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司马相如与汉武帝
一
在文学史上，经常会有某一时代突然兴起某种文体的现象，一时间，采用这种文体的作家蜂拥而出，后来人们就拿这种文体来作那个时代的文学标志，比如唐诗、宋词。可以称作汉代文学标志的是辞赋，而推动辞赋成为汉代两三百年写作潮流的，就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生在西汉的文帝到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据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经过文帝的“广恩博施”而“天下归心”，又经过景帝时的“七国伏诛”，使“天下翕然，大安殷富”，到武帝即位初，汉兴七十余年，“国家无事”，达到了空前繁荣，“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史记·太史公自序》《平准书》）司马相如生在蜀郡成都，成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实果实之饶”，更是一个“民食稻鱼，亡凶年忧”的地方（《汉书·地理志》）。
幸运的是，第一个记录下司马相如的，正是同时代比他小约二十岁的司马迁。在长达九千多字的《史记·司马相如传》中，司马迁不仅讲述了司马相如的生平，还抄录了他的作品，包括《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八篇，让人知道他在自己的时代就是一个极有分量的作家。
不过，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司马相如年少时读书学剑，本来崇奉的是战国时的赵人蔺相如。蔺相如最出名的事迹，是他替赵王向强秦抗争，一则完璧归赵，一则逼秦王击缻（《史记·蔺相如传》）。司马相如起初就是要做蔺相如那样的策士，服务于一方诸侯。可是时代不同了。他先是出资得了一个郎官身份，到首都长安做武骑常侍，因为不愿意在汉景帝狩猎时跟着去同猛兽格斗，便投奔了梁孝王。
投奔梁孝王是在“七国之乱”以后。当吴楚赵等七国在汉景帝初年相约叛乱时，梁孝王是站在汉景帝这一边，因此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他到长安时，不仅有汉景帝陪他游猎上林苑，窦太后也准备立他为太子，是在袁盎等大臣的抵制下，才确立了胶东王亦即后来的汉武帝。司马相如就是在这次随着梁孝王离开长安的。梁在诸侯国中是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孝王以前为怀王，怀王太傅便是有名的洛阳才俊贾谊。梁孝王从淮阳王转迁过来，屡获“赏赐不可胜道”，园囿宫殿的规模、出警入跸的仪仗，都“拟于天子”，因此，他招延四方豪杰，像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以及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等就都跑了来（《史记·梁孝王世家》）。司马相如同这批“游说之士”一见如故，他大概也还听说过已故的贾谊，就跟着他们一起到了梁。
邹阳、枚乘、严忌这几个人早先是在吴的，那时诸侯国的势力普遍还要大，都要招纳贤士以“自治”，吴在其中最富饶，他们在吴也都“以文辩著名”。后来他们发现吴王濞要谋反，曾一起劝阻，邹阳说天子已经强大，将如“周鼎复起于汉”，不能再轻易去挑战，枚乘也说不可误判形势，“抱薪而救火”，但见劝阻无效，他们便一起跑到了梁。枚乘在汉景帝被迫诛晁错后，还向吴王提出警告说：吴与天子的关系，就仿佛蝇蚋附于群牛、腐肉对齿利剑，你现在有了面子，还不“还兵疾归”，要等到“汉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吗？（《汉书·邹阳枚乘传》）因此，他在七国之乱平定后声名鹊起，被召做弘农都尉，到汉武帝即位，仍要安车蒲轮地征用他。
枚乘善于写辞赋，他有一篇写吴客与楚太子对话的《七发》流传至今。司马相如到了梁以后，受枚乘这批梁客影响，开始写《子虚赋》。几年后梁孝王死，梁被一分为五，他也就返回了成都。
回到成都的司马相如，靠他朋友、临邛县令王吉，结识了当地一些富商。其中有一个卓王孙，祖上为赵人，于秦灭赵后移居临邛，做家传的冶铁生意，有很大产业，“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史记·货殖列传》）。司马相如娶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他也就变成了富人，这在他人生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多年后，司马迁在巴蜀听到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浪漫故事，将它写进《史记·司马相如传》，成为这篇传中最生动的一节。在这里可以看到经过长安和梁的生活历练，司马相如与家乡的官商周旋，已经游刃有余。
