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2020年，葡萄牙及葡语非洲的文学生活围绕对确定性的追求展开，介入社会议题的趋势不再，写作的目的与对象多转为个体自身。诗歌创作以回归童年和家乡作为核心意象，在美好记忆中获得度过现实难关的力量。对经典文学的阅读和评论增多，文学评论者的贡献获多项大奖认可。非洲小说家普遍从个人视角入手，探讨写作与人生的关系，但也因现实影响流露出共同的存在焦虑。另一方面，多部葡萄牙长篇小说关注国族历史，补全过往叙述中的漏洞，希冀通过更全面地把握过去实现对现实更深刻的剖析和对未来的推演。

关键词 葡萄牙语年度文学研究 文学经典 存在焦虑 历史记忆

遭遇疫情、恐袭、天灾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后，葡语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随之变化。似乎在一夜间，社交隔离成为生活的新常态，在时间的真空里，更广泛、深入的内省似乎顺理成章。在熟悉且温暖的文字中寻求慰藉，这种本能的反应使得对经典的阅读增多，而对于确定性的需求，则让文学评论的重要性得到强调。在创作方面，近年积极介入科技、公平、暴力等社会热点议题的写作趋势有所转变，书写童年、记忆、家园等怀旧主题的作品获得更多关注。尘封往昔的时间胶囊被重新拾起，来自原初的乡情、亲情和友情发挥鼓舞的力量，帮助书本前的灵魂迎接世界的波动与震荡。

一、往昔的回归，经典的价值

在小诗《隔离存活指南》（“Instruções para sobreviver a uma quarentena”）的结尾，葡萄牙诗人努诺·茹迪斯这样建议：“把你要说的话节省下来，现在，希望你的话语/教你懂得去期待一场会面/到那时，再将攒下来的话全都吐露/也别忘了用手指朝记忆深处拂过/头发，并再次呼吸到生命的芬芳/它在简笔素描的微笑中闪耀。”感悟到这首诗中等待的甜美，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在波尔图出版社举办的2020年度葡萄牙词语评选投票中，占据首位的不是一众与疫情直接相关的语词，而是卢济塔尼亚人自认不可翻译的文化复合情感“萨乌达德”（Saudade）。这一词语包含了时间的三个维度，囊括了对昨日快乐的记忆与怀念，对现时无法重温过往的遗憾，以及对在将来回返幸福过去、获得最终救赎的期待。由于在民族语言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萨乌达德”渐渐被特殊化，成为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被视为葡萄牙语使用者、尤其是长期浸润在葡萄牙文化中的人所独有的情感。在（独特的）感受与（独特的）存在之间，就此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连接。诚如俄裔美籍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一书中的观察，很多语言都宣称自己有独一无二的对乡愁、思念的表达，“虽然每个词语都带有其语言的特殊的节奏，我们还是觉得，所有这些无法翻译的词语事实上都是同义词：都期望一种无法翻译的特质，渴望独特性。虽然细节和气味不同，浪漫的怀旧的语法在全世界确实是雷同的”。在2020年的背景下，人民无疑会怀念前疫情时代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这种情感是全球共同的，但选择与葡国魂纠缠至深的“萨乌达德”一词作为年度记忆，则明显体现出，在世界性的变局面前，葡萄牙人的首选是从本国的文化根基中汲取力量，努力找寻并捍卫岌岌可危的本地特质。

