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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文坛，青年作家孟昭旺引人注目。他以偏于先锋的姿态出道，早期作品多有先锋作家的影子，后来逐渐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作品也越来越开阔、成熟。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和创作的？他如何理解好的文学作品的“秘笈”？未来他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又有什么规划？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约青年文学评论家于枭与孟昭旺展开对谈。

发现现实生活的五彩斑斓，也挖掘它的复杂多义

于枭：你好，孟老师。2019年，你的小说《寻羊记》获得了第三届河北省孙犁文学奖，你成为孙犁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你觉得自己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孟昭旺：你好，于枭。2019年，我38岁，这个年龄其实算不上年轻。我们知道，余华写《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在1986年，他只有26岁，写《活着》时，也只有32岁。格非发表《迷舟》时27岁，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时30岁。

我在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好像是大三那年，我22岁，在广东的一本杂志《佛山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题目叫《当自由沦为锁链》，那是典型的青春文学的路子，处处显示着桀骜不驯。这样的风格一直持续了大概三四年时间。后来，感觉还是应该沉下来，认真地思考和写作。那期间，读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学经典，就试着写了《远方信函》《春风理发馆》《去上庄》等一些短篇，就像在黑暗中摸索许久，忽然见到灿烂的阳光一样，我认为，那个时候，自己找到了正确的路径，找到了打开文学之门的金钥匙。

《寻羊记》完成于2014年，距离我发表第一篇作品已经过去12年，整整一个轮回。这个小说，写的时候感觉比较费力，费力的原因是着墨时比较用力。也不是刻意这么做，只是这个小说从开头一句，就注定了不会那么省力。就像一幅画，起笔的时候用墨深了，就注定整幅画的风格不会是风轻云淡。这个小说写完后，河北文学院在唐山召开笔会，会上几位编辑老师给了比较高的评价。《文学自由谈》的黄桂元老师在晚饭时专门嘱咐我：“这个小说一定要给一家名刊。”小说发表后，入选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的《2017青春文学》（“岩层”书系），“岩层”书系每年出版一本，入选的都是本年度有代表性的青年文学作品，能够入选这个选本，还是比较幸运的。同时，这篇小说还入选了2017年度河北小说排行榜。现在看，这个小说还存在一些瑕疵，但是，我比较喜欢它的腔调，这代表了我一段时期的写作风格和对文学的认知。但也许不会继续这么写，现在比较喜欢风轻云淡一些的。

于枭：对，之前的风格确实能看出压抑和阴郁的痕迹，像是阴霾密布。我们谈谈《寻羊记》吧。其实除了《寻羊记》，你的很多作品都涉及了中国农村转型过程中农民心态以及行为的变化，比如《远方信函》《小镇少年》《风中的祷词》《毒药》还有《春风理发馆》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描摹和展现中国传统人情社会的人间百态。《寻羊记》不同的一点是，孟令学孟毛父子在小说中的地位和视角几乎是平行的，儿童孟毛似乎是作为成年人旁观和评判了父母的争吵和父亲的情事。这点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是罕见的，孟毛在对女人说“亲我”的时候跳脱出了成长的视角，以成年人的身份站立了起来。你在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在创作这个结尾的时候，做了怎样的思考和尝试？

孟昭旺：你说得没错，《寻羊记》里“孟毛”确实和《风中的祷词》《春风理发馆》里的“孟毛”不同。确切说，之前的“孟毛”在《寻羊记》里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从原先的“匍匐”姿态成了现在的“站立”姿态。这是小说文本的需要，这个小说里的“孟毛”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甚至是故事的主角，故事需要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寻羊记》的背景仍是“董村”，小说里的故事也是有原型的。他是董村一个落魄的农民，贫穷又愚昧，说话有些大舌头，管“下地”叫“下季”，管“喝粥”叫“哈鸠”。他花钱买了个“侉子”，“侉子”生下一个男孩后，离开了董村。“侉子”离开后，每隔一段，都会给男孩寄来衣服和食品。男孩和父亲相依为命，直到他十四岁那年，终于离开董村，去投奔他的母亲。有人说他去了宁夏，有人说他去了广西，也有人说他去了更远的地方——越南。

