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6年春节刚过，一篇从遥远南国寄来的稿件落到了我手里。这是广州部队诗人柯原专为《天津书讯》报撰写的《沈从文和〈益世报〉文学周刊》。那时沈从文很热，沉寂了几十年的他，像他后来研究的出土文物一样，被人们重新发现，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他的文章，接到此稿，我非常兴奋。在动笔处理此稿时，下面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1947年秋，长期当小职员的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当时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员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疗及去世，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探的心情，给沈老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点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要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出启事。

当时我想，如果能将沈老的“启事”揉进文章岂不更好，但当时手边没有这类资料。于是抱着试试看和面见偶像的心情，我抄下每期给沈老寄样报的地址就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

当我这个不速之客敲开沈老家门时，84岁的沈老由于疾病折磨，正卧床休息。沈夫人张兆和听我说明来意后，将我让到了沈老的卧室兼书房。我见沈老虽躺卧在床但精神尚好，便向他问过安后直接说出了来因，并将柯原的稿子念给他听。尚未念完，沈老便将手指向了书柜的上方。沈夫人张兆和边从书柜顶端拿下一摞《沈从文文集》，边对我说：“要不是前些年柯原到家中看望他提起此事，他已经记不起救助的是谁了。”经沈老指点，我们从书中找到了1947年9月20日《益世报》刊出的沈老“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诉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做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以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敬启

1947年9月

读罢此文，我第一感觉便是老人的厚道。为了维护“青年作家”的名誉与自尊，他没有在“启事”中道出柯原的姓名与地址，而是让求字者径直找自己，待对方得到书法后再将笔润寄给柯原，这是多么的体贴与宽厚。联想到其他文章中所写沈老的善良，我不禁脱口而出：“您真是既行侠仗义又善解人意！”沈老听后淡淡地说：“社会太黑暗，文人能做的只有这些。”至于沈老“启事”刊出前的背景情况和刊出后的结果，近年我从其他史料中获得了详情。

那是1946年10月，从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沈从文接受了天津《益世报》邀请，出任副刊“文学周刊”主编。翌年夏天，他陆续收到一个笔名为“芦苇”的作者的诗歌。由于写得富于激情，他很喜欢，于是便择优在报纸上刊发了。对一些不适用的稿子，他不但原稿寄回，而且还亲笔写退稿信。这位“芦苇”，便是后来的知名诗人柯原。当时柯原只有16岁，是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所学专业虽然是化学工业，但却喜欢文艺。在大量阅读了艾青、田间、绿原、李季等名家的诗歌后，遂也开始了新诗创作。但不久柯原当小职员的父亲在失业之后又得了肺炎，治疗未久便去世。看到这期间的花销使家中欠下一大笔债务，柯原便给沈老写了一封信，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于是，便有了沈老那则“义务卖字”的“启事”。很快沈老便接到了大量来信，人们将自己对字的规格、内容写上，要求书写。而沈老写好后，自己花钱寄出时，便将柯原家的地址附上，以便买家寄款。据柯原后来回忆，他家陆续收到了寄来的款项有20多份。用这笔钱，他家终于还清了债务。

20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热了起来。柯原见到了报刊上对沈老的许多报道，在庆幸他走出多年阴霾重放异彩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老人家当年对他一家的恩情。于是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后来的情况和近况，并附了两本自己的诗集。接到柯原来信，沈老却记不起当年救助的是何人了，在看过柯原所讲原委后，方才知道当年的“芦苇”如今已是成果颇丰的诗人。1980年夏天，柯原在赴京领奖期间，特意去了沈老家看望。一对暌违30余年的文坛师徒，终于在海晏河清的新时期重又聚首了。对此，柯原感慨颇多。返回南国广州，他便将这一段文坛佳话记于笔端。几年后，我便接到了他那篇饱含深情的来稿。

行文至此，我还想起了拜见沈老时的一个插曲。我当时不知道“乞醯”如何念是何意，沈老便告诉我，语出《论语·公冶长》。返津后，经查典籍，方知“醯”念“希”音，作“醋”解。

以上便是我借柯原之稿去面见沈老的一次经历，当年我曾将此“故事”写成文字，刊于沈阳《作家生活报》上。需要说明的是，就是此次拜见沈老，不但让我弄清楚了他对柯原的救助，而且沈老也在不经意间帮助了我。因为正是在与沈老的谈话中，他所言“解放前天津新文学不发达，但通俗小说很兴盛”这句话，让喜欢“旧小说”的我找到了研究方向，从此开始了民国天津通俗小说作家与作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