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言

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海啸效应，目前来看，还远远未到看清其眉目的时候。这场疫情所引发的国际社会组织应急管理、野生动物保护及环境平衡等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很多年内人类生活跌宕起伏的话题。生态主义崛起的基本背景，对发展—破坏—改造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环境成为社会话语的权重，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文学领域内的生态写作可谓恰逢其时，呼之而欲出。因此，往大处讲，与生态文学写作相关的座谈、讨论抑或访谈，不仅是要致敬先贤，更是为了举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旗帜，回应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

刘军：杨文丰教授好！您在大学里学的是农业气象学专业，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散文写作的？一般来说，散文写作的继承关系并不明显，成长经验会很大程度上塑造个人写作的基本面貌，而大学教育中的专业培养，作为个体经验中的知识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结合体，它并不必然渗透到个人写作的题材领域和风格形成过程，然而在国内生态文学的谱系之中，能够将自身所学专业和创作紧密结合的作家，您则是少数几个中的一个，能否结合您个人的专业素养谈一谈，您对生态文学的关注源于何时？您最早关注的点位是什么？

杨文丰：1982年夏，我从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专业本科毕业，被分配到中国气象局直属湛江气象学校（现广东海洋大学）任教。当时国内文学正热，教书生涯有些按部就班，教余时间比较充裕，我觉得可以教余试试写作。我当知青时写过诗和小剧本，也写过小说，大学期间曾写科学诗。诗歌偶有发表，但成绩平平。从童年起，我就喜欢阅读，大学的每个寒暑假，我都会阅读当时刚开禁的中外文学、美学和哲学名著。

1983年夏，我带学生到湖北实习，在荆州画展上的一幅仙人球国画激发了我的写作灵感。我在大学宿舍的窗台上曾养过一盆仙人球。散文《仙人球情思》写成后，我寄给了《湛江日报》，没多久，在1984 年10月16日《湛江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出来，这篇1300多字的处女作中，我引入植物学知识写了仙人球的生存特点。这篇处女作的发表，让我的写作定格于散文，并在1986年第4期的《随笔》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三篇散文《窗》（署名海然）。

20世纪90年代末，徐刚先生的《伐木者，醒来！》广受关注。当时，《瓦尔登湖》（徐迟译本）已在读书界流行，我购了两本，一本寄赠给批评家奚学瑶先生，答谢他在《南方都市报》评论我的散文集《难得休闲》。《瓦尔登湖》的文字节奏较慢，我不太喜欢。世界绿色文学经典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尤喜1997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侯文蕙教授的译笔。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思想，让我深受启发。《沙乡年鉴》对我的影响，是启示性和标高性的，而且促使我以文学的形式探索生态伦理。

也是那段时间，我家附近那三个被我视作湖的池塘被“发展”填没。以前，我经常会在黄昏的湖边小憩看湖水。这促发了我的沉思，并在《南方日报》副刊发表了颇含生态思想的《池塘》。当时我已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一日长于百年》和加缪的《鼠疫》，在关心自然生态的同时，对这类含精神生态主题的名著也很有兴趣。

1998年秋，我因公访美，美国连绵的荒野，美加边境尼亚拉加大瀑布一带火一样燃烧的红枫森林，小雨里漫山遍野纯净透明美艳的枫叶，血一般静静地喷涌着红的枫叶，闪电一般瞬间就击中了我，大自然之美让我震惊。访美归来后，我对大自然的关注和认识多了份自觉，偶尔也冥想自然律的神秘含义，开始自觉关注美国生态文学和生态哲学，去书店常淘的多是这类书。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爱默生的《论自然》和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就是那段时间读的，我还重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和与自然较近的中国古代诗人如屈原、陶渊明和王维等作品。当时国内的生态文学主要是报告文学，写生态散文者很少。

