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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阿尔特是二十世纪阿根廷小说家，擅长描写城市底层民众生活，被誉为二十世纪拉美城市小说的奠基者、拉美大陆第一个现代作家。所谓“城市小说”与“现代”，是相对于二十世纪初阿根廷主流乡村风俗主义小说而言的。当时，如《堂·塞贡多·松布拉》这类描写潘帕斯草原上高乔牛仔自由不羁生活的“新高乔文学”最为流行。在阿尔特开始写作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阿根廷国力昌盛，处在农业出口繁荣“黄金时代”的末尾，首都的外国移民人口比例奇高，全新的阿根廷民族文化和语言正在塑造的过程中。受先锋派的影响，文化界发生着美学变革，出现了佛罗里达派（Grupo de Florida）和博埃多派（Grupo de Boedo），前者视角更为精英，博尔赫斯与其较为接近，后者主张文艺应贴近社会现实，尤其应关心社会底层群体，阿尔特较为靠近这一群体。罗伯特·阿尔特

罗伯特·阿尔特

阿尔特出身贫寒，从小不断打工维持生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却自学成才。他承认自己教育背景的薄弱，“我做过书店店员、铁匠学徒、漆匠学徒和机械工。我还领导过一个砖厂，做过掮客、小报的编辑、港口工人”。尽管生活艰难，阿尔特却一直抱有成为伟大作家的梦想。这一点，他的邻居，阿根廷诗人洛克斯洛（Conrado Nale Roxlo）可以作证。他看到，对于阿尔特来说，文学是生死攸关的事，生活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成为伟大的作家。那作为伟大的作家，应该写些什么内容？

阿尔特可不想写漂亮的诗句，他与博埃多派关系较为紧密，认同这个群体对作家的定义，即“社会作家”，他要写的正是阿根廷人的痛苦和贫困。可这样接地气的内容和语言，不符合当时主流文化界的审美，常常遭到出版社的拒绝。他的第一部小说，从1919年开始写作，到1926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立即引发众多的争论。他在写作期间，也不得不继续打工养家糊口，可以说，他的文学道路是异常艰难的。

阿尔特选择了书写城市，他总是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二十年代衰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底层生活，文字总有语法错误，语言混杂，夹杂着许多外国话，与传统的“好文学”相去甚远。他对自己文学的评价是“即兴的和非正规的”。他的自学成才的底层背景也成为一个诟病。因此，阿尔特这样的文字引起了精英文人的不屑，“他可真不会写小说”，“他就是个可怕的半文盲”。可正是这“差文笔”，这类被普利耶托（Julio Prieto）称为想要超越魔幻现实主义的“恶文学现实主义”，却预示了阿根廷现代民族文学的诞生。

阿尔特的文学地位一直没有得到认可，各类阿根廷文学史书中对他的提及都非常吝啬。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在特立尼达巴雷拉（Trinidad Barrera）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西语美洲文学史》中，只有基罗加（Horacio Quiroga）、里维拉（José Eustasio Rivera）、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加拉戈斯（Rómulo Gallegos）这样的大作家才占据了专门的章节，关于阿尔特的介绍仅寥寥几行。

但与此同时，也有批评家视其为天才，认为他塑造了区别于前宗主国的西班牙语的“阿根廷语言”，打破了口语与书面语言的界限，开创了新的叙事方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夹杂着俗语俚语的底层语言文学又重新得到了认可，被提升到了高级文学的地位。在新潮流的影响下，阿尔特被提升到了与博尔赫斯齐平的大师地位。其中呼声最高的是奥内蒂、科尔塔萨和皮格利亚这些文学大师。奥内蒂认为，阿尔特这些语言上的缺陷正是他文学本能的体现。科尔塔萨毫不掩饰对他的仰慕。他坦言，其他大作家对他的影响都随时间消散了，阿尔特却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认为这种“差文笔”正是其文字的强大力量。皮格利亚也说阿尔特是他的榜样，他认为这种“邪恶的写作”，在阿根廷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从十九世纪萨米恩托的《法昆多》到现代小说如科尔塔萨的《跳房子》都可见其踪影。皮格利亚还曾模仿其语言写作。他认为博尔赫斯是面向十九世纪的，阿尔特则是开创性的，是从阿根廷文学中产生的唯一一个现代作家。阿尔特故意写出别扭的语言，仿佛想用文字毁掉生活，用文学创作羞辱自己。