二
当司马相如在成都过着志得意满的生活时，汉武帝读到了他的《子虚赋》，慨叹不已，因此司马相如再入长安。他告诉汉武帝：《子虚赋》写的是“诸侯之事”，现在让我来写“天子游猎”。于是又写下《上林赋》。
在《子虚上林赋》中，司马相如虚构了楚人子虚、齐人乌有先生和代表天子立场的无是公三个人物，整个赋是由他们三人的对话构成。而在现实中，楚、齐和吴恰是汉初所分封诸侯国中最大的三家，吴王带头造反，楚王、齐王也都响应，吴王死于东越人之手，他们俩也先后自杀。《子虚上林赋》的写作，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
赋中写子虚出使到齐，齐王陪他去海边打猎，而后乌有先生问他是否愉快、有何收获。子虚回答说：愉快但没有收获，因为齐王只是想要夸耀齐的“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如此”，可是，在听到我说楚王在楚的七泽之一云梦游猎之后，登上阳云之台，我亲眼见他是“泊乎无为，淡乎自持”，并不像齐王您这样驰骋不休时，他就沉默不语了。乌有先生反驳他：齐王好心待客，岂是要自夸？反倒是你不讲“楚王之德厚”，却一力鼓吹云梦的淫乐侈靡，既曝楚王之恶，又暴露你言语不实。齐国之大，“若吞云梦者八九”，但齐王明白自己“在诸侯之位”，所以他不想同你在“游戏之乐，苑囿之大”这个话题再纠缠下去。无是公听了他们的对话，评论道：楚是错了，齐也不高明。要知道天子让诸侯纳贡，不是为钱财，是要他们“述职”；封疆划界，也不是让他们守护，是防止他们为所欲为。你们不懂这一“君臣之义”“诸侯之礼”，还在为谁的苑囿更大、游猎更乐拼命争执，不是“贬君自损”？何况你们都还没有见识真正的“巨丽”，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接下来，无是公滔滔不绝地讲起上林的“山谷水泉万物”，天子如何于秋冬之交在里面狩猎，然后登昊天之台，听“千人唱，万人和”，酒中乐酣时又忽然“芒然而思”，称“此泰奢侈”，非为后代“创业垂统”之举，于是解酒罢猎，改上林为农郊，让利给山泽之民，同时发仓廪以振贫穷，从此“游乎《六艺》之囿，鹜乎仁义之途”。最后，无是公再敲打齐楚说：终日驰骋，既浪费车马也消耗士卒，又是仁者不为的“独乐”，齐楚之地不过千里，苑囿就占了九成，恐怕“民无所食”，岂不哀哉？子虚、乌有先生听得脸色大变，马上检讨自己固陋，“不知忌讳”。
无是公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诸侯要有自知之明，凡事不能越过天子；二是说为君主的，要有与民同乐意识，还要能守住淡泊无为。第一层意思，正是枚乘、邹阳等曾经用来劝说吴王的，司马相如学枚乘写辞赋，也继承了他的这一政治立场。事实上不只是枚乘、邹阳，在当时，如贾谊、晁错也都是这个立场。贾谊在汉文帝时就对诸侯王的“僭拟”抱有警惕，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的主张。晁错也是从那时起要求“削诸侯”，后来他做御史大夫，付诸实践，以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招致杀身之祸，让“诛（晁）错”成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索（《汉书·晁错传》）。
司马相如当然熟悉这段历史，他曾为梁客，又见识过长安，对诸侯与汉天子的关系也有他自己的体会，因此在献给汉武帝的这篇赋里，他是毫不含糊地表达这一立场，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用赋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一政治理念。在赋中，首先，他是用对照性的描写，阶梯式地展现齐之海滨、楚之云梦与天子上林苑，他借无是公之口对上林及天子在其中狩猎过程的描述，比借子虚、乌有先生之口对齐楚的描述，字数要多得多，篇幅也要长得多，由此表明从齐楚到天子是有很大的差距。而他采取厚此薄彼的这种写法，正是要直观表现在天子和齐楚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这一点早被司马迁看出来，司马迁认为他对子虚他们的谈话仅“删取其要”，是为了表达对子虚等言过其实且违背义理的不满，凸显无是公的言论才是“正道”。