刘军：新世纪前后，您的散文创作往往以科学散文或科学随笔而命名，随着作品数量的积累和风格的独特性，引起了批评和研究领域的关注。我注意到，相关批评文章多以“科学散文”的概念来剖析您的作品。我们知道，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进的，而在实践领域内的但开风气，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李存葆、徐刚等作家的报告文学，主打的就是生态文学的旗号。在这种情况下，您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科学散文”“科学随笔”有什么具体的考虑？

杨文丰：我的作品冠名“科学散文”，其实非我始为。2001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杂志“科学随笔”开栏并头条推出了我六篇《自然笔记》。这组散文是执行主编甘以雯约稿，她希望我写气象类题材的散文。尔后几年，《散文·海外版》的“科学随笔”栏还多次每期两篇专门推出我的拙作。我自己在天涯社区、博客和报刊上发表作品也是标“科学散文”或“科学随笔”，有时则标“自然笔记”。我的生态散文命名为“科学随笔”或“科学散文”，也未尝不可，因为既蕴含生态思想，也含科学视角，生态学毕竟是科学大家庭中的一个学科。依我看，生态散文所含的科学性如果较强，也可命名为生态科学散文。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写入不少化学知识，可我并不苟同有人将之定位为“科普散文”，事实上，卡森的写作目的也并非为了科普，但我认同其是“科学散文”。科普散文与科学散文还是有区别的：科普散文以科普为目的；而科学散文不排除有适当的科普性，但着力点还是作品的审美性、思想性，还关注社会，属于意义大于文学的散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人类已然生活于科学时代，科学散文无疑更有资格也更适合反映这个时代。科学并非只有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我认为《庄子》就是科学散文——伟大的社会科学散文。科学散文中，可不局限于只写入生态科学，也可融入心理科学、医学、数学、物理学等内容。我写《哀哉！植物人》，便融入了医学和心理学的东西。拙作《雾霾批判书》既是科学散文，也是生态散文，内蕴气象科学因素和社会科学思维，也内含生态省思、文化批判和审美性等。

科学散文未必都是生态散文，即使你写了足够多的科学内容，若并不涉及生态科学的话。散文本是以求真为基本特征之一的文学体裁，散文若舍弃求真，就会被小说取代。科学散文无疑比一般的散文更求真。科学知识、科学规律或自然律，本质上乃科学之真，是最本质、最纯粹的物事之真。以科学之真融入散文，作品的真实性显然要比任何其他散文更高。将科学视角引入生态散文或科学散文，并非我写作的最终目的，而是我认识物事的显微镜、透视镜和望远镜，是求真启智审美之视角，以让我可更方便、更精准地写出物事的真度、新度、深度和广度，以应和我所倡导的“形神和谐，启智启美”美学效应，以及相应的象征境界。真、善、美无法决然分开。科学之真无疑可丰富和提升散文的审美性。

刘军：就国内的生态文学写作尤其是生态散文而言，苇岸和胡冬林无疑是两位先行者。苇岸的创作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其写作范式真正产生影响则发生在其逝去十年之后；胡冬林的创作则集中于新世纪之后，经过《作家》《文学报》的推送，散文界逐渐认识到他的价值。作为个人，请您谈谈对这两位先行者的看法？他们所确立的新的散文写作范式与白话散文的历史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山林、谷地等自然条件的亲缘关系，我们如何启动生态散文写作的机制？

杨文丰：20世纪90年代，我和苇岸先生有些过从，他复过我一信，与您所提问题相关，不妨转录如下：

杨文丰：

你好！谢谢你的来信，迟复为歉。

我们九月一日开学，故才拿到你的信。

我赞同你信中讲的散文应扩大表现空间，及散文的特点是“散”的观点。（相对诗人来讲，我认为“后天的东西”于散文作家更重要。当然它是建立在“先天的东西”的基础上的）我最近在答《美文》的一项调查中，将散文喻为“文学的平原”，这是我对散文的基本理解。

我住在京郊县城的边缘。对于本质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来讲，它的这种脱离自然的趋势是不可思议的。你的专业让我很羡慕，我对物候知识仍是很欠缺的，国内这方面的书籍似也较简浅。就你所知，除了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学》外，还有这方面的较好的书吗（国内外）？

