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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时代洪流 讴歌人民英雄 ——作家徐光耀访谈录
来源:文艺报 | 司敬雪  2021年05月17日08:17
关键词:徐光耀

徐光耀,笔名越风,1925年生于河北雄县。1938年13岁时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担任解放军随军记者和军报编辑。1947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1950年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曾赴朝鲜战场进行采访。1953年加入中国作协。1955年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1959年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81年调入河北省文联,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5年任主席。曾任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等。现任河北省作协第七届名誉主席。

徐光耀1947年开始文学创作,在解放区《冀中导报》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周玉章》。1950年出版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曾发表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冷暖灾星》《四百生灵》等,出版电影文学剧本《望日莲》《乡亲们呐……》、短篇小说集《望日莲》《徐光耀小说选》、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忘不死的河》等。其中,《平原烈火》《小兵张嘎》《昨夜西风凋碧树》等为其代表作。曾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鲁迅文学奖等。

4月23日,晴空万里。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如约前往拜望96岁高龄的著名作家徐光耀,并展开了一次心灵之间的对话。

13岁成为“小八路”,同年入党

司敬雪:徐老好!很高兴看到您精神矍铄,身体还是这么硬朗!

徐光耀:谢谢。

司敬雪:您13岁当兵做了一名“小八路”,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能否谈谈您当初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对您一生有怎样影响?

徐光耀:1938年我入党的时候,确实是参军人员,13岁入伍,13岁入党。我当兵以后,上进心很强,对自己要求很严,工作上肯吃苦,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人们比较满意。

那时我在连部工作,常常看见党员们开会。我就问文书陈德山:“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就是让穷人翻身的,就是要解放中华民族,解放人民大众。”我一个小孩儿知道的事不多,但是家里比较穷,让穷人翻身解放,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天下大同,人人平等,这非常对我心思,让我非常向往。陈德山问:“你是不是想加入共产党?”我说:“共产党要是能办这么多的好事,那我当然想加入呀。”就这样,陈德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是八路军的队伍大发展时期,要吸收各方面人才,入党也没有现在这样的年龄限制。我虽然只有13岁,但各方面表现都好,就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只有朴素认识,认为共产党是让穷人翻身解放,大家一律平等,有吃有穿。后来逐渐接受党的知识多起来,慢慢才懂得党的最终目标是普天之下穷人都翻身解放,都不受压迫,这个印象是又过了几年才有的。

司敬雪:您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共产党,带着感情加入党组织的。

徐光耀: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政治课也是讲毛主席的著作。读马列的书差不多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事了。解放以后环境变得好了,读书比较方便,书店里马列的书很多,而且党也比较强调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所以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比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

要讲初心,我就是从中国共产党让穷人翻身、不受压迫、不受剥削,开始确立对党的认识的。

司敬雪:党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徐光耀:是的。后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通过学习,逐渐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

在华北联大、中央文学讲习所接受文学洗礼

徐光耀:我文化水平比较低,读到初小四年就参军了,刚到部队时连家信还不会写呢。

司敬雪:这在当时已经算相当有文化了,那个时候中国能读四年书的人很少。

徐光耀:在连队来说,有四年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还真不多,文盲很多。所以我还算是有文化底子的,很快地从勤务员变成了连队的文书。

司敬雪:抗战胜利后,1947年,您在华北联大读过书。

徐光耀:读了8个月。

司敬雪:在华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哪些老师和课程,让您印象比较深、受到的影响很大?

徐光耀:讲创作方法论的时候就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是我们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基础。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承认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文学创作是属于第二性的。

司敬雪:这门课当时是谁讲的?

