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环”诞生记
李存葆
《高山下的花环》
1984年谢晋导演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剧照
1982年7月19日凌晨，当时《十月》的编辑张守仁还在书桌前奋笔疾书，他难以安然入睡的原因是连夜审读《高山下的花环》。翻完最后一页稿纸，他像淘金者终于觅到了大金块那样，喜悦之情难以抑制，他写道，“济南军区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写的《高山下的花环》，描绘的是南疆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一个企图走后门撤退到后方去的高干子弟，在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感召下，终于留在战场上，由落伍者变成为战斗英雄的曲折故事……一部八九万字的中篇，能写活七八个人物，这是不容易的。《高山下的花环》文笔朴实，感情深厚，后半部有些篇章，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震撼着、净化着读者的心灵。我建议将这部作品作为重点稿件，刊登在下一期《十月》的头条位置。”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是一部难得的突破之作，这是一部我早就盼望的好稿，这是一部能给《十月》和作者带来巨大荣誉的力作。” 《高山下的花环》在当时引发一场出版的奇迹，全国先后有74家报纸连载这篇小说，北京出版社的《高山下的花环》单行本，已印到158万册。当时国内有8家出版社出版此书，总印数达到了1100万册。作品更是被翻译成日、俄、英、法等十几种语言，美国嘉兰德出版公司出版的20本世界文学系列丛书中，《高山下的花环》名列第五。另外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话剧、歌剧、京剧、舞剧、评剧等演出。1984年被导演谢晋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那么，《高山下的花环》是如何诞生的呢？
1979年春天，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以后，当时李存葆在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当创作员，在接到军队文化部组织到前线采访的任务后，火速奔赴前线。李存葆作为一个随军作家，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他不仅跟随着军队作战，而且还采访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事迹，他详细记录那些战斗方案、成果，以及英雄人物的壮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存葆记录的这些方案都渐渐模糊了，反倒是那些“感情的碎片”越来越在他脑海里闪现，他“觉得描写战斗的过程较多，而揭示人物心灵的东西较少，可能是这些作品缺少感人的力量的根源”。正如评论家雷达的概括：“在李存葆貌似粗糙的农民式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极为灵敏善感的心灵。”对于苦难、自尊、道德、爱情以及人性的善恶，他的敏感程度常常使我们惊讶。这个阶段他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李存葆对这些创作成果并不满足。李存葆期望自己能够寻求创作上的突破，他努力地回想在战场上的经历、英雄的事迹和那些最能打动他的故事，他想到了一件件触及心灵的真实事件：
有一天，一群傣族姑娘在溪边给前线送下来的烈士清洗遗体。当时这座傣家寨子里的青壮年都去支前了，给烈士穿衣入棺的事都由姑娘们来做。这时，有一位傣族老阿爹走过来，声音颤抖地斥责姑娘们道：“你们怎么能这样狠心……水太凉了。”姑娘们当即明白，连忙去烧热水。
还有一次，李存葆去一座苗寨赶集，正好看到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要买一位老大娘的鸡蛋，两人在为价钱争执，旁边的人告诉老大娘说，这个小姑娘是用献血的钱来买鸡蛋送给伤员的。老大娘一听，一下挎起篮子对小姑娘说：“孩子，你咋不早说，说了还用你花钱买，走，咱们把鸡蛋送给伤员去。”周围卖鸡蛋的人一听，也都默默地挎起鸡蛋篮子给野战医院送去。
多年后李存葆回忆道：正是从这些普通民众身上感受到的美好感情，让我努力把它融化到作品的字里行间。
他多次想到的是部队欠账单的问题，这在部队很常见，“几乎也都发现了欠账的事。这些欠账的烈士，清一色是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有的来自河南，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十年动乱很凶的天府之国四川……”“有一个党委搞了个统计数，连排干部牺牲后留下欠账单的人所占的比例数相当大。”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个问题能不能写，李存葆思考了很长的时间，他曾经反复琢磨这件事情，因为“欠账单”的问题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过渡。
反复思虑之后，他将这些细节设计到了小说中：一个烈士的妻子拿着抚恤金，卖掉她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和婆婆一起，来到部队替丈夫还债；一位指导员的遗书上写着，他有一件崭新的军大衣，让妻子留给10岁的女儿，等女儿结婚时当礼物；有一个班长在战斗中立了二等功，复员时他把不多的复员费都还了账，但还差15元，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套新军装留下顶欠下的15元钱。
在某部采访时，李存葆遇到这样一件事：某部接到命令马上要开赴前线，但团里有位干事接到调令要走。尖刀连的同志喊道：“他不是怕死吗？叫他到我们尖刀连来！”于是，这位干事被派到尖刀连。后来他悔悟过来，在战斗中立了功！李存葆在采访时就有战士说：这样的事你应该写一写。李存葆就将这位战士作为赵蒙生的原型写在了小说中。