我一般上午在家，电话：010-69XXXX85。

祝撰安！

苇 岸

98.9.2

那次与苇岸通电话，他说刚从运河游泳回来，他的男中音与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一样，宽厚、沉缓、认真，可听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

苇岸是国内自然生态散文自觉写作的先行者，他的思想主要受梭罗影响，但我认为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也颇深，他一直心怀践行托翁“道德的自我完善”之愿望，一如他的素食主义。他的写作认真、严肃，注重自然观察，待万物以仁，忧患自然。《大地上的事情》首节所写的蚂蚁营巢，我认为也是借用了科学视角。他是已确立自然生态写作观的优秀散文家。他的散文，以文字的明朗、结实、宽厚、良善和感性取胜，可惜天妒英才，未能给他更多的时间，否则相信他可以写出在深度、广度上超越自己的作品。他非常推崇法国诗人雅姆的宗教诗，我揣测他是希望将自己的写作上升到宗教境地，他本质上仍是一位诗人。

我和胡冬林先生曾同获《散文选刊》2009年度的首届“华文最佳散文奖”，获奖散文十篇中，拙作《病盆景》叨名末位，他的《原始森林手记》排名第九。

胡冬林写了许多动植物，留下100多万字的《山林笔记》。他的写作已进入文化性写作。他在长白山大森林里生活，观察、体验、研究生灵的存在和表现，对笔下的动物极有感情，作品语言质朴、朴素、灵动，蕴忧患意识。他自觉将自己融入自然，融入森林，与森林同呼吸共命运，达到了以身心与万物平等的境界，这恐是大多数生态作家都难以做到的。雷达先生评价胡冬林的生态散文为“真正的天籁之音”，也指出他“作为一个生态文学家，作为一个肩负着人类使命的人，还需要出乎其外。从他整个文本来看，感性充分，理性较弱”。

苇岸和胡冬林的创作意义必然大于文学。但凡成功的生态写作，意义必然都大于文学。生态写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对作家的要求有些特别。对于一个生态作家，能否比他人更深入地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文字是否能更深入地将宏观和微观结合，是否能更个性化地进入哲学的堂奥，作为中国作家是否能够建构起中国风格的生态写作，乃至提出创新型生态伦理观，确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课题。我坚信生态写作是有可能涌现大思想家的，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所提的“土地伦理”，即是例证。

苇岸和胡冬林的写作，将人的地位放低，低至了大地，以求与写作对象拉近距离，以理解自然的心态观察、体验自然，忧患和反思生态困境，再触及人类面临的生存问题。这种散文写作在白话散文史上，在白话散文美学意蕴普遍缺乏、写作题材同一且老化的当今，无论在题材上和写作姿态上，我都认为已具拓展和革新意义，是对白话散文河流的拓展和延续。

在世界生态文学史上，许多生态作家都喜欢入住类似梭罗的“小木屋”或利奥波德的“沙乡”，这表明深入山林、谷地等自然条件，是生态散文写作非常直接、有效的方式，但这是否唯一的方式或机制呢？我认为未必。你能够入驻山林、谷地固然好——我也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这并非启动生态写作的唯一方式。选择何种生态散文写作机制，需根据作家各自的情况而定。

而您提出的写作机制问题，却引发我思考一个至为本质的问题，即生态散文写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作家须具备的生态思想和意识，良好的文字表现能力，善于发现和研究生态问题的能力。因为，生态文学写作主要还是“源”于生态问题，还有就是作家须对自然万物心怀大爱，等等。