于枭：这个故事很精彩，有许多点是可以继续深挖的，很容易触碰到人内心深处敏感的地方。

孟昭旺：是的，现实生活五彩斑斓，又乱花渐欲迷人眼，写作者的任务就是“发现”和“挖掘”。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农村，人们说“千金难买少年穷”，农村天地广阔、万物杂生，是天然的创作宝库。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成长的过程，也是农村改革、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过程。我亲眼目睹了社会发展变化给农村、农民带来的冲击。坦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验来看，80年代以来，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精神的成长基本是不同步的。当习惯了吃糠咽菜的农民忽然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时，他们并没有做好精神致富的准备。他们住进了砖瓦房，用上了手机，跳起了广场舞，但他们的精神世界仍旧是贫瘠的，麻木的。许多孩子上完初中便早早步入社会，进工厂打工或者子承父业，成了焊工、屠夫、货车司机。他们固守的仍然是“读书无用论”，逢年过节，他们热衷于抽烟、喝酒、赌钱，吹一些不着边际的牛皮。我的一部分小说，试图表达这种物质与精神的错位，这种状态下人的内心和情感。《寻羊记》里的“寻羊”，一方面是寻找食物，另一方面是寻找母爱，寻找情感寄托，寻找一直若隐若现却始终没有得到的那种微妙的感觉。“寻”的目的是“守护”和“捍卫”。结尾的设置有两个含义，一是作为儿子对母亲的依赖，对母爱的憧憬，另一个是朦胧的青春期躁动，其实，这两者常常是纠缠不清的，无论哪种情感，对于“孟毛”来说都是疼痛的，沉重的。我想表达的是这种复杂多义，但又真实存在的状态。所谓少年心，大海针。

游戏中蕴藏着文学所需的很多要素

于枭：文学是窥探作家内心隐秘世界的途径，我们能从很多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他们的精神原乡，比如贾平凹和商洛、莫言和高密东北乡，这种关系很多时候是和地域密切相关的。从《春风理发馆》或是更早的小说开始，我注意到你在小说中围绕“董村”“向阳镇”不断营造一个半封闭的场域，其中不难看到你的野心，当然，每个作家都应该有这样的野心。“董村”和“向阳镇”会成为你的“高密东北乡”吗？

孟昭旺：我同意你的说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透过文本能够窥探作家内心的隐秘世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我的小说，大部分写“董村”和“向阳镇”，这里面有没有野心呢？我不敢说，但是我保证，一定有真心（狡黠地笑）。确实是这样，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建有自己文学上的根据地，根据地往往是自己的家乡，有的实指，是真实的名字，有的则是虚构的名字。这挺好的，一方面我们能够从作家笔下的“商洛”“高密东北乡”“香椿树街”“鲁镇”等等，了解自己视域以外的风物：大漠孤烟、杏花春雨、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红尘客栈风似刀。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不同的风物之美，支撑起浩瀚的文学史，才更显其兼容并包，深沉厚重。

具体到精神原乡对于写作者的意义，我敢说，家乡是多数写作者出发的地方。董村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董村有着近现代文学史上大多数的人物形象，闰土、孔乙己、翠翠、白嘉轩、田小娥、福贵等等。某种程度上，董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董村人也完全可以成为大部分中国农民的代表。所以，我选择从脚下熟悉的土地出发，走多远，算多远。

于枭：我还注意到你一直在使用一种类似于“人物复现”的写作技巧，米娜、马拉还有最常使用的孟毛等人物反复出现在你的小说尤其是早期的小说中。使用这种手法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意要创造一个类似于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呈现的世界观吗？

孟昭旺：这个问题我要好好想想。“马拉”来自于一本杂志扉页的一幅名画《马拉之死》，这个我印象深刻，当时觉得“马拉”适合用做小说人物，就选了他。“米娜”是怎么来的呢？她是我一个表妹的名字，很神奇吧？我许多小说是第一人称和童年视角，这就决定了作品中必须有一个“我”。小说里的故事多数发生在董村，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所以呢，就让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孟毛。这事儿还上瘾，有了这个引子，索性把其他人物也取同样的名字，看看他们在另一篇作品中是个什么样子。目前看，我还是挺满意的，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孟毛”家族里的一员。这其中也有游戏的成分——《人间游戏》。

于枭：这又牵扯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文学和游戏。博尔赫斯说“文学即是游戏，尽管是一场严肃的游戏”，“游戏”和“严肃”构成了文学的双要素，当下大部分的写作者——尤其是年轻写作者——可能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开始接触和进行文学创作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学创作总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寻找一个平衡，在“游戏”和“严肃”中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你是怎么看的？

孟昭旺：如你所说，年轻写作者确实容易从“游戏”出发，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总要从摔泥巴、藏猫猫、过家家开始一样。游戏中蕴藏着文学所需的很多要素，有情节，有想象，有语言，偶尔还有新的创造。但游戏肯定不是文学的全部，游戏终归要发展为“严肃”，一部中国文学史，很难找到一部纯粹的游戏之作。当然，我个人认为，“严肃”也不是文学的终点，最好的状态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以游戏的形式，反映严肃的内容，就像一位睿智的老者，总能将严肃的人生道理，讲得生动活泼。我心目中理想的文本应该是趣味性、诗性和神性的统一，是动听的歌谣，也是虔诚的祷词。