（若泽·路易斯·佩肖托，图片源自Yandex）

在本年度评价最高的两部诗集中，无论是茹迪斯的《回返田野场景》（Regresso a um cenário campestre），还是若泽·路易斯·佩肖托（José Luís Peixoto）的《回家》（Regresso a casa），均以“归来”作为标题的核心意象。曾经以“出发”远航作为国家认同根基的葡萄牙，转而被旅程另一端所吸引，这种心理转变更能说明当下的特殊性，以及在前路未卜的时节对于确定性的重视。两本书中并不缺乏对于全球议题的关注，如佩肖托以自己在朝鲜、泰国和中国游历的经历作为三组诗歌的灵感来源，而茹迪斯在《超越毕达哥拉斯》（“Para lá de Pitágoras”）里利用中国清朝女天文学家王贞仪的事迹呼吁两性平权，在《司法的问题》（“O problema da justiça”）中则讽刺繁琐的法律程序对道德追求的遮蔽。但是，占据主要篇幅和叙事重心的是仍然是本地的情感与记忆。在组织结构上，在转入三个亚洲国家前，佩肖托聚焦的是自己的家乡加尔韦亚什，是自己在该地度过的童年，是家乡的草木、旧邻还有不愿生子的母猫。在诗歌内容上，诗人首先重申创作的动机：“当我厌倦了对自己撒谎/我就开始写诗”，接着强调诗行连结人心的作用：“你和我于这行诗中同在”，最后则重申文字营造安全感的功能：“诗就是一个家/而家能保护我们”。当答案像古旧的玩具遭到损坏，像当今的航班动辄被取消时，坚信未来、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的力量，无法在荒诞的现在获得，而必须取自甜美的过去，从个人和民族文化的积累中获取勇气和智慧。亲情一向是佩肖托写作的动力之一，本书中他也继续运用平实感人的文字，和身处阴阳两端的亲属展开对话。而茹迪斯书写的主要是记忆与爱恋，尤其是记忆中被修饰的爱恋，是诗集标题所唤起的理想化的过去。诗人就像夜行火车中的旅人，在文学和个人记忆的幽谷中找寻那丝不安分的风，“以求所有的谜团得到解开，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星星映照的脸上/而身体躺在以香为餐的桌布上/渴求夕阳的甜美，在鸟儿的喑哑中力竭/还能重现清晨在恋人耳边吟唱的歌”。

在诗歌创作之外，茹迪斯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对西方文学的经典意象信手拈来，化用自如，这一直是他的作品独树一帜的魅力。在构成本土文化的诸多品类中，经典文学的地位虽然在近些年饱受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的挑战，却仍然在锻造个体认知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经典文学进行重读、推广与再诠释，于是成为“内省”之年葡萄牙文化生活的支柱。16世纪伟大诗人卡蒙斯的全集在四十年后获得新版；佩索阿之家重新开放；众多文化名流写给20世纪文学巨匠、被称为最能代表葡萄牙精神的米盖尔·托尔加的信件结集出版；灵魂歌者、法多女王阿马利亚·罗德里格斯的诗集在其百年诞辰之际也得以面世。由里斯本大学的三位文学教授编纂的《正典》（O cânone），则因其标题的野心和内容上的争议，成为年度最热门的文学话题。尽管编者辩称这不是一本字典或者百科全书，但正如任何排他性的榜单一样，大众的注意力总会放在落选五十人名单的大家身上，如索菲娅·安德雷森、卡多佐·皮雷斯和维尔吉利奥·费雷拉等，并就评价标准争吵不休。不过，组织者认为，这种讨论对于市场较小的葡国文坛会是一种促进，只要争议能让部分读者不满足于人云亦云，而沉下心去真正阅读经典，那就是此次计划的成功。经典的沉重在于，它以人造的权威质疑一切未曾研读者的水准，但在精神与信仰陷入危机的时刻，人们会产生普遍需求，自觉从经典文学作品中寻求共鸣，因为正视人类重大精神问题正是构成经典的基本特质。此时，经典本身也应当走下高塔，接受多元的阐释与解读，这不仅是它功能性的最佳体现，也是保持其长久生命力的前提。

经典不止关于作品和时代，还和评论者及读者的阐释与接受密切相关。本年度多项葡语文学大奖青睐成就斐然的文学评论家，从侧面体现了大众对经典的需求提升，从而带动了对阐释的需要。维尔吉利奥·费雷拉奖授予了科英布拉大学的佩索阿和萨拉马戈研究者卡洛斯·雷耶斯（Carlos Reis），表彰他在世界范围内捍卫与革新葡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至于葡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卡蒙斯奖，则应景地颁给了维特·阿吉拉尔-席尔瓦（Vítor Aguiar e Silva），一位毕生研究卡蒙斯的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在阿吉拉尔-席尔瓦看来，卡蒙斯这位国家史诗的歌咏者最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了解‘人’的奥秘，了解作为个人以及群体的一员，当面对胜利或失败，内心如何矛盾与挣扎”。身处剧烈震荡的世界，我们无法套用现成的理论达成理解，也许就需要借助文学，借助先贤对人性一针见血的剖析，守护在狂风中挣扎的火种；也需要更符合时代的文学评论，推动对于自身和他人境遇的反思。阿吉拉尔-席尔瓦恰逢2020年出版的评论集名为《冬日的收获》（Colheita do inverno），标题除了指向作家的耄耋之年在人生之旅中的位置，也是对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在当代式微境况的挑战，探索“精神食粮”这一司空见惯比喻的实际效能。此外在这样特殊的年份出版，令标题中的矛盾修辞又多了一层含义，希望民众面对凛冽寒风般的疫情，也能通过文学的阅读和思考获得丰收。