“由于这些，我便产生了创作冲动，铺开稿纸拉了个结构。结构中的人物关系，梁三喜一家和赵蒙生一家这条线当时就有了，但其他的人物关系和现在的《高山下的花环》不太一样。开篇写了个引子，先引出梁三喜留下的欠账单，接着便把生活面放在沂蒙山中去了。” 但是由于其他的材料准备不充分和“展现生活面的角度没选准”，李存葆的创作很快就难以继续下去了，因此，《高山下的花环》第一稿的创作就只能结束了。之后，李存葆回到了所在的单位。他几次想要重写《高山下的花环》，但是每每动笔，“总感到难度颇大，除了角度的选择，还因生活交给我的那些素材的‘负荷量’沉甸甸的，我不能把他们写得不痛不痒，这就遇到如何写军队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遇到一个矛盾，一方面前线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他，震撼着他的心灵，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不痛不痒”地处理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样具有“破坏性”的故事会给军队抹黑。如何把控这样的写作难题，当时的李存葆还没有足够的把握，只能继续深入到生活中去。
这时新的转机来了，李存葆于1980年2月参加了党中央与中国作协召开的剧本座谈会，在这里，他受到启发，确立了新的写作方式，“这次对话对我重新思考构思《花环》有很大启示，我集中力量思考如何在《花环》中把矛盾写得尖锐一些，准确一些，深刻一些，特别是准确地反映矛盾，这是关键。不然，作品既不会尖锐，也不可能深刻。”
之后，李存葆重新构思了《高山下的花环》，“这期间，我数次跟军内外年轻的同行们口头谈过《花环》的结构，当我讲到烈士的妻子和母亲用抚恤金还账的情节时，对方总是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写!赶紧写出来！写得更悲壮一些！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烈士，哪有这么好的人民’。当我讲到雷军长摔帽骂娘的情节时，对方也总是鼓励我：‘军事文学应该有它独特的风骨，要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要写得正气凛然！’。”由此，《高山下的花环》结构成形了，李存葆还在渐渐丰满小说的细节。
1982年春天，李存葆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刘白羽的发言让李存葆收获颇大，他写道“这一次又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对我在《花环》中表现部队内部矛盾，有不少启示。”
通过这次座谈会的交流学习，李存葆采用了一种描写矛盾的方法，“在写《花环》时，我努力追求的是，对美的事物，采取实写，重笔浓墨；对于丑的东西，进行虚写，点到为止。在揭示矛盾时，寓热情于无情之中。矛盾尽管很尖锐，但它主要展现的是广大指导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从梁三喜、靳开来对赵蒙生的痛斥声中，从雷军长甩帽骂娘的怒吼声中，读者可以体味到炎黄子孙那充满正义感的美好感情。在‘欠账单’和‘抚恤金还账’的描写中，‘欠’是虚写的，‘还’是实写的。‘欠’是意在不言，‘还’能打动人心。‘还’的实写尽管‘悲’，却有‘壮’，能充分展现梁大娘、韩玉秀这样的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对党、对军队、对国家的一往情深；能够描绘出我们民族脊梁的瑰丽的灵魂。”
确定了写法之后，《高山下的花环》的故事和结构已经在李存葆的内心了，而机会也来了。张守仁回忆到，“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与会作家乘车到河北高碑店去看当地驻军战士打靶演习。大巴车上，与会的济南部队歌舞团创作员李存葆，和我坐在一起。我向存葆约稿。他向我讲了三个题材：一个是《月照军营》，是描写军人爱情生活的；一个是《英雄一生》，是叙述一位将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直到今天的戎马生涯；一个是《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边防连队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部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我听了他的三个题材，对《高山下的花环》最感兴趣。”
《高山下的花环》酝酿阶段虽然很漫长，但是长期的积累和思索已经产生了质变，小说的写作反而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会议结束以后，李存葆就参加了解放军文艺社举办的小说读书班，在班级里，他边读书边思考，并且给小说的人物都做了列表。“从1982年5月20日动手写《高山下的花环》，到6月19日就完成了初稿。并于7月5日至7月18日改写、誊抄完毕。当天傍晚，李存葆拿了一大摞原稿送到北三环中路我家里，希望我尽快处理。”
毫无疑问地，《高山下的花环》很快得到了编辑部的认可，9月初就进入了《十月》杂志的印刷厂。正如张守仁所总结的，《高山下的花环》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凡在思想、艺术上取得较大成就的军事题材作品，大都跳出了战术、战役的狭隘圈子，由军营、战壕、前线迈向社会，引入后方，展现特定时代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以及民心民风民俗民情的广阔背景。”《高山下的花环》同样也具有历史的意义，正如军旅批评家朱向前所说，“《高山下的花环》的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也意味着军旅文学创作新局面已经开始，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