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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占春:批评变吹捧,是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
来源:红星新闻 | 陈谋  2021年05月19日16:17

5月18日,由《星星》诗刊社、成都文理学院主办的“2020中国·星星年度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文理学院举行。耿占春获得2020年度评论家奖。

耿占春,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鲁迅文学奖评委。从80年代以来就主要从事诗学、叙事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美学》等。

诗歌不应该与小说散文区分,成为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

“从八十年代初首次发表诗歌评论,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虽然中间有职业上的变动,也有不同时期写作上的阶段性兴趣,但一直保留了对现代诗的阅读,耿占春把读诗视为个人思想灵感的源泉,激活感受力与理解力的途径,让语言处在某种开端状态和语义生成状态的方法,换言之,也是防止语义固化和语言腐败的方式。

耿占春谈到,在我们的传统中,诗属于六经之一,而这里有一个深刻的区别,其它经书如礼乐属于一个时期社会性的规范性知识,而唯有诗属于非规范性的描述性知识,也就是说,它描述经验、思想、感受,而不是企图规约它们,诗让我们保持思想、感知和语言的活力。故而有十八世纪的思想家章学诚所说,自汉以后,对后世著述家影响越来越深远的是诗,而非其它制度性的知识体系。

“在此意义上,诗不应仅被理解为与小说、散文、评论区分开来的一种文体,而且越来越边缘化的文体,夫子的教诲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不学诗无以言。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过从诗歌转向思想的时刻,这种转换在每个有抱负的时期都可能再次发生。因此,诗歌不只是诗歌批评家的专业,而理应成为当代人文思想的一种共享资源。”

红星新闻:你已是获奖无数,而这次摘得星星年度评论家奖,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的意义?谈一谈你对这一奖项的认识?

耿占春:获奖不是从事自己喜欢做的工作的初衷,不过获得星星诗刊这样无需个人申报也不知情的奖,还是愉快的,它意味着来自同行的一种认可。

红星新闻:作为当代文学的观察者,你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

耿占春:我其实更关注文学的一些功能,比如:语言、叙事、修辞。因为这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在很多领域都是很重要,比如叙事,在新闻调查、司法调查等很多领域都是需要的。

之所以考虑语言、修辞、叙事这样的问题,是为了观察这些文学性的要素,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运用和扩展,由此,也可以观察给语言、修辞、叙事带来变化的外部环境。

比如打个比方,就像现代小说的多人称叙述,多角度叙述,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这种重大变化,我觉得更多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叙事变化,比如说司法调查,或者说新闻调查都会不只有一个叙述人和一个角度的叙述。一定是多元的话语,多角度的叙述,多人称的叙述,因为每个人都是某个事件的不完整的见证人,不完整的叙述者,所以他采用了更多人称的叙述。

所以,我会关注语言、叙事、修辞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红星新闻:做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最需要具备什么品质?

耿占春:作为一个批评家,肯定首先是一个很好的读者,当然这个阅读,它既包含了对文学作品、艺术的解读阐释能力,也包含着对这个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解读和阐释。

红星新闻:如今大部分文学批评家,没了批评,只剩吹捧,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说法,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成为做到不被束缚,敢于批评?

耿占春:现在确实如你说的,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批评家所写的文章,对作品的肯定有些是多余的,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时代人际环境的因素。另一种,就是批评家力图向读者推荐比较好的作品,而有一些可能比较差的东西,他就不一定去写评论,所以就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批评家所从事的工作,赞扬赞赏多于批评。

其实,这也是给批评家的一个批评,就是批评家还是要更多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对作品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一个批评性的判断,不能把批评变成一种现在大家都不满意的这种状况。

红星新闻:创作需要肆意,而批评却是挑剔的。你是评论家也是诗人,这两者是否会给你带来矛盾?

耿占春:批评和写作写诗之间应该也没有那么大的矛盾,像我们的前辈诗人里边有不少的诗人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比如闻一多,作为一个学者,他同样能够写出很好的诗歌,这二者的协调是可能的,当然我力争能做的更好一些,能够有他们这些诗人、批评家的优良传统。

红星新闻:你觉得当代诗坛,有哪些现象是我们需要警醒的?

耿占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一下谈得清楚的,尤其在现在的这样一个语境里边。通常我们希望作家,诗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经常会在这种倡导下,又恰恰躲开了。因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和作家,肯定是要在自己时代的经验中去思考、表达,所以,可能这个问题,仍然还是关注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