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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老舍成功地完成了从教育者到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转变，他充分借助教育者的阅历、眼光和立场，通过写作实现了对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生态以及五四运动的审视和反思。在老舍看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新式教育改革和五四运动因为历史的机缘互为力量，但这些并非都是正向发展的力量，他以一种既旁观又介入的方式看到了这些历史力量背后的某种龃龉、偏差和逆反，从而建构起“知识救国”的缓进改良之路。可以说，老舍是从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朴素立场出发，对五四运动成败得失的影响及其未来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看法，这和主流评价史中对五四运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显示出了分歧，但也因此更显可贵。

关键词：老舍；《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五四”

1918年9月，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的老舍由于成绩优异，被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那年他尚不满19岁。此后将近20年的时间中，他历任小学校长、劝学员、中学教员、大学教师等职，直到1936年夏他立志要当“职业写家”，辞去了时任国立山东大学的教职，专心从事写作。近年来，学界已经注意到老舍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重要身份，并较多地倾向于结合他的小说创作来分析他的教育理念，抑或从老舍具体的教学实践来提炼他的教育思想。[1]这些讨论在力图呈现老舍作为一个教育家面貌的同时，往往忽略了他的教育理念和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老舍从教的这段时间恰好是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的高涨和落潮的阶段，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最为风云变幻、扰攘不安的时期，大张旗鼓、破旧立新的历史表象之下，掩藏着历史褶皱中的新旧杂糅、泥沙俱下。老舍一直声称自己是“五四”的旁观者，[2]（P167）这背后自然有他作为一个末世旗人的自谦和自抑，但其实，他对于“五四”绝非只是一位置身事外的观众。在他能够拿起笔进行创作时，他就把自己在这一时期以一个教育者的身份所经历的种种见闻、观感、困惑和思考，一概写进了小说中，并试图以此回应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和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老舍这一时期的小说对重新反思民初至“五四”的教育改革以及在主流评价史中渐渐定于一尊的五四运动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

作为老舍早期两部重要的作品，《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既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民初至五四时期的北平社会相吻合，创作素材上也直接来源于老舍的教育工作经验，因此本文拟以两部小说为个案，试图探讨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老舍是如何看待并反思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五四运动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

一、“新少年”之惑——民初至“五四”的教育改革之审视

《老张的哲学》创作于1924－1925年，1926年7月开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在小说结尾处，叙述人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大致时间是“民国八九年到十二三年的时候”，也就是1919－1924年。故事中的4位青年男女，分别是19岁的王德、李应，20岁出头的李静和龙凤。以往研究多关注他们之间相爱而无法相守的爱情悲剧，却忽略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即他们都是出身学堂的“少年学生”。

据老舍说，“‘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人与事都有个影子”。[2]（P167）在小说的开头，两位主人公王德和李应是在老张设立的“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读书，隐含作者老舍对这个学堂着墨颇多。这个学堂不仅是老张“钱本位”而集教书当兵经商为一体的人生哲学的实践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北京教育界的某些真实状况。

追根溯源地看，“小学堂”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教育最初萌芽时期的产物。1896年8月，后来担任了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的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将学堂分为“小学堂”和“大学堂”两个阶段，小学堂的学生经过数年学习后，中西各学俱通，方可升入大学堂。[3]（P625）1898年7月，正在倡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将学堂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三级，小学卒业，作为经济生员升入中学；中学卒业，作为举人升入大学；大学卒业，作为进士引见授官。[3]（P660）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法定的系统学制——“壬寅学制”。这一学制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初等又分为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各三年。[4]（P99）学制虽经颁布，却未加实行。至次年，经张之洞、张百熙等重新校订，另行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即“癸卯学制”）。和“壬寅学制”稍有不同的是，该学制规定初等阶段分为初等小学堂五年和高等小学堂四年，另设蒙养院，不在正式学制之内，并将“读经讲经”设立为初等阶段的必修课程。[4]（P84）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对旧学制重新加以修订，于1912年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较之旧制，该暂行办法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废除了此前学制里小学设立读经科的要求。[5]（P2）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大批举贡生员们进仕无门，除了一部分进入社会自谋生路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选择进入传习所或者新式学堂接受再教育，这就导致学堂的学生年龄普遍偏大。据癸卯学制规定，初等小学至高等小学的年龄为6－15岁，中学为15－20岁，大学为20－26岁，但很快就延至初等小学可至15岁，高等小学可以至20岁，大学可以至30岁。[6]（P154）

