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上曾被称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抵达地，也是近代以来华侨支援中国反帝反殖斗争的海外后援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华侨华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历史风雨与现实困境，总是顽强地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承传，并在发展沿革中塑造出兼容民族性与跨文化性的特质。在世界视野中考察中华文化的存在状态与延展变迁，东南亚地区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扭结点。

学界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认知，从资料的发现与开掘，到研究空间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拓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历史的文化场域，东南亚华文文学依然展现出诱人的魅力，吸引着研究者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思考。可以说，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已然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而在众多研究者中，“75后”的金进以敏锐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史料梳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作为年轻学者，金进是勤奋并充满活力的。年轻使他充满锐气，而勤奋治学和对理论问题的敏锐感知，又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史的厚重感和话语的前卫色彩。他师从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受时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的王德威教授学术影响，2007年博士毕业后，又曾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国台湾东华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10年，多次在美国哈佛东亚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学，直至2016年回到祖国，转益多师是汝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学术道路令人羡慕。他的理论素养和文学情怀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这部专著中得到鲜明的呈现。他以华语文学“整体观”的视野，考察世界范围内华语文学与文化的传承转化问题；在“冷战”历史背景下梳理东南亚地区华语文学传承中华文化的谱系线索，并对史书美、王德威等研究者提出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内涵、理论变迁及局限进行评析。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学界以往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是“国族认同”、“文化身份”和“本土意识”的纠葛等问题，这些已经被充分意识到的历史因素成为金进展开思考的基础，他尝试在切近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发现更多未曾被揭示的“真相”，而“冷战”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和一种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思维意识”，成为他思考“认同困惑”与文学的跨域旅行之间关系的切入点，并由此将一些隐而不彰的历史细节呈现出来。

《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冷战”背景下“南来文人”“南下影人”对新马文化艺术的影响问题，勾勒了世界范畴内中华文化“复合互渗”的特征和历史轨迹。对“冷战”作为一种时代性因素在文化艺术与文学传播中的影响的评析，体现出著者文史并重的严谨治学态度，以史料的挖掘、整合与铺陈，梳理跨区域、跨时代、跨文化的华语文学创作历程，在文学与史实的对话中，形成极具包容性的个人史观。论著采取以“史”鉴“文”的研究方式，在文本、文人、期刊、社团等主体中辨析历史的痕迹，并在史料、史实的佐证下实现文学场域的复苏与回溯。其写作的策略，概略体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侧重于在历史的呼应下，寻找文本的生成机制。著者以回望历史的姿态，开始对新马华文文学以及台港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解读。在梳理新马华文创作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暗含着一条精神路径，即是与历史演进轨迹相伴生的族裔认同，这条文学史脉络以典型历史事件为节点，以丰沛厚重的历史资料填充着文本诞生的缘起与文本价值的外延。于是，马来亚本土抗日活动史料成为族裔认同叙事的素材来源，南洋华侨对美国、日本的抵制运动成为20世纪初海外民族情绪的载体，“冷战”格局的开启实为新马华文创作题材调整的催化剂……著者对史料的详尽掌握、审慎选择，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留下了真切可靠的历史侧写。二是借助文人的跨域流动，铺展群体的迁移史与民族的精神史。论著在对汉素音（韩素音）、温瑞安等“文人”的个体生命体验、创作经验加以考辨时，由“史”出发的文学批评理念，使著者大胆拓展个案研究的文学范畴。如对汉素音文学精神的呈现，并不局限于作品的解读，而是从笔名的演变意义、个人传记所传递的身份认同等个体经验史切入，进而以汉素音为原点，延伸出复杂的海外交流人际网络，以其在政、商、学三界的声望，奠定汉素音文化身份的特殊性，为论述其左派倾向的具体表征营造出厚实的历史氛围感。三是关注“冷战”格局下东南亚文学期刊的历史生态。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和作为叙事动力的“历史”由来已久，那么“冷战”正是著者为观照台港地区及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寻找到的绝佳历史背景，这一世界时刻下的中国维度，在东南亚文学期刊中映射出种族与国家的话语冲突，凝结成辐射至今的历史爆发力。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本土的资料整理工作，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资料的搜集、发掘方面有更多的困难，史料散佚、资源匮乏时常成为研究发展的瓶颈所在。因此，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在史料意识、史识建构等方面加以摸索，就成为确立研究者学术品质的关键因素。《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展示了丰富的新马华文文学历史资料，著者用详尽而丰富的史料，带来“冷战”时期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创作历史语境的复苏，并以文学研究实践对“华语语系”概念重新进行解读与建构，回应了前些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中堪称热点的“华语语系”争鸣现象。由史书美提出，经王德威重新阐发和纠偏的“华语语系”阐述，近些年来在海内外学界引发了不少争论，争议虽然是由文化研究引发，但研究者思维方式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影响却值得反思。金进选择从对“冷战”思维惯性的思考入手，深入揭示不同国家地区研究者文化观念的差异。正如其在论著“序言”中所强调的：“我们重审华语语系的理论源头和批评方法，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另外一种观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它可能不是一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理论，但绝对是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批评方式。”他在研究中不依赖单纯的理论推演，而能借助对文学史料的发掘铺陈，再现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实况与历史真实，并由此辨析“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粗粝讹误，取其“中国/周边”、“普通话/各种华语”等多元视角作为华文文学整体观的补充。其对“华语语系”概念的重新阐释，体现出中华文化内置的包容性，又于纷繁复杂的文学场域中，提炼出台港及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例如在考察早期马华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时，论著打通马华文学左翼思潮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密切联系，中国近现代民族思潮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和信息的沟通，对马华社会产生冲击，触发了文学的激变，在域外彼时相对自由的环境下，形成关于文学、社会、哲学问题的热烈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同根同源的异域回应。而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地区对中国现代文学、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实现了华语创作的又一次共鸣。著者以典型案例细化着概念的内涵，也彰显了自身广阔开放的学术视野。

