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识《当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情。

在此之前，我是部队的一名基层干部，并且参加过两次边境战争。特别是第二次，在云南老山地区，我作为侦察大队的一名排长，在麻栗坡县下金厂地区执行轮战任务，历时一年多。一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但是因为经历特殊，给人带来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每一次执行任务，我们都做好了“光荣”的准备，出征之前要写遗嘱。侥幸的是，每一次行动都是有惊无险或者化险为夷，最终活了下来。既然还活着，总得干点什么，那就写小说。那时候，我有太多的思考，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战争、关于情感，等等。我必须在死神到来之前把它们写出来，我的作品是我的另一种形式的遗嘱。就这样生生死死地忙碌着、争夺着，没想到还能活着离开前线，更没有想到后来成了一名作家。

1989年夏天，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来听说，我的专业成绩并不靠前，之所以能上军艺，得益于我的前线生活经历和文化统考成绩，有点照顾参战老兵的意味。初到北京，焦虑浮躁，感觉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动辄得咎。比如吃饭，吃相不雅，老是狼吞虎咽；比如讲话，嗓门很大，动不动就讲粗话，还差点发生动手打人的事情。求学期间，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是《第一滴血》，一遍一遍地放录像，每次看到高兴处就会咧嘴大笑，或者起身练一阵拳脚。那时候，同学们大都同我保持一段距离。我本人当然能够感受到这种距离，无意也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是在心里像阿Q那样哼哼，“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

《第一滴血》剧照

好像是入学第二年的春天，《当代》的编辑刘茵和杨新岚到军艺文学系约稿，当时很多同学都有了作品，眼看约稿会上群情激昂，同学中的佼佼者们同编辑侃侃而谈，我只是躲在一边，根本插不上话，也不敢把作品拿出来。实话说，那个时期，我非常缺乏自信，我甚至一度产生了退学回部队的念头。北京让我感到压抑，文学让我感到自卑，写作让我感到沉重。

我在压抑中度过了两年，读了一些书，也写了一些作品。幸运之神降临在毕业前夕，半年之内在《中国作家》《昆仑》《解放军文艺》等杂志上发表了六个中篇小说，一时间被称为“后发制人”。解放军出版社的副社长韩瑞亭到军艺文学系选调干部，当时的文学系主任黄献国首先想到了我，我也因此留在了让我感到压抑的北京，并终于同《当代》结下了不解之缘——此为后话。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在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天天跟战史、军史乃至兵法、战术打交道，也阅读了大量的战争题材小说，还编辑过和帮助若干战将整理过回忆录，体会深刻，积累丰富，热血沸腾地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从构思到初稿完成，酷暑寒冬，几度春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期待。没想到拿到一家出版社，被束之高阁几个月后，通知我去拿回退稿，因为作品涉及一些敏感话题而“拿不准”。转投另一家出版社，不久也因为“拿不准”而被退了回来。面对已经磨破了边角的稿子，我差点点了一把火。

这把火幸亏没有点起来。就在连续遭到退稿之后不久，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裘山山来北京出差，我到出版社对面的总参游泳馆招待所去向她约稿，在那里认识了《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洪清波。两天后我把《历史的天空》送给裘山山，裘山山看了之后，很有把握地对我说，我看很好，我把它推荐给洪清波，以后你就直接跟他联系。

以后我才知道，最初，洪清波对这部稿子也有点“拿不准”，喜忧参半，不过他没有轻易退稿，又把它交给图书编辑脚印看了，脚印看了，认准这是一部好作品，但是对大家的“拿不准”也有点“拿不准”，毕竟作品里面有很多新东西。两个编辑商量之后，又把稿子送给分管《当代》杂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看。或许，正是众多的“拿不准”，引起了高贤均的重视，高贤均看得很细，拿得很准。

1999年秋天的一天下午，在朝内大街166号，在高贤均的办公室，我和脚印、洪清波三个人当听众，高贤均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双手挥舞着讲了一个多小时。编辑们最担心的作品中诸如国共关系、正面人物的负面性格、我军内部斗争等等敏感问题，到了高贤均那里，几乎都提出了巧妙的处理办法。高贤均对这部作品的前景做了两条预测：参加茅盾文学奖有很强的竞争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问题不大。高贤均说完，洪清波和脚印又就具体细节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当时觉得都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高贤均的所有预言都实现了，令人惋惜的是，高先生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得到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山东某部代职，那天晚上，我坐在渤海湾一块礁石上，面对苍茫的大海和夜空中的星星，无声饮泣，以泪洗面。

