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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的奇异人生与文学创新
来源:《传记文学》 | 刘怀荣 王汉鑫  2021年06月24日08:45

曹操像

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氏家族,能文者甚众。胡应麟曾说:“诗未有三世传者,既传而且煊赫,仅曹氏操、丕、睿耳。然白马名存钟《品》,则彪当亦能诗。又任城武力绝人,仓舒智慧出众。阿瞒何德,挺育多才。生子如此,孙仲谋辈讵足道哉!”[1] 胡氏此论,重在“魏氏三祖”,而兼及曹彪、曹彰、曹冲,这当然不是他不重视曹植,恰恰相反,胡氏是将曹植作为建安文人的最高标格来看待的。《诗薮》中论及曹植,时见“天才绝出”“自当独步”“绝世无双”[2]的赞誉之词。显然,胡氏是偏爱曹植的。他还说:“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3] 因此,“三曹”,即曹操、曹丕和曹植为建安文学的代表,是历代多数论者的共识。事实上,也正是他们领袖群伦,与“盖将百计”[4]的建安文人共同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

“文章祖师”曹操

曹操不但是汉末建安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建安文学重要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20岁举孝廉,入仕之初便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强烈热情。汉灵帝时,宦官弄权,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不成,反为所害。曹操为此曾上书进谏,指斥奸邪盈朝。据《曹瞒传》所述,曹操执法不避豪强,因此得罪了皇帝的近习宠臣,“迁为顿丘令”[5],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曹操早年所作《对酒》一诗,称述自己所向往的太平景象,上至君臣关系,下至草木昆虫,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

据张可礼先生的考证,《对酒》很有可能是曹操30岁时任职济南期间所作。[6] 诗中“政教大行”的盛世图景,显露出曹操积极的政治态度,是曹操初期颇具代表性的诗作。曹操的性格不仅与当时重视人格修养的儒风有着较大距离,也与魏晋名士的标格自高不同,而更多地呈现出“尚通脱”、任性不羁的特点。杂言体诗《对酒》中所描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大同世界以及诗句的口语化,与其性格相映成趣。据王粲撰《英雄记》记载,曹操击败袁谭之后,“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松之引《阿瞒传》云:“(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8] 曹操恣意放达和不拘小节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这也是曹操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9]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然皆畏惧莫敢先进。势单力孤的曹操在荥阳与董卓属下徐荣大战,结果是曹洪让出自己的坐骑,曹操才得以逃脱。曹操不得已又去扬州募兵,然而士卒多叛,处境甚为艰难。作于这一年的《薤露》,历叙董卓之乱的前因后果、朝纲倾覆的混乱局面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薤露》很可能是现存曹操诗中创作年份最早的五言诗。[10] 此后,曹操败陶谦、迎献帝、破张绣、杀吕布。随着事业不断发展,其文学创作也日渐成熟,作于建安三年(198)的《蒿里行》,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歌写各地诸侯“军合力不齐”,反而“自相戕”,又有袁术称帝及频繁的内乱,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惨状,令人凄入肝脾,“念之断肠”。因其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故谭元春认为,此诗与《薤露》,“翻尽从来拟古门户”[11],这一论断极为精辟。因为《蒿里》不仅对汉代挽歌做了重大改造,也在诗史式的叙事中,表达了诗人深沉的感慨,确有开一代新风的气概。

建安九年(204),曹操攻占邺城,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大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的陈琳,得到了曹操的原谅和赏识,“建安七子”除王粲外皆已归曹,邺下文人集团开始形成。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安定,为邺下文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欢宴”[12]提供了条件,文人的书写内容触及到更加广阔的领域。建安十一年(206),邯郸淳、梁鹄、杜夔以及“七子之冠冕”王粲归附曹操,邺下文人集团进一步壮大,他们悠游岁月、诗酒唱和,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这一年在曹操身上也发生了许多大事:荣升丞相,收复荆州,爱子曹冲夭亡,赤壁兵败,丧失了有生之年一统天下的机会,这注定是曹操一生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赤壁兵败后,曹操更加意识到才士谋臣对一统大业的重要性。因此,他作《求贤令》以明自己唯才是举的决心。张可礼先生认为,《短歌行》(对酒当歌)“盖与《求贤令》作于同时”[13],有关此诗的创作时间和主旨,学界众说纷纭。清人朱嘉徵有“魏公一生心事,吞吐往复,满口道不出”[14]之论;清人张玉榖所谓“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15]的评点,均颇具代表性。诗歌感叹人生短促,倾吐求贤若渴、胸怀天下的壮志,有一种雄浑开张与沉郁苍凉相交织的艺术美感。