一个作家的生态思想和意识，以及植物学和动物学知识，凭借进入山林、谷地，通过观察、体验，当然也可以获取，但这似乎很不容易。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得学习教科书上的东西——假如你一点也不具备这些东西的储备，纵然你天天生活在山林、谷地，也未必就能感性、理性和深入地认识自然物事。胡冬林先生入住山林后，亦很注重从书本上学习植物学、动物学知识。我要说的是，只要你可以掌握相关的生态写作软硬知识和写作技能，只要能够真正认识、感受自然生态，崇尚“天人和美”，大可各擅胜场，并非一定要长住山林、谷地才能启动生态写作。

刘军：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是两个相近的文学概念，《人民文学》杂志已推出自然文学小辑，《文学报》《文艺报》等报刊也有相关自然文学的批评文章。生态文学无疑是个晚近的概念，《创作评谭》曾辟出专栏探讨生态文学的边界和属性问题，您我也是作者之一。在您的视野之内，一定也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交汇和分道而行的情况，请您结合自我的理解，阐发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分野之处？其区分标准又是什么？

杨文丰：自然文学不涉及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引发的人的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作家主要表现观测、想象中的自然万物的形、色、声音和动态及其特征，作家的思想、情感投注入自然，钟情自然。自然文学的主角是自然，但并不排除适当表现人在自然中的生活和对自然的认知，只是不蕴含生态思想和意识。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希梅内斯的《小银和我》、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等文学名著，均未能让我们看出有明显的生态思想和意识，基本是基于自然或自然物的描绘、抒情和议论，所以，只能是自然散文的代表性作品。

生态文学是自然、社会、生态意识与思想和文学审美相融，崇尚“天人和美”的文学。生态文学敢于表现生态问题，除集中表现人与自然生态的问题，还可涉及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问题，体现人仅是大自然的一员，人须敬畏自然并有所担当、与自然“和美共处”一类的生态思想和意识。生态文学具有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生态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永恒性和全球性特质。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显然内蕴划时代的生态思想和意识，堪称世界生态散文的经典。判断作品是自然文学还是生态文学，我认为，只需看作品有无蕴含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即可。

刘军：《病盆景》与《雾霾批判书》视为您的代表作也不为过，这两篇作品放在尚不显明的生态散文的围场内，可谓特色独具。请您谈谈这两篇作品的写作缘起，您内心的危机意识，以及您个人如何在作品中处理感性与理性交织的关系。

杨文丰：《病盆景》发表于古耜先生主编的2009年第12期《都市美文》杂志。20世纪90年代，我曾发表过《盆景美学》。因为感觉盆景“非同一般”，内蕴丰厚，尽管我对其认识仍颇有纠结，在2008年我还是开始再写盆景。我这个人似乎对越有难度的写作越来劲。《病盆景》我写写改改搁搁，一年多才定稿。我并未只集中写生态，而是将其置于美学、哲学、植物学等更大的背景上进行省思、追问和批判，当时我有个写作底线：不能重复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和艾青的《盆景》。

《雾霾批判书》是一篇长文，写作缘于2013年前后北京和各地的大雾霾，我就常陷于广州和珠海雾霾，似乎时人都陷入雾霾的恐惧。当时我遂想，雾霾属我学过的气象领域，本人搞生态写作，若不写，此生将要深悔。文章写得还算顺手，只写了三个月，4月初定稿后我投稿《北京文学》杂志，杂志社很重视，2013年第7期就发表了，后来这篇拙作还荣获老舍散文奖。《〈雾霾批判书〉的写作及获奖前后事》已发表在《澳门日报》，这里恕不展开了。

对地球生态，我内心依然存在危机意识，这危机意识是面对全球的。在一篇文章里我写过：“300年前，地球上还有约25亿个物种，现在剩下多少？仅剩1亿种了。物种60%都灭绝在20世纪，现今动物灭绝的速度仍是每天1种，植物则是每小时灭绝1种。按此而推断，只要100年，地球就还会有2/3数量的动植物将走向堙没。”其实我的危机意识里，还伴有悲观、忧患和忧愤。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都是我们人类对地球资源过度贪婪的“吃相”造成的。其根源，与世界上各种文化中的“非生态”因素有关。生态治理无法成为各国均有份的事，各国国情不同，可谓障碍重重，连《巴黎气候协定》有的大国都要退群，生态危机问题已成为世界大难题。当然，当今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相信，随着一个个举措的真正落实，国内的生态环境能一天天好起来。