二、末日的阴影，存在的焦虑

米亚·科托（Mia Couto）在新作《绘制缺席》（O mapeador de ausência）结尾写道，所有未转化成故事的，都在时间之中沉没，作家就像古时顶着风雨守护火种的勇士，将旧时的沉默与缺席变成种子，记录我们的过去，从而理解我们的现在。科托此前的“帝王之沙”三部曲聚焦19世纪末的国族原初记忆，并凭此于2020年赢得瑞士扬·米哈尔斯基文学奖。但在《绘制缺席》中，这位莫桑比克的代表作家回归赖以成名的个人视角，通过描绘教授迪奥戈四十年后回归家乡贝拉，试图找回童年的记忆，引出70年代葡萄牙殖民统治末期的家族悲剧和社会动荡。故事中有将婚外生子当作侄子自欺欺人的诗人父亲，有黑皮肤情人被自己的白人父亲因妒枪杀的混血女孩，有为葡萄牙秘密警察卖命的黑人神父，还有向莫桑比克独立组织提供情报的葡国警察。身份是流动的，记忆是残缺的，视角是局限的，无论是公文、录音、信件还是供词都不可靠，但言说与书写是唯一等待救赎的方式，阅读与理解是仅有的实现救赎的手段。书中的一位女性表示，她期冀实现对外公的复仇，因为他害死了女儿，也就是她的母亲，而她复仇的方式就是将他写进书里，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垂死的老人却表示自己求之不得，甚至反过来劝慰外孙女，疗伤无法通过对他的铭刻完成，而是要书写她自己的故事。阅读他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身；书写自我，则是为了成为自己人生真正的作者。

（米亚·科托与《绘制缺席》，图片源自谷歌和Yandex）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作为主角记忆探寻之旅的潜在威胁，2019年袭击莫桑比克的强热带气旋“伊代”发出危险的低喃。原本它更多是在譬喻与过去和解的艰难，无论是个人还是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尚未能与痛苦的往昔达成谅解，因此过往的梦魇随时可能回返，侵扰看似平静的现实；但在2020年纷乱的大背景下，这一象征的外延无限伸展，小到个人的消逝，大到世界的终结。2017年以来，莫桑比克北部频遭与伊斯兰国相关的极端组织袭击，成为全球疫情之外笼罩在本地民众心中的最大阴霾。书中的一位看门人兴高采烈地讲述气旋将要来袭，叙述者将他视作受上帝选定宣告天启的信使，这种末日的焦虑在近年来的非洲葡语文学中并不鲜见。

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在莫桑比克岛定居多年，他在2020年出版的《生者与余众》（Os vivos e os outros）也以该地作为主要场景，并同样以世界末日的设定作为全书叙事动力。非洲各国的数十位作家来到莫桑比克岛参加文学节，却发现小岛与外界沟通的方式突然全部中断，断网断电，船只因暴风雨无法出海，唯一与大陆连通的大桥也被雨雾覆盖无法通行。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节仍然照常进行，作家间也在不断进行交流、阅读与创作，直到他们猛然发觉，自己书中的人物似乎进入了现实，并与活人展开了互动。接下来的写作似乎进一步影响了现实，笔下的小男孩在废墟之中挖掘出世界，而小岛也在第七天与外界恢复了实时通信。

写作源于生活，生活也被写作影响，或者说生活就是写作。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莫桑比克岛可以是自己心中任意一块乐土，因为书中不断强调，人的最大天赋是创造，甚至在所有的已知世界都已终结之时，创造力也可以为个人和群体开辟出新的天地。《生者与余众》采用了《圣经·创世纪》的七日框架，诸位作家的能力近似于神，他们的奇思妙想不再停留在纸上，而是可以影响现实，就仿佛是对《约翰福音》“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的注解。然而，这些作家也无一不是阿瓜卢萨的创造物，从而引发了新的疑问：当全书完结，这位创世者如神一样在第七日安息后，书中的作家们又会开始或继续怎样的生活？临近结尾，主角本西莫尔从陌生人手中获得了关于自己人生的书，里面不仅事无巨细地描述了他隐秘的过去，也叙述了他会被妻子和好友背叛的未来悲剧。时间、永恒、生死，哪怕是书写者本人，或许也只是别人书中的提线木偶，当我们之前的人生都按照他人写下的剧本上演，是否就意味着无法在未来自由书写自身的轨迹？同在末日背景下，同样以作家作为主视角，同样强调书写与人生之间理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米亚·科托与阿瓜卢萨这对挚友的新作显露出某种共通的存在焦虑。

