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像他的父亲那样，舒乙先生深深地爱着北京城。舒乙先生曾用八年时间，寻访、考证了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写下文化散文《见证亲密——寻访北京刻有藏字的石碑和藏式建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到雍和宫反复研究《喇嘛说》碑，著有《泄露天机的雍和宫》一文，广为刊载。

舒乙先生写的不是论文，而是文化散文，他认为文化散文要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发现。北京城很大、很老、很深，既是六朝古都，又是多民族聚居之都，内涵丰富，有着多元化和多层次的性格，处处有历史、有传统、有说辞、有故事。仅看表面不行，还得钻进去细细探究，犄角旮旯里全有东西，都是宝，马虎不得，若稍不留神，就停在了表面。

舒乙先生在讲雍和宫的历史时，如数家珍，正如《泄露天机的雍和宫》所说：“雍和宫的特殊之处和它的历史背景有极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王府，是雍正当皇子时的府邸，一开始叫贝勒府，后来升为王府，雍正继位当了皇帝后，是皇帝行宫，正式赐名‘雍和宫’，雍正驾崩后曾在此安放其梓棺，以后十年供奉过雍正的影像，在乾隆九年时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院。这个改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雍和宫从此成为乾隆皇帝坐镇北京管理蒙古、西藏广大地区政务的总指挥部。”

在舒乙先生眼中，雍和宫的匾额、佛像、唐卡、经卷等都很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喇嘛说》碑：“一块石头，很美，很大，很沉，它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魅力的体现，是团结的旗帜，光芒四射，永垂青史。”他认为此碑内容是乾隆帝晚年对自己安邦治国的心得总结。

为此，舒乙先生经常来雍和宫，在雍和宫大殿后的《喇嘛说》碑前驻足观瞻，感受其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喇嘛说》碑文系乾隆帝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撰写，并刻于雍和宫八角碑亭的石碑上，此碑为方柱形，碑周刻有云水与蟠龙、狮兽图案，碑身以满、汉、藏、蒙古四种文字镌刻，其中南面为满文、北面为汉文、西面为藏文、东面为蒙古文，此碑文专门论述了藏传佛教的来源、作用、教制教规和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政策。

舒乙先生指出，乾隆帝在《喇嘛说》中明确通过金瓶掣签制度，把决定藏传佛教和西藏政治最高领袖的任免大权，集中到了中央。

继在雍和宫探究《喇嘛说》后，舒乙先生又将视角移至西黄寺、北海、香山等地。历经一个半月的探访，舒乙在北京城找到了十五块刻有藏字的石碑。在寻访完这些刻有藏字的石碑后，舒乙认为“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数量又那么多。这充分说明藏族人民早就和祖国各族人民是一个大家庭、是一家人，西藏地区早就是祖国的一块重要版图，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的译文，怎么都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舒乙先生以自己的独特眼光，从一块块石碑中探究历史，继而得出一个个结论。其实他探究历史的目的是呼吁人们重视和保护北京城的传统文化——当你仔细观察北京时，会深深感受到这座古城多民族文化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