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毫无疑问，鲁迅的文学影响是世界性的，但就笔者研究所见，其中对于缅甸的影响尤为显著，只是我们对此的了解和研究至今仍显不足。“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②近现代以来，随着中缅两国经济文化往来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文明成就通过译介，持续推进着缅甸汉学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方面，一些中国作家在缅甸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仅促进了缅甸翻译事业的繁荣，而且推动了缅甸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其中首要的当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鲁迅。中缅友好协会曾经多次举办纪念鲁迅的活动，佐基（Zawgyi）、貌廷（Maung Htin）、扎瓦那（Zawana）、红鹰（Lin Yonni）和德贡达雅（Dagon Taryar）等缅甸著名文学家都在活动中诵读过鲁迅，包括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③。

鲁迅在中国的地位类似于缅甸和平国父德钦哥达迈（Thakhin Kodaw Hmaing）在本国所受到的无上推崇，不过鲁迅在缅甸亦颇负盛名，可以说缅甸人民像关注德钦哥达迈一样关注着他，如在缅甸蒲甘（Bagan）出版社2007年出版丁貌敏（Tin Maung Myint）所著《世界名人的偶像》一书中，便辑录了赞美他们二人的文章《德钦哥达迈和鲁迅》。当时的中缅两国历史背景颇有相通之处，同样是处于遭受殖民侵略的封建王朝时代，方方面面无不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冲击，迫使其偏安一隅的小农意识与国家危亡忧患意识的觉醒之间产生着冲突的张力。缅甸以中产阶级为主力的革命者，希望团结数量最为庞大的社会底层民众来共同反抗压迫；在对他们进行启蒙时，鉴于国内华人人口数量的众多占比，以及他们对于中国作家鲁迅不同程度的了解，缅甸翻译家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聚焦在鲁迅身上，先后至少曾有十二位著名缅甸翻译家译介过鲁迅的作品。如果说“海外汉学研究的基础是汉学家，是人物；抓住了人物，就会有文献、有著作，有历史活动”④，那么要研究鲁迅作品在缅甸的传播及其影响，就当然不能忽略这十二位鲁迅作品的译者。

缅甸的文学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上古文学（？—1287）、封建王朝时期文学（1287—1885）、殖民统治时期文学（1885—1947）以及独立后的缅甸文学（1948— ）。在这十二位翻译家当中，除了明丹（Myint Than）、叶特（Ye Htet）属于独立后的缅甸文学时期，其余都是殖民统治时期的著名翻译家。其中辈分最高的敏杜温（Min Thu Won，1909—2004）是号称缅甸“实验文学家三杰”之一的开拓者，于1989年1月29日译毕中缅交流史上诞生的最早文学作品《骠国乐》，并于同年5月在《数码娃》杂志上发表。他曾在1961年到访过中国，并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于其子吴廷觉（U Htin Kyaw）任缅甸总统期间，即2017年4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敏杜温的中国缘》中缅双语版。貌廷最大的成就则是创作了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印度文、俄文、日文等多种语言的经典小说《鄂巴》（Nga Ba），“他也曾访问中国，跟老舍、茅盾都见过面”⑤。1976年，他自编的世界各国文学简史《世界人文指南》系列丛书由缅甸文学宫出版社发行，共七册，其中包括《世界人文指南——中文和日文的历史》，被缅甸读者们视作中国人文简史的经典书籍。在该书中，作者从盘古开天一直讲到毛泽东，其中就包括鲁迅的生平简介及其代表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缅文名翻译，以及对阿Q精神的解读，称“阿Q内心也充满革命的想法，但是没有人给他机会。像阿Q一样的贫困农民只能‘顺其自然’，听从于命运的摆布”⑥。东敦枝吴哥哥基（Taung Twingyi U Koko Kyi，1913—1981），是一位革命作家，所以一生翻译的大都是有关革命的作品，比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刘少奇《论党》，以及包含介绍朱德元帅生平事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等。德多（Thet Toe，1913—2003），原名吴欧佩（U Ohn Phay），是缅甸现当代最著名文学家之一，诗人、翻译家，曾翻译编撰出版鲁迅、巴金以及中国唐传奇等作品，其《世界短篇小说及德多的阐释》（1965年蒲甘出版社初版，2002年9月池萨雅（Chitsayar）书局再版）即收录有相关中国作家的作品。妙丹丁（Mya Than Tint，1929— 1998），是有一定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翻译家，翻译过大量西方文学作品，也翻译过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其中，1988年出版的《红楼梦》缅文版便是很多中国人研究的对象；2016年11月多民（Toe Myit）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水浒传》，这一译著在缅甸国内也产生过极大的轰动。貌奈温（Maung Nay Win，1930—1991），跟东敦枝吴哥哥基一样，也是位革命作家，尤其擅长翻译革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有《跟随毛泽东长征》（陈昌奉）、《小兵张嘎》（徐光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等。梭咩（Soe Myaing，1931—2006），作家，也是高中校长；他翻译过国外的各种英文小说，其中有关中国的主要有《鲁迅选集》和茅盾所著的《子夜》等。谬温（Myo Win，生卒年不详）是最早翻译鲁迅作品的人，但他和昂赞（Aung Zan，生卒年不详）、哥达（Ko Tar，生卒年不详）在缅甸的影响都相对较小，他们的情况均将在下文提及。明丹（Myint Than，1949—），是最杰出的缅甸现代作家之一，不但翻译过鲁迅的多篇作品，还翻译过《老舍小说全集》《王安忆的短篇小说》等。叶特（生卒年不详）作为作家的名声在缅甸不是很大，著有《中国哲学与典型的文学道路》一书，2017年由月拉野（Ywethla Yite）出版社出版。

