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树理

《三里湾》

1958年郭维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海报

三里湾，三里湾，/对着水，靠着山，/青枝绿叶上下滩，/自从有了农业社，/有情人，成亲眷，/花好月又圆。

2018年10月29日，我有幸和日本和光大学表现部教授、（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加藤三由纪姐姐，在长治市赵树理研究会杨宏伟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长治平顺县三里湾村（更名前为“川底村”）。《三里湾》是上个世纪50年代祖父创作的一部讴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生动反映农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巨大变化的文学作品。小说面世后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花好月圆》影片在全国放映，获得热烈社会反响。平顺县川底村就是祖父创作这一长篇小说的原型村之一，后来更名为三里湾村。

车到站早有西沟驾校的秦栋斌副校长在此等候，随着他的引导我们来到了祖父当年创作《三里湾》的旧址，一处偏僻的位于半山腰的农家院落，门上挂有著名板刻家同时也是我祖父亲家的郝力群先生1995年题写的“赵树理创作三里湾的住所”匾牌，笔迹苍劲浑厚有力。

进入院内是三间不大的土坯墙平房，走进屋子，一种久违的山野泥土气息扑面而来，我们诧异地看着满屋内许多的农具，在许多农具上还注有“赵树理使用”的字，秦副校长的讲解让我们知道凡是注有字的农具都是祖父曾经用过的，甚至有的用柳条编的篮或篓也是祖父亲手所编。记得曾在书上看到或听认识祖父的人说过，祖父的手极巧，不仅干农活是把好手，好多农用篓筐都能编。

也许是秦副校长为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特意给我们叫来郭玉恩的六儿子郭志发为我们讲解。听着郭志发深情的讲解我深深体会到了祖父与川底村、与郭玉恩之间的故事。

在1951年3月29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根据山西老区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山西省委决定在老区农村继续改良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必须稳健地，但是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基本上扭转涣散的趋势”。为此，经省委批准，1951年4月，长治地委在武乡县的窑上沟、东监章、西监章、枣烟，平顺县的川底，壶关县的翠谷，屯留县的东坡，襄垣县的长珍，长治县的南天河，黎城县的王家庄村，试办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一次去川底村，据祖父自述：“当我在1951年重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机关驻扎过的一个山村的时候，庄稼长得还像当年那样青绿，乡土饭吃起来还是那样乡土风味。只是人们的精神要比以往活跃得多，因为我们有了中央政府，老乡们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欢迎我这个回来的老熟人。”这一年川底村正被批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长治地委试办的10个农业合作社之一。由互助组转入农业合作社，各个方面都引起不同的思想反响。祖父就是在这个时候进的川底村，他亲自参加了建社初期的组建工作，亲自给当地农民做入社思想工作。

第二次（1952年4月）正好是川底农业社试办成功，进行扩社工作时期。农民的思想觉悟发生很大变化，异口同声地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好，是农民由穷变富的正确道路，很多农民报名要求入社。祖父还深有感触地写了一篇《决心到群众中去》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他诚心诚意到农村实际中了解情况、体验生活，按照政策帮助农民办社，并通过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提高自己的认识。设立的制度公约是他写的，还有经济核算合理分配生产计划等等，他都亲自参与制定，一条一条写出来。

看着展厅展柜里放着那么多的各种记账条，让我好似看见祖父又在和村民们计算着收成、工分等数字，更看到祖父能为农民吃住稳妥而开心的笑脸。而那些站立的农具又似在给我讲述祖父是干农活的好把式。看着这些不知名的农具，我感到汗颜与羞愧。忍不住内心的冲动，在大家不注意时，我用手轻轻抚摸每件注过字的农具。

当年的合作社要修建水渠，川底村也有块类似三里湾中描写的“刀疤地”，1952年郭玉恩领导的农业社要开渠引水浇田，非通过它不可，而它却在贫农郭海莲名下。郭海莲的三个儿子都在外边工作，动员入社她却死活不肯，社里用好地换她这块地，她也不干。为了做通她的思想工作，祖父曾搬到她院里住，帮助她担水、扫院、推碾子，她头疼，还为她扎针抓药，终于感动了她，取得了她的信任，同意用三石谷子买一条五尺宽的地边挖渠。不料引水浇地，冲倒了她地里的几棵玉茭，她便大哭大闹，抱住郭玉恩的腿寻死觅活，祖父赶来劝解，也被她大骂一顿，说哄骗了她，直到农业社高价赔偿了她的“损失”才算是了事。事后祖父笑着说，这个人财迷心窍，好不糊涂，就叫她糊涂涂吧！

还有一位叫郭过成的老党员，原是川底村最穷的人，在土改时给他分了最好的土地和牲口，入社时他就不愿意了。祖父参与了川底村召开的支部会，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愉快加入了合作社。

在祖父的帮助下，郭玉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很出色，大家选举郭建廷担任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可郭建廷自知自己文化水平低有顾虑。祖父就注意从多方面培养郭建廷，先教郭建廷打算盘，从“三遍三”到“九遍九”教起，然后又教他归除乘法，郭建廷学得认真，脑子好使又虚心，很快就学会了。