其次，他还采取了以空间为单位的描写方式。当他写楚云梦时，就是从山写到江河、土、石，而又以东南西北上下的顺序写其中的景物。再写到上林苑，更是以“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覇浐，出入泾渭”起头，从“八川分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写到“崇山巃嵸，崔巍嵯峨”，随后说人在其中“周览泛观”，所见依然为“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他就是用这种上天入地全方位的描写，来表现汉天子拥有的世界宏大，无所不包，或者也可以说是用这样的描述，来代汉武帝抒发其对天下的想象。
最后，他也是通过枚乘接受了楚辞靡丽奔放的笔法。无论是写上林苑中的“汩乎浑流，顺阿而下”，“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㵒，滭浡滵汩，湢测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灗膠戾，踰波趋浥，莅莅下濑”，还是写水上的“鸿鹄鹔鸨，鴐鹅鸀，鵁鶄䴋目，烦鹜鷛，䳄鵁鸬”，园中的“芦柑夏孰，黄柑橙楱，枇杷燃柿，楟李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榙荔枝”，又或是写天子校猎时，“生豼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豳文，跨野马……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铤猛氏，罥騕䮍，射封豕”的情景，校猎后置酒张乐，“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遞奏，金鼓迭起，铿鎗铛䶀，洞心骇耳”的场面，遣词造句，穷侈极妙，铺陈排列，不遗余力。后来人因此称赋的特点就在于写物，“体物浏亮”（陆机《文赋》），有人也将赋的这种写法比喻为彩色织锦和绘画，“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这样的认知，都与司马相如赋有关。还有人说因为他精通文字学，才把赋写得像一部字典。
就是在《子虚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时代开创了赋的这一铺张写法，“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皇甫谧《三都赋序》），穷壮极丽，彰显了汉帝国的疆域辽阔和资源丰沛、汉天子的大气磅礴和天下无敌。
三
得到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在长安再次为郎，直到大约元光五年（前129）重返蜀乡。
事情缘起于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唐蒙在巴蜀征召吏卒和民工，手法粗暴，引起“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便叫司马相如去处理，司马相如因此写了一篇告巴蜀太守的檄文。
在檄文中，他首先说明汉武帝为什么要通夜郎。他说“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经常在边境捣乱，所以陛下即位，在“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之后，便立即兴师北讨，征服匈奴及西域各国，再移师东指闽越南越，使南夷西僰“不敢怠堕”，都想来做“臣妾”，可是道路遥远，山重水复，他们没法过来，所以要派唐蒙过去。征调巴蜀士民不是为打仗，只是要他们当随从、管运输，如果唐蒙做得不好，那绝非陛下之意。但是，接下来他就指责抗拒征召的人，“亦非人臣之节也”。因为“边郡之士”，都是要一看见烽火，就“摄弓而驰，荷兵而走”，义不反顾，“乐尽人臣之道”的，这样才能建功立业并传至后代子孙，而你们现在不过是去护送使节，就自残、逃跑，逃跑抓回来的还不免一死，又是“身死无名”，这不是很愚蠢，给父母丢脸、让天下人耻笑吗？
司马相如写这篇文字，目的在缓和唐蒙等激起的巴蜀民愤，但他是受汉武帝委派，“急国家之难”的立场在先，因此，对唐蒙的“惊惧子弟，忧患长老”是轻轻带过，却用了更加严厉的口吻，斥责巴蜀子弟犯有“不忠死亡之罪”，其长老则有“不教诲之过”，又令巴蜀太守将此意传达到“溪谷山泽之民”，使最基层的巴蜀百姓都能服从。最终，唐蒙在夜郎成功设置了犍为郡，又利用巴、蜀、广汉的民工继续修南夷道，而巴蜀以西的邛、筰，听说夜郎及其周围从汉朝廷得到好处，也想要争取同等待遇。司马相如得汉武帝征求意见，欣然表示邛、筰离蜀都不远，秦也曾在这里设过郡县，不如重新恢复。汉武帝便任命他为郎中将，派他去执行。
