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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对“俗”的开掘
来源:北京晚报 | 王子健  2021年06月03日06:58
关键词:刘半农

不久前,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重新激起了人们对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兴趣。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再一次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中。

在一般观念中,新文化运动似乎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对立。然而,五四运动的提倡者们,大多也是国学大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其中刘半农就是一位突出的代表。

刘半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首先集中体现于他对古典白话小说的研究。他曾经点校过两部古典小说,一者是张南庄的《何典》,二者是董说的《西游补》。其中《西游补》较为著名,是明末清初文学家董说的作品。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在火焰山之后,祭赛国之前的一段故事,董说在书前回答中强调本书的核心是描述孙悟空勘破情根,这部作品无论从在思想性还是在艺术性上,都是明末小说中的翘楚。刘半农是当时第一个点校此书的人,同时他还撰写了长文《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附于书后,详细地考证了董说的生平创造及社会关系,资料翔实,论证严密。而另一部“借鬼说事”的讽刺小说《何典》则因鲁迅的题词而获得名声,鲁迅在《<何典>题记》中认为此书:“谈鬼物正如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见这书讽刺艺术水平之高。刘半农极推崇《何典》,理由之一是其“善用俚言土语”。对以上两部优秀古典白话小说的点校工作,可以算是刘半农在小说领域的第一重贡献。

刘半农有小说的点校,同时也关注通俗小说的理论和批评,强调从新文学的视角对传统的通俗小说进行理解。为此,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诗与小说精神上革新》《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中国之下等小说》等。刘半农认为“通俗小说”是“上中下三层”社会共有的小说,因此他实际上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重新对中国传统小说加以阐发。他的《中国之下等小说》对传统的通俗小说进行了文体、材料、文笔、思想等四个方面的考察,对于传统通俗小说进行了一些基本的概括,如他注意到传统小说中韵文与音乐性相配合的特点,通俗小说虽文笔不佳但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描述却十分到位,并对下层小说的思想主题进行了一系列总结。这些观点既精炼又发人深省,尤其是刘半农注意到下层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的社会地位,并从此出发重新理解下层小说,而不是对传统小说进行一味地否定。

除古典白话小说以外,刘半农也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著名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如欲改良韵文,则需要“提高戏曲于文学上之位置”。从那时起,他便持续关注中国传统戏曲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属《中国俗曲总目稿》。该书共搜集俗曲六千多种,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早期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的重要整理。与戏曲研究相结合,刘半农还对中国古代声律有着深入研究。结合他自身的语音学研究,他写有《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十二等律的发明者朱载堉》等文章,对中国古典的音律研究有着很大的贡献。与此类似,基于他的语言学背景,他以自己搜集的大量通俗小说和戏曲作品为语料,与李家瑞一同编著了著名的《宋元以来俗字谱》,本书是对宋元以来的俗字分化和演变的重要研究著作,刘半农自谓:“要借此看一看八九百年来俗字的演进和变化的程迹,也就十不离八九了。”这部书几乎可以称得上刘半农语言学论著中的扛鼎之作。

刘半农的兴趣十分广泛。除了以上的贡献外,他还曾点校了韩偓的《香奁集》;在巴黎抄回了很多重要的敦煌文献,并编成《敦煌掇锁》一书;以及对太平天国的文献有一些整理。总而言之,这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有着巨大贡献的重要学者。

由以上事实也不难看出,刘半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俗”的概念展开。而在“俗文学”的概念下,是刘半农对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分类观念,依据这一观念,从读者、作者与文本内容三个角度,对文学进行重新分类,并从“通俗文学”中分出可以保留的元素以及必须得到修正的元素,这便是刘半农的“文学改良”之基本思路。由此,我们将发现,位于刘半农改革方案核心的实际上是“分类”的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中重新发现了“通俗小说”和“俗曲”,又在“俗文学”中发现了“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而这些分类的最终目的,则是完成“文学改良”,走向“新文学”。这一思路不仅仅存在于刘半农的论述中,同样存在于新文学的其他提倡者中。如胡适便从白话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分类,划出文言的文学和白话的文学两类;又如废名将诗分为“散文”和“真正的诗”两类,从而将李商隐和马致远加以区分。

通过“分类”,新文学的提倡者们重新切割了中国的传统文学,并将之与“新文学”勾连起来,使“新文学”在中国历史上获得了某种一以贯之的传统。五四知识分子使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或许也能为当下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