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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合碎片,再造宇宙 ——从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谈起
来源:《青年作家》 | 王威廉  2021年03月16日08:30
关键词:托卡尔丘克

人人都说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不禁要问,在过去的年代,信息就不是碎片化的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着远方的事情,他竭尽自己的表达,还是觉得没能说清远方,他不断地补充,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在这样的时刻,信息难道不是碎片化的吗?更普遍的情况是,听者听的时候觉得有点意思,但回过头来就忘记了,再也记不清关于远方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描述。这样一来,那些碎片化的信息被彻底遗忘了,也就不存在了。在古代,如何让信息更好地传递呢?通过书写,信携带着巨大的信息,跨越千山万水的阻隔,把信息释放给另一个人。但是,信可不是聊天,有一搭没一搭不行,词不达意不行,语言粗暴不行,一切都得符合信的文体规范。在这套规范里边,称谓、问候、叙事、议论、问题、安排、结论,再次的问候、嘱咐、祝福,形成了修辞学与叙事学的话语体系。信息的碎片被编制在这套体系当中,妥妥当当,毫不突兀。

也就是说,眼下这个所谓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是碎片的信息在技术上得到了极大保存,从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这意味着这个时代与古代并非全然割裂的,只是由于技术条件的原因,让我们对于信息的记忆有了保存与延迟。我们还能在如此众多与密集的信息记忆中获得对于世界的全景式理解吗?在我的脑海里,古典的世界像是长安或罗马那种森严的殿宇,人们能够在巨大的立柱与回廊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而现代世界犹如诡异的迷宫,在每一个立足点上的华美都令人赞叹,但抬头望去,却一片迷茫,没有路标。

我在这篇文章中打算谈谈201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的作品。读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让我对这个时代的碎片的文学性有了新的想法。我最早接触托卡尔丘克的小说,是在一套叫作《2011 年欧洲最佳小说》的集子里,里面有一篇小说的标题特别耸人听闻:《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我看了这篇小说,印象深刻,当时记不清楚作者的名字。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才发现新的诺奖得主就是《世上最丑的女人》的作者。大规模读托卡尔丘克,是从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怪诞故事集》和《衣柜》之后开始的。这次阅读给我的感觉犹如触电,因为她所展现出来的对文学的探索精神,对我们在这个时代不断进行写作探索有一种很深刻的启发。

《怪诞故事集》里有一篇小说叫《接缝》,是关于袜子接缝的小事。一位老人突然发现袜子接缝改变了,不再是从前的样态了,曾经基本上只有一条脚趾处的小缝,而他穿的袜子却是从脚趾到松紧带有着长长的接缝。由此,他发现了各种细节的改变,比如邮票的形状,比如杯子有没有把手,这些细节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变化,也意味着这种改变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是重大的。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经常忽略不计的小细节,她用小说捕捉到了,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个面相。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以及这种小说艺术的击打能力,让人赞叹。托卡尔丘克像是高超的手艺人,用叙事的丝线把细微的信息碎片缝合成了艺术品。

她小说的神秘感便是跟现实细节捆绑在一起的,否则碎片就没有意义。所谓捆绑,无非是说她可以同时领略神秘与现实。我们知道,小说跟故事不一样,故事必须是娓娓道来,是有头有尾的一个事情;但小说远远大于故事本身。它凭什么大于故事本身?它是用不同的叙事方式,来超越故事本身那种凝滞的、缓慢的进程,变成一种快速的东西。比如小说《旅客》,故事极为简单,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过那样的瞬间:站在窗前,目睹自己日渐成熟、衰老的身形,我们真的会深感恐惧。

我们对于生命内在的那种恐惧感是最普遍的,她就是盯着这样一个瞬间,把它挖得很深,然后这些细节就像钉子一样跳出来,我们突然就被它钉伤了。这种“伤痛”意味着我们自己的生存经验被唤醒了,产生了一种共鸣。我们也在思考,我们为什么怕这样的自我?仅仅是因为衰老吗?我想不完全是。她的小说由此也营造了这种特别神秘、诡异的气氛,令人深陷其中。

托卡尔丘克写《旅客》,就是写人看到了年老自己的那种错愕。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突然之间在某个镜面看到自己,对于一个不敏感的人,那个瞬间很快滑过去了,但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富有文学精神、文学修养的人,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你会想很多,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深度支撑着你的人生。托卡尔丘克在获得诺奖的演讲中说:“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由于它的本质涵盖了心灵的哲学,也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物内在的合理性与动机,揭示出他们难以用其他方式向他人展开的体验。唯有文学能够让我们深入其他存在的生命,理解他们的逻辑,分享他们的感情,体验他们的命运。”人的深度就是不仅理解自我,还理解他人,进而理解全部生命——其他存在的生命。

小说集《衣柜》中的第一篇小说《衣柜》还没有给我太大的冲击,如果说,要写一个卡夫卡式的很现代性的小说,取名《衣柜》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会钻进去。不出所料,后来这个人果然钻进了衣柜里,然后在衣柜里开始了他的生涯。这个对我来说震撼力没那么大,让我震撼的是后两篇小说,《房号》和《神降》。