司马相如因此回到蜀，他现在是蜀人的荣耀，不仅有当地官员远道来迎，卓王孙也送给他夫妇更多财产，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扬雄说他“窃訾于卓氏”，是受了时代惠顾，“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解嘲》）。这一趟，司马相如一行也是靠着他在巴蜀的人脉关系，用钱财轻松拿下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都来“请为内臣”，最后也就在当地设了都尉和县。司马相如回来做了报告，汉武帝非常高兴。
可是司马相如在蜀时，又听当地人抱怨说通西南夷的价值不大，代价却很大。他有心禀报，却难以开口，便写了一篇假借使者与蜀父老辩论的文章，打算委婉地透露一点实情。文章说辩论发生在“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之际，有使者奉命西征，返回时路过蜀都，见有耆老大夫、荐绅先生数十人来访，向他诉苦道：天子对夷狄一向羁縻，不使他们陷入绝境，但此前修南夷道，三年未完工，已令“士卒劳倦，万民不赡”，如今再要通西夷，恐怕“百姓力屈”，也不能成功。再说邛、筰、西僰，从来都是“与中国并（存）”，何不维持现状，干吗偏要与他们沟通，“割齐民以附夷狄”？使者急忙打断他们，说：照你们的逻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你们哪里知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如今封疆之内是安定有序了，可是“夷狄殊俗之国”还没有接受中国的政教文风。把他们当自己人呢，他们会在边境“犯义侵礼”；不把他们当自己人呢，他们又会在“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的混乱时刻求助于我们，“若枯旱之望雨”。天子所以北讨强胡、南通劲越，远抚长驾，就是为了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这是“继周氏之绝业”，亦乃“天子之急务”，难道因为要动劳百姓，就不去做了？何况“王事”从来就是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这一番教训让来访者如醍醐灌顶，纷纷赞美“汉德”，并且表示“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
司马相如当然没有说谎。差不多与他同时，公孙弘也奉命考察过通西南夷是否令“巴蜀民苦之”，他在报告中也说此举与民“不便”，“西南夷无所用”，这个态度，到他元朔三年（前126）为御史大夫时依然在坚持，他反复劝阻对西南夷的再投入，认为这是“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史记·公孙弘传》《西南夷传》）司马相如没有在公孙弘的位置上，但他也有作为蜀人对蜀父老百姓的同情，他深知这与天子大业有所冲突，却是忍不住写出了两种声音。汉武帝对此有何反应，司马迁《司马相如传》中没有写，不过他记载了事后有人告状，说司马相如在蜀时收受贿赂，他因此丢了官，一年多后才恢复为郎。
又过了十几年，司马迁从长安“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从长安到巴蜀，从巴蜀到犍为、牂牁郡，一路听到唐蒙、司马相如故事，对汉帝国南疆及其边陲的复杂地形和复杂民族关系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史记》中他写道：巴蜀以南有滇僰、以西有邛筰，从巴蜀等四郡都可以走到西南夷，“栈道千里，无所不通”，问题是如果仅仅为了得到僰的童工和筰的马、牦牛，就不惜工本，毕竟是以多易少，而在那里设置郡县行政区，光是养护道路就要花很多钱，人力财力之浪费，无可想象（《史记·西南夷传》《货殖传》）。
四
司马相如本不善言谈，又患消渴疾（糖尿病），与卓文君的婚姻则是让他在经济上没有了负担，由此他“不慕官爵”，不打算再混迹于“国家公卿之事”，于是称病在家，写他擅长的辞赋和文章。当初枚乘受召为弘农都尉，也就是因为习惯了在诸侯国当客卿、“与英俊并游”的生活，不愿意受帝国行政的约束，而称病辞官（《汉书·枚乘传》），司马相如学习枚乘写辞赋，在这一点上，也和他同气相求。