关于个人如何在作品中处理感性与理性交织的关系的问题，也是生态写作难以回避的问题。我认为，作品只有感性，必流于空幻而似空中楼阁；若过于理性，则如同纯理性的论文。生态散文的感性，同样离不开情感，同样需要感觉、色彩和节奏。根据我的理解和写作实践，生态散文写作要处理好感性与理性交织关系，要达到两者之和谐融合：

首先，要求作者对自然万物，须心怀大爱。生态文学在本质上还是爱的文学，有爱才能产生美，因而作者须是热爱自然的人、善良的人，是拥有与万物荣辱与共的情怀，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的人。

其次，作者须对自然万物心怀尊重、敬畏。假如做不到这一步，则仍是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沼，写出的东西不可能是生态文学作品。

最后，作者须深入认识和理解自然物事，对笔下物事体察入微。在这方面，我习惯借助科学视角，以求最深入也“最省力”地对自然物事作出最精准和最深入的认识。

在推进辨识自然物事的过程中，你必能感受到情感与思想的互动，感性与理性在随之互相催化，甚至出现振荡，走向融合。凡是思考得较为深入的，情感的发酵也会较为成熟，联想与想象也会纷至沓来，感性与理性，自然就更容易走向融合——融合得最好的状态其实还是浪静水深的状态。我写《不完全是尾气》《海殇后的沉思》《雾霾批判书》和《精神的树，神幻的树》等篇什时的情形，基本是如此。

刘军：生态散文方兴未艾，就题材和体式而言，在乡土、亲情、器物、草木等题材的散文书写日益同质化的情况下，在游记、哲理散文、都市美文基本上步入式微的情景下，在生态危机及生态安全业已成为公共议题的境况之下，您是如何勾勒生态散文的前景的？您对生态散文具体指向的场域、生态散文中主体的观念意识、生态散文的体例和长度等话题，有何特别的理解？

杨文丰：生态散文的前景，首先与投身生态散文写作的作家的数量及素质相关。生态写作对作家的生态观念和知识储备是有一定的要求，但也绝非高不可攀。此外，也取决于媒体是否重视、官方的评奖激励机制能否建立和完善等。

生态文学，已在客观上突破“文学是人学”的疆域，即生态文学实质上已含人与自然关系之学。至于生态散文指向或表现的场域，我认为已构成“小场域”和“大场域”之分。“小场域”，只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及问题，换言之，“小场域”只包含人的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及问题，表现如此小场域的生态散文可视为“小生态散文”；“大场域”，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及问题，必涉及人的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关系及问题，抑或说“大场域”包含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三态”）的关系及问题，表现这种大场域的生态散文即为“大生态散文”。“小生态散文”的写作深度、广度和境界，显然远比不上“大生态散文”。

写作主体的观念和意识，必然影响乃至制约自己的写作。一个生态散文作家，既要有敢于追求真理、求真实、求真相、善思辨和批判的观念意识，还要有提出“生态思想量”的能力，须心怀大爱，爱自然，尊重生命，能以和善仁心认真、深入地理解自然，敬畏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富有悲悯情怀，并具有良好的审美素养，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在体例上，生态散文与杂文靠得较近，感性与理性并重而或较偏重理性，以叙述、议论为主，不排除分析、思辨、省思、追问、忧患的因素，甚至宗教感。生态散文宜含自然知识性，宜引入科学视角以更深入、精准地认识物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生态散文的写作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努力得当，相信每位作家都有可能创造出卓然成一家风格的文体。

本文刊载于《粤海风》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刘军，20世纪70年代生，笔名楚些。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散文批评家，现居开封。

杨文丰，广东梅州客家人。农业气象学专业理学士。中文二级教授，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南粤优秀教师，任教于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