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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乌镇西栅有一位妇科名医陈世泽，陈世泽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名叫陈爱珠，取爱如掌上明珠之意。

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姑娘十六七岁就出嫁了，陈爱珠却迟迟没有订婚。镇上的富户和绅士都知道陈世泽的女儿不仅知书达礼，而且善于治家，纷纷派媒人前来说亲，却都空手而归，只因陈世泽择婿非常严格。1892年的一天，老绅士卢小菊来看望陈世泽，为沈家说亲，他刚说出沈家那个秀才的名字，陈世泽便一口应下：“我知道他家，也见过这个秀才。可是女儿给我管家，我一时离不开她，可以先聘定，两年后出嫁。”陈世泽如此爽快，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两年后的1894年，陈爱珠嫁到了沈家，新郎是沈伯藩，字永锡。又过了两年，1896年7月4日，茅盾出生。

“良人亦即良师”

茅盾的父亲沈伯藩是个有维新思想的青年，他十六岁中秀才，之后随陈世泽学医，与陈爱珠结婚后不久，维新运动的余波传到乌镇，他便自学数学，准备报考京师大学堂或到日本学习维新知识。在沈伯藩的影响下，嫁到沈家的陈爱珠追求思想进步，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很同情维新运动，她曾饶有兴味地读了《史鉴节要》《瀛环志略》等中外历史和地理的著作，夫妇俩志趣相投，互敬互爱。

茅盾出生后，沈伯藩给孩子取名德鸿，字雁冰（茅盾是沈雁冰的笔名）。茅盾五岁时，陈爱珠一边哺育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一边教茅盾读书识字。沈伯藩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陈爱珠逐字逐句地教给茅盾。

有一年沈伯藩到杭州考试时得了疟疾，没过多久就病倒了，陈爱珠在一旁悉心照料，端水端饭，擦身洗衣，无微不至。沈伯藩要看报，陈爱珠干脆坐在床边读给他听；天一转凉，她总是先给丈夫换上柔软的丝棉被，再添件新丝绵小袄。沈伯藩病重时，茅盾正在隔壁的立志小学念书，下课铃一响，他就急忙赶回家陪父亲，让母亲腾出手去做别的事。守在父亲床边，父亲时常告诉茅盾不要误解自由平等之义，大丈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学校的上课铃响后，茅盾才匆匆赶回去上课。

那时，茅盾的学习成绩位列全校之冠，这使病中的父亲和劳累的母亲颇感欣慰。但母亲从不把欣慰表露在脸上，每到月底茅盾捧回奖品，她总会多加叮嘱：“你是长子，弟弟将来如何，全看你做个什么榜样。”

1906年夏末秋初，沈伯藩病故，终年三十四岁；这一年，茅盾十岁，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刚刚六岁。抚摸着两个年幼的儿子，陈爱珠不禁潸然泪下。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陈爱珠在家里设了一个小灵堂，墙上挂着沈伯藩的遗像，桌上供一对花瓶，时常更换鲜花，两侧有一副挽联：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你的父亲若在……”

沈伯藩病故后，陈爱珠和她的两个儿子靠娘家的接济和沈家大家族的一份产业来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茅盾和沈泽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沈家只有每个月初一、初八、十六、廿三四天才能买点肉，况且只是薄薄几片，兄弟俩还不知能不能吃上一片。每当他们做完功课，陈爱珠总要讲一讲家里的境况，讲一讲外祖父外祖母家的旧事，还有沈伯藩的正直为人和钻研精神，陈爱珠告诫他们要做对祖国有用的人，不能做陋儒、腐儒。从那时起，茅盾和沈泽民的内心深处，就埋下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在教育儿子的问题上，陈爱珠一向把深沉的爱融化在严格的管教里。一次茅盾在下课铃响后走出教室准备回家，刚出教室，一个大同学拉住瘦小的茅盾，要茅盾陪他玩儿。茅盾推辞说：“不行，我妈在等我呢。”那个大同学嬉笑着说：“不行？去吧！”说着便来拉扯茅盾。茅盾挣脱了他的手，夺路而走，那个大同学追上来想拉住他，不料在一棵桂花树旁跌了一跤，手腕上擦破点皮。他跳起来抓住已经惊呆的茅盾，跑到陈爱珠那里告状，诬说茅盾打他。陈爱珠给他包扎好伤口，又给他几个钱，让他去医治擦伤，紧接着拉茅盾上楼，关了门，拿起一把戒尺就要开打。茅盾从未见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害怕极了，夺门而逃。陈爱珠在后面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个儿子了！”

后来，还是老师沈听蕉陪着茅盾来和陈爱珠解释，是那个大同学自己不小心，反诬一口，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夜幕降临，茅盾在祖母的陪同下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妈，打吧。”陈爱珠泪如雨下，哽咽着说：“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