托卡尔丘克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得到固定的工作,但她经常去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类似“打工”,这种行为用中国文坛的行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她不愿意被拘束,去过一种刻板的生活,她通过做不同的工作来积累生活素材,去观察乃至洞察生活。

《房号》写了一个女服务员的故事,这个小说的结构很奇怪,按照小标题,是一个一个房号写下去。它本身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没有起承转合。比如服务员到了某个房间,坐下来,靠着这个房间遗存的痕迹,想象曾经住在这里的日本夫妇是什么样的人、美国夫妇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特别有意思,特别像考古学家的方式。小说家复原生活的能力是必须要具备的,要像侦探、考古学家那样,靠着一点点残留的事物,去推导复原曾经的整个生活场景。

她的这种能力是强大的。这肯定是她本人的一种体验。她写日本人的细节特别精彩。一般而言,日本人讲究卫生,比较干净,所以日本人离开的房间就像没人住过似的。在床头上还留下了小费。但这个小费不是辛苦费,这个小费仿佛是日本人在表达自己的歉意,说我把房间收拾得这么好,让你都没事可干了。因此,有一种奇怪的幽默在里面。

托卡尔丘克的独特风格就体现在这种地方,她不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恰恰体现了她的跨界能力。主人公去另外一间客房,还想象了美国人夫妇。美国人如果在古代的话,就是罗马人。这句隐喻太重要了。美国作为现在的全球化帝国,就像古代的罗马一样,享受着权力中心的优越感。女服务员觉得她作为一个波兰人、一个权力边缘地带的人,在间接接近帝国的权力中心。这种感触非常微妙,表明了人类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被权力所塑造。

她借由简单的酒店场景,把全球化时代的格局给写出来了。这让我特别震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层面实在太丰富了,各种文化与权力的信息都折叠在里面了,而她抓住了这种折叠,把它打开,再折好。

短篇小说《神降》也体现出她的敏感度。这里面写了一个天才程序员如何在计算机里面实现创世的故事。她有点想“重写”《圣经》的感觉。而计算机所开创的虚拟空间,不正是一种创世吗?我们现在同时拥有两个世界。《神降》这部小说如果跟《万圣山》放在一起读的话,会非常意味深长。在《万圣山》里她写了宗教,还写了克隆人,当这两者置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张力是极大的。

小说《拜访》也可以跟上述几篇一起阅读。《拜访》这篇小说情节很简单,就是叙述者和机器人打交道,这个机器人的情感很丰富。巧妙的是,到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叙事人本身也是一个机器。“我”累了,同伴把“我”给关闭了。就是说,机器人用“我”这个第一人称来叙事,就是机器人开始说话了。前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活动,跟微软的程序“诗人小冰”打了次“交道”。它是会学习的,比如把徐志摩的诗歌输入进去,它就会“写出”很多徐志摩风格的诗歌。它写了一本诗集《阳光失了我的窗》,已经出版了。当机器人开始写作,这个世界就变得很疯狂。写作是一种主体意志在向这个世界进行意义的表达,当机器人开始写作,我觉得人类真的有点儿危险了。尽管目前程序还不懂何为诗意,只是人类在训练它掌握一种奇怪的反常规模式。但这正是机器开始获得非理性的开始。

托卡尔丘克的小说跟中国还有着奇妙的关系。她的小说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存在。她有一篇小说叫《心脏》:主人公患有心脏病,他一直在等待一个健康的心脏来做移植手术。终于,心脏来了,他的心脏被替换了。可没想到,这个心脏来自遥远的中国。这时,托卡尔丘克的神秘主义就出来了。这个心脏老是给他的脑海发出一个指令,说“我要”“我要”,但是,他也不知道心脏到底想要什么。他拿定主意,到心脏的来源地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来到了中国。她对中国的描述很有意思,就像是我们对外国人的那种描述一样。我的意思是她可能故意带有一种刻板化的方式,说中国人都长着一样的脸,分不清谁是谁,其实我们初看外国人也是这样的。

核心的情节很有意思。他找了一个小战士带路,去爬一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是一个智者。换了心脏的主人公觉得应该向老和尚请教他的心脏为什么这样躁动不安,他的这颗心脏来自这片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开始,老和尚跟他说了几句话,小战士翻译,他还勉强能听懂。可到后来,这个老和尚突然变得特别激动,说了很长一段话,这个小战士根本来不及翻译。他只能一直在那里听老和尚说他不懂的中文,听了很久,直到最后他太太拽着他,说走吧,才把他拉走了,但他还有些依依不舍。小说结尾,从此之后他们重新过上了欧洲人那种刻板的生活。

这里面有一种特别让人放不下的东西,从故事角度来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个老和尚到底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她从故事层面延伸到了比喻层面,就是说,这个老和尚讲的东西可能就是不可言说的,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不可言说的事物,我们要保持沉默。”尤其在中国的东方智慧里,存在着一种语言上的不可翻译性,这里面就蕴含着她对这个世界混沌的一种看法,她对如何真正去了解这个混沌的世界是抱有疑虑的。