老张的学堂原本是应时局而生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是新式学堂的数量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于大量旧习未除的私塾的取缔。1912年12月18日，针对当时众多的私塾还在“专读经书”，教育部发布第40号训令，要求京师学务局立即着手处理北京严重的私塾问题，旨在“彰文化而作新民”。[7]此后一年的时间中，京师学务局和警察厅联手查处和解散了北京约150处私塾，时人观察家曾云：“京师地方自民国元、二年间整理私塾后，遂不复见有私塾。所有能存在之私塾，举一跃而为私立国民学校。”[8]（P775）小说没有交代老张的学堂的来由，但从诸多方面都能见出它是一个“改良版”的学堂。课堂里不仅挂着孔子像，还挂着彩印的日俄交战图，颇有“追古抚今”的意味。所用的课本是“新书”，但实际教的却是《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在旧时私塾中用于开蒙幼童的读物，学生年龄结构也参差不齐。小说的开头，老张得知新任学务大人来访，慌忙着手准备，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学生们把《三字经》《百家姓》这些“旧书”都收起来，拿出《国文》《修身》《算术》这样的新书来。要知道，早在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中，就规定了“初等小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5]（P3）等。其后虽几经政坛时局的动荡，但“修身、国文、算术”这几门主要课程的设置到1910年代末期都没有太多变化。而老张的这个小学堂，到了“五四”时期还在教授《三字经》《百家姓》这样的私塾读物，“国文”“修身”“算术”等新科目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幌子，面对学务大人的突访，老张自然无法淡然处之。学务大人认为老张的学堂没有用商务印书馆的教材，而使用了中华书局的，这一情节则涉及到另外一重背景。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采纳了全国教育联合会呈送的关于“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的会议决议，以及“国语统一筹备会函请将小学国文科改授国语”的建议，决定“提倡国语教育”“以国民学校国文科宜改授国语为言”，决议从该年度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9]此令公布后，京师先行设立了国语讲习所，并令国民学校文体教科书分期作废。商务印书馆抢得先机，聘请擅长国语学的诸位教育家编印新体国语教科书。[5](（P158）1919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了《新体国语教科书》，学务大人质疑老张学堂所用的国文教科书，并指出“还是用商务的好哇，城里的学堂已经都换了”，[10]（P14）显然指的就是以“国语”代替“国文”的新版教科书。这些细节都反映了老张的学堂完全没有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打着新式的幌子却有名无实。

再来看新任学务大人南飞生。视察老张的学堂时，他的那身行头，旧灰色官纱袍配着河南绸做的洋式裤，系着裤脚，一双短筒半新洋皮鞋，露着本地蓝市布家做的袜子，看起来是那样的“新旧咸宜”“允执厥中”，叙述人用一种不失为调侃的语气评价说这是“东西文化调和的先声”。学务大人让老张不叫“大人”而叫“先生”，并说这是“新办法新称呼，比不得七八年前”，一方面表明这位学务大人颇为趋时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教育界和民国初年时期相比，改革上似乎更加频繁和激进。事实上，从民国初年到“五四”时期，教育界的改革声浪和当时纷纭变换的政局时局一样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出台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也即“壬子癸丑学制”）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后推出的《特定教育纲要》，再到1922年11月由教育部以大总统令形式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又称“新学制”），教育改革一方面受到政局时局迅速更迭的影响而愈加频繁，另一方面也由于教育界所承担的重要功能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或者借以谋利的领域，因而呈现出鱼龙混杂、沉渣泛起的局面。

学务大人在视察时，对老张提出讲台设在了西边，是“白虎台”“主妨尅学生家长”的谬论，足可见出这位学务大人在教育观念上的迂腐。再来看他名片上冠以的多个头衔，“‘教育讲习所’修业四月，参观昌平县教育，三等英美烟公司银质奖章，前十一师二十一团炮营见习生，北京自治研究会会员，北京青年会会员，署理京师北郊学务视察员，上海《消闲晚报》通信员”，[10]（P24）可谓是教育界、军界、商界、政界、报界都有阅历。比起老张的“教书当兵经商”的“三位一体”哲学，这位学务大人变本加厉地“多位一体”，这也不失为隐含作者老舍在着力于老张之外的又一笔有力的讽刺。