徐光耀:萧殷。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广东省文学界对他非常敬重,他的故乡不仅有他的纪念馆,还塑了他的像。我的老师里除了陈企霞以外,就对他的印象最深。我在创作理论、文学基础知识方面,获益最多的也是萧殷。

司敬雪:当时陈企霞对您的影响也很大。

徐光耀:陈企霞是系主任,文学水平比较高,之前编过《延安日报》副刊,跟丁玲是上下级、“左右手”。在联大他讲授作品分析课,没有现成教材,他常常临时选一些好的文章发给我们,包括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他让我们先讨论这些作品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是怎样结构起来的。等讨论完了,他再根据同学们的理解和认识情况讲课、做结论。因此,他的讲课很透彻。

司敬雪:这种课很见教师的文学功夫,对于作家来说帮助也非常大。

徐光耀:非常见功夫。很实际,非常有指导性。

司敬雪: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您又去了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在那里的时间长一些。

徐光耀:一共是两年。不过有一年我去了朝鲜战场,所以1952年那一年基本没上课。在战场上曾经接到丁玲的一封信,她说,现在讲习所在讲中国古典文学,下一季度要讲苏联文学。你在朝鲜战场如果能够适应,就坚持下去。如果不行,你就回来上课。

司敬雪:丁玲一直非常关心您。

徐光耀:是的。丁玲的关心,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司敬雪:您说当年讲习所的作家班一直在上课,只有您一个人去朝鲜战场采访了?

徐光耀:对。原来说两个人去,后来那人打了退堂鼓。

司敬雪:听说当年您的夫人申芸也去了朝鲜战场。

徐光耀:是的。她在朝鲜战场的时间比我多一年多。

司敬雪:您第一篇小说是1947年写的《周玉章》,现在再读还是觉得非常好,语言很简练,故事非常有趣,也包含深刻的思想。周玉章的性格很鲜明,他平时自以为是,不愿意参加军事训练,最后战斗中的惨痛教训改变了他的思想。小说虽然很短,但是人物形象却很鲜活。

徐光耀:那时在联大学习期间要深入生活,我带领着一个组深入部队去体验生活。在战士里有一些落后的表现,我就想写篇小文章,把它作为墙报贴在墙上,希望能发挥教育的作用。

司敬雪:看来《周玉章》是从连队生活中得来的。

徐光耀:是从生活中来的。回到学校里,我修改了一下就把它投给《冀中导报》了。《冀中导报》的副刊主编恰好是萧殷,那时候他还没有去联大呢。他看了以后决定发表,还加了个按语。那个按语说,这篇小说有人物,有形象,不是从概念出发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这篇小说在联大的立功运动中还立了一小功。

司敬雪:这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短篇。我看您当时用了个笔名“越风”,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

徐光耀:我喜欢鲁迅,非常非常地喜欢,非常非常地崇拜。鲁迅是“越人”,我就想沾点鲁迅的光,便起这么个名字,叫越风。

创作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

司敬雪:1949年,您写了长篇名作《平原烈火》。

徐光耀: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1949年就天下大定了。我们杨成武兵团当时在内蒙古,那时候还叫绥远,打傅作义的老窝,那时我已经是兵团小报的编辑了。三大战役都在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要胜利了,这个形势已经非常鲜明了,所以战士们政治情绪非常高。那时候有个口号,叫“敢不敢胜利”。毛主席就说过,我们一定要敢于胜利,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司敬雪:就在那期间,您写了《平原烈火》。

徐光耀:三大战役胜利后,我开始写《平原烈火》。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小说写成了,就出版了。

司敬雪: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其中提到《平原烈火》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

徐光耀:影响相当大。周扬同志做过两次报告,包括在文代会上的报告,都提到《平原烈火》。当时他还提到了陈登科的《活人塘》。

司敬雪:《平原烈火》一直影响很大。

徐光耀:中间有一段沉闷的时候,现在又有点复活的意思。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了最新一版《平原烈火》,是为了纪念党的百年华诞推出的。

