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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戊戌年（1898）八月，晚清政局波诡云谲。距离《定国是诏》颁布方过百天，光绪帝会被囚禁的“谣言” 愈传愈烈，而维新派将被后党秋后算账的传言更在坊间甚嚣尘上。暗流将成狂潮，中外各方人士搅动其间，以期扭转形势或保存力量于万一。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开始第三次训政，当日午后，梁启超劝说谭嗣同去国而未果，谭氏反而劝同样本有赴死之心的梁启超去见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嘱托其争取解除光绪幽闭与营救康有为。此前，林权助已电告内阁首相大隈重信慈禧太后等“政治反攻”一事，或许对维新党的托庇也已有准备。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发电给彼时正好随伊藤博文在京的天津总领事郑永昌和上海代理领事诸锦六郎，让他们与日本军舰高雄号、大岛号的舰长一起观察事态发展，为舰长提供所需的帮助，并用电报汇报所观察到的任何事态变化。[1]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林权助让梁启超剪去发辫，采西方猎人装束，由郑永昌等人护送，潜行天津。[2]但郑永昌一行在天津车站月台即遭追踪。由林权助给大隈重信的报告可知，林氏本安排梁启超跟从伊藤博文随员大冈育造于八月十二日（9月27日）搭乘“玄海丸”从大沽赴日。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夜，郑永昌与梁启超从紫竹林乘汽船前往大沽，岂料凌晨二时左右遭遇清廷追捕人员，差点被连人带船拖回天津。幸亏郑永昌据理力争，达成至塘沽再解决问题的协议，清廷追捕人员才以警护为由，与郑永昌等同船下塘沽，并派人向天津报告。八月十一日（9月26日）清晨七时左右，郑永昌等从停泊在大沽的日本军舰大岛号旁经过，郑永昌挥帽求援，军舰中人放下快艇迎接梁启超登船。据林权助回忆，其料想梁氏一行会被拦截，已提前电报通知大岛号见机收容。清廷追捕人员无意对抗日本军舰人员，遂离去。[3]

梁启超登上大岛号前后，直隶总督荣禄曾派天津候补道王修植及其翻译陶大均等追查之，甚至上大岛号盘查。对梁启超等的追捕风声日紧，日本人认为将梁启超转移商船，极为危险。林权助向大隈重信请求大岛号回航日本，以免横生枝节，八月十八日（10月3日）大隈重信电复同意大岛号回航，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在大岛号躲避二十来天后，梁启超终于安全离境，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海外流亡生涯。[4]

清廷搜捕梁氏的行动无果而终，面上因由似乎是情报的不确与日本人对梁的大力襄助。但陈叔通所撰《谭嗣同的就义与梁启超出亡》、张元济口述《戊戌政变的回忆》等文皆指出荣禄在其中的“左右逢源”。荣禄明知梁启超行踪，却派与梁氏交好的王修植、陶大均追捕，似乎是有意网开一面，欲纵故擒，以留后路。此中情实，恐已无法揣测。

与梁启超同船去日的，还有同为在逃犯的礼部主事王照。从他人追忆看，二人当时的行踪并非密不可闻。两人在大岛号逗留十数日，甚至可能还有友人暗地相送话别。或出于保护友人或自保的需要，内里曲折，任公本人在事变当年撰写的《戊戌政变记》一文中对出国一段的细节讳莫如深。旁人也极少道及。四十余年后，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回忆该段往事，曾作 “权奸只惯工欺蔽，直以官场做戏场。欲纵故擒聊布局，逋臣稳渡太平洋”一诗（《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之一首）。其说明云：

夏穗卿语余，闻都中政变，任公避入日本使馆，已由日人送至天津。日领郑永昌伴至塘沽，将登日本兵舰。即追至塘沽，觅得日领汽船，与任公话别。旋登岸，遇王菀生、陶杏南于河滨。时菀生以候补道官北洋，询以何来？菀生言捉拿要犯，一笑而散。[5]

虽是引述夏穗卿语，却是为数不多的透露梁启超东渡前送行友人踪迹的文字。

夏穗卿名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杭州钱塘人，近代重要学者、诗人、政论家和思想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曾佑与严复、王修植共创《国闻报》，鼓吹维新，在当时学术界与思想界皆引起不小反响。其写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小说原理》等文对晚清“小说界革命”有倡导之功，出版的《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更名《中国古代史》）为近代新史学思潮下的第一部章节体史书，影响深著。

夏曾佑与梁启超的因缘发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彼时夏任职礼部主事，梁作为广东举子入京会试，两人有一面之缘。但年长十岁的夏曾佑对众多举子中的梁启超并未留下太多印象。夏谓为“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梁则认作“了不相关”。二人的深入交往开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春末。彼时两人声气相投，频繁过从，几乎两三日一面。极少在日记中描情状物的夏氏，常将“畅谈”“长谈”“谈竟日”等语载在与梁启超会面后，其与友人“饮之以醇酒，语之以卮言”的欢会，泊舟海上“畅衍楞伽，飘飘然，疑八部之来听”的参悟都有卓如在座，与梁氏相知相得情状跃然读者目前。尤其是梁启超不时地夜访，令人怀想他们夜长人寂时的澄心相对。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曾佑还与梁启超、谭嗣同并倡导“排荀”运动，写作“新学之诗”以酬唱赠答，引新学、佛学新名词入诗，在同人间发起对旧诗的反动。