《老张的哲学》中被讽刺嘲弄的不仅是老张、南飞生这些把教育当作谋利之具的投机市侩分子，还有对于那一拨出身于“学堂”中人的“少年学生”的反思。不妨来看小说中的这样一段叙述人的评论：

由学堂出身的人，坐在公园的竹椅上，拿着报纸，四六句儿的念，更是毫无疑惑的自认为国家的主人翁。责任义务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10]（P37）“学堂出身的人”即新式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隐含作者老舍看起来，这些新学生们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这种自我意识却相当狭隘，它和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教育制度所鼓吹的读书进仕、以读书作为博取个人功名利禄之具的思想并无差异。桑兵在分析晚清学堂的教育观时曾指出，西方近代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趋向不同。前者以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使之找到各自的最佳位置，并培养其社会主体意识和国民精神;而后者以统治者为中心，以造就少数出类拔萃的仕宦人才为目的，并教化民众接受统治。[6]（P44）20世纪初期之后虽然开始全面推行新学制，但这种中西教育观的差异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矫正，这也就造成了那一批学着西方教育的皮毛、骨子里却仍是“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的陈腐思想的“新学生”。

除了在整体上对“新学生”群体加以批评，隐含作者老舍还特别写出了王德、李应和李静这几位“少年学生”的代表。“少年”这一概念在清末之际的维新知识分子那里被屡屡提及，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梁启超的“少年论”。在那篇发表于1900年的名动一时的《少年中国说》中，“少年”和“老年”不再仅是年龄范畴的对举，更代表了截然对立的正负、善恶的价值指向：“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11]“中国少年”肩负着“制造将来之少年中国”的重任。在稍后一篇《敬告留学生诸君》中，梁启超又将维新救国的重任放在了“学生诸君”的身上，并认为这是学生的“天职”所在：“故他国之学生所求者学而已，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12]可见在梁启超这里，“少年”“学生”是一组同义的范畴，都被赋予了救国兴国的历史使命。

在《老张的哲学》中，以王德、李应为代表的这群“少年学生”一开始也有着救国兴国的理想。王德离开老张的学堂，和李应一起进城谋事，最后去了报馆当校对和记者，他对自己的将来感到异常兴奋:“作访员，将来作主笔！这绝不是平庸的事业！你看，开导民智，还不是顶好的事?”[10]（P94）办报纸以开启民智，这是晚清及至“五四”维新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王德能作此想，显然是受到当时“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但是王德的这种理想又非常脆弱，当他发现报馆的新闻都是避重就轻、粉饰现实，他选择了出走。李应一开始也想着“我们空挣些钱而不替社会上作些好事，岂不白活”，所以他入了基督教救世军，希望“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10]（P60）但面对姐姐李静和自己与爱人龙凤的困境时，他只是懦弱地一走了之，无计可施。王德和李应的命运，真实地反映出那班“少年学生”在当时中国社会环境下的“脱榫”的病症。

对这些“少年学生”存在的问题颇有想法的，还有小说中的另外一个人物——赵姑父。他对两位少年希望“作事”的想法非常赞成，但他也坦白地抱怨：“念书我不反对，作事可也要紧；念书要成了书呆子，还不如多吃几块脆脆的猪耳朵。铺子里不收你们念书的作徒弟，工厂里不要学生当工人，还不是好凭据?”[10]（P60）显然在他看来，学堂里教给学生们的不是切实的可以谋生立世的本领，只是一些虚浪浮夸的花拳绣腿。勤勤恳恳做了一辈子事的赵姑父的想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市民阶层对于新式学堂走出来的新学生的观感。