于枭：《寻羊记》还有《小重山》是我近期比较在意的两篇小说，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你在写作中的一些变化。叙事的视角从仰视逐渐走向了平视、俯视，对笔下人物感情的处理也变得更加隐忍克制，小说的视野感觉开阔了很多。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写作方式的变化？作为写作者，这样的变化是有意为之的吗？

孟昭旺：在你提出来之前，我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隐忍克制肯定是有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少了当年的棱角和锐气，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有了变化，对人对事，不再一味强求，更多了一些理解和包容。可能是这些人生观的变化，导致作品风格的变化吧。变是对的，一成不变往往导致出道即巅峰，巅峰即末路。

先锋文学不会“死”，只是在慢慢凋零

于枭：外界评论家们大都认为你的创作延续了先锋文学的某种特征，你认可吗？三十多年后，在我们都认为先锋文学将逐渐走下舞台的时候，一批先锋文学老将又纷纷推出了新的著作，宣布先锋未死。你是怎么看的？

孟昭旺：跟许多同时代的写作者一样，我也是通过阅读先锋文学的经典作品走上写作道路的，写作之初，也深受其影响。先锋文学鲜明的、强烈的艺术气息，对于初学写作者往往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帮助。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先锋文学确实不复当年繁华景象。这恰恰证明文学发展是有其自然规律的，唐诗宋词元曲，就是这么发生、发展、壮大、消亡的。我想强调的是，先锋文学虽然不再辉煌，但远未到退出舞台的地步。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先锋作家仍将是中国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也相信，在90后、00后群体中，仍将不断有新的先锋作家出现。先锋文学不会“死”，只是在慢慢凋零。

于枭：余华是先锋文学早期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趣味影响了一大批当代作家，即便他们的创作并不是多么“先锋”。你比较喜欢他的哪几部作品？你的创作受到余华的影响大吗？

孟昭旺：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大多是阅读余华、格非、苏童这批前辈作家的作品，走上文学道路的。余华是先锋作家里非常重要的作家。目前为止，我看过他几乎全部的作品，包括他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随笔，也看过不少关于他的评论文章。我记得，十几年前吧，我买了一套余华作品精选集，上下册，新书买回来，我隆重地给两本书包了书皮。在我心目中，只有非常喜欢的书，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的作品大多在水平线以上，回想起来，《世事如烟》那种深沉的宿命感和纷繁离奇的意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部作品点燃了我对文学的热情。我也喜欢《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头那句“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我在很多场合提到过这个开头，值得初学写作者学习。其他的，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用多说，都堪称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于枭：2021年初，余华出版了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文城》，你看过这部作品了吗？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余华的成功转型之作，也有评论家认为《文城》是余华在走出熟悉的叙事场地后的失败尝试。你是怎么看的？

孟昭旺：《文城》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谈论的话题，网上炒得也很热闹，据说书卖得很火，这是好事，对作家本人是好事，对文学也是好事。我是刚好前几天看完这部作品，顺便看了一些评论文章。看完之后，也有些话说，就找身边的作家、评论家朋友聊。怎么说呢，我看《文城》就像《小马过河》这个故事一样，《文城》就是“河”，这条河，既没有老牛说得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说得那么深。总体看，《文城》不像某些评论家夸得那样，好到天上去了，开天辟地了。但也肯定不是失败之作，说作品缺乏悲悯、一味卖惨，这也是片面的。通过《文城》，我们能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基本水准，这部作品与《活着》比，当然有所差距，但放在当下的文学界，仍是高出一个档次的。

于枭：据我所知，你并非专职创作。那么平时的工作对你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影响？

孟昭旺：我平时的工作比较琐碎，很难有大块时间写作，都是利用零碎的业余时间来写。工作肯定会影响到创作，但也不是绝对的。我原先在学校工作，每年有两个长假期，我给自己列了创作计划，但基本都没能实现。

于枭：那么，你是如何在大量的日常工作和文学创作中切换“作家”和“办公室主任”身份的？这两个身份你都是怎么管理的？其中有一个排序吗？

孟昭旺：并没有什么排序，我只是比较能处理好工作和写作的关系。这里面有个窍门，就是要学会“变脸”。当工作很忙很累时，就打开电脑，当一名写作者，试着找一些好故事、好句子。当写作遇到瓶颈时，就努力工作。我很享受这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就好比劳作了一天，回家路上，看看西山的云彩、天上的星星，然后第二天重新整装出发。

于枭：你近期有什么创作计划？今后将如何跟进自己的创作？

孟昭旺：近期我刚刚完成一个12万字的系列小说，一共由50多个短篇组成。下一步，会尝试写一些乡土文化、民间风俗方面的作品。

于枭：最后，请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作为写作者的孟昭旺吧。

孟昭旺：人在江湖，心在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