在《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史料与文本、理论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文化的跨域互动呈现得脉络清晰而又富有层次，在宏大叙事和作家个案的结合中，史料一定程度上弥补着文本内部研究的乏力，成为文化诗学的重要元素。

此外，论著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问题域的跨界生长”。著者在重建历史维度的探索中，既有对不同主体史料的借鉴与对照，也着意通过跨界创造新的问题域。其中，《冷战文化、青春书写与影像表现》《光影中的冷战——以1950、60年代星港两地电影互动为研究对象》《冷战文化、南下影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华人历史、国族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等篇章，侧重从影像与文本之间的裂隙出发，阐述中华文化传播与影视创作的关系，研究视域的拓展，跨界的思索与发现，为研究者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域外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信息。论著一方面关注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电影、电视剧作品对华文文学的影视改编，另一方面关注“冷战”意识的渗透在不同主体间的差异化选择。影视改编过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尊重或偏移，同样隐喻出历史意图的多样性，以及“文化中国”情结的日渐生成。与之相应的，是著者发觉了不同作家剧本创作心态的差异，张爱玲对编剧身份的认同，对编写演员的认知，使得文学创作中的苍凉风格过渡为剧本创作中的通俗言情面貌，与郭宝崑的左翼现实主义追求对比鲜明。而著者在选择剧作者入史时一视同仁，坚持以史料验证历史、解读文艺的研究路径，力争对“冷战”格局影响下的华语文艺界做出中肯、客观的复原与评价。不同于单纯由艺术叙事出发的影视改编研究，《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影视改编议题，仍旧是著者探寻历史的通道，甚至是著者着意发掘的史料本身，在探寻历史缝隙的同时也成为现当代史料学的一部分。也正因此，悉心收集的电影海报、细致整理的电影信息图表，均从历史的边缘一跃而成为时代标识，标识出影像叙事意图背后的话语权争夺。

“冷战”作为人类政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曾经影响世界格局几十年，其对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堪称巨大，不过，研究者对政治、经济的讨论很多，而对于文化的影响则长期被忽略了。尽管“冷战”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宣告结束，但其思维惯性、精神留痕依稀可见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冷战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对“冷战”作为时代性因素在文化、文学发展中留下的印记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次以史为鉴的文学史梳理，一次冷静自持的回望，一次为了走出“冷战”意识的必要认知过程。王德威评价说：“作者梳理史料，细读文本、辩证个案，思考政治、教育、伦理与心理因缘，笔锋所至，道尽一个时代花果飘零下的惶惑，以及灵根自植的寄托——文学与世变的多重关系因此有了新的表征。”诚然如此，探讨文学与世变的复杂关系，不仅寄托着研究者的历史情怀，更具有现实的文化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