事实上，对学堂出身的学生毫无傍身之技的问题，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有过相当尖锐的批评。1908年，有时人在《申报》上撰文称，虽然学堂数量已渐多，“民智稍稍开，科学稍稍具”，但一俟从学堂毕业后却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某邑高等小学学生数十人，毕业后介绍入商。不三月，而尽行见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学堂学生为徒弟。某女学校之某某出嫁后，不知烹饪缝纫之职，而见恶于翁姑，贻笑于戚族。某镇之人，誓不娶女学生为媳”。[13]无独有偶，小说中赵姑父也对学堂出身的女学生——李静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念了五六年书，今天买皮鞋，明天买白帽子，书钱花得不多，零七八碎差一点没叫我破产，我的老天爷！我不明白新事情，所以我猜不透怎么会一穿皮鞋就把字认识了。”这种评价可以说把当时新式教育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弊端以及一般民众对它的隔膜情形都分明画出了。而李静作为学堂出身的女学生，她看新小说，接受新知识，她和王德自由恋爱，感情真挚，但她最终还是为了救叔父，遵从了姑母之命，答应嫁给老张。她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接受的这种新教育的呢?小说这样写道：“她是入过学堂的，似乎明白一些道理，新道理；新道理自然是打破旧礼教的大炮。可是她入的是礼教之邦的学堂，念国文，地理，已经是洪水猛兽般可怕，还于国文、地理之外讲新道理?幸而李静聪明，对国文、地理之外，一点别的也不求知；幸而礼教之邦的教育家明白大体，除了国文、地理等教科书外，一点有违大道的事情也不教！”[10](P151)可见，李静的妥协，不仅说明封建礼教的那套陈规礼俗仍在暗中作祟，也反映了置身在这新教育中的女学生们自身的精神惰性依然深重。

除了王德、李应、李静和龙凤，小说还用侧笔写到了另外几位“少年”。王德在报馆之前曾到一家宅门应聘做书记，看到门房里“卧着一个少年，脸洗得雪白，头油的漆黑”，看到王德一身布衫，就出言不逊，刁蛮无理，及至见到宅门的大少爷，也是一位“少年”，他“拿着一张《消闲录》正看得入神”“带着金丝眼镜，嘴里上下金牙衔着半尺来长小山药般粗中间镶着金箍的‘吕宋烟’……手上戴着十三四个金戒指，脚下一双镶金边的软底鞋，胸前横着比老葱还粗的一条金表链，对襟小褂上一串蒜头大的金钮”，[10](P52－53)浑身上下从穿着到趣味无一不透着市侩傲慢的恶俗气息。王德李应们虽不屑与这些“少年”们为伍，但他们却构成了王德们生存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的真实一隅。

可以看到，隐含作者老舍借助老张的这个学堂，勾画出了民初至“五四”中国教育界的种种怪象，同时也描摹出一班“少年学生”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遭逢的现实和精神困境。办教育被称为“开学店”，冠之以新名号的学堂实则陈腐不堪。置身其间的少年们空有一腔报国理想，但在具体问题面前却只能束手无策，愈加困惑。王德、李应这班少年都无法通过这种“新教育”解决自己在涉世之初时遇到的问题，那么新教育该何去何从呢?

二、“新青年”之病——后五四时期的教育界生态之反思

在接着的《赵子曰》中，老舍将眼光聚焦在了北平一班大学生的生活。在谈及写这部小说时，老舍坦言:“我在一方面离开学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这六七年中的学生已和我作学生时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2](P167)老舍于1918年开始做小学校长，六七年的时间大约指的是1918－1925年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这一时期。而日本学者杉野元子通过详细考证，将《赵子曰》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更精确地锁定在1922年春到1923年秋之间，[14]本文亦采纳这一说法。

和《老张的哲学》主要瞩目于“少年学生”不同，“新青年”则成为《赵子曰》中的关键词。从“少年”到“青年”，反映出老舍意图对新式教育从民初发展到“五四”之后的历史真实情形进行持续性地观察和思考。较之“少年”，“青年”被寄予的社会期望更高，责任更大，但同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时代病症也愈烈。《赵子曰》思考的正是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新青年”们的时代病是如何产生，又该如何解决的。

