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辛波斯卡这句诗贯穿了葛亮新书《瓦猫》的始终。在这本新作中，他写匠人，更是写对过往时间的体认；写传承，更是写对传统文化的追忆。

葛亮的祖父葛康俞教授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于抗战期间在四川江津凭借记忆完成了专著《据几曾看》，至今仍对中国古代书画研究有重要影响。因为祖父受损的手稿，葛亮偶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当，并亲自体会一本书被完整修复的全过程。这一经历感染了葛亮，启发他写下“匠传系列”首篇《书匠》。

日前，葛亮的最新小说《瓦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瓦猫》一书聚焦手艺人，其中涉及古籍修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空间跨越三城三地，由南京、香港到昆明。时间跨度则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气象。此次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著与信仰，时代开阖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焰，是为匠传。

1978年生于南京的葛亮，近年来一直在香港读书、写作、授课。数年前，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就认为他会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果然，随着他的《阿霞》《朱雀》《北鸢》《瓦猫》等作品一部部问世，“中国好书”文学类第一名、《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豆瓣年度中国文学第一名、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也纷至沓来……

对写作，葛亮始终有自己的期待：“虽然很多人跟我说，文学包括传统艺术，都在走向式微，但是我依然觉得它们是审美最好的载体，参与这种审美空间所激发的想象建构过程，就是我在当下写作的意义所在。”

以匠人精神连接不同时代

羊城晚报：《瓦猫》一书的时间跨度从当代溯至西南联大时期，为什么会把“匠人故事”放置到那个时代去叙述？

葛亮：《瓦猫》我是希望通过这个篇章表达出我对“匠人”这个词另外的一种理解：除了专注、打磨、韧性，匠人还象征了一种文化传统。

我非常幸运地发现了龙泉镇，这个瓦猫匠人世代聚居的古镇，它突然和中国最重要的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所构建的人文版图连接在一起了。这种结合其实也是一种隐喻，因为无论是匠人还是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人文理想，有职业上的持守和信仰，这种信仰可以将两者连接起来。

这种连接也将匠人精神升华了，成为我们人文传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于民间的文化认同感，是非常具体和立体的。

羊城晚报：你在新作《瓦猫》中想呈现的匠人精神与当下热门的“工匠精神”有何异同？

葛亮：我觉得这还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的工匠精神可能更侧重于对技艺的打磨，但在我看来，匠人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可以连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之间又有所交接。

人们容易产生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这种传统的匠人精神在现实语境中在走向式微，但是当我走近这些匠人师傅，发现他们的状态要比我们想象的达观很多。而且各个工种由新变旧的过程，在我看来也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一种推陈出新，有不断的融通、交替和连接。

匠人精神也可以辐射到我们当下的每个人身上。在一个如此变动不居的时代，匠人精神可以让我们心里有所依持，坚定地选择一件事并专注地去做，这种精神对我们当下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特别是对年轻一代。

羊城晚报：“民间”一直是你非常关注的写作对象，它有哪些闪光点？

葛亮：确实如此，我非常关注民间，我觉得民间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甚至也是我们人文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间有自己的发言方式，这种方式可能非常朴素，但同时也是非常真诚的，甚至是很有力量的。

在我看来，民间不仅仅是我们看待世界，也是叙述世界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非常动人，是因为他把所谓的大人物都当常人来写，让我们每个读者都能产生共情。所以我倾向于将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哪怕是曾经纵横捭阖、构建过历史轮廓的人，也当作常人来写，写出人之常情。

所有的人尽管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在历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但是他最后都要回归到人的本位上来，而这个本位一定是具有共情性的本位。

写作与研究构成一体两面

羊城晚报：你的写作起步比较早，而且一出手就得到文坛的肯定。写作对你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吗？

葛亮：我初期并没有把写作当做人生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专业研究的一个实践过程。因为我的专业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多作家、作品，而要想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体悟到作品的内核和他们创作的甘苦，写作实践是一个切入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写作。

一开始我还是倾向于做一个文学研究者的，但是开始写之后接连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也是很重要的推动。一旦想当做一种体验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后续的动力，你可能又很快就回归到本位，我很幸运还能在写作上继续坚持前行。

羊城晚报：你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怎样的期待？

葛亮：对当下文学处境的体认，可能是我还愿意去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很多人跟我说，文学，包括传统艺术，都处于一个式微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依然觉得它们在审美、时代共情上是最好的载体，甚至超越像电影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文字的审美空间更大，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想象。

当然，作为一个创作者，参与这个想象的建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所以我对自己作品的期待，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故事、或是勾勒一个人物，而是这个人物、故事的存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让他再次想象和勾勒，并产生共情。这就是我在当下写作的意义所在。

羊城晚报：那你会做一个全职的作家吗？

葛亮：暂时不会，因为本身研究者的身份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写作是我希望能够将心比心去体认一个创作者的甘苦和事业。反之其实研究本身对于我的写作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补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在乎实证的创作者，包括我写匠人这个题材，我真的希望能够设身处地地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那你势必要对他们进行一些相关的走访。

包括之前的写作，无论是《朱雀》还是《北鸢》，我都用了大量的时间去做田野考察。我的写作和研究实际上是构成了我日常工作的一体两面，两者并不是壁垒森严的，反而是互补的。

家族史一直在我的作品中

羊城晚报：有人说你有一颗“老灵魂”，但是从作品和访谈来看，感觉你更像有一颗“慢灵魂”。为何你总是偏爱旧时光、旧物、旧人？

葛亮：哈哈，“老灵魂”这个说法追溯起来都要到十多年前，主要是媒体提出来的，因为我当时确实很年轻，可能当时人们觉得我的年龄和作品存在一种反差。不过现在这种反差感没有这么强烈了，这个标签也就慢慢淡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审美上确实更加倾向于一些有沉淀的东西。说到物的意义，实际上它可以作为一种时光或者说是历史的遗留存在，但其实我觉得物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提醒，为我们抵抗遗忘。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不会特别追逐刚出来的东西，比如最新的电子产品，或者时下流行的App社交应用，也从来没有用过抖音。上次新书的宣发，因为疫情我无法前往北京参加现场活动，我才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直播。而且也是在疫情期间第一次尝试上网课。

但是我并不排斥新生事物，因为在学校教书要跟学生交流，会主动学习一些关于大众文化的最新潮流、动向。经过那么多第一次的尝试，我发现所谓的新，也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在内容上依旧是以前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分享。像上次新书活动上舞蹈家王亚彬说的，她说她常常要面对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这个其实是很多创作者都要面对的。

羊城晚报：你的家人会对你的作品提出意见吗？

葛亮：会，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身处一些历史现场，我母亲个人的经验会帮我规避掉写作中涉及时间节点的暗礁，这个太重要了，尤其是一些关于时代的细节，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也没有办法根据资料去推断的，只有在场者，还得是在当时时代语境中的在场者，才能还原当时的情况和感受。比如要写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学里的感受，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我母亲来说，就是他们曾经生活过、亲身感受过的场景和时代。

羊城晚报：那后面还会写家族史相关的作品吗？

葛亮：其实看我的作品就知道，家族史一直就在里边，可以说是融入我写作的肌理了，所以也谈不上有没有新的作品。最近写的新的长篇小说已经在《收获》上面发了，是关于岭南，是把岭南饮食作为题材脉络，检视上百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