曹操的形象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沉淀,进入到我们熟知的文学世界,一步步演化成了“奸雄”。有人说他直率纯真,有人说他虚情假意;有人说他赏识英才,有人说他嫉贤妒能;有人说他一生以匡扶汉室为抱负,有人说他一生都想篡汉自立。但在文学领域,对于曹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历代文论家几乎无人有异议。清人吴淇云:“武帝制作,无不精妙,故铜雀台,后世得其片瓦,犹值百金。”[16] 足可见曹操在后世文人心中的地位。曹操的文学成就,对建安文学起到了“导夫先路”的奠基作用,同时也为中国诗歌打开了新局面。刘熙载称:“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17] 曹操诗虽仅存二十余首乐府古题,但内容丰富,涉及山水、时事、游仙、述志等,风格或“慷慨悲凉”,或“精能老健”,或“格调古朴”。其中,令后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是他表现“沉雄”风格的诗篇,如《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沈德潜评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18],全诗通篇写景,无一字议论抒情,而诗人却将万丈豪情融于沧海之壮景,句句可见其坚定的信念和博大的胸怀,吞吐日月,磅礴壮烈。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诗歌的“沉雄”之美,不全由语言生发,与高超的艺术技法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此诗的写景视角不断转换,先是由水流延至两岸的山川和小岛,视野刚刚聚焦到岛上的树木百草,又以“秋风萧瑟”的感受回到诗人本身。方东树曾赞曰:“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后惟杜公有之。”[19] 放眼文学史,当得起如此评价的文人,其实不多。

“文人帝王”曹丕

曹丕的历史功过与其父相比,可能更为复杂。仅据《世说新语》记载,他就有逼令曹植“七步成诗”、收用曹操群妾、毒杀曹彰等多件残忍歹毒、鲜仁寡耻之事[20],这与其在位期间提倡节俭、改革弊政、促进国家统一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就文化层面而言,曹丕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帝王”,在文学走向自觉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宁稼雨先生认为,曹丕“拉开了士人文化作为中国文化舞台上主角的大幕”,是一位“负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21]。

曹丕在建安二年(197)便随父出征,他说:“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22] 官渡之战后,曹操攻袁谭、袁尚,军至黎阳,年仅17岁的曹丕作《黎阳作》四首,表达了“救民涂炭”、拯时救世的大志。当面临曹魏集团的日益壮大、曹操被封魏公并偏爱曹植等新变化时,曹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与曹植的权力争夺上。从建安十六年(211)至二十二年(217),曹丕历经残酷的政治角逐,终于被立为太子。据《三国志》卷二十五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记载,曹丕被立为太子后喜不自胜,竟抱着辛毗的脖子说:“辛君知我喜否?”[23] 也正是在这一年,徐幹、陈琳、应玚、刘祯皆死于瘟疫,这场瘟疫与魏晋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曹丕在之后所作的《与吴质书》中,痛悼文友离世:“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之后便着手编纂这四人的文集。

影响中国文学史的另一件重要的大事,也发生在这令曹丕喜悲交加的建安二十二年(217),这就是《典论·论文》的创作。[24] 《典论·论文》中的作家及作品论、“文气”说、文体之辨,都为后来的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榜样,成为后代文学批评家学习的典范。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典论·论文》将文学的自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仅抬高了文学的地位,还对邺下文人予以安抚,鼓励他们潜心翰墨。这或许缘于曹丕深沉的政治用心,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士们的自我内省。如“建安七子”多有政治抱负,陈琳《游览诗》中所谓“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颇能代表他们共同的人生志向。但事实上,零落在各地的文士归附曹操后却很少得到重用。刘祯在作于建安二十年(215)的《赠五官中郎将》(其一)中有“过彼丰沛都,与君共翱翔”,尚不乏凌厉风云的壮志,而徐幹《室思》(其一)中的“端坐而无为”,则显得有些许落寞。“七子”尚且如此,其他邺下文人的境遇也可见一斑。出自曹丕之手的《典论·论文》,具有“钦定”的特殊性质,其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论断,潜移默化地使邺下文人认同了寄心篇翰的“不朽”价值,堪称是文学新变的理论号角。

说到曹丕的文学成就,不能不提现存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燕歌行》的创作时间已不可考,元人刘履在《选诗补注》卷二中推测,此诗可能是曹丕为五官中郎将时,“北征在外,代述闺中之意而作”[25]。从胡应麟“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26]的评价,到近年来学者们对《燕歌行》多视角的研究,足可见其美学价值。曹丕可以说是七言诗体的祖师,真正将七言诗体带入了文学殿堂。