（《忘却之书》与翁贾基，图片源自Yandex和谷歌）

作为在本世纪初崭露头角的非洲葡语作家代表，来自安哥拉的翁贾基（Ondjaki）也迎来了其文学生涯的第二十个年头。时隔多年回归长篇小说，《忘却之书》（Livro do deslembramento）延续从首秀作品《同志们早上好》（Bom dia camaradas，2001）就开始的叙述脉络，将场景设置在八九十年代的首都罗安达，以作家本人为原型，讲述少年的记忆与成长。翁贾基一向善于且享受将真实记忆与虚构情节纠缠交错，在人生中创造文学，又在文学中重构人生。葡语标题中的“忘却”（deslembramento）与“目眩神迷”（deslumbramento）仅只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本书中试图达到的效果也是如此，不断修改记忆，并由此给记忆复魅。“我们铭记，记住的究竟是能够被记住，是编造出来的，还是让我们知晓如何生活的记忆？”一个个闪回片段彼此独立，却保留了情感上的关联，读者很容易被其中独特的叙事魅力所感染。周末偷偷溜进学校操场，与邻街的足球队开展人数不对等的较量，之后面对老师体罚的威胁，编造著名诗人来给他们当裁判的情节，借此成功逃脱；圣诞节时法国邻居赠送巧克力给全家，男孩夜里按捺不住，下楼全部偷吃干净，之后体会到姐姐的不满，也会主动去摘芒果，期冀借此换回更多的巧克力做回礼给姐姐。透过男孩懵懂的双眼，这些陈年琐事被赋予了一层鲜活的滤镜，让读者仿佛也体会到主角恩达卢的感受：“我感觉我们当时在那里玩的不只是足球，还是我们的一段人生。”直到全书最后一章，翁贾基少见地直接描述战争，讲述了1992年内战重启给罗安达民众带来的恐惧，但他的着眼点并不是大写的历史，而是身处极端环境下的安哥拉人如何依旧用欢笑迎接生活。若阿金叔叔会听BBC电台里所谓的专家对安哥拉战争的分析，以此和全家的实际经历作对比，并不停发笑，直到电池用光；恩达卢则会将每名家人冠冕堂皇地任命军职，哪怕电话已经被切断，他还是封自己为电信通讯员，甚至刚出生的小表妹也成为“未成年人部和哺育中心”负责人。当姨妈询问他从哪儿想到的这些主意，恩达卢的回答是“在安哥拉无需编造什么，也许是城市给了你故事，也许是街道，也许是学校，又或者是在每个家庭里都有装满故事的宝箱”。翁贾基对叙事与人生关系的思考比两位前辈更为洒脱，无需辨析真假，只需微笑面对。

三、遗忘的幽谷，历史的重啼

如果说非洲作家本年度的创作普遍围绕个人经历，强调个人的童年记忆和创造能力，与之相对的，两位素以段落冗长、结构繁杂著称的葡萄牙小说家，则不约而同地在新作中尝试重新编织国家记忆的脉络。若昂·德梅洛（João de Melo）的《声与影之书》（Livro de vozes e sombras）是第一次涉及亚速尔解放阵线（FLA）的文学作品。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推翻实行独裁的“新国家”政权，之后陷入历时数年的政治动荡。过渡政府一度呈现突出的左转倾向，让部分保守势力和帝国分子感到恐惧，因而将亚速尔和马德拉这两座位于大西洋的岛屿视作帝国最后的殖民地，试图推动本地独立。通过女记者克劳迪亚对解放阵线前成员马里亚诺的采访，本书用来自边缘的视角体察里斯本的政局变换。更具雄心的是，德梅洛还以独立作为共同的线索，在叙事中引入在非洲进行的解殖和内战，以及数十万葡人被迫成为“归国者”的历史进程，利用崭新的切入点展开宏大的跨大西洋叙事，引领读者重返当代葡萄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记忆之岛。

