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却转向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长篇小说《大刀记》问世，引起轰动，令许多人颇感意外。郭洪志十分清楚其中的缘由：创作《大刀记》，其实是郭澄清的夙愿。

1971年9月的一天，时任山东省文学创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的郭澄清突然向领导告假，要回老家写长篇小说，然后二话没说就退了省城的住房，交了钥匙，拿上户口本儿，回到了老家宁津县郭皋村的土房子。

郭澄清后来写自传回忆当时的创作环境：“屋内一切都很简陋，摆了一张破八仙桌，坐着一把吱呀乱响的圈椅，点着一盏泡子灯，支着一张小门板，门板上放着一个被卷儿，用木棍和碎板自钉了一个简陋的书架……”长篇小说《大刀记》就诞生在这里。

放弃省城的优渥条件，回到老家苦心创作，旁人不理解，郭澄清经常解释：“我是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只有在农村与农民共命运，才能写出好的作品，若忘记了农民，就等于忘了我党的历史与传统，忘记了作家的责任。离开农村，就等于鱼儿离开了水……”

郭洪志说：“我太了解父亲为什么写《大刀记》了”。解放前，郭澄清参加了八路军，亲历了济南战役。“在攻破东城门时，战士们都以身为梯，托举着战友向上爬，很多人都牺牲了。”

郭澄清在1985年写的长篇小说《笔》中提到了这段经历，“我的连长牺牲时，用最后一口气力，拿出自己的钢笔说：小郭，你很会写文章，你用这支笔把牺牲的战友们的事迹写下来，交给他们的后人。”郭洪志回忆，大概从那时起，父亲便下决心用自己手中的笔，揭露黑暗的旧社会，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的丰功伟绩宣告世人。

《大刀记》就是“千人糕”“万人糕”

一部《大刀记》的问世，背后酝酿了长达二三十年之久。

解放初期，郭澄清担任宁津县直属完小（初中）校长，兼宁津县一中（高中）教导主任。借着教书的机会，他开始积累文学创作的素材。讲地理课时，他把全国各地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风俗习惯编成顺口溜，不光学生记得牢，自己也了然于胸，久久不忘，这也成为后来从事创作的重要积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开始写短篇小说，很长一段时间内，郭澄清苦恼于自己的文风。有一回，郭澄清把自己写的文章读给农民听，没想到对方说：“你这文章咱庄稼老汉听不懂，拿到大学里去读一读还差不多……”他听了十分羞愧，如果农民看不明白、听不懂，自己就算写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郭澄清开始跟农民学习语言，讲庄户话，讲他们爱听的故事。郭洪志说：“父亲的记性极好，有过目不忘、过耳不忘的本事，听过的话能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郭澄清的作品中有地道的“庄户味儿”，朴实又能打动人。

郭澄清是一位扎根于泥土的人民作家，爱与农民打成一片，写《大刀记》时也是如此。郭澄清在自传中写道：“一部作品虽然署名是个人，但它实际上是集体创作，作者只不过是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制作罢了。”他称长篇小说《大刀记》就是“千人糕”“万人糕”。

在写作《大刀记》时，他搞了三个业余小组：一个是由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组成的“顾问组”，向他们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一个是由贫下中农组成的“参谋组”，用来打磨人物形象、思想感情；还有就是由长期与他一起搞创作的业余作家组成的“挑刺组”，帮他从写作上找毛病。除了依靠三个小组，郭澄清还拜访了多位老人，了解清末民初时期的名物制度、风土人情等。

诞生过程，一波三折

郭洪志说，《大刀记》的创作过程是对“文学精神”和“文学尊严”最真实的诠释。

他回忆郭澄清写《大刀记》的那段日子，“那时候没钱，父亲就抽八分钱一盒的劣质烟，一天抽上好几盒，或许是靠那个提神吧。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上窗帘，没日没夜地写。写累了就拉开窗帘看看，是白天还是晚上。”

劳累过度的郭澄清患上了心肌梗塞，那段时间他真正是“一边同疾病作斗争，一边搞创作”。“我想越是疾病缠身，越说明离结束自己生命的时间不远了。如不抓紧创作，势必使自己一生的意愿变为泡沫。”郭澄清写道。