小说《变形中心》里有一个亚洲人——主人公不喜欢那个医生,但那个医生恰恰就提出了跟托卡尔丘克在诺奖受奖词里相同的观念,代表着某种东方的智慧。那个医生跟主人公说:“为什么人跟自然要这样割裂开来?”我们知道西方的观念里,人是万物的始终,人和自然是割裂的。这个医生问主人公,为什么你觉得一只鸟和一棵树的差别要比一个人和一棵树的差别小呢?实际它背后就是中国道家说的这种齐物论,或者佛教所说的平等观、无差别观。万物是无差别的,这种东方思想也渗透在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当中,这也体现了她的博杂。她没有固守在西方的立场上,她有一种全球文明的立场。她对于东方尤其中国充满好奇。她在中国古老的智慧中寻找着能改变未来世界的某种东西。我们读到这些,对我们去思考中国跟世界的这种关系也有很多启发。

《人类的节日年历》这篇小说确实比较晦涩。很显然它是发生在未来的一个科幻故事,这个科幻不像刘慈欣的硬科幻,情节上让我们看得特别爽、特别清晰,她这个比较混杂,她所探讨的问题比较多,就是探讨人类对于时间的认识。小说名字里提示了“人类节日年历”,我们知道其实节日对于古代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每一个节日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有着共同文化认可度的族群跟这个自然世界发生了深切的关系。节日对人类来说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大的秩序,这种秩序跟自然万物的秩序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特别重要,它让我们活得特别安稳。春种秋收,人们一年一年地度过人生,特别安稳。当我们走到老宅子里面,比如参观故宫,我们就知道故宫的建筑是根据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建造的,天圆地方,坐在屋内的是“天子”,那中轴线象征着无限的权力,而门窗要遵循坐北朝南的理念,让阳光要照进屋内。也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完全跟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节日都是购物狂欢节,硬生生来了一个“双11”,后来又硬来一个“双12”,后面还有“6·18”,都是同类性质的东西,从根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跟自然万物失去了关联。以往那些节日却在我们的生命中被慢慢淡化了,我们用娱乐取代了虔诚。

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很会过节的民族,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天地神人”秩序,提供了一种类似宗教的功能。但这种精神秩序现在解体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累、这么可怕?因为我们跟这个世界发生了某种剥离,我们被某种东西给裹挟了,我们的生命出现了问题。很多年轻的生命本应该如花朵般绽放,结果却找不到意义,以残酷的方式毁灭自己,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跟自然万物、宇宙的秩序剥离开来了。

《人类的节日年历》里的每一章都以一个季节作为标题,所以它有时间的节奏感。我们实际上也特别渴望回归某种精神秩序,如果说中国文化在未来要有某种复兴,我觉得指的就是这种精神秩序,或是在此基础上对于精神秩序的再建构与再发现。这种精神秩序能够重新规划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给人类文明提供一种新的东西。中国人作为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所能提供给世界的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肯定要提供更加深远的东西。

我看到小说《绿孩子》时,心想她怎么也写了绿孩子?我写过一个科幻小说《行星与记忆》,幸亏已经发表出来还获奖了,要不然会有“影响的焦虑”。当然,还是很不一样的,我里面想象了一个遥远的外星,叫库星,库星上有一类光合作用人。光合作用人就是绿色的,他们不用吃饭,跟植物一样靠叶绿体的光合作用生存。我那篇是科幻的,而在托卡尔丘克这里,这个绿孩子来自波兰的历史传说,甚至有一种童话色彩,很美。

托卡尔丘克有一种诗人的气质,这应该跟波兰的文学传统有关。波兰的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诗人。托卡尔丘克因探索“越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作品而获奖,她是诺奖历史上第15 位女性、第5 位波兰作家。在这五位中,诗人就占了两位,一位米沃什,一位辛波丝卡。波兰的文学传统跟这种诗歌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这也体现在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写作当中。诗歌要用最短的篇幅很快地击穿屏障,来到核心场景里面,感觉到势不可挡的诗意。事实上,托卡尔丘克本人也写诗——

“随风飘飞的词语……

我们抛掷它们,它们也经常与我们在一起。

词语……

我将赤足在上面经过。”

——《词语》(汪剑钊 译)

她的短篇就是这样子,有种势不可挡的诗意。看她的短篇,就像看一个人在房间的墙壁上钉钉子,钉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对她的阅读有这种快感在里面。我说她把现实和神秘给钉在了一起,这里所说的神秘实际上包括那种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事物。

文学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想过度市场化,那么该往哪里去?托卡尔丘克的故事有一种子弹般的力量,一个个故事像子弹射向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节。她这种发掘细节的能力,不是传统文学里面对一个人或事物的刻画能力,比如说眉毛是什么形状、眼睛是什么形状,她写下的细节是对于当下这个世界之秘密的发掘。我们在小说中要捕捉到这种秘密的细节,才能获得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