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二位中文翻译家当中，着手翻译《鲁迅全集》的是梭咩，但大多中国人最熟悉的却不是他，而是敏杜温和妙丹丁，只有缅语系的学生相对会熟悉梭咩一些。到目前为止，东南亚这些国家中的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已有关于鲁迅作品在本国的传播研究，而唯独缅甸还没有进行过相关的研究。这些但凡译介过鲁迅的国家，作为首部作品译介的，要么是《狂人日记》，要么是《阿Q正传》这样两部鲁迅最具代表性的小说。缅甸也不例外，其中首开鲁迅译作出版风气之先的，就是谬温在丁温书社（Tin Win）出版的《阿Q正传》；《典型文学论文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鲁迅的作品于1953年开始在缅甸传播，即缅甸作家谬温翻译出版的鲁迅的《阿Q正传》。”⑦而致力于系统翻译鲁迅作品的梭咩则于1966年翻译出版了《鲁迅选集（第一卷）》，次年又翻译出版《鲁迅选集（第二卷）》，这两卷选集均由雅某娜（Ya Mon Nar Sarpay）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以出版全球纯文学作品为主，一般不涉猎革命政治性文学。该出版社目前已经停止运营。这两卷《鲁迅选集》的目录分别为：《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译为《天亮时》）、《一件小事》《风波》（译为《茶碗里的风波》）、《故乡》（译为《原地》）、《阿Q正传》《社戏》《祝福》（译为《新年举行的一个祭祀典礼》）、《在酒楼上》（译为《在夜店里》）以及《幸福的家庭》（译为《一个幸福的家庭》）、《肥皂》《孤独者》（译为《躲避社会者》）、《伤逝》《离婚》《奔月》《铸剑》（译为《一位铸剑师》）……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收录在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里的作品。其中，《鲁迅选集（第二卷）》当中还包括《野草》《朝花夕拾》等集子里的散文作品：《秋夜》（译为《夏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译为《求乞者们》）、《复仇〔其二〕》（译为《复仇》）、《希望》《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觉》《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藤野先生》《范爱农》《赠画师》《悼杨铨》。

