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只要提起历史，人类总有话说；而在谈论历史时，“当下”是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无论是李世民“以史为镜”，还是胡适“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或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在说明一点：历史与我们很近。无数的历史学家也将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着力点，构建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将历史真正地复活为当下的、现实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资源。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著作《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便是此类历史写作的典范。

玛格丽特并不执着于对某一历史阶段或者某个历史事件，她立足于“当下”，具体论述人们面对历史的两种态度——“运用”与“滥用”。

历史的效能

“我们不应该将历史仅仅视为一堆躺在地上的枯叶抑或是尘封已久的古董收藏，更明智的做法是将它视作一汪池塘，时而风平浪静，更多的时候则波涛汹涌；历史就暗藏于现实的表面之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制度、思维方式以及我们的好恶。”这是玛格丽特写在“引言”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她的基本历史观：历史，时刻与我们相关。所谓“历史的效能”，指的是历史对当下的价值与作用。它建构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塑造了民族的文化传统，更形塑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而以上的诸多内容均与一个永恒问题相关，即“我是谁”。

“我是谁”的问题不仅困扰着哲学家，也缠绕着历史学家。在历史中，“我是谁”的疑惑被回应为“群体感”的心灵体验，作为个体的人在“群体感”中获得安身立命的感觉，体悟到归属的安全与家庭的温暖。因而，玛格丽特才会说“历史是一种强化想象的共同体的方式”。

“民族”是“想象共同体”的最基本形式，民族意识便是在这个“想象共同体”中生活的人所具有的“群体感”。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与比较中，民族意识会升温为民族主义，以更加激烈与明确的方式回应“我是谁”的疑惑。玛格丽特在书中专辟一章论述“历史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作者将“民族主义”定性为“现代问题”，将其视作意识形态的某种类型。这种类型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生发于民族心理的无意识层面，在与其他民族意识会面时会分外凸显其历史的效能。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以泾渭分明的态势标识出“我们”与“他们”的边界。

从根本上说，民族主义既是一个“被发明”的现代概念，也是人类在代代相传的群体生活中积淀而成的传统心理。它是影响人类价值观的基本因素，也是对“我是谁”的明确回答。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与自我认同紧密相关。既是因为这种相关，也是由于此概念本身的模糊，“民族主义”也极易被“运用”甚至“滥用”。它既能团结民众凝聚人心，也会成为原教旨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思潮的精神支撑。而当这种利用也成为“历史”时，后世对它的讲述方式、呈现内容与理解角度又会成为另一层的“运用”或“滥用”。而这种“套娃”式的历史循环状态正是历史效能的最为明确体现。

因而，玛格丽特提醒人们：“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几乎已经和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套娃”中的玄机

“运用”与“滥用”是人类面对历史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让历史呈现出“套娃”式的循环样貌：无论是面对当下现实还是陈年旧事，历史始终处于“被讲述”的状态。历史犹如一座沉默矗立的冰山，时间是一片汪洋大海，人类便乘坐在一叶扁舟上，在流逝的时间海水的推动下不断地变化看待历史的角度，这座历史冰山的样貌也因视角的变化与事实的增加而不断清晰。但人类并不会平静地接受历史在变动中趋于清晰的事实，而是要不断地对其进行改写与利用，冰山由此趋于模糊和朦胧。而历史学就犹如一束云销雨霁后穿透云层与雾霭的霞光，让冰山以其尊严与巍峨的样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或许，这依然是一种“视见之差”的结果；但是，人们毕竟会亲眼见识到它的高耸入云与不容小觑，心中升起的敬意与清醒或许正是对“历史”最好的反馈与回报。

在现实中，人类对历史进行“运用”或“滥用”的最直接方式便是在“记住”与“忘记”之间的选择。人们“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动下，苦难很容易被遗忘，矛盾极易被磨平为鸡毛蒜皮，不满与愤怒也有被压抑为忍耐和服从的可能。面对战争、苦难或自己不体面的往事时，这种历史态度尤为耐人寻味——

在法国，二战时期成立的维希傀儡政权是无法抹去的屈辱记忆，让战后的法国社会接受这一不体面的事实更是难上加难，右翼分子将其美化为法国高层的“忍辱负重”之举，更将其附庸为对犹太人的保护；在俄罗斯，苏联与斯大林依然是记忆的禁区，不能随意触碰；在西班牙，甚至出台了名为“遗忘协议”的文件，让国家与民众自行删除关于法西斯分子弗朗哥政权的历史记忆。

与之相反，虽然战后的德国人也倾向于在遗忘与沉默中淡化希特勒与纳粹，但文化界却掀起一股反思浪潮。无论是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还是君特·格拉斯小说中的戏剧化呈现，德国文化界面对历史时展现了勇气与担当。两相对比，回避造成对历史的浪费，正视则是通过对历史的合理运用将曾经的苦难与不堪转化为沉甸甸的精神财富，滋养并警示后人。

较之“遗忘”与“回避”，“滥用历史”是更加无耻的行径。比如希特勒对《凡尔赛和约》与“一战”事实的扭曲与篡改不仅没有终止战争，反而造成更大的灾难。诸如此类的“滥用现象”数不胜数，它们的目的无一不是通过霸凌历史而控制现实。故而，历史学的价值便在于识破历史叙述的秘密，解开历史“套娃”的玄机，如剥洋葱般地觅得层层“套娃”所包裹的历史真相。

历史学的学术品格

历史需要“真实”，过去需要当下的承认。但是，玛格丽特特意提醒到，“承认过去的历史是一剂猛药”。它既可能是救人性命的灵丹妙药，也可能是加速死亡的虎狼之药。这既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更彰显出历史与现实、当下之间强大的张力关系。而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关系既是政治家的工作，也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由此看，历史学家不仅承担着求真的责任，更有着深思的品性，让“真实”超越实证与考掘的要求，向伦理与价值的层面挺进，让历史学科成为与个体的精神成长与人类整体的幸福生存紧密相关的生命之学。

纵观全书，玛格丽特所倡导和实践的求真意识、怀疑品格、谦卑品性与反思意识等精神品质都显示出历史学的学术品格与伦理内涵。

在其他文明的关照下，我们可以为民族主义注入世界与人类的新鲜血液；在历史事实的了解中，我们可以走出历史叙述的单一模式，在多元与参照下学会独立判断与面对事实。这不仅会促成个人的成长，更会推进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成熟。在此方面，历史学不仅是生命之学，更是人类之学。

这样的历史学恰恰起步于我们历史观的转变与矫正。我们需要时刻丈量历史与我们的距离，并谨记：历史离我们很近！正如书中的一句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更是因为复杂翔实的描述比一个简单化的说法更能满足一个心智成熟的人的内心。”历史成为一种邀约，邀请我们走进历史、看清自身，并由此走向真实、迈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