农村记旧式账簿，用的十个字码写法也不同，也是祖父教他的。为了使他早日成为一个合格的会计，还几次送他到长治学习。郭建廷曾对祖父说：“我文化低，国家发的统一账簿项目太多，又和农村情况不符，我不好使用。我想能用一种没印栏目的账簿使用，比较好使。”祖父听后就牢牢地记在心上。当他到长治、太原工作时专门找这种账簿买，但都没有买到。后来他回北京开会，还惦记着郭建廷想要的账簿。一天，他转悠到西四南大街，在一个叫“成文厚”的商店，终于发现了这种账簿儿，他高兴地一下子就买了30多本，寄给郭建廷，还附信说不要给我寄款。

还听到村里有老人讲，祖父在川底随身备有三种烟，有当时很流行、档次较高的“金钟”烟，价钱便宜的“火车”烟和烟叶碾成的旱烟。祖父用这三种烟接待不同的人群。“金钟”是用于招待地区或县上干部用；“火车”是在跟社、村干部开会交谈用；而“烟叶”是用于在田间、地头与老乡们唠嗑。三种烟被村民们乐呵地称为是祖父的“三件宝”。

第三次去川底村是1952年秋冬。他在自述中写道：“去年1952年秋冬间，我为着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到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住了三个月。”看到临行的一张离别的照片又说：“1951年虽到过川底村，但是我在这次实验中仅仅参加了建设以前的一段，在脑子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生活面貌，只好等更多参加一些实际生活再动手。于是第二年便仍到一个原来实验的老社里去参加他们的生产、分配、并社、扩社等工作，《三里湾》写作前后年底返回北京。”

在祖父到川底不久，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拍摄川底村试办农业社的电影，从春天种地到秋后到修水利，每个季节都要有镜头。电影厂的同志吃饭是自己起火，一天三顿细粮。他们请祖父也一起吃被婉言谢绝，祖父坚持在社员家轮流吃派饭。后来他听到群众对拍电影的同志们顿顿吃细粮有反映，就向他们提出建议，后改成每天早晨吃一顿玉米面窝窝头。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同志刚刚安排就绪，中山大学学生就来这里实习，有个学生穿得太单薄，冻坏了，祖父就贴上钱给他买了家制布，做了一套棉衣，还买只鸡炖鸡汤给他喝，治好他的病。

合作社是办好了，可每天都会有许多小孩子在白天因无人照顾而挨饿生病，祖父很心疼着急，他就几次同郭玉恩商量，想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在社内建立农忙托儿所，让体力好的岁数大的妇女看孩子，二是互相变工看孩子。后来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忙托儿所”就在祖父的支持下办了起来。

郭志发老人和同行老师讲述了许多祖父与川底村、与郭玉恩之间的故事，如为使荒凉贫困的山村兴旺，使村民都可以过上好日子，全国劳模郭玉恩带领全村人的奋斗史；祖父如何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地支持，设计工分条、与村民们一起参与秋收、开渠；又如何做好那些“翻得高”“惹不起”“吃不饱”等社员的入社思想工作。从《三里湾》原著中的三幅画与现在村庄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川底村、如今的三里湾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祖父原先住过的土屋内炕上，还摆放着祖父低头沉思写作的塑像，旁边有祖父喜爱的大鼓，墙上挂着三弦。看着屋内的陈设，我不禁感慨，身高近一米八的祖父，就睡在这短窄的土炕上。能不够、糊涂涂、一阵风、常有理、铁算盘就是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下，从祖父沙沙的笔尖下走出来的！我与加藤姐姐倾听着秦副校长带有自豪和赞誉的讲解，了解祖父如何写《三里湾》的人物，村里的原型人物故事，心底的感叹使我止不住鼻子酸涩。望着这带有祖父身影气息的小屋，在加藤姐姐和老师们一再呼唤声中，我久久不忍离去，惟有对着低矮土炕上祖父的塑像深深鞠了一躬。

《三里湾》出版后，祖父的老友王中青和他开玩笑说：“老赵，《三里湾》销量这么大，这次发财了吧！”祖父淡淡回应说：“你不知道，当时有三家出版社都要出这本书，我要想发财就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就是为了书的成本降一点，农民花的钱少一点，销路广一点。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的。”他认为“钱这东西，是‘人民币’，来自人民，还给人民”。

川底村在经过63年变迁后，今天早已不是祖父与郭玉恩生活的时代了，秋收、开渠、扩社、整社，早已沉积在记忆中，“万宝全”“惹不起”等人物，也随着时代的步伐积极投身于农村改革发展之中。川底村2011年为纪念全国劳模郭玉恩与人民作家赵树理两位对村庄发展的贡献，申请将村名“川底”改为如今的“三里湾”村。今天，为更好地发展村里的经济产业，开发旅游资源，村里建起了以吃住游为一体的“农家乐”及“三里湾剧场”，“农家乐”饭庄还把各个包间命名为《三里湾》小说里的地名，使得每个包间都含有一个生动故事。

在村庄的显著位置，耸立着郭玉恩和祖父的塑像。他们依然携手并肩，满含深情地关注着三里湾村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