此外，缅甸文学之父敏杜温（Min Thu Won）于1956年出版了自己的专著《鲁迅》，该著作由慢卡哪文学（Mankanat Sarpay）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于2007年进行了再版。2015年8月，塞古瞅瞅文学（Seikku Cho Cho）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此书，塞古瞅瞅文学出版社属于深受缅甸当代青年人喜爱的一家知名出版社，对于稿件的质量要求极高，通常出版发行的都是之前已然在社会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作品。敏杜温的这本《鲁迅》内容包括鲁迅一生中的主要事迹，还有其作品《一件小事》《风波》、冯雪峰的《鲁迅的文学道路》（被拆分成《鲁迅的文学》和《鲁迅的道路》），以及鲁迅的一些照片等。1956年，仰昂敏加德（Yanaungmyin Kyitar）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编写的小册子《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妙丹丁在1957年5月用笔名妙丹（Mya Than）在《数码娃》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狂人日记》的译作，该杂志专事翻译海外文学作品。《鄂巴》的作者貌廷则于1964年翻译了《起死》，发表在1964年10月《维达依》（Ngwe Tar Yee）杂志第52期。1974年，貌奈温通过文学世界出版社（Sarpaylawka）翻译出版《鲁迅的革命文学》，其中收录的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关于鲁迅的评论文章；同年，妙丹丁又在塞古瞅瞅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自己主编的《20世纪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选》，其中收录的唯一中文作品即是鲁迅的《故乡》。此书后来又由该出版社分别在2013年和2018年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东敦枝吴哥哥基在1975年翻译了《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收录于由文学友谊（Sarpay Mate Swe）出版社编辑的《新文学小说集》。据记载：“1975年德都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选》中，选录了14个国家的36篇作品，其中包括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药》等4篇。”⑧但目前能够找到的是娃某昂（War Moe Aung）出版社于1995年5月出版的缅文第二版《世界短篇小说》两册中的第一册，落款处显示他完成于1968年6月20日。随后，妙丹丁于1976年1月翻译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发表《三订》（San Thit）杂志上。昂赞1962年1月同妙丹丁一起去北京鲁迅故居参观，对许广平进行过采访。1979年10月，他编写的鲁迅传记《鲁迅或黑暗时代中的英雄战斗者》通过随贝您文学（Shwepanenyin Sarpay）出版社发行了1000册，2017年10月由妙南达文学（Myanandar Sarpay）出版社再版，改名为《中国民族文学家》。该书主要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但没有涉及他的情感经历和家庭生活。1981年11月，妙丹丁又在《钦》（Chin）杂志上翻译发表《一件小事》，题目译作《破衣服下单纯的心》。1995年12月，他继续发表了译作《在酒楼上》，题目译作《希望和失望》，刊载在《榜微迪》（Pan Wai Thi）杂志上。明丹则于2004年5月在破瓦书局（Phoewa Press）翻译出版了《鲁迅短篇小说第一集·在旁边鼓励》，其中收录有《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译作《不重要的一件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等7篇小说。此外，叶特还翻译过鲁迅杂文《生命的路》，收于前面提到的《中国哲学与典型的文学道路》一书。2013年，哥达在某耶文学（Monyway Sarpay）出版社出版《一位作家的记录》，此书主要记载的是他的生活日记和文学创作，总共13章，而其中第13章内容记载的便是他翻译的鲁迅《野草》中的3篇：《题辞》《希望》《求乞者》。

虽然看上去鲁迅小说缅文版最早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而当时缅甸的反殖民战争已经结束，鲁迅的作品似乎对于革命精神的启蒙意义已经减弱，但实则不然。一方面，由于殖民时期政治上的审查和经济上印刷技术有限，期刊大多夭折，完整本书籍很难印发，一些发表在期刊上的译作往往也只有一个或几个章节，故而鲁迅的小说在当时有些只能是片段式的翻译，且往往会被查封，不过其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二战”结束之前，鲁迅的译本在缅甸未能得到留存，这也恰恰证明了“不管是如何伟大的作家，时代的特征和变化都会影响其传播的顺畅程度”⑨。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政权面对空前的历史变革，急需向他国借鉴经验，为了文明制度建设和民族性格培养的需要，人们再一次关注到了鲁迅。于是，直到缅甸实现国家独立之后，鲁迅的作品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出现完整的译本。而且，重新进入缅甸人民视野的鲁迅很快得到了缅甸数位顶尖级文学翻译家的青睐。