有学者曾指出，青年学生群体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开始萌芽的新式教育发展催生的一个重要结果，这些青年学生群体也成为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关系变动的重要因素。[6](P63－70)这种论述同样适用于“五四”及其之后的中国社会。据相关数据统计，至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包括高等专门学校和师范学校)84所，学生约19823人，数量较之1911年的4203人增长了约5倍。[15](P224)青年学生群体的不断壮大，使得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社会一个新兴的势力阶层。而另一方面，这些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却正在成为诸多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的一部分，因此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塑造一种能够真正承担起社会改造责任的“新青年”。1915年，在政治革命中屡遭挫折、困顿抑郁的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在创刊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他强调青年是社会的“新鲜活泼胞”，同时亦不无痛彻地指出：“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因此他大声疾呼青年们要做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6]紧随陈独秀之后，李大钊、高一涵、高语罕等都以“青年”作为关键词纷纷撰文，阐述青年之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17]1920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作了题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演讲，指出普通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含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且“这四育是一样重要的，不可放松一项”。[18]蔡元培提出的学生的“四育”目标和陈独秀的青年要遵守的六大要义，既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理想人格，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青年的思想远远还未达到这样的水平。

在《赵子曰》中，老舍塑造的就是这样一批有着时代病的“新青年”群像，他几乎是拿着和《老张的哲学》一样的笔墨，“要写得好笑好玩”，他把这批“新青年”当做了反讽的对象，要“轻瘙新人物的痒痒肉”。小说里的头号“新青年”赵子曰，是北京名正大学的学生，他的父亲本着要为赵家祖宗尽到抚育后代的责任，倾其所有助其学业，但赵在学校却无心学习，整天只知道“叉麻雀”、闹罢课。他人并不坏，只是糊涂而又虚浮，他的人生哲学是“内而酒与妇人，外而风潮与名誉”。对于妇人，“他的美的观念，除了憎嫌缠足以外，并不和赞美樱桃口杨柳腰的古人们有多大分别”。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买卖，当教员，当然不能算作正当营业”“念书的目的就是作官”。所以小说里称他是“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对于国家，他有一套独特的“简捷改造论”：“改造中国是件容易的事，只需大总统下一道命令：叫全国人民全吃洋饭，穿洋服，男女抱着跳舞!这满够与洋人争光的了！至于讲什么进取的精神，研究、发明等等，谁有工夫去干呢!”[19](P271)可以说，在赵子曰的身上积聚了当时青年学生界的诸多症候，俨然是当时异化了的新教育制度诞下的一个怪胎。

除了赵子曰，小说里还有另外一位热衷于当官的“新青年”武端。武端在大学学经济学，他鼓动赵子曰入女权发展会，通过登台唱戏募捐赢得政治资本，进而作为进入政界的敲门砖，最后他终于“运动”到了市政局，做的却是要将天坛倒卖给外国人的勾当。赵子曰和武端的“读书当官论”，反映出后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界传统教育观的很多遗毒仍旧大行其道。老舍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在其就任劝学员时期，曾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2](P167)当时他还因为事业受挫，心情郁闷，经常和这拨大学生们一起吸烟、喝酒、打牌、看戏，[20](P29－30)对于他们有过一定切实的观察，如赵子曰、武端这样的“新青年”在新式大学中，满脑子却是“读书当官”、光宗耀祖的思想，足见当时推行的新式教育“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1](P470)的本质。

再比如赵子曰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学潮运动积极分子”。小说写到了赵子曰这一班学生之所以要闹学潮的原因，除了“反对科举式的考试、帝国主义的命令”，还有很多荒谬的理由，小说里的另一个流氓恶少欧阳天风认为“校长，教员，职员全怕打。他们要考，我们就打”，武端则认为“本着平等，共和的精神，我们也不能叫卖布的儿子作校长”。[19](P204－206)如果说武端的理由，恰好说明“平等”“共和”这些西方舶来思想在落实到教育实际中被囫囵吞枣地接受和误读，那么欧阳天风的“教员怕打论”则反映了后“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界由于过多卷入政治运动而呈现出暴力倾向。

1920年，在北京大学读书且亲身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罗家伦撰文，“我们学生界有一种最流行而最危险的观念，就是‘学生万能’的观念，以为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办，所以什么事都要去过问，所以什么事都问不好”。[22]台湾学者吕芳上在分析“五四”后几年频繁发生的学生风潮时，亦指出学生在“五四”后，过度自我膨胀，知“自”而不知“治”。当然学校素乏团体生活的训练，以致有了团体便易树党，既树党必相攻，结果必致秩序大乱，事业失败，以自治而反弄成自乱。[23](P59－69)客观来看，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有其历史偶然性。但由于这一运动在当时所获得的巨大的政治声誉，参与其中的学生也受到了空前的鼓舞，一时间，“政府要宽容他，军阀要逢迎他，政客要联络他，就是眼光最短的商人也何尝敢得罪他。所以从此之后，教育界由可忽略的分量，一跃而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总之，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24]无怪乎《赵子曰》中，隐含作者老舍借助叙述人之口，有过这样一段辛辣却不失犀利的评价：“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19](P248－249)