《愤怒的玩偶》小说的出版过程一如小说主人公的人生一样坎坷。阿尔特1919年开始写这部小说的草稿，1924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行李箱里装着这部小说的几个章节。他寄给好几家出版社，有的编辑朋友给他出版了一些片段，如1922年，在格鲁伯格（Samuel Glusberg）主编的《巴别》（Babel）杂志上出版《青年的回忆》，其他两篇为出版在《船头》（Proa）杂志上的《教会诗人》和《瘸子》。卡斯特尔诺沃（Elías Castelnuovo）是阿尔特的朋友，他作为光明出版社（Claridad）的编辑，曾经拒绝出版这部小说，理由是用词不好，需要修改，阿尔特不断跟他争论，双手抓住书抵在胸前，说：“您觉得我的小说不好，格鲁伯格也说不好，格雷泽尔（Gleizer）也说不好，但我和我老婆都认为这是本好书，非常好。”1926年，阿尔特参加了拉丁出版社的文学比赛，一位编辑朋友最终帮助他出版了小说。

小说最初的名字是《猪一样的人生》，编辑认为不雅，改为《愤怒的玩偶》。小说的原名道出了这小说的真谛，即这是失败的、肮脏的、失望的人生。新题目的寓意，也许是指人是被命运捉弄的玩偶，也可能指涉主人公无用的小发明。有学者认为，这与文中不断提及的诗人波德莱尔诗中许多的“玩具”对应，意在改变玩具本来的娱乐功能，玩具对玩具的制作者产生愤怒和反叛，隐射对这个现代化初期的工业世界的愤怒，因为它消灭了劳动者的梦想。1926年《愤怒的玩偶》第一版封面

《愤怒的玩偶》由四个单独的小故事组成，前后故事之间联系不是那么紧密，四个故事唯一的联系是同一个主人公，一个生活在阿根廷首都郊区的底层青年阿斯铁尔，四个故事中偶尔出现前后情节呼应。这种特点让小说看上去不像后来的作品《七个疯子》那样，具备更为完整的小说叙事的特征。然而，正是这种不正规性，展现了天才阿尔特创作初期的许多惊人的创新。

阿尔特笔下的人物都是底层老百姓，即各个不同国家来的移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主人公阿斯铁尔在其青春期形成过程中，阅读了大盗小说、科学读本等书籍，他一直梦想成为大盗，罗坎伯乐这个江洋大盗是他理想的英雄形象，他也想成为这样的劫富济贫的人。于是，他与两个朋友组成的“夜半骑士俱乐部”，将一些偷盗想法付诸实践。这些冒险的偷盗行为将他们从贫困中抽离了出来，提升了他们的肾上腺素，乐此不疲。他们提出这俱乐部还得配备一个图书馆，提供科学书籍以供学习。第一次的公开行动也只在图书馆偷书。在对书籍的评价中，文学是高于技术类的。诗歌成为最为值钱的，如波德莱尔，再如阿根廷本地的卢贡内斯的《金山》。这样的冒险以警察的追捕而告终。

阿斯铁尔热爱科学知识，发明了一些无用的小物件，设计了一门大炮，设想了流星计数器和语音打字机。这些发明能唬住文化水平不高的军人，却唬不住高官和上层。小说中的一个通神者认为这些都是雕虫小技，根本不能靠它们致富。他的聪明才智，因为没有经历正规体制训练，变得一文不值。在这样的社会中，他的社会晋升通道不断被关闭，让他最终陷入绝望。