作为鲁迅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唯一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先后在1966年和1975年分别由梭咩、东敦枝吴哥哥基翻译成缅文。梭咩的译本收于《鲁迅选集（第一卷）》，并保留了原文的小标题：《优胜记略写》《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阿Q正传》还曾被选入缅甸外国语大学硕士班的教材当中。“阿Q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差不多是国人集体记忆中的一个文学形象，尤其是他身上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体现了我们自身民族性格中的弱点，也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人性弱点，这样的经典人物超越时代和地域，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鲁迅先生当初塑造阿Q的目的是为了启蒙，为了暴露民族的弱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只要阿Q这类人物还存在，这部小说就必须传播给民众，而纵观《阿Q正传》的传播史，我们可以从中探寻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⑩正是基于阿Q这种在时间和地域上的超越性，多个国家都出现过阿Q的仿写和续写，而在笔者看来，缅甸作家貌廷 1947年通过《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鄂巴》应该算是其中最为成熟和成功的一部作品。尽管作者未曾明确谈及该小说男主人公与阿Q之间的关系，但是不难看出，农民鄂巴与鲁迅笔下的阿Q在遭遇上有着极大程度的相似性，因而《鄂巴》之于《阿Q正传》的借鉴，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况且作者本人也从未对此有过异议。有研究者亦曾如此明确写道：“貌廷的《鄂巴》也明显受到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我们从两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对两个主人公的介绍，鄂巴与地主吴达刚、阿Q与赵太爷的关系，鄂巴的结尾与阿Q的胜利等几个方面都隐隐约约可以发现某些相似之处。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饱受摧残的遭遇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貌廷《鄂巴》中的鄂巴也被塑造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形象，他令人可怜同情，同时也使人不满气愤甚至可笑。所以尽管两个典型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并不相同，但的确有着某些共同之处，难怪有些缅甸华侨曾把《鄂巴》这一书名译成《阿八正传》。”⑪

同文学交流与互鉴的普遍规律一样，缅甸本土文学创作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和参考亦非生吞活剥，而是有意识地结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从而令自己的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不仅助动了本国文学的发展，甚至也对华语世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在1958年11月出版了《鄂巴》的中文译本，并于1959年9月再版。而且中国还以该小说为蓝本改编拍摄了电影《鄂巴》。不仅止于此，《鄂巴》在中缅以及其他很多亚欧大陆的国家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力。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鄂巴》的创作时间其实明显早于《阿Q正传》被引进缅甸本土的时间。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对鲁迅作品的模仿先于鲁迅作品在本土的译介，亦并非个例，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存在有这样的例子。对于出现此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无疑跟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必然的关系，要知道，当时的缅甸汉学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即中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不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而多是从英文译本进行转译的。所以，在《阿Q正传》被以缅文形式引入之前，貌廷接触英文版《阿Q正传》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而《阿Q正传》的英文版本早在1926年即由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为梁社乾⑫。再则，貌廷本身也是一位英文翻译家，用英文译介过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文学作品，如他翻译编撰的《世界短篇小说集》（蒲甘出版社1972年出版，雅培文学（Yarpyi Sarpay）出版社2000年再版）一书就收录了世界各国的38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鲁迅的《起死》、老舍的《抱孙》，以及译名为《真爱》的《李娃传》这三篇中文小说作品。可见，貌廷应该很早就从英文世界里熟悉了鲁迅的作品。同《阿Q正传》一样，《鄂巴》也被缅甸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德贡达亚称作“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⑬，这面镜子从人物到环境几乎都可映射出《阿Q正传》的影像。

鲁迅小说在缅甸得以广泛传播，也与他的乡土情怀不无关系。因为缅甸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鄂巴就是一位典型的缅甸农民。鲁迅笔下农民所暴露出的国民性缺陷，在殖民地时期的缅甸农民身上同样存在。鲁迅大量以农村和农民为背景的小说很容易引起缅甸人民的共鸣。《鄂巴》成功地反映了抗日斗争这一历史时期广阔的农村社会现实生活，讲述了一个软弱善良的农民在重重剥削下经历了一系列苦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阿Q的影子集中体现在男主人公鄂巴和反派人物朴斗的身上。鄂巴从出场时就是一个容易满足，对自身的处境不加思考的形象。甚至连名字都无所谓，“对他来说，不管怎么称呼他，农民不还是个农民吗！”⑭（为方便中国读者了解起见，我们特意选用了《鄂巴》中译本）这体现出来的是他放弃了自我，虽然他有名字，事实上跟没有名字的阿Q一样。鄂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淳朴佃农，日复一日辛勤劳动，他的思想其实很简单，自始至终就是觉得农民不论到了哪个时代也还是种地，最好的情况不过就是多种几十亩地罢了。虽说他对一些事物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但往往忍辱屈从，安于现状，没有更多的追求，很多事物他都满足于梦里见一见就足矣。例如，听说仰光大金塔怎样辉煌之后做了个梦便算见过，根本不想要走出村子去仰光看一看。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他想的不是什么反抗和正义，而仅仅是欣慰于梦见妻子带了一个日本人来替自己坐牢。他的生活愿望仿佛都是在梦里、现实中，他只想一成不变地种地，唯一有所期待的就是找个女婿能帮自己种更多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此外，只是想想自己祖父先前阔过的样子，他也就很感到心满意足。然而，鄂巴在农民里又算是一个机灵的人，因为他结识一些有钱的人，还了解要和英国作战的日本有廉价瓷器出产；有时还能提早知道一点战争的消息。此点与阿Q颇为类似，传递些许小道消息就可让他感到自己的价值，不一样的是，鄂巴倒是希望自己的消息能够让农民朋友早做准备，而不仅仅是用来提升自己受关注的程度。但问题是，鄂巴之于战争的提醒似乎又并无大多意义，因为其本身对战争压根就没有真正的概念，向来是把战争当成理所当然的家常便饭的。