当然，司马相如绝非对世事漠然，他的写作，也从来没有脱离现实。从《上林赋》开始，他就几乎无不是围绕着汉武帝在写。当他跟随汉武帝到长杨宫狩猎，见其“好凌险阻”，又喜欢追逐追熊彘等大型动物，便上疏劝阻，称万一碰到“轶材之兽”而随行勇士来不及救援，岂不是危在旦夕？过去，袁盎看到汉文帝乘车从高坡上疾驰下来，劝文帝小心马惊车败，引的是“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的说法，而到了司马相如，他竟将遭“轶材之兽”袭击，比喻成了“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在他那个时代，蜀其实是被看成“辟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文翁传》《地理志》）的，而对于比蜀还要偏僻的边疆民族，他却有似乎无法克服的恐惧和偏见，视胡越羌夷为不曾被驯服的猛兽，一旦接近就会有危险。这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特别矛盾，但也特别贴切。据说汉武帝很是领他这番情。
当他路过宜春宫秦二世陵，又写下《吊二世赋》。而对秦二世的评价，在当时，又可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贾谊说秦二世“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不免于杀戮”，是由于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暴政，更“重之以无道”，令“天下苦之”，君卿众庶“咸不安其位”。司马相如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说秦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悟”，导致“亡国失埶”“宗庙灭绝”，他又是以“黔首”身份被埋葬，所以二世陵也“芜秽而不修”，可以想象秦二世的亡灵无处安放，“魂亡归而不食”。这篇短赋不知是否也给汉武帝看了，其中引以为戒的意思很清楚。
而他的《大人赋》确实是献给汉武帝的。这个“大人”，据说是他为打破汉武帝对神仙的迷信而写，因此在赋中，他说世人所谓神仙，都是在山林水泽，模样也偏羸弱枯瘦，此非“帝王之仙意”。帝王应该是居于中州的大人，而大人又不宅在中州，他是“朅轻举而远游”，“与真人乎相求”。在五帝的引导下，他一路与唐尧、虞舜以及长生不死的西王母相会，餐朝霞、咀芝英，最后达到“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逍遥远游的这个“大人”形象，明显是取材于庄子的《逍遥游》和屈原的《离骚》，而这篇赋的宗旨，也如司马迁的评论，是指向无为：“《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不过汉武帝读后，照样心潮澎湃，“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正是司马迁所记载汉武帝的这一反应，让后来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的扬雄意识到，赋的这一写法，即“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原来会让读者沉溺于虚空夸大之辞，而忘记赋的写作本来是为了劝谏，结果“劝而不止”，就像汉武帝读了《大人赋》，还是一团欢喜（《汉书·扬雄传》）。
从《子虚赋》以来，汉武帝就是司马相如赋的忠实读者，司马相如的赋和文，大多也是为汉武帝而写。从这样一个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可以说司马相如总是在迎合汉武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是参与了汉武帝时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因此司马相如的作品，主要是在公卿中流传，有的还被宫廷乐府拿来作成歌曲（《汉书·礼乐志》），而他“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成功经验，也激励着他的乡人，在蜀地，后来又出现了王褒、严遵、扬雄等“文章冠天下”的人物，都是从文化上的边缘走向中心（《汉书·地理志》）。
但是，司马相如在后期也遇到了枚皋、东方朔等新一代赋作家的挑战。枚皋是枚乘的儿子，他因“诙笑类俳优，为赋颂好嫚戏”而得到汉武帝青睐，“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他“为文疾”，落笔成章，也不负所望。与这批作家相比，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渐渐显出了迟钝。只不过枚皋他们虽以产量多取胜，却也承认“为赋不如相如”，尤其是他们知道自己走的是娱乐化路线，“为赋乃俳”，并不受人尊重，“见视如倡”，也不免落寞。（《汉书·枚皋传》）
