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路遥的现实主义观念及其创作过程始终都在“柳青传统”的延长线上。新近出版的几本有关路遥的专著以及路遥的两篇“轶文”[1]等，从多个角度回应了这个问题。《路遥论》甚至以“柳青的遗产”作为“缺席的在场”，反复对照并剖析路遥的创作细节， 指出“路遥的价值，就在于他仍试图不断从具体的生活故事中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为个人在大历史中辨识人生方向提供一种感性形式”[2]。本文结合这几本专著，包括《路遥传》（厚夫）、《路遥论》（杨晓帆）、《路遥年谱》（王刚）、《路遥的时间》（航宇）和《人生路遥》（海波） 等，通过梳理“柳青遗产”，对比路遥的现实主义观念及其创作表征，大致从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清理出路遥对柳青的继承和新变之处。

一、“三个学校”的演绎

1962年，柳青在《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中提出，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的写作理念；1978年，柳青晚年写《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再次强调“三个学校”的理念，尤其强调“生活的学校”是文学工作的基础：作家要写作，先生活。[3]

作家的倾向，是在生活中决定的，不是在写作时候决定的。作家的风格，是在生活中形成的，不是在写作时候才形成的。我说的作家的功夫，主要在生活方面，不仅仅表现在他和人民群众在一块的时候，而且表现在他写作的时候。作家在房子里写作的时候，主要的功夫，是用在研究生活上。他总是要回想过去体验过的生活，很好地来理解这种生活，然后才能进入表现的阶段。而真正用在表现的时候，就是说，要把他所理解的生活表现到纸上的时候，是并不费劲的。[4]

与重视“人民的生活”相呼应，柳青不断强调作家的天资不是才能，文学天才也要从生活实践的锻炼中而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承认天生的作家；作家的思想、个体、才能、气质是在社会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5]作家的风格就是其思想、个性、才能和气质结合起来形成的“人的精神面貌，就是整个的人”，这同样要归结成一个作家的生活道路问题。[6]

路遥的诸多随笔和演讲也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1983年）讨论他们这一代作家如何继承“宝贵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的理论遗产”：

我们必须遵照《讲话》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中去，深入到他们的心灵中去，永远和人民群众的心一起搏动，永远做普通劳动者中间的一员，书写他们可歌可泣可敬的历史——这是我们艺术生命的根。[7]

和柳青一样，路遥强调“书写人民”。但是，在路遥这里，一方面，当他提及“人民的生活”时，并不将其作为决定作家个性乃至风格的“实践基础”，而是总要滑到对“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的强调上去：

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8]

路遥先后在《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1981年）、《作家的劳动》（1982年）、《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1983 年）、《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1991年）、《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以及《个人小结》等多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9]在此基础上，作家才是一个“个体劳动者”。[10]换言之，路遥强调“生活”的基础，更强调“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感觉世界，以及与此相关的“体验”的重要性：

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外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不行的。[11]

我不太注重有趣的故事，我注重的是感情的积累……所以，我认为深入生活，必要的采访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要有感情体验的积累。[12]

另一方面， 路遥所强调的“生活的学校”，更多地带有“政治的学校”的色彩。他表示：“我把政治也当作生活，在我笔下，作家应该在驾驭一切，作家应该把政治生活也当作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理解”[13]，城乡差异的历史背景和“武斗”经历对路遥的文艺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武斗”经历之后，路遥的“思想发生了骤然的变化”[14]。《路遥传》忆及申沛昌和海波等人对路遥政治才情的肯定。[15]《人生路遥》指出：“综观路遥的创作实践，特别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和获奖之后的创作实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灌’。”[16]《路遥论》则深入《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人物刻画，讨论路遥安排县委书记作为主角，和周小全式的红卫兵视角，是否可以表征出“武斗”经历对路遥的多重影响；同时细致地指出，“田晓霞特别启发孙少平不能只读文学书，还要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读理论书， ……”[17]可见，路遥创作过程中对“政治的学校”的践行，明显压过了他在文学观念中对“生活的学校”的强调，成为决定其创作倾向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陈忠实曾因短篇小说《信任》获奖发表感言《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1980年），该文结合《创业史》的人物刻画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强调柳青将“生活的学校”作为作家的第一所学校的深刻性。但是，陈忠实在罗列“三个学校”时将“政治的学校”置于最后：“生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政治的学校”。[18]除了这一次引用柳青“三个学校”，全文再没有提及“政治” 二字。和路遥时刻散发出的政治家激情不同，陈忠实一直避免提及“政治”，或是以一些具体事件进行表述。如前所述，“三个学校”的内涵包括其顺序排列，对于柳青而言，有着特定的理论意义。因而，从“柳青传统”来讲，无论是坚称走现实主义道路的路遥，还是早期坚持传统现实主义的陈忠实，都已走在了分化的道路上。