作为新时代青年，记者克劳迪亚对于70年代的剧变并没有亲身体验，剧烈的历史动荡对她而言原本就很遥远，就像听不明的低语和看不清的阴影，但探究真相的勇气让她接受了马里亚诺可疑的要求，前往他安排的隐秘地点进行采访，并冷静、坚强地面对这位法西斯殖民主义者，一位怀旧、偏执、暴力且不自知的历史幽灵，并在报道被主编驳回后坚持不懈。书中的一位盲女说到，战争就像渗入骨髓且永远排不出去的毒药，因此她只想成为一个陷入对外扩张的疯狂之前的原始国家的女儿。“是过去决定了我的命运。所以我对它不满，也为它惋惜。”从国家层面上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彼此相连，当下对往昔的还原需要尽可能全面。长期以来，对康乃馨革命的叙述过于聚焦本土和非洲的因素，而忽略了它对大西洋岛屿的深切影响，因此很难实现对历史的有机理解。赢得自治后，马德拉和亚速尔依然处于葡萄牙国家想象的边缘，与对历史理解的缺失密不可分。而在个人层面，了解过去，尤其是在个人经验范围之外的过去，同样是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尊重过去，让历史的声与影化为实体，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通过聚焦亚速尔和非洲的地方境遇，将葡萄牙国家身份的再建构问题化，德梅洛展示了在“我”的问题占据写作主流的新时代，将“我们”的国家历史作为文学主题并未过时，重要的是在个人和集体的叙事与认同中找到彼此的交汇点。

（《花语字典》与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图片源自Yandex和谷歌）

作为在世葡萄牙作家中公认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出版了也许是封笔之作的《花语字典》（Dicionário da linguagem das flores），同样考察了国家历史中一个具体的时段。本书继续采用他惯用的意识流杂语叙述，若隐若现的主线索则围绕着被主流历史记忆淡忘的一人（儒利奥·福加萨）和一书（1863年出版的《花语字典》）。福加萨曾是上世纪葡萄牙共产党的重要领袖，却因后期主张“和平转变”，与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全国起义”的政见产生分歧，地位逐渐边缘化，最终因不为人知的原因被开除出党，对于他的历史记忆也因此模糊不清。但本书并没有赋予福加萨本人发声的机会，书中的他就像不存在的影子，读者只能通过与他产生长短交集的不同人物，借助他们支离破碎的阐述完成拼图：一位深入工农阶层的革命者，积极参与群众宣传，面对秘密警察的酷刑与关押仍坚守信仰，从未出卖过同志。23个人物，23个章节，对应着葡语里的23个字母，用每个人的记忆组成活生生的字典，这本字典的内容既是福加萨这个谜团般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中叶葡萄牙国家的历史，是高压政治下人性最光辉的勇气和最卑微的懦弱。第24章则摘抄自19世纪的《花语字典》，一本在装修更换地板时发现的破旧老书。字典在全书多次出现，作为连接一片片花瓣的花柄，是锦簇花团的重要组成，让这本书成为书中之书，典中之典。

一般的字典是客观的，但无论是哪本《花语字典》，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关怀。“时间消灭了无数帝国，却无法毁灭［花儿］这象征性的话语，它带着所有的表现形式存活至今”，并且“只需给花儿一点灵魂，就能让它的话语次第演化，直到有一天变成普适的语言”。19世纪的花语局限于情人间的甜蜜告白，但在安图内斯笔下，它的象征对象得到延展乃至翻转，一方面呼应着书中人物处理感情时的生涩，以及个人选择面对的社会压力，如福加萨的同性恋倾向、姐姐对音乐女教师未曾吐露的爱恋，以及革命事业的保密要求给亲密关系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也通过19世纪的字典与21世纪的小说在拼写上的不同，突出了时间给话语和记忆留下的印记。“温柔，不知道为何，让我难过”，而记忆“让我感动，但同样地痛”。只要离开了童年，痛苦就会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沉浸在往昔的伊甸园，想象自己在母亲怀里无惊无惧的时光。

结 语

（莉迪亚·若热，图片源自谷歌）

2020年，葡萄牙女作家莉迪亚·若热（Lídia Jorge）荣获拉美富有盛名的瓜达拉哈拉罗曼（前胡安·鲁尔福）文学奖，成为继洛博·安图内斯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葡萄牙作家，获奖理由是她的作品从文学的高度展现了个人如何应对历史的大事件。同年，莉迪亚参与电台节目的文字稿经过整理，以杂文集《所有的含义》（Em todos os sentidos）出版，其中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作家作了如下解读：“如果你们问我过去的意义，我的回答会这样开始：‘很久很久以前。’如果你们问我现在的紧张局势，我的回答会这样开始：‘很久很久以前。’而我对未来的期望不可能不包括这套预测之法：‘是的，很久很久以前，未来将会这样发展……’”这个回答精妙地概括了本年度葡语文学的几大趋势：经典的复归、怀旧的心理、写作的内化，归根结底体现出动荡时局下对确定性的追求。在人心纷乱之时，文学应当承担起对生活的责任，用共鸣抚慰人心，用坦诚赋予力量。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