夏曾佑读书穷理之功，友人多称道，其治今文经学，被时人目为当世黄宗羲、龚自珍，号称“梨洲嫡派”“定庵化身”。梁启超不吝对乃师康有为赞许夏曾佑“聪明学问皆国中所无，不识其何以至是”，与之“无日不见，获益不少”。对梁启超的个人才华，夏曾佑也甚服膺，曾与汪康年称道“今任弟之誉，满于四方，数年之后，当更可想。任弟之才固敻乎不可及矣。”[6]

夏、梁二人投契，一方面可能是性格互补，夏曾佑的沉稳安静与梁启超的元气淋漓相得益彰。而早期夏对梁的青睐或也不乏前辈对后辈“慧眼识珠”的微妙关系。毕竟此时梁启超二十出头，新到都城，长安居大不易，人事尚疏，夏曾佑当时资望优于梁，带挈后辈，便是情理之中。故1924年夏曾佑去世，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刊载悼念名文《亡友夏穗卿先生》，称道夏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三十年前的挚友”“少年时做学问的导师”。[7]

戊戌变法前，夏曾佑出入强学会，与维新人士过从颇密。政变事起，康、梁等人皆被通缉，夏曾佑因只是敲边鼓之人，并未受到直接牵连。谭嗣同就义后，夏曾佑曾作一诗，叹“大招无效”，“愁踏宣南十丈尘”，憾英灵有知，“未归净土弃君亲”。大约为隐晦计，该诗并无标题，为乃师抄编诗集的弟子戴克让注曰：“师尝自言系吊谭复生而作”。[8]所谓宣南，当指谭嗣同的住所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和被害之地宣武门外菜市口。

同样，送行梁启超一事，夏曾佑并无明确文字记述，大约也只在友人间提及，若非张元济多年后的追忆，便将如雪泥鸿爪，消逝于历史时空。

不过，夏氏当年的日记，却留下蛛丝马迹。政变之日，夏曾佑在天津，记道：“初六日 小雨竟日。夜起，至待盦处，知国家有大事也。”初七日 访待公，知其将往塘沽……夜访郑永昌。”[9]

初七日（9月22日）提及的“待盦”“待公”即曾奉命追捕梁启超的候补道王修植（字菀生），既是夏曾佑进士同年，又与夏氏过从密切。夏曾佑当年初到天津即托寓王家，后又经王氏介绍与严复认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与之共同创办维新派报纸《国闻报》。此处着笔王氏往塘沽行踪，并未明言其行动目的，但大约可推知与追捕戊戌党人有关。

该日夏曾佑夜访郑永昌时，正是梁启超避祸日本大使馆之际。时间上的巧合亦不免令人产生与梁启超有关的联想。彼时，借助外人势力以自保，恐是维新党人的共识，譬如谭嗣同之劝说梁启超寻求日人帮助。事实上，康、梁也是分别通过英国日本外交官之力得脱。

夏曾佑与郑永昌最初发生交往，应不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闻报》被出售给日本人时。夏曾佑致信汪康年，谈及《国闻报》出售事宜，称日馆主西村博“性极淡雅”，不通中文，与馆事无涉，“日领事郑永昌稍精明，而无暇力及此”。郑永昌既然精明且有一定的外交特权，成为营救维新菁英之人选便在情理中。夏曾佑日记中对访友记录一向较为详细，但此前此后，郑永昌均似乎极少出现其中。在此国事激荡的敏感时刻，夏氏“冒昧”夜访并不太熟稔的日人，当非偶然。

不过，根据前述大隈重信指示与林权助安排，郑永昌作为梁启超的主要护送人员乃出于日本政府决策，有一定的偶然性，主动权并不在郑。故即便夏曾佑曾嘱托郑永昌此事，也未必发生多大作用。只是在夏曾佑处，襄助友人的拳拳心意并不因之稍减。

或许正是由于此种“巧合”，夏曾佑便得以通过郑氏随时掌握梁启超的行踪。据其日记，“初十日 井上雅二来。”“十一日，晴。与西村（博）、井上（雅二）游于塘沽，见聂功庭、黄少卿、黄花农、吕秋樵诸君方捕亡人。昔人云：‘鸿飞已翔于寥廓，弋志独视于薮泽。’岂不然哉？”

西村博为彼时《国闻报》的主管。井上雅二则是与唐才常过从甚密的日人，两年后参与自立军起义。二者均为维新运动支持者。这三人同游塘沽，绝非为赏玩山水。据井上雅二日记，初六日戊戌政变发生时，王照即避入他的住宅，当晚被送往天津。十一日（26日）井上雅二在大沽口停泊的大岛舰上见到梁启超。第二天乘坐玄海丸号归国。[10]玄海丸号为商船，本是郑永昌等安排梁启超逋逃的船只，或许井上雅二本有一路陪同之意。