“新武化主义”一词，并非始于老舍。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的头两年，就有时人讨论过五四运动究竟是“文化运动”还是“武化运动”的问题。孙伏园即指出，五四运动之前报章上的宣传，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头来了，遂大家顶礼膜拜，说这是文化运动，其实这已是武化运动了”。[25]当然亦有时人指出，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是“作了保国的武士”，[26]学生使用武力是他们介入现实政治的一种方式，“五四运动的所以可贵，正在于他们肯起来打人这一点上”。[27]显然，面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诸多暴力行为，当时的知识界是有褒有贬各有立场的。老舍尽管置身在五四运动之外，但作为教育界中人，他对“五四”后北京青年学生界学潮频发的事实却是了然于心的。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学潮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局的动荡不安、教育经费的不足、学风浮躁而败坏、政党势力对于教育界的渗透等，但从学潮实际造成的结果来看，则是学生充当了大量暴力性、盲动性和破坏性事件的主角。出身于市民阶层的老舍，自然无法接受这种有违正常社会发展秩序的越轨行径。所以在《赵子曰》中，隐含作者老舍为我们描摹出了学潮中血流满地、伤及无辜的诸多血腥场景，读来不觉让人触目惊心。

不仅是这种暴力倾向，老舍还看到了部分学生试图借助学潮积累政治资本通向政界的野心。小说中有段情节写到赵子曰为女权发展会义务唱戏筹款，居然还被欧阳天风在报上反诬为“使黑钱”，事发后欧阳“聪明”地向赵、武两位解释了个中“机巧”:“由闹风潮的好手一变而为政界的要人，其中似乎应当有个‘过板’”，那就是要在社会上“贪赃，受贿，阴险，机诈”![19]（P324）赵子曰参加学潮，原本就是受欧阳的教唆，他只希望借助学潮立下自己的“名誉”。但岂料欧阳这位流氓“导师”恶上加恶，让他们利用学潮的“名声”再在社会上作奸犯科，这样才能“官运亨通”，赵武二人也竟然欣然应允。这一细节颇能反映出当时的部分青年学生为了实现一己名利不惜和腐败政界沆瀣一气、同流合污的畸形心理。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些伪“新青年”人格的不断败坏、时代病如此凸显呢?小说并没有直接言明，但却借另一位“新青年”周少濂在北京学潮过后转学到天津神易大学一事，对新式教育在中国社会本土化过程中屡遭异化进行了嘲讽。神易大学是“驰名全世界的以《易经》为主体而研究，而发明，一切科学与哲学的”“学生入学先读二年《易经》，《易经》念得朗朗上口，然后准其分科入系。入那一科是由校长占卜决定之。各科的讲义是按照六十四卦的程序编订的”。[19](P262)这些荒谬可笑的情节不免有隐含作者的夸饰之处，但却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新式教育在和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结合之后或者有名无实、或者干脆改头换面的尴尬处境。当新式教育中所包含的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等理念被屡屡偷换或误读，那么徒有其表的教育形式只能成为滋生青年学生们不良人格的温床。