对于赋作家境遇的这一改变，东方朔其实有他清醒的认识，知道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汉武帝时期，已非“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的战国，诸侯国为了竞争，需要策士，“得士者强，失士者亡”，现在是大一统，“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士在这中间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士的地位随之下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因此，就算他们“悉力尽忠以事圣帝”，也“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汉书·东方朔传》）。司马相如对时代的这一变化，也未见得没有敏感，他年轻时向往做活跃在诸侯国之间的士，不过到第二次出蜀时，他已经死心塌地做汉武帝的“言语侍从之臣”（班固《两都赋序》），他的写作都是配合汉武帝的政策，是对大一统的讴歌。但尽管如此，他和枚皋、东方朔这一代人还是不同，他的写作，伴随着汉武帝前期近二十年的高速成长，深度参与了汉代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他在这个时代，有一种配合“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的使命感，还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娱乐产品。
在汉文帝霸陵当了一阵孝文园令后，司马相如再次称病免职，然后移居汉武帝茂陵养老，大约元狩五年（前118），在茂陵写下他最后的上书，建议封禅。封禅就是祭告天地，在泰山祭天称封、在梁父祭地称禅，以前秦始皇曾到泰山、梁父宣告“皇帝临位”以及“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相如以汉武帝为“至尊”，他说“大汉之德”已经建立，怎能“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几”？汉武帝看到这份遗书正中下怀，马上叫包括司马迁父亲司马谈在内的公卿讨论设计封禅典礼，在司马相如死后八年即元封元年（前110），先去了嵩山祭祀，然后登泰山、梁父封禅，再东巡海上寻找蓬莱仙人（《史记·封禅书》）。因此在司马相如留下的二十多篇赋和一篇讲文字的《凡将》（《汉书·艺文志》）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篇《封禅书》，如扬雄说他“竭肝胆，写腹心”所作《剧秦美新》，比不上“彰汉氏之休”的《封禅书》“万分之一”（《剧秦美新》）。汉末三国时的蜀学者秦宓，尤其称赞司马相如将“蜀学”带到“比于齐鲁”的高度，在他看来，董仲舒他们再了不起，也没有想到封禅，而司马相如“制其礼”，所以，论“制礼造乐，移风易俗”，司马相如的成就更要在董仲舒之上，只有“孔子大齐桓之霸”可与之媲美（《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不过在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司马相如的辞赋。在他去世一个甲子后出生的扬雄，于西汉宣、元、成帝时，就已将他的辞赋，看成是与《易》《论语》等经传地位相当的经典，称“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汉书·扬雄传赞》）。司马相如生在西汉前期，精神上继承的是战国后期的士，他既佩服蔺相如的为人，写辞赋也效仿楚人屈原，但他到底是用自己的笔，写出了自己时代的文学。在屈原作品中，极端突出的是他个人的主体性，是他的情感肆无忌惮地喷薄而出，到了宋玉、枚乘，已经变成是为诸侯王而写，不再有自我，不再有个人。司马相如在辞赋的结构、语言的铺陈上，依然保持着从屈原、宋玉至枚乘一脉下来的楚吴南方文学特色，不过他作为汉武帝的“贤良文学之士”（《汉书·严朱吾丘传》），与枚乘也有了立场上的差别。他来自“僻陋”蜀地，比枚乘他们更要努力地融入以长安为中心的汉帝国，用文章辞赋来记录大一统的汉代历史，又或者说是通过语言文字来形塑大一统的汉代格局，这使他的创作深深嵌入到汉代文明之中，奠定了被视为一代文学标志的汉赋写作模式。正像唐代姚思廉所说，司马相如虽然没有涉足“汉廷大事”，可是《史记》《汉书》中却都有他的独传，“盖取其文章尤著也”（《梁书·文学传》），也就是说，他是汉代以文学写作而被载入史册的第一人。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草稿，二月二十三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