怀有英雄梦想和科学家梦想的阿斯铁尔不得不面对贫困的现实，在他的两次工作经历中，他感受到的不是雇主所说的劳动最光荣，而是屈辱和压迫。这种感觉，在他陪着书店老板提着过大的篮子去菜市场时，在他卖纸的时候被那些小商贩不断地蔑视时，在向一个有权势的大人物求职遭到戏弄时，在港口求职被忽视和驱赶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内心一直不能接受一种与自己的智商和能力不匹配的工作。当母亲让他去找份工作的时候，他说：“难道让我去洗盘子吗？”在他看来，洗盘子这种事情根本不能算有尊严的工作。而他家庭的处境却是如此贫困，他不得不选择底层的工作。这种无法适应外部世界的心理导致他一次次陷入绝望，在第三个故事中，他努力通过面试争取到一个军校机械学徒的位置，一时感到了无比的快乐，最终却被腐败的官僚体系无情地踩踏，导致他万念俱灰，自杀未遂。

阿斯铁尔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如何对抗这些挫败和耻辱？他对抗失败的办法是不断阅读、不断思考、不断幻想。从他的阅读书目中，我们能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尽管在军校求职面试中，他一口否认读的书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但阿斯铁尔的意识只停留在愤怒与绝望之中，暴力革命的思想只在这些爆炸物的发明和尝试之中萌芽。在阿尔特《七个疯子》这部小说中，无政府主义甚至是暴力革命就更为明显了。这与阿尔特本人的意识形态也有关系，他曾给阿根廷共产党的报纸《红旗》撰写文章，因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而遭到阿共的审查。

在第四个故事中，阿斯铁尔认识的一个街头混混好友想与他一起偷一位工程师的钱财，他却出卖了他。让人唏嘘的是，工程师没有赞赏他的正义凛然，反而去质问他为什么撕毁了友谊的契约。阿斯铁尔认为，人必须要做点卑鄙的事情，灵魂才能高尚。最后，阿斯铁尔想去南方的内乌肯省看冰川和高山，而工程师敷衍地同意给他在科莫多鲁（Comodoro）找个工作，这个小镇位于丘布特（Chubut）省，那里没有冰川和高山，只有让人丧气的小山丘。这意味着阿斯铁尔的最后一个愿望也落空了，他所有的梦想和尊严全部坍塌了，这样的结局让人透不过气来。

就这样，阿尔特笔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第一次出现了人间烟火味。这座城市中的底层面对的永远是失败和失望，哪怕人们想要从中寻找虚假的希望和慰藉，阿尔特也坚决不给，他就是这样“糟蹋”自己的小说。可是，他笔下的民众才是真实的阿根廷人民，那些虚假、短暂、充满道德污点的财富与繁荣不能代表真正的阿根廷，那些欧化的文学家也不能代表阿根廷。阿尔特最能代表阿根廷文学，阿尔特的小说最能代表阿根廷的百姓。那就让博尔赫斯成为世界文学的大师，让阿尔特成为现代阿根廷民族文学大师吧。

阿尔特的魅力在其语言，而作为译者不得不觉得遗憾。阿根廷的许多俚语、俗语还有口音是通过文字拼写本身体现的，中文无法找到恰当的办法对应。阿尔特特有的语法错误也消失于译文之中，无从可见。这“半文盲”的“差文笔”，变成了主谓宾齐全的中文，那么，问题来了，阿尔特还在吗？这个用文字羞辱自己的底层作家还在吗？我们只能寻找折中的方案，如果读者能看到那个隐藏在阿斯铁尔身后，那个不放弃文学梦想的天才，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能感受到他文字中布宜诺斯艾利斯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脉搏跳动，那么，译者的任务就算达成了。

（《愤怒的玩偶》中译本即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