除了赵子曰、武端这些名义上的“新青年”，《赵子曰》还是写出了一位老舍理想中的真正的“新青年”形象——李景纯。李景纯在小说中显然是一种理想人格的代表，他诚实、端正，潜心读书，一心报国。他看到赵子曰们整日里糊涂盲目，力劝他们要安下心来读书，“掌握充分的知识去社会上作事”。在他看来，“打算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作其他的一切职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19](P293)李景纯的这一“知识救国论”，与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时期一直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思想颇为相通。在强调学生的理想人格塑成的同时，强调教育所具有的改良社会、改造国家的功能，已是当时知识界的一种共识。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提出新旧教育的真正不同在于新教育主义是社会的，旧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28]受杜威思想影响的胡适也曾指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教育根据于社会观念支配个人的生活，这便是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的方法”。[29]虽然李景纯在小说的结尾迫不得已走上了“杀军阀”的道路，但他在临刑之前仍旧鼓励赵子曰们要“去潜心求学”“去作事，去教导人民”，可见在这样一位理想的“新青年”身上，隐含作者老舍还是寄托了他试图通过“知识”而非“武力”救国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和一般的“教育救国论”有所区别的是，老舍主张的“知识救国”，不是停留在空谈教育功能的层面，而是要落实到一点一滴的实际中，即希望通过具体的潜心读书、做事，涓流入海、润物无声般地把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应该说，老舍的这种主张，完全是出于对当时教育界的真实情形的切身理解而发的。1920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时写下了一篇文章，提出学生当时“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因此他主张学生“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30]老舍在李景纯身上所寄托的“掌握充分的知识去社会上作事”的理想，几乎和蔡元培对后“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界的忠告如出一辙。

因此在《赵子曰》中，隐含作者老舍一方面对赵子曰们身上所积聚的伪“新青年”的时代病症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则通过李景纯这个真正的“新青年”表达了他的教育目标和理想，即“知识救国”的道路。而无论是揭示批判还是标定理想，都源于老舍作为教育界中人对新式教育在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更趋混乱和偏颇的焦虑，以及希望加以校正的苦心。

三、“五四”之后如何“教育”?

学界谈及老舍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时，常常会援引老舍的一段自述，“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2]（P167）借此说明老舍和五四运动的疏离。的确，时任小学校长的老舍是站在了五四运动之外，但这并不妨碍他以一个教育界中人的眼光去观察和审视这场运动发生前后时的社会情形。就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而言，北京当时的各界青年学生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一心做事的老舍对政治或许并不关心，但当这场政治运动由青年学生们引爆并作为主导力量参与其中，并且它的余波也深刻地影响了北平的教育界，这就不能不让教育界中人的老舍屡屡注目了。换言之，是教育者的身份把老舍和“五四”联系在了一起，他是用教育者的眼光旁观并审视了“五四”前后北平教育界的精神和文化生态。

如前文所述，作为老舍的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积聚了老舍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不管是“开学店”的老张、南飞生，“少年学生”王德、李应们，还是对新学生们始终不抱好感的赵姑爷们，都是新式教育在科举废除之后的中国社会快速推进过程中纷繁而又真实的众生相。《赵子曰》则不然。两部作品尽管在反讽风格上有所接续，但在小说的材料上，相比较前者的“事实多，想象少”，《赵子曰》则是“想象多，事实少”。[2](P168)虽然小说因为稍嫌浮夸失真的笔触屡屡受到批评家们的诟病，但笔者以为这种想象力恰恰为老舍对五四运动前后的教育界乱象及其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他“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2](P167－168)一方面新式教育的不断推进和发展造就和生产了大批青年学生群体，他们因为对教育界和社会的不满而频频爆发学潮运动，[20](P2－3)俨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新兴阶层，这已然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天然的力量；另一方面，这批登上历史舞台的青年学生，又因为其所暴露出的诸多精神漏阙，成为五四时期新知识界屡屡批判的对象，以及引发新一轮教育、思想和文化革命的直接促动力。同时，五四运动的骤然成功以及部分新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对“五四”神话的打造，又让民初时期就已呈现的新式教育被异化的不良后果被一再放大。从《老张的哲学》中学堂学生读书只为“升官发财”到赵子曰们为了走上政界不惜在社会上干丑恶的勾当，借助学潮的助力，青年学生无限膨胀的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了一种罪恶的程度。

正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考不断深入的路径，我们看到，在《老张的哲学》中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年学生”们几乎没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而是纷纷放弃了之前的理想，在安分守己中打发着灰暗而困惑的人生。发展到《赵子曰》中，那拨伪“新青年”们终于在李景纯的感化下幡然醒悟，立誓以后要走“知识救国”之路。“知识救国”的思路，正是老舍在五四运动之后对新式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重新定位之后的产物。五四运动在无形中将新式教育的影响力扩大化了，但这种扩大中有着诸多“越轨”的危险，比如学生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导致职责和义务界限不清，学生无法安心校园、学业荒废等。老舍则通过对后“五四”时代青年学生精神漏阙的揭示，将这种“越轨”的危险一一呈现，并以自己的思考努力纠正着新式教育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偏差，最终将其导向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正途。