对于地主收租，因为从祖辈就是如此，故而鄂巴也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合理。如果感觉要交的佃租实在高了，他也不过就对地主吴达刚说一句“你看着办吧”。他被洗劫一空的时候，是吴达刚借给他钱应付难关，因此他便认定吴达刚是个大善人。鄂巴品性憨厚善良，不愿以恶意去揣度别人。在他的眼里，所有的劳动者都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种族国家。对于压迫者，他以为，只要你主动去巴结他们，他们就会倾尽全力对你好。尽管鄂巴像阿Q一般怯懦，但他还是有些同情心的，如朴斗趁着所谓革命的时机抢劫何依的时候，鄂巴会用充满关怀的语调安慰何依说：“有我们在呢！”⑮结果，他毫不犹豫帮何依藏起了松木箱。鄂巴在被朴斗砍伤后，开始了一连串的变故。他被诬陷为强盗投入狱中，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并不纠结于自己的冤屈。针对日本人的审问，鄂巴并不关心，此刻，他一心所想的是，与其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不如索性赶紧就把没做过的事情招了以求死得痛快。比阿Q幸运的是，鄂巴最终没有被处以极刑，他被日军释放后又抓去修了铁路。为了救他，女儿被朴斗欺骗，遭到日本军官奸污。未婚夫切吉为报仇参加了革命军。在鄂巴终于逃回家乡后，这一系列的深仇大恨使其萌生了参加革命活动的坚定决心。可是，对于革命到底是什么？鄂巴终究懵懵懂懂。既然革命者德钦谬纽曾经帮助过他，他便愿意无条件相信德钦谬纽，为他提供一切便利。至于他所参加的活动性质及其危险，可以说鄂巴是一无所知。等到德钦谬纽等人被捕英勇就义时，鄂巴就是顺乎本能侥幸逃脱，并找到了革命军，与切吉意外重逢。鄂巴之所以参加伏击，其初衷就是指望胜利了跟着分点东西。如果失败了，就听天由命。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明白，革命所追求的独立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

鄂巴觉悟不高，切吉对他讲国家的前途时，他虽然向往，心中想的却是：“所谓缅甸人的幸福，还不是诡计多端的一群有钱的市民们能够多吃一些白糖吗！”⑯他并不觉得国家的独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政治对于他显然不如自己的那几亩地重要。像鄂巴这样饱罹日本法西斯铁蹄蹂躏的缅甸普通农民，虽说能够理解缅甸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的意义，但是他却仍为英国统治者的归来而开心，因为先前有这位主子的时候，他的生活很是安逸。因此，在鄂巴看来，英国殖民者的归来意味着他的生活又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了。只要不像日本人那样逼得自己没有活路，鄂巴就可以满足。当然，鄂巴的满足始终就是盲目的，因为他的愿望始终就是天真的，以为只要努力就能有美好的生活。而当他用辛苦积攒的5000日元为女儿置办嫁妆时，才知道日元已被废除，他的愿望瞬间又灰飞烟灭了，他“把裹钱的纸套撕开，把纸币一张一张地搞散了，下面铺上了一些木块，然后进厨房拿出一块烧得通红的木柴把纸币烧着了”⑰。不过，呆呆地望着这堆火的鄂巴的“脸上显露出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⑱。高兴的是，他确认了日本统治时代的终结，难过的是英国老爷给他带来的新生活却是对他过去努力的否定。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他面前的火堆已经熄灭了，成了灰烬。鄂巴想依靠英国老爷们的幻想也随着鄂巴面前的火堆而破灭了。”⑲可见，鄂巴的身上体现出了阿Q平庸之善⑳的一面，隐忍顺从，只想苟活，不求意义，依靠“精神胜利法”的麻醉剂抵挡着所有的苦难和不幸。