沈德潜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27] 这一导源于胡应麟的汉、魏异同之论,将曹丕作为汉魏两代诗歌发展的转折点。具体而言,这是诗歌从配合音乐到追求辞藻、从言志到抒情、从直抒胸臆到含蓄宛转、从粗犷到细腻等一系列变化的转折点。曹丕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意义,由此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建安之杰”曹植

钟嵘《诗品序》称曹植为“建安之杰”,已给予了曹植极高的评价。曹植《白马篇》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与杨德祖书》曰:“勠力上国,流惠下民”;《求自试表》也有“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这都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热切之志,但渴求“自试”的他,却终其一生不得“自试”。在曹丕继位后,他更是如履薄冰,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从来宠贵起猜疑,七步诗成亦可危”[28],无论是曹植借放浪形骸以“自污”,还是“谄媚君主”以自保,都流露出他内心深重的无奈和痛苦,这也是后世文人对他寄予深切同情,以及“扬植而抑丕”倾向形成的重要原因。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已指出,文帝因“位尊减才”,曹植则是“势窘益价”,但后世仍不乏为曹丕翻案者,如王夫之便是“扬丕抑植”论的代表,他在《姜斋诗话》中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邪?”[29] 不过,清人吴淇所谓曹植“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30]的观点,仍可视为后世主流话语的代表。

学界常以曹操死、曹丕继位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为界,将曹植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或将建安、黄初、太和三期作为他创作的不同阶段,这充分地考虑到了曹植创作的连续性与时代背景。需要注意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曹植的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的《与杨德祖书》中追求不朽功名的蓬勃之气简直要从字里行间溢出,那么作于建安二十三年(218)的《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中则不乏怨愤之情,“仪有文才,子建赠以此诗,有怨刺之意”[31]。吴汝纶论《当欲游南山行》则更为直白:“此诗怨魏帝之不能容己也。”[32] 建安二十三年(218),于禁、曹仁等与关羽战于樊城,关羽水淹七军俘虏于禁,威震华夏。战事正危,曹操遣曹植率军驰援曹仁,而曹植却在此时喝得酩酊大醉,这令曹操对他失望之极。《赠丁仪》《当欲游南山行》或许正是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后,曹植心底怨愤的宣泄。故以建安二十二年(217)为界来确定曹植创作的分期,也许更接近实际。

曹植的悲剧并非简单的怀才不遇,其平定天下、救民水火的鸿鹄之志,与一生未能如愿、备受压抑的巨大反差,令人不胜唏嘘。曹丕代汉后对曹植的政治迫害,使曹植本就春冰虎尾的处境更加恶劣。曹植在一次返回自己封国途中,经过洛川,写下了流芳千古的《洛神赋》[33]。有人认为《洛神赋》写的是叔嫂之恋,洛神即甄后;有人认为曹植是借洛神以宣泄自己的苦闷;也有人认为洛神即曹丕,曹植对洛神的感情实际上是自剖心迹。对此赋的多维解读,也证明了其文学价值。美轮美奂的语言、想象世界的构建及洛神形象的塑造,不仅使此赋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也为曹植增添了耀眼的文学光彩。从继承的角度说,曹植的赋作在强化抒情性的同时也采取了汉大赋的结构方式,在表情达意上却跳过两汉赋作的“讽颂”功能而有回归屈骚的倾向。从后世接受的角度来说,曹植的赋作虽然在明清之前并未像他的诗歌一样得到充分重视,其对后世骈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与《洛神赋》的缥缈多姿相比,曹植临终前一年所作的《怨歌行》更是其真情的流露: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滕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连。皇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开金滕,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此诗借周公辅佐成王之事委婉寄托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周公最后能够得到成王的理解,周公辅成王也成为君臣相知的佳话,而他自己在曹丕死后,仍然得不到魏明帝曹睿的信任。两相对照,更突出了此诗浓厚的悲剧色彩。清人丁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34] 施补华《岘傭说诗》也说:“五言古诗,厥体甚尊,《三百篇》后,此其继起,以简浑为正宗。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后,唯陈思诸作及阮公《咏怀》、子昂《感遇》等篇,不踰分寸。”[35] 从五言诗的萌发到建安“五言腾踊”再到曹植,五言诗体最终定型,在这一诗歌史发展过程中,曹植的典范意义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建安十七年(202),三曹登铜雀台,曹植作《登台赋》,最得曹操激赏。清人丁晏《魏陈思王年谱序》说:“初王(曹植)以仁孝智达,魏祖特见宠爱,几为太子者数矣。”[36] 这说明曹植原本有自己的优势,并曾在夺嫡之争中一度占据上风。然而相对单纯善良的他,终究不敌心机深重的曹丕。《三国志》卷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而诚心不及也。[37]