有一次小学会考，茅盾在《试论富国强兵之道》的作文里写了一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用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会考主持人卢鉴泉表叔阅后大为赞赏，在会考卷子上写道：“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卢鉴泉还拿着这张考卷给茅盾的祖父、祖母看，祖母看后便将考卷交给陈爱珠。陈爱珠自然是欣慰的，但她把茅盾叫到自己房里，对茅盾说：“你这篇论文是拾人牙慧的，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评语，还特地给你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常常说，你该到沈家的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母亲的循循善诱，使茅盾心悦诚服，他学习更加用功了。

陈爱珠既严且慈的教育方法，宽博而善解人意的胸怀，使茅盾和沈泽民受益终生。

“你们走的路是对的”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年。

1920年10月，经李汉俊等人介绍，茅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茅盾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陈独秀回到上海，每星期一次的支部会议，在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家召开，那里离茅盾家很远，每次开完会，茅盾都要到半夜乃至后半夜才回家。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茅盾担心不向母亲说明情况会让她起疑，便告诉母亲自己已加入共产党，每周要去参加支部会议。陈爱珠听后没有半点惊讶，平静而自然地说：“何不到我家开呢？”“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深夜回去。”从此以后，每次茅盾到老渔阳里二号开会，无论多晚回来，陈爱珠都会等他。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共产党领导常在茅盾家开会，有时他们一边打“方城之战”，一边研究党的工作，陈爱珠从未有半点怨言。这些年轻人来时，她总是倒茶让座，待他们开始研究工作，她便默默地到门口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放风。瞿秋白、张闻天等革命家都亲切地称她“沈伯母”。

当时，考取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沈泽民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当局盯上，在无法求学的情况下，与张闻天毅然离开学校回到上海，准备去日本学习马列主义。陈爱珠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拿出自己的积蓄，让小儿子去日本留学。她把兄弟俩叫到跟前，对茅盾说：“这钱原是留给泽民结婚用的，我想他又没定亲，现在干革命，谁知道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料想结婚也不要花什么钱，倒不如此刻给了他，了却我一桩心事。”说到这儿，她停了停，叹了一口气：“你们父亲遗嘱要你们学工程，如今倒好，一个学文，一个学工程学了四年，文凭快到手了，又不肯学了。世界变化这么大，你们父亲何曾料到？我如今这样做，你们父亲死而有知，大概不会怪我的。”茅盾和沈泽民见状赶紧安慰她，陈爱珠笑道：“不用你们安慰，我想得开。你们走的路是对的，如果你们父亲不死，说不定他也会走这条路的。”

在陈爱珠的支持下，沈泽民走上了革命道路，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等职，是我党早期的高级领导人之一。

“总算为大家做了些事情”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陈爱珠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都已成为共产党员。陈爱珠一直随茅盾住在上海，她保持了青年时代读书看报的习惯，每天忙完家务就带着孙女孙子坐在窗前的小竹椅上读书看报，她常常从国民党办的报纸中获知革命发展的新形势，期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早日取得成功。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同志牺牲在苏区的土地上，年仅三十四岁。沈泽民牺牲的消息由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带到上海，后来又传到了中央苏区。茅盾怕母亲承受不了，想等到革命成功后再告诉她，如果等不到那一天，就让她始终以为沈泽民在干革命。不料上海的国民党小报登出消息，说沈泽民在苏区死了，还说茅盾在上海某寺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一天，陈爱珠突然问茅盾：“阿二（沈泽民排行第二，故名阿二）怎样了？”茅盾支吾着说：“很久没有接到他们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还好。”陈爱珠一听，收起脸上询问的表情：“你不用瞒我，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说着，她从藤椅的坐垫下拿出一张登载有沈泽民死讯的报纸，茅盾一看，明白母亲知道了，强忍悲痛将真相全盘告知。末了，茅盾指着小报的消息说：“说我请和尚念经是没有的事，是他们造谣。”

陈爱珠对茅盾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现在，总算为大家做了些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茅盾夫妇决定从上海撤离，到内地从事抗日斗争。本来茅盾夫妇要陈爱珠跟他们一起走，但她坚持留在家乡：“你们走吧，我一个老太婆，跟着你们走不方便。留在上海你们不放心，我就回乌镇，乌镇总比上海太平些。”虽说儿孙不在身边，陈爱珠仍关心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次她从亲戚那里借到一本《西行漫记》，读了又读，陈爱珠认为这是她见过的最好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还把这本书推荐给几个堂侄看。

1940年4月17日晨，乌镇依然是那么静谧，陈爱珠起床后到院子里浇花，忽然她觉得身体有些不适，但没当一回事。下午她仍觉困乏，便让女佣去镇上请医生来诊治，医生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到掌灯时分，她有些发热，晚十一时左右口渴了，服侍的人捧上一杯开水，不料一口水喝下，顿时气绝，享年六十五岁。

此时，陈爱珠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茅盾一家人远在新疆，无法为她送终。

陈爱珠是一位伟大而又平凡的母亲，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1985年，桐乡人民为了纪念她，在乌镇陈爱珠的墓前立碑植树，碑上镌刻了茅盾写的一首悼母诗：

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

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

午夜短檠忧国事，秋风落叶哭黄垆。

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