洪清波（左）与高贤均（右）

这以后，我同《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成了《当代》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洪清波编辑曾经评价我是最会领会编辑意图、最会落实修改意见的人，我也把《当代》的编辑看成是我创作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只要有新作品，我首先拿到《当代》杂志，或摘选发表，或出版，或退稿，全由他们安排。

在同《当代》杂志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这家以厚重著称的刊物果然名不虚传，多年形成的家国天下情怀，大视野、大格局和大气象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编辑选稿慧眼识珠，审稿精益求精，发现好稿如获至宝，投入精力为人作嫁衣。我的《明天战争》初稿形成后，因为写的是战争准备和和平时期军营生活，又有很多“敏感”的问题让人“拿不准”，洪清波阅后却大加赞赏，全文发表，并亲自写了一篇评论，精准地指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明天战争》反思了这种战争胜负观，认为在现代战争中不惜一切代价得来的胜利，未必是胜利，更何况现代战争只靠不怕牺牲是不可能胜利的……《明天战争》有些启蒙文学的意味，它在军事领域中不仅反思了落后的现实，同时反思了落后的思想文化根源。所以，《明天战争》虽然不能为我们开出一个济世的药方，但确实让人看到希望所在。我们终于开始正视我们一直引以为荣实际上已经导致我们落后了的传统”。洪清波说的这些话，正是我的作品中要表达的思想，我和我的编辑心有灵犀，心心相印。

左起分别为脚印、洪清波、常振家、杨新岚、周昌义

本世纪以来，通过洪清波、杨新岚、脚印之手，我先后发表、出版了《有钱的感觉》《特务连》《高地》《马上天下》等作品，还出版了《向右看齐》和《穷人树》两本散文集，进而结识了孔令燕等其他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可能我还在黑暗中摸索。认识他们，是我的幸运。

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杂志社的办公条件是很简陋的，设施陈旧，用具简朴，然而编辑们安之若素，自得其乐。我曾经戏言，就像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西柏坡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解放战争最大的战役一样，《当代》的编辑们也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加工生产当代最好的作品。还有一点感觉，就是《当代》杂志社的纯净的人际关系和编辑的知识分子品格，无论社会风气发生怎样的变化，这里的人们始终保持文学的清高和清贫，始终用文学的方式抵御不良风气的侵染，名利面前无动于衷，遇到好事互相谦让。前些年去的次数多，常常在中午跟他们一起吃工作餐，就着盒饭和开水聊稿子，聊得热火朝天，还往往争论得面红耳赤。偶尔兴之所至，到附近的小馆子里，点几个菜喝上一杯，大家随意地围在桌子边上，主编、编辑和职工乃至帮忙的实习生，没有高低贵贱尊卑之分，一律喊名字，这在官本位意识无处不在的今天，实属罕见，也实属难能可贵。我喜欢弥漫在《当代》编辑部的人味和书卷的味道。

今年夏天，我去《当代》杂志社领取样书，还是那个狭窄拥挤的楼道，还是那几间堆满书籍杂志的办公室，还是那些熟悉的并且逐渐变老的面孔，对于我来说，却是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在一间办公室里，突然看见了一只老沙发，扶手处已经磨出了破洞，坐上去弹簧依然很有弹性。编辑部的同志跟我讲，这个老沙发德高望重，《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常常坐在老沙发上看稿，后来有多任主编和编辑，大都用过这只老沙发，不知道有多少上乘作品，就是途经这只老沙发前往读者的手中。前几天社领导以为他们还在使用这只老沙发，就主动提出说给换成新沙发，但编辑部的同志居然没接受，说“这是《当代》的文物，平时不用，看着踏实”。我当时很激动，说，我表达一个作者的心愿，请务必保留这只老沙发，让它继续注视我们的进步和成长吧。

出门前，我久久地凝视这只老沙发，在心里，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