二、“真实性”之“生活的真实”

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中指出，柳青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他“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19]在这里，路遥反复提到了“柳青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的问题：真实性，并将其和 “史诗性”[20]结合起来。

现实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从恩格斯的提法，到《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规定， 再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播，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成长过程。柳青在《美学笔记》中借助恩格斯的提法，详细地考察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21]恩格斯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22]。柳青认为，恩格斯的提法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一个经典贡献，他具体解释道“细节的真实”就是“生活的真实”，就是逼真，让人没办法产生怀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艺术的真实”，是一种更高的真实。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典型环境”就是“典型的矛盾冲突”；“典型性格” 则是具备阶级特征（社会意识方面的）、职业特征（生活方面的）和个性特征三者的融合渗透关系，三者活生生地结合在一起，缺一不可。艺术的创造过程就是人物性格的三个特征的“典型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在故事中不应是一个固定的、呆板的、机械的模式，而是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 因而英雄人物的血肉是逐渐丰满起来的，尤其是农民革命英雄的塑造，应该有一个典型化的成长过程，而且直到小说最后一章才能完成其典型化的塑造过程。[23]

对“真实性”问题（关系）的阐释是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路遥对“真实性”问题的理解，虽不及柳青的系统和理论化，却也表现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性。首先，是对“柳青遗产”的准确把握。《路遥论》指出，《柳青的遗产》概括了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及其写作姿态。[24]不过，《柳青的遗产》一文提及的“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 和“生活的细流”，更接近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也就是柳青所讲的“生活的真实”。《路遥的时间》回忆清涧县文化局局长白生川“对号入座”石圪节书记白明川，或可说明路遥对“生活的真实”的“逼真”把握。[25]其次，是对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认识：

现在提倡写改革者形象，写社会主义新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新人呢？我的看法，是不管这人物多么先进，但他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社会先驱，首先要刷新自己才能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人们往往只看到他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而看不到他自身的矛盾冲突，作品应让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战胜自己而成为英雄的。认真考虑一下，任何英雄模范都要经历艰难的历程：他要现身于社会就要完善自身，而这种完善自身的过程往往是非常艰难的。文学作品中应该揭示的正应该是先进人物的这一过程。[26]

从路遥这段“看法”来看，一方面，路遥确认了柳青所讲的“英雄的血肉是逐渐丰满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有其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不同于柳青强调的人物性格三个方面共同的“典型化”过程， 路遥更强调三个方面中的人物“自己”和“自身的矛盾冲突”。换言之，路遥和柳青虽然共享了一套“典型化”的理论体系，但是，柳青小心翼翼地注意平衡结构中三个方面的力量，路遥则不惮于打破这种平衡，意欲突出其中一方面的力量，甚至将“人物自身”这一方面的力量作为结构整体。

三、路遥的“倾向性”

路遥对“真实性”问题的看法和他的作家倾向观是联系在一起的。“倾向性”问题在恩格斯讨论“真实性”前就被提了出来：作家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27]；“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28]恩格斯认为，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只要能够描写出真实的现实关系，即使作者没有提出什么解决办法，甚至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这部小说也算是完成了使命。柳青发展了这一观点，他提出作者越隐蔽越好，实际上就是说以人物为主位，表现其心理、思想、感情和情绪，而非叙述；而且作家的技巧本身也应 “隐在生活后面。使技巧不显眼，人们的全部感觉被生活的气氛和思想所控制”。[29]路遥早期在各种公开场合讨论现实主义创作时，也认同要隐蔽作家倾向的重要性，并将之应用到构思作品的技术层面：

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把高加林批评一顿。[30]

好的作品应隐蔽一些，一开始是这样，中间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和矛盾冲突的进展，当第一个跌宕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你完全抓住。[31]

作者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去臧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这是很不容易的。[32]

《人生路遥》指出，路遥“认为文学是历史的镜子，应该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构思，不但要反映现实，更要写出趋势（倾向性）”[33]。《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也表示：“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看似作者的态度，其实基本应该是那个历史条件下人物的态度；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路遥又明确表示：“作家……必须作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34]