井上雅二与夏曾佑同行，日记所载时日也与夏曾佑日记吻合。但对见到梁启超之处的记载有所不同。根据茅海建教授考证，郑永昌等人的汽船在前往塘沽半途即被拦截，被迫与追捕人员同行。十一日（26日）清晨七时左右，汽船与大岛号接驳后，清廷追捕人员才离开。故夏曾佑、井上雅二等很难在追捕人员眼皮底下与梁启超见面。张元济记夏自述“日领郑永昌伴（梁）至塘沽，将登日本兵舰。（夏）追至塘沽，觅得日领汽船，与任公话别”，与井上雅二言明的在大岛号上见梁略有出入。

夏曾佑当日日记所见捕人的聂功庭即清朝将领聂士成，据茅海建考证当日奉命追捕康有为时是赶往的塘沽车站，时间已经在九时半之后。[11]这时夏曾佑当已在归途，所以见到此景，发出了“鸿飞已翔于寥廓，弋者独视于薮泽”的感慨。这两句话出典或是《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意思是飞鸟已然在天，而猎人还在薮泽中寻找，自然是徒劳无功了。只不过，此处夏氏暗自欣喜的是翔于天际的梁启超，未必知道聂士成等一心索求的实是康有为，而非梁启超。

次日，夏曾佑在日记写道“阴雨。入暮转急，萧萧然，真足动旅人之感也。夜访郑君略谈。作诗二首。”同前一日日记一样，抒情占了大半，记事却极为寥寥。夏曾佑自己是天津的常住者，没有什么旅人之感可动的。其日记一般写到他人时都给出名讳，此处上下文隐晦之间，郑君亦当指郑永昌。其所需要“略谈”之人事，想来也与梁启超脱不了关系。

十数天后，梁启超远渡日本，夏曾佑虽未被列入戊戌党人名单，也在不久后避祸南归故里杭州。即便暌隔两国，夏曾佑对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依然保持了高度关注，且时有通信。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廿七日（1903年2月24日），梁启超美洲游归，泊船吴淞口外，但始终未登陆，其间致夏曾佑信中提及今时往事：“自新大陆归后半月得赐书，其忻悦之状，公可想象得之矣……顷有港行舟舣吴淞，但无甚事，徒令衮衮者相惊以伯有，甚无语，故不登陆。相望不相见，亦如戊戌之天津。合并之难，可胜浩叹。由港汶来，时或竟欲在沪港留数日，果尔，当得续伏魔寺潮州馆之古怀耶？”[12]

伯有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良霄，被人杀死后成了厉鬼时时作祟。《左传·昭公七年》载：“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当时虽然已经是新政时期，梁启超上岸未必有性命之虞，但昔年梁郎今又来，会发生什么事亦很难讲，故他决定不上岸。不过故国在旁而不可登临，心中难免有悻悻之感，对故友的思念也自然会更炽。

“伏魔寺潮州馆之古怀”当是指梁、夏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在京的一段密切往来。夏穗卿日记中有“三月初一日赴于祠，公祭。晚与重白、雁洲、刚父、任公剧谈潮州馆。三月十四日晚复集于伏魔寺，与子培、云子、任公、伯唐谈至三鼓而散”[13]等记录。

而所谓“相望不相见，亦如戊戌之天津”含糊其词，极可能暗指夏曾佑当年在塘沽相送一事。该句仿佛为避嫌与牵累，也免却“朱仝”“雷横”知情不报之罪。梁启超逋逃前，夏曾佑虽去送行，可能只登上了汽船，却不能和井上雅二一样登上日本军舰，与知交同船相叙，“隔船相望无纸笔，凭此一面报平安”。数年后，相似的情形在上海港口再度发生。此时梁尚未摆脱朝廷通缉犯的身份，虽应知夏在上海报馆杂志作文为生，却也无意登陆寻访。于是，戊戌政变后，夏曾佑等友人送别梁启超的具体场景又变得摇曳迷离。彼时维新派文人在政海风潮下的隐微曲笔，为后人的钩沉稽考增加了几分难度，也平添了几分兴味。

在梁启超的逃亡路途上，后人看到的多是维新党的慷慨悲歌，守旧派的竭力反扑，各国政治的角力格斗，往往未尝注意到夏曾佑这样戊戌中的非核心人物的竭尽所能。但天下大势突变、身世浮沉，尚有友人奔走相助、追及话别，风雨如晦之际这样的一抹人性亮色，百年后读来仍令人欣然快慰。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注 释：

[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83页。

[2] 林权助：《救快男儿梁启超》，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59—160页。

[3]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91—492页。

[4]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

[5] 张元济：《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张元济全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34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21—1322页。

[7]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4月29日。

[8] 夏曾佑：《吊谭复生》，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30页。

[9] 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2页。下文所引夏氏日记若非特别注明，皆同此。

[10] 郑大华译、薛军力校：《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02—103页。

[11]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91—492页。

[12]《夏曽佑私人信件稿》20，编号6420，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3] 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