而与此同时，作为反面人物的朴斗身上体现出的则是阿Q平庸之恶的一面。他是花了四安钱买到的革命者的身份，但他也同样不清楚革命到底是什么，只是政治嗅觉比较敏锐而已，几乎每个政党都会加入，为的就是得点会费，或者是到村民家里去“革命”，狐假虎威，抢夺些银圆。这些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阿Q，听说城里革命了，也跟着喊革命，想借机去庙里和赵太爷家捞一点好处。朴斗一度依仗着日本人的势力作威作福，而被洋主子抛弃时又摇尾乞怜。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反思了启蒙的问题，人们并没有真正明白革命到底是什么，仍然只是怀着一种小农意识去革命。显然，靠着朴斗这样的所谓革命者，缅甸是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的。如果说鄂巴的革命只是目的不明确，但客观上还有为获得生存权的努力，而朴斗的革命就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发财手段了，它只会加重缅甸人民的苦难。

这部小说中以米泼为代表的农民，突显的则是祥林嫂式的愚昧，她对于生活寄予的全部希望就是企图通过向神祈祷的方式来实现，而没有反抗的祈祷最终带给她的同样是彻底的绝望。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鄂巴》在借鉴《阿Q正传》的同时，也试图进行了超越。例如，作者自觉塑造出了像德钦谬纽这样真正的革命者形象，以及在革命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切吉。他们作为缅甸民族的希望，使得作品省略了《阿Q正传》那种悲哀的色调，同时亦冲淡了鲁迅之于阿Q所怀有的怒气。

就《鄂巴》的十三章目录来看，也仍能明显见出貌廷所受鲁迅思想的影响：

第一章 机灵的人

第二章 松木箱

第三章 害群之马

第四章 友谊的开端

第五章 帝国主义者

第六章 日本缅甸的“文明”

第七章 从地狱中来，到更大的地狱中去

第八章 吃人

第九章 消灭日本鬼子

第十章 国家的敌人

第十一章 革命旗子光芒万丈，太阳旗子暗淡无光

第十二章 印度父女头上的筐

第十三章 鄂巴的胜利

其中，“机灵的人”有一定反语的成分，阿Q每每优胜，也仿佛是很机灵，但真正暴露出的不过是其自作聪明的愚蠢实质。“吃人”则直接就是鲁迅针对中国历史的评价，而缅甸历史上也确实有过吃人的暴行。可悲的是，像鄂巴这样的农民世代对于吃人的历史皆无动于衷，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着吃人与被吃的历史。他们甚至还不如《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疯子，至少这个疯子比他们更清醒地看到了历史吃人的真相。“精神胜利法”作为阿Q的法宝，亦是鄂巴有时不得不用的伎俩。尽管鄂巴没有像阿Q那样，将自己受到的欺侮转嫁给更弱者，但在假想中获得满足的癖好却与阿Q相当一致。要说浑浑噩噩的鄂巴在目睹别人的不幸时没有幸灾乐祸，但事实上也的确是毫无作为，表现的仍是阿Q“不争”的一面。鄂巴同鲁迅笔下中国乡村中那些小人物们一样，在浑然不觉中心安理得地忍受着被压迫与被剥削。“鄂巴的胜利”则跟“大团圆”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革命胜利了，但是鄂巴却必然失败了。基于此，鄂巴在喊出“我们是缅甸的主人。我们的革命胜利了”㉑之后，“他又怀疑起来：究竟是什么样的革命胜利了呢？”㉒在鄂巴喊出这句口号时，我们仿佛又重温了阿Q被押赴刑场时那副茫然可笑的样子。设若说鲁迅的创作难免存在着一定历史局限，致使其更多注意到的仅是民众的愚昧麻木，而没有深入体察这种愚昧麻木背后的权力成因㉓，那么相对说来，《鄂巴》在这一点上却可谓青出于蓝。可以看到，貌廷对于鄂巴的命运有着更为深切的同情，而不仅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没有在批判鄂巴混沌度日的单纯层面止步，而是竭力去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表现出《阿Q正传》所没有的体恤和宽容。善良的农民尽管最终依然无知，但貌廷并未因此否定他们的善良。作者用满怀温情的笔触写出鄂巴们所经历的苦楚，没有居高临下的视角，因此赋予了这部作品《阿Q正传》所明显缺失的温度。