因此，《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和他早先习得的关于作家倾向的现实主义理念之间有着明显的“裂缝”，作为作家的路遥的倾向性因其极为强烈的情感诉求而没办法隐藏起来。不过，路遥既没有像柳青一样，逐渐通过人物视角表达作家的情感态度，也不直接用单数第一人称“我”来插入作者视角，有时会借助复数第一人称“我们”来表达其强烈的感情倾向：

……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做是疯子。可是，我们不愿责怪他们，也不愿嘲笑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35

以“我们”代替“我”表达作家情感倾向，这样处理的好处如白烨所言，将读者由局外引入局内，使得“‘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使得小说有了“历史性”和“参与性”。[36]也应看到，“我们”的使用，正是以一种更为显眼的方式宣告了作家隐藏其倾向性的失败，也使得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理念。结合路遥对“生活的学校”的“感觉（体验）” 的强调，对“真实性”问题中“人物自身的矛盾冲突”的强调，有助于理解路遥的倾向性为什么会四处流溢。较之以柳青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将作家倾向隐藏于历史本质的发展倾向当中，路遥在追求历史本质的过程中，更强调作家的自我教育、自我反思能力的养成，及其参与历史发展的主动姿态。他在《个人小结》中表示：“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37]又如《作家的劳动》中，作家应有进取精神和更为可贵的“自我反省的精神”；[38]再如《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反复提及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教育的细节。[39]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路遥深谙导师柳青秉持的现实主义理念及其运作机制，却“故意”张扬他作为作家的情感态度倾向，展示其积极主动的姿态。[40]于是，路遥小说在他声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同时，既显现出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又促进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路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天然地分为具有和不具有自反精神两类，他们不再像柳青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出于阶级特征、职业特征和个性特征的综合考虑，有其自然的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留出空间。由于失去这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质的规定性”，路遥小说的人物心理开始趋于片段化和碎片化，并且出现了“疯子”的形象。

前者如田海民老婆银花的心理刻画，路遥强调她“天性就是如此”，自己为自己，其他人都是“外人”；并明确表示其作家态度，“这是农村新萌发的‘现代意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四十一章）。后者则是田二父子。“疯子”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或者说，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因强调有理有序清晰明了的塑造原则，而无法进入“疯子”的内心活动，唯其借助现代主义的心理表现才能刻画“疯子”的形象。[41]柳青在探索“古典的传神手法”的过程中，也曾担心过分使用这种手法不利于水平较低的群众阅读，和“群众化”有距离，因此在使用这种手法表现人物心理时比较节制和谨慎，并且强调应该让类似的文学技巧也隐在生活后面。《创业史》几个版本的修改过程， 也是主要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柳青对于洲之内彻所认为的“以心理主义、人物分析为基本创作方法的‘西化’，是文学现代化的‘宿命’”[42]持一种警惕的态度。路遥则较为开放，他在《人生》之后的演讲中提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问题”时讲：“现代派的手法于我们有用的必须吸收。……说不定有一天我在自己的作品中会用现代派手法去表现。”[43]《平凡的世界》中已经显示出了现代主义的创作面向。《平凡的世界》之后， 路遥或许曾设想过要写一部旗帜鲜明的现代主义小说。[44]

注释：

[1]参见姜红伟《〈路遥全集〉遗漏的两篇重要“轶文”》， 《作家》2019年10月。

[2]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第193页。

[3]《柳青传》中披露，柳青曾因将“生活的学校”而非“政治的学校”置于“三个学校”之首而受到批判，柳青反问“难道没有生活就有了政治和艺术吗？”。参见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455页。

[4]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柳青文集》（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821页。

[5]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下），第766页。

[6]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 （下），第769页。

[7]路遥：《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1983年）， 《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140页。

[8]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早晨从中午开始》，第91页。

[9]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 91、93、94、98、191、281 页；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 第241页。

[10]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96页。

[11]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1983 年），《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17页。《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 也表示：“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震动，我才考虑要把这种感情表现出来，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感情的方式。” 《文学报》1983年8月25日。

[12]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 （二）》（1984 年），《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62-165页。

[13]参见路遥《文学·人生·精神》（1991 年），《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241页。

[14]路遥：《致刘茵》，《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72页。

[15]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101-102页。

[16]《人生路遥》还回忆道，路遥“热心政治，从国际大事到国内政情，从地方大员的进退到单位领导的起落，事事留心，将之视为生活中的必需。……他认为作家首先应该是政治家，政治上不敏锐，不正确，不坚定，写得再好也是鸡零狗碎，小儿科……”参见海波《人生路遥》，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 48174 -175页。