司敬雪:经过了这么多年还能再版,可见《平原烈火》的思想艺术分量非常重。

徐光耀:孙犁说过一句话,一部作品如果能够有50年的生命那就算不错了。《平原烈火》现在已超过了50年,我还真有点自豪。

司敬雪:请您谈谈当时写作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徐光耀:我在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把我们军分区司令员王先臣的照片挂在墙上。抗战时期,我在冀中十一军分区政治部当报道参谋,跟着王先臣在前线打了不少胜仗。1945年初,日本虽然还没投降,但是衰落气象已经显露出来了。中国共产党号召各个解放区向敌伪的地盘展开攻势,尽量多争取一些土地,解放更多的人民。我跟着王先臣司令员在赵县、宁晋、栾城一带打仗,夺敌人的县城,打敌人的据点,捷报频传。我对王先臣非常佩服,他是个很乐观豁达的人,非常善于跟敌人斗智斗勇。他在宁晋打了几仗,都胜利了,然后转到赵县,又打了几个胜仗。7月,在前大章村又打了一仗,把很顽固的一股敌人消灭了一大部分,少数跑掉了。打了胜仗,王先臣司令员很开心。当时天气炎热,他穿着个白背心,背着个大草帽,想找个凉快地方休息休息。村外有个独立的宅院,他推开大门想进去凉快一下,谁知道大门后有打散的伪军,朝他打了一枪,一下把他打死了。

司敬雪:真是非常可惜。

徐光耀:非常可惜。王先臣是个大英雄,他坚强的意志、革命的热情、英雄的胆识,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所以我写《平原烈火》的时候,就把王先臣的照片挂在墙上,挂在我写作的桌子对面,激发我的写作热情和灵感。

司敬雪:您的写作是为心目中的英雄立传。小说中的大队长钱万里身上是不是有他的影子?

徐光耀:是的,确实有他的影子。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军分区召开群英大会,各路英雄集中到军分区开会,第一名战斗英雄叫侯松坡。侯松坡被敌人逮住过,他被俘的时候正在养伤。养伤的一共有四五个人,敌人一下子包围了屋子。他把别人都掫出房外让大家逃走了,最后剩他一个,赤手空拳没办法,叫敌人逮住了。在监狱里,敌人对他百般虐待,给他过电,他表现得非常英勇。就像《平原烈火》里所写的,其中周铁汉的原型就是侯松坡。

司敬雪:原来他就是周铁汉的原型。

徐光耀:对。他受过各种酷刑,始终不妥协,最后与一同坐监狱的狱友们团结起来越狱了。

司敬雪:在狱中还要继续同敌人斗争,而且越狱成功,这很了不起。

徐光耀: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我就想,我要把抗日战争中的惊险经历都记下来,把英雄的事迹也记下来。写成后我交给陈企霞看,他说:“写得很好,你把它再改一改,我给你想法子介绍出版。”《平原烈火》虽然写得很粗糙,但是事情本身是感动人的。我到现在看起来,有时候还热泪盈眶。

司敬雪:确实写得很好,是怀着发自内心的感情写的。

徐光耀:既是发自内心的感情,也是写我自己大部分的亲身经历。

为人民英雄树碑立传

司敬雪:您的《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等小说塑造了很多英雄。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应该少写英雄,更多来写普通人。

徐光耀:我很崇拜英雄,比如侯松坡,我特别佩服他。我发自内心地想把英雄们写出来。现在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一味强调写个人内心,写个人的一点点生活经历,缺少对英雄人物的挖掘,这跟我们的大时代实在太不相配了。我们的大时代是洪流滚滚,一天一个样子,向光明正确的大道前进。但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反映大生活、整个国家命运的还是太少,这是很大的遗憾。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我就想应该提倡写时代英雄,写文学精品。每当有人提倡写英雄、写精品,我就觉得说得好,应该大力提倡。

司敬雪:您的小说很多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注入了很多真情实感,所以今天的人读起来还会觉得非常好,人物非常鲜活,感情非常真挚。现在有时候看一些小说,文字也挺流畅,但就是觉得没多大劲。实际上可能就是缺少生活,缺乏真情实感。

徐光耀:缺少生活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呼唤深入生活,但真正能深入到生活里去的作家还不是很多。我当年写《平原烈火》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寄托我对烈士们的纪念。我非常怀念我所看见的那些牺牲在前线的同志们,非常痛心。我尤其怀念那些失败的英雄,他们在失败的情况下拼命厮杀,那是比胜利中的英雄更英雄的。所以写烈士、写英雄,我是很热心的。