1972年，《大刀记》第一部《血染龙潭》完稿，以郭澄清的家族史为背景，描写了清末民初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与国仇家恨下的自发斗争，写完后郭澄清很满意。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与时代主调过于脱离的《血染龙潭》总归有些不合时宜，结果第一部未能通过审查。

《大刀记》不能就此搁置不前了，郭澄清只得继续写下去，第二部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80多万字的篇幅展现了冀鲁平原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斗争。转眼到了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郭澄清商量出版的事宜。

当时敲定《大刀记》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的献礼之作出版，为了赶稿，郭澄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砖小楼上一间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忙着修改。当时的编辑谢永旺回忆：“当时一般的书籍，每天发稿大约一万字，《大刀记》发稿每天两万字。一有会议之类耽搁了，我们就会加班赶工，流水作业，最多时一天发稿三四万字。”

最终，《大刀记》出版了。为争取出版，经过几方的权益衡量，第一部被拦腰砍断，原来的32章只保留了16章，作为一个开篇，第二部被拉长，最终形成一部三卷本的《大刀记》。

为了更利于发表，《大刀记》最终作出了文学性上的牺牲。郭洪志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翟文铖曾对我说过：‘我时常想，《大刀记》第二部如果按照第一部的节奏写成三卷，会非常好，那也许是另一部《风云初记》。’对此我也十分赞同。”

郭澄清原计划的三卷本《大刀记》是第一部《血染龙潭》、第二部《火燎荒原》和第三部《光满人间》，因为种种原因，第三部最终也没写成。好在遗憾之一总算得到弥补，原稿《血染龙潭》在2005年得以出版，圆了一桩郭澄清生前未了的愿望。

这就是现版本《大刀记》一波三折的诞生过程，但据郭洪志说，其实在《血染龙潭》之前，郭澄清还写了两部小说，可以看作《大刀记》的雏形。1955年，郭澄清为抗战时期革命烈士马振华作传记文学《马振华烈士传》，郭洪志认为“这应该是《大刀记》最早的一部分初稿”。另外一部“前身”之作是1965年郭澄清写的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武装委员》，这部小说当时已经写就，然而因“文革”出版被迫中断，手稿和清样也不知下落。

备经磨难终于问世的《大刀记》出版后引发了社会轰动，也激发了当时一批老作家的创作热情。《大刀记》还被搬上了银幕，登上了话剧舞台。

一位被文学史埋没的作家

就在《大刀记》出版后刚刚半年，因过度劳累和接二连三的打击，郭澄清病倒了。病后，他的左手左脚瘫痪，拧不开钢笔帽就以嘴代手，用枕头、被子当靠垫，强撑着写，有时候写得满头大汗，还是咬牙坚持。缠绵病榻的10多年，郭澄清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龙潭记》《麦苗返青》《历史悲壮的回声》等多部作品。

对于郭澄清来说，残本《大刀记》一直是心底的遗憾。郭洪志说，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上午，他还坚持在写《纪晓岚》，临近中午时，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就把我们叫来。“他让我们拿来几十斤重的《大刀记》手稿，说要想办法争取机会出版，然后就停止了呼吸，离开了我们。”

直到最后，郭澄清还抱着未了的遗憾，这一遗憾在日后得以弥补；但对于郭洪志来说，有些遗憾一直持续到今日。

2006年，《文艺报》选刊了郭澄清作品研讨会上的五篇文章，编者按中提到“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阐释，文学史对他的研究与评价还是很不充分、很不到位”。这道出了郭澄清研究的现状。郭洪志对此也深有同感，“一个作家的作品再好，不经过研究阐释和广泛的宣传，也是会被埋没的。”

郭澄清长期徘徊在文学史的边缘，在很多文学史中，郭澄清是缺席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顾广梅曾对此现象评价，文学史有简单粗暴的一面，为了归纳或者为了某种文学史理念进行统一编排，有些作家作品可能就会掉入文学史的罅缝中，郭澄清和他的《大刀记》恐怕就面临这种尴尬。

正是被埋没的郭澄清，其作品体现出文学的强大韧性，也正因如此，《大刀记》身上有很多留待发掘的空间。有幸的是，近年来，《大刀记》中的人文关怀、史诗性追求以及有关文学本体的价值，正在被学者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