[17]参见杨晓帆《路遥论》，第 56、164页。

[18]陈忠实：《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陈忠实文集》（第一卷），广州出版社，2004，第533 页。

[19]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136-137页。

[20]柳青生前很少讨论“史诗”和“史诗性”，他更关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典型论”和“倾向性”等问题。《创业史》 等“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作品被称为“史诗”，更多是在写完之后被评论界“追评”出来的。不过，考察柳青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创业史》（第一部）扉页的“作者说明”，可以发现他的史诗观和卢卡奇的认识（“史诗”是一种自我完满的状态）相去不远。本文出于论证方便和由于篇幅所限，仅提出结论性的讨论：路遥在写作时甚至写作前是有强烈的“史诗”意识的，他的“史诗”意识一方面外在地追求“全景”“巨大”，另一方面内在地强调作家情感。参见〔匈〕卢卡奇 《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25页。

[21]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7页。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79页。

[23]参见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四卷），第277页。

[24]杨晓帆：《路遥论》，第153页。

[25]航宇：《路遥的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69-70页。

[26]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二）》 （1984年），《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6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90页。

[29]刘可风：《柳青随笔录》，《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２期。

[30]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1983年），《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147页。

[31]路遥：《使作品更深刻更宽阔些》，《文学报》1983年8月25日。

[32]路遥：《无声的汹涌》，《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13页。

[33]见海波《人生路遥》， 第175页。

[3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20页。

[35]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274页。

[36]白烨：《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文艺评论》1991年第4期。《路遥论》 从另一个角度， 结合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写作潮流，肯定“我们”对“自我”的反拨功能。见杨晓帆《路遥论》，第224-226页。

[37]三日后， 路遥修改这句话为：“我认识到，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参见厚夫《路遥传》，第297页；王刚 《路遥年谱》，第240-241页。《路遥传》梳理出路遥在几个人生转折阶段的自我教育细节：上延川中学事件后，他明白“自己的事件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道理；仕途无望和初恋失败后，“为自己戴孝”；路遥和林达谈恋爱期间，回应海波“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见厚夫《 路遥传》，第33、64、84页。

[38]路遥：《作家的劳动》，《早晨从中午开始》，第98页。

[39]除了八次提及“柳青”，《早晨从中午开始》以更多的次数琐碎地提到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斗争（或许和路遥以第一人称书写有关）。主要整理如下：

“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悲剧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以及追名逐利埋葬了多少富于创造力的生命。当然，有的人天性如此或对人生没有反省的能力或根本不具有这种悟性，那就另当别论了。动摇是允许的，重要的是最后能不能战胜自己。”（第9页）“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第32页）“不允许外来的干扰， 也不允许自己干扰自己。”（第35页）“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你是作家，也是艺术家；你塑造人物，你也陶铸自己；你有莎士比亚的特性，你也有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的特性。”（第36-38页）“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要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第50页）“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 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第69页）“坚持要干的我开始说服犹豫不决的我——不是说服，实际上是‘教导’在这种独立性很强的工作中，你会遇到许多软弱动摇甚至企图‘背叛’自己的时刻。没有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你干与不干，干好干坏都与别人毫不相干。这时候，就得需要分裂出另一个‘我’来教导这一个‘我’。我当时是这样‘教导’我的：……”（第78页）“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第88页）另，《路遥论》（第267-268 页）整理出《早晨从中午开始》5次提及“柳青”之处， 本文翻阅到尚有其他3处，分别见 《早晨从中午开始》 第28、46、78页。

[40]路遥自称：“……我认为我的生活底子，我的语言能力，我的理论基础按说是很厚实的。特别是在理论方面，要比同时代的作家扎实得多……”王作人：《难忘路遥》，《路遥传》，第330页。

[41]“憨汉”田二父子除了“疯癫”，父亲还具有“预言”功能：世事要变了；儿子只说“爸爸爸”。韩少功《爸爸爸》中丙崽也说“爸爸爸”。《爸爸爸》 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描写田二父子的《平凡的世界》 第一部发表于《花城》1986年第6期。

[42]洪子诚：《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43]路遥：《东拉西扯谈创作（一）》 （1983年），《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23页。

[44]路遥《业务自传》（1989年1月5日）提及：“今后准备继续深入到生活之中，同时集中一段时间，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广泛地研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源流，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第三段创作’。”见厚夫《路遥传——重新开启平凡的世界》，第297 页。另，2017年11月延安大学“路遥会”上，海波提道，路遥曾对他说，《平凡的世界》之后，如果要创作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现代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