应该说，从《老张的哲学》到《赵子曰》，老舍成功地完成了从教育者到新文学作家的身份转变，他充分借助教育者的阅历、眼光和立场，通过写作实现了从民初到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生态以及五四运动的审视和反思。在老舍看来，一路高歌猛进的新式教育改革和五四运动因为历史的机缘互为力量，但这些并非都是正向发展的力量，他以一种既旁观又介入的方式看到了这种互动的历史力量背后的某些龃龉、偏差和逆反，从而建构起“知识救国”的缓进改良之路。可以说，老舍是从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朴素立场出发，对五四运动成败得失的影响及其未来出路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和主流评价史中对五四运动一边倒的正面评价显示出了分歧，[31]（P39）但也因此而更显可贵。五四运动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也正由于有了这些非主流的“情节”追忆和重构而显示了其廓大的阐释空间与深远的影响力。[32]而对老舍自身而言，这一写作过程在他此后长达40年的写作生涯中，也具备了“原型”和“母题”的意味，因为这两部作品中涉及到的青年学生如何教育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学潮运动、“知识救国”的思路是否有效等，在他此后的创作中都一再出现并得以不断深入。[33]这些都说明老舍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既是一以贯之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注释：

[1]有代表性的是一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如张炜炜《老舍与语文教育》（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王静《论老舍的从教生涯及其教育观的文学呈现》（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刘娇娇《论老舍的教育题材小说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尤青霞《老舍教育思想研究———以教育小说为视角》（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赵娟《中国近现代教育小说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等。

[2]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C]//.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第2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6]桑兵.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7]1912－1918年北京政府整理京城私塾史料一组[J].北京档案史料，1999(2).

[8]佟永元.整理私塾规程之订定，北京近代小学教育史料上册[M].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

[9]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J].教育杂志，1920，12.

[10]老舍.老张的哲学[C]//．老舍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1]任公.少年中国说[N].清议报(第35册)，光绪二十六年岁次庚子正月十一日.

[12]中国之新民.敬告留学生诸君[N].新民丛报(第15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一日.

[13]陆瑞清.学生服劳说(续)[N].申报,1908－10－24.

[14](日)杉野元子著，董炳月译.老舍与学校风潮——以《赵子曰》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4).

[15]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

[16]陈独秀.敬告青年[N].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09－15.

[17]相关文章见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2、3号)；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青年之敌》(《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等。

[18]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N].北京大学日刊，1919－09－22.

[19]老舍.赵子曰［C］//.老舍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0]老舍.老舍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21]鲁迅.250331致许广平[C]//.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2]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N].晨报，1920－05－04.

[23]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M].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24]陶孟和.现代教育界的特色[J].现代评论•第一

周年纪念增刊，1926.

[25]伏庐(即孙伏园).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N].

晨报，1921－05－04.

[26]王仲宸.“五四”…“武士”…“无事”[N].晨报，1922－05－04.

[27]张维周.我主张学生要干预政治[N].晨报.1922－5－4.胡适在五四运动的第三个纪念日中，也改变了此前他反对学生运动中罢课等行为的态度，以黄梨洲为例对五四运动学生干政的行为加以肯定。参见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N].晨报，1922－05－04．

[28]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N].新青年，1921(8).

[29]胡适.杜威的教育哲学[N].新教育，1919(3).

[30]蔡元培.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N].新教育，1920(5).

[31]正如陈平原在本世纪初所指出的，“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运动，八十年来，被无数立场观点迥异的政客与文人所谈谈，几乎从未被全盘否定过”。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2]罗志田亦指出，“‘五四’本身，也特别需要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激情的丰富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在那些历史记忆中曾经隐去或为人所‘不知’的‘五四’面向进入我们的历史言说，成为我们心中可以重新思考的‘历史事实’之后，不仅我们认知中的‘五四’与过去不一样，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也可能有所不同”。参见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J].近代史研究，2010(3).

[33]比如《猫城记》(1932)中小蝎提出的“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大悲寺外》(1933)中惨死于学生之手的黄学监、《牛天赐传》(1934)中小学生们为了驱赶新主任而引发的罢课情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