司敬雪:他们仗打败了,打得很惨烈。

徐光耀:是的,但是他们不怕死,一直抵抗到底,真是提着脑袋打,不怕挥洒一身热血,那是真的。胜利的英雄,他在胜利中得到特别突出的表现;失败的英雄,就是要死了也要骨碌着去咬敌人一口,那是真正的惨烈。我想起这点来就很激动。所以我后来写了《四百生灵》《冷暖灾星》等作品,就是在表达我心里对烈士、特别是对失败中的英雄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

司敬雪:他们是无名的英雄。

徐光耀:是的,但他们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英雄。因为战斗失败,他们牺牲以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声名。

司敬雪:实际上,抗战这样一场大的战争中有无数无名英雄。

徐光耀:抗战时期是敌人绝对占优势,我们绝对劣势。但是打起仗来,我们更注重宣传胜利,失败的战斗讲得少。狼牙山五壮士只是一个典型,其实像那样的事迹还是有很多的,报道多了怕引起人的沮丧情绪。朝鲜战争中也一样,有的战斗中整个连队被打得一个人不剩,这不是个别现象。

司敬雪:可能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失败写多了怕影响大家的士气。

徐光耀:怕引起沮丧情绪,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对不起那些死去的英雄。

司敬雪:朝鲜战争的代价确实非常大,但是这场巨大牺牲对我们新中国的稳定,对我们在国际当中站稳脚跟,是非常重要的。

徐光耀:现在我也觉得,朝鲜战争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志气,应该是大写而特写的。

司敬雪:您的作品里还写到了战争中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作为八路军肯定是为解放人民、为解放民族而战斗。但是部队要打仗,然后鬼子就会报复,有时候就报复到老百姓身上。有段时间,有些言论似是而非、不负责任,说鬼子报复百姓错在八路军,是八路军造成的。

徐光耀:这实在太颠倒黑白了。

司敬雪:的确太荒唐。像您的《小兵张嘎》等小说就写出了历史的真实面相,当时的老百姓对八路军充满信任,而且不惜一切保护人民子弟兵。

留取丹心照汗青

司敬雪:您还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就是2000年写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出版以后也是影响很大,还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我当时写过一篇短评。我觉得您是充满感情地来书写那段历史,表现了您作为一位老作家、一位知识分子的宝贵良知。您在逆境当中坚守理想、坚守忠厚之道,令人动容。请您谈谈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徐光耀:在反右运动中,我自己挨了冤,觉得被冤得实在太厉害。这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到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气愤。但是我还有很多方面的感受。那时,有很多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完全不正常的。这在我的遭遇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但是我不能用撒气的态度去写它,我当时给自己定的调子就是我要站高一点,尽可能地把自己放在第三者的位置来讲这个故事。所以我在作品一开头就说,我是要讲故事。讲故事是为了免得读者痛苦,也免得自己痛苦。

司敬雪:抛开个人恩怨,还原历史真相。

徐光耀:我不是要写个人的怨气,主要是想让后人吸取教训。我觉得最沾光的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尽可能地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站得高一点。对很多人我都采取原谅的态度。我提到某些人的时候,心里会有气,有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很可笑的,但是我尽量把他写得客观一点,尽量地理解他、原谅他。我引了孙犁的一句话,孙犁说他有进退失据的地方,这是对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了。

司敬雪:您刚才说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故事,我觉得实际上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讲故事,对历史负责任。比如一个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中可能做了一些错事,但是您抱着一种原谅、宽容的态度来回顾那段往事,给历史留下一个教训,就是为了让后人避免重蹈覆辙。

徐光耀: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不是很感情用事,比较冷静,比较平静,努力做到公正,着重讲历史的教训。

司敬雪:实际上,这样做对于后人、对于历史来说更重要。

徐光耀: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