《魏晋世语》全书已佚,裴注所保存的这个故事,是曹氏兄弟争嫡斗争的一个小小的侧面。它以典型细节形象地反映了曹植炫材扬己、不擅伪饰,因而终于失败的事实。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38] 曹植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志向高远,却始终“不得施于世”;他才华超群,加之后半生郁积了太多的“忧思感愤”,有着种种“人情之难言”,因而能取得非凡的成就,将一代文学推向高峰。正如清人严可均在《曹子建集校辑叙录》中所说:“子建之精光浩气长留天地间者,在文辞不在风节。”[39]

“三曹”均历经世乱。曹操、曹丕的军旅生涯和高居上位的经历;曹植人生前后期的巨大反差,尤其是他后期饱尝政治迫害之煎熬与怀才不遇之苦闷的体验,与一般文人相比,其人生和情感都具有极不平凡的一面。加之父子三人都有着过人的文学天赋,故能以生花妙笔,对他们别样的现实人生和情感世界,做出精美的艺术表现。因此,他们在乐府、诗、赋、文论等多个方面为后世文学开启了诸多法门,也赢得了历代文人的衷心景仰和高度肯定。在清人方东树眼中,曹操是“千古诗人第一之祖”[40]。王世贞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41] 目空一世的谢灵运更是宣称:“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继之。”[42] 父子三人均得如此赞誉者,在三千年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王世贞有诗曰:“崛起三曹后,横行七子前。预知千载下,重数建安年。”[43] 这是对他的友人胡应麟的称赞,其中以“三曹”“七子”作为诗美理想的标格,实际也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历代文士逐渐形成的共识。

注释:

[1][2][3][26][明] 胡应麟撰:《诗薮》,中华书局1958年版, 第131—132页,41页、149页、333页,131页,41页。

[4][梁] 钟嵘撰 :《诗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年版,第1页。

[5][8][22][23][37][晋]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18页、30页、238页、206页。

[6][13] 张可礼编著:《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1页、111页。

[7] 吴云、唐绍忠注:《王粲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页。

[9] 鲁迅著:《鲁迅全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1页。

[10] 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11][明] 钟惺、谭元春辑:《古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12]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明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14][清] 朱嘉徵撰:《乐府广序》卷九,清康熙十五年本。

[15][清] 张玉榖撰:《古诗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16][30][清] 吴淇撰:《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145页。

[17][清] 刘熙载撰:《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页。

[18][27][清] 沈德潜辑:《古诗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3页、62页。

[19][40] [清] 方东树撰、汪绍盈校点:《昭昧詹言》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68页。

[20] 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669、895页。

[21] 宁稼雨:《曹丕:负面人品背后的文化巨人本色》,《文史知识》2020年第4期。

[24] 关于《典论·论文》的创作时间问题,目前学界有多种说法,郭绍虞先生认为《典论·论文》创作于建安二十二年,此从其说。

[25] [三国魏] 曹丕撰、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28][明] 冯梦龙撰:《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29][清] 王夫之撰、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106页。

[31][清] 曾国藩撰:《十八家诗钞》,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9页。

[32][明] 张溥编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33] 关于《洛神赋》的写作时间,主要有“黄初三年”与“黄初四年”两说,一直悬而未决,此处存而不论。

[34] 任清编选:《清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页。

[35] [清] 施补华撰:《施补华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570页。

[36] [清] 丁晏撰:《曹集诠评》,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9页。

[38] 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12页。

[39]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第1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

[41][明] 王世贞撰:《艺苑卮言》卷八,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42][唐] 李瀚撰、[宋] 徐子光补注:《蒙求集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3页。关于谢灵运此论的出处,参见张继定:《“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出处考辨》,《台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43][明] 王世贞撰:《曩余为胡元瑞序绿萝轩稿仅寓燕还越,数编耳。序既成,而元瑞以新刻全集凡十种至,则众体毕备,彬彬日新,富有矣。五言古上下建安十九首乐府等篇,遂直闯西京堂奥。余手之弗能释也,辄重叙其意,并寄答五言律二章》其一:“穆穆清风至,泠泠白雪传。登坛牛耳定,绝代凤毛鶱。崛起三曹后,横行七子前。预知千载下,重数建安年。”《弇州续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