当然，鲁迅侧重于疗救国人的灵魂，故而以批判国民性为主，希望促使中国的阿Q们进行反思；他的关怀是以忧虑和急切的情感体现出来的。而貌廷侧重在鼓励缅甸人民的革命精神，他是意欲借助鄂巴这个典型人物呈示出缅甸大众在面临复杂民族矛盾时的觉醒过程。这也是阿Q这个形象的善恶两面被拆分到鄂巴和朴斗这两个人物身上的重要原因。鲁迅不留情面地指出国人从未取得做人的尊严，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欲做奴隶而不得”㉔和“暂时做稳了奴隶”㉕的更迭交替。无疑，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都是为实现其民族思想启蒙的目的，貌廷写作《鄂巴》的动机亦是如此，希望唤醒缅甸底层农民的自我意识，培养健全的民族人格，为进行伟大的革命反抗斗争而服务。我们注意到，在《鄂巴》的中文版里，“德钦族是我缅甸人”㉖一句被译成“我们是缅甸的主人了”㉗，这反映出的恰恰是作者的呼声。

鲁迅的文化批判有很多指涉的是全人类的弊病，因而他的启蒙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地域，事实已然证明，他的文学思想是具有世界性贡献的，诚如有学者指出：“在二战前的东南亚国家那里，鲁迅思想是殖民地人民抗击殖民主义统治的精神动力；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鲁迅思想和作品的传播起到批判传统负面价值、追求社会创新的推动作用。”㉘无论是《鄂巴》之于《阿Q正传》的借鉴，还是它之于后者的局部超越，所能证明的皆是鲁迅在缅甸文学史以及革命史进程当中起到的伟大作用。

［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张秋琳（HTAY HTAY MYINT），缅甸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注释：

①貌廷（1909—2006）：原名吴廷发，缅甸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主要作品有话剧《哥当》、小说《鄂巴》、诗集《背叛民族的敌人》等。

②万雪梅：《试论汉学翻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③敏杜温：《敏杜温的中国缘》，外文出版社，2017。

④张西平：《编后记：汉学家研究是汉学研究的根本和重点》，《国际汉学》2018年第3期。

⑤⑥Maung Htin：World Short Story Collection，Pub-lished By Yarpyi Sarpay，Second Edition on 2000 June，P.315、127.

⑦Minn Kyaw、Kyaw Aung、Maung Khinmin：A Collection of Typical Research Paper，Published by Sarpay Bike Hman，First Edition on 1992，P.327.

⑧⑪李谋：《中国文学与缅甸文学》，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201/00/200521_532074690.shtml.

⑨黄盈秀：《当今泰国鲁迅作品的接受度与新传播策略——以〈阿Q正传〉为例》，《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第1期。

⑩孟昂、金鑫：《〈阿Q正传〉在中学语文中的传播与接受》，《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⑫LU Hsün：The True Story of AH Q，translated by George Kin Leung，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Shanghai china.

⑬许清章：《又见貌廷——访缅甸94岁高龄作家貌廷》，《外国文学动态》2004年第2期。

⑭⑮⑯⑰⑱⑲㉑㉒㉗貌廷：《鄂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缅甸语专业师生集体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1、13、121、135、135、136、136、136、136页。

⑳路文彬：《中西文学伦理之辩》，中国文化战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

㉓路文彬：《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书屋》2003年第1期。

㉔㉕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㉖Maung Htin：Nga Ba P.98，Published By Myanmar Cupid PDF Creator Group，2020 on March.

㉘王家平：《百年来鲁迅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学习时报》2011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