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事实是，文学革命至少发端于1917年，同年以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为标志，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大幕，这比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要早。但事实同样是，新文学是以五四来命名的，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用五四新文学来称呼、概括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的。这就衍生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用五四来命名新文学呢？这种命名方式对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五四是窄化了新文学的范围，还是丰富了新文学的内涵？是限制了新文学的意蕴，还是提升了新文学的境界？

为何以五四命名新文学？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五四话语到左翼话语，这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时更是时代社会、政治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四运动，发展至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再到延安文艺运动，在新中国文艺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学发展构成一种交互渗透甚至深度融合、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表明，这是从五四一直到今天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基本生态。

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开启了新文学的进程。因此，在文学史的讲述中，一般认为新文学的正式发生要早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本身没有问题。但1919年的“五四”成了新文学的命名，一直到今天，文学史都用五四新文学来命名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那么，用五四来概括新文学是不是把新文学政治化、革命化了，是不是窄化了新文学、新文化的内涵？我们认为，用五四命名新文学、新文化，不仅没有限制、窄化其内涵，反而恰恰提升了新文学的高度，拓展了新文学的边界，丰富了新文学的内蕴。事实上，正是社会革命在五四之后的转变才让新文学和新文化有了本质的提升和飞跃，用五四来命名新文学，其根本意义在于使新文学的价值超越了文学本身。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政治变革，它更是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具有根本转折意义的革命、一场中国社会全面彻底的变革。五四运动以“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重新确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独立的诉求。五四运动以各阶级广泛的参与促成了近代以来全民族的一次觉醒，并进而扩展为一次大规模、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新。在这场历史性的五四运动中，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新的社会革命理论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社会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水岭，它酝酿着中国社会全面、彻底的革命与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

全面变革的五四时代，为新文学培养了新青年，拓展和深化了新文学的创作内容。五四新文学诞生在中国文化生态巨变的革命时刻，新文学之新，绝不仅仅在于语言文字的革新，更在于思想意识、理想抱负的革新。五四发出了时代青年之声，朱自清曾在《论青年》中说过：“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地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的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朱自清文萃》，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作为五四新文学影响下的新青年，毛泽东也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毛泽东新闻作品集》，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胡适在《五四运动纪念》一文中，讨论五四学生运动对新文学的影响时认为：“因为这一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我的歧路——胡适自述》，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政治革命，还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内容。五四运动之后，书写、反映、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小说大量出现，文学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与问题发生了紧密联系，19岁的冰心、俞平伯，21岁的庐隐、汪敬熙，22岁的王统照、罗家伦，25岁的叶圣陶……这些青年学生将爱情问题、婚姻问题、道德伦理、民主权力的问题都变成文学的内容，社会与革命成为新文学主题。

以五四命名新文学，赋予了文学超越文学本身的使命，从本质上提升了新文学的内涵与境界。以文学的力量倒逼社会的变革，文学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地位，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实现社会革命的期待。五四新文学要推翻传统文学的格局和体制，命名和赋予文学新的内涵，更要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知识话语体系和秩序，文学革命具有了社会革命的价值追求。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时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对社会思想状态的重视，使得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思考文艺对社会思想的变革作用。正是因为旧文学是与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文学在五四之后，与社会新思想、新政治、新文化生态已经完全紧密相连。比如，陈独秀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时，也正是他为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准备时期。而作为文学革命主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从创刊到终刊，共出专号7期，这些专号包括“易卜生号”“人口问题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国民革命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清晰可见的是，这些集中讨论和关注的专号已经完全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诉求，立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

以五四之名开启20世纪中国文化基本格局和追求，就是以超出文学范畴的意义赋予新文学“现代”的价值。五四新文学蕴含着对既有生存现状的反思，追求建立一个更加理想的个人与社会，形成了批判社会与批判自我的五四传统。五四充实而且深化了新文学的内涵，从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正是新文学一直以来拥有的革命话语从酝酿到凸显的过程。

文学左转的历史惯性

忧患民族命运与担当时代责任是五四新文学的本质和底色，当新文学冠以五四之名，新文学的左转方向就已经确定。随着阶级压迫的恶化与民族危机的加深，1927年前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运而生，左翼文学自然地成为新文学的主流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重心，也成为时代和历史的必然选择。“左”意味着革命，用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识和更加高级的政治形态进行革新。文学“向左转”意味着文学要更加自觉地承担起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责任，要更加明确地书写、展现革命的现实。

革命话语从五四到左翼的提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选择，左翼话语的革命性早已蕴含在五四的思想追求中。革命文学不是取代了文学革命，而是本身就酝酿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整体要求下。因此，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单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而是文学与革命的双重变革。

随着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湖南农民运动、北伐战争的进行，追求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启蒙话语已经逐渐被追求大众解放、民族独立所替代。五四新文学关注文体解放、文体变革、妇女解放、家庭批判，而左翼文学关注的是民族生存的现实压力、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社会真实地发生了变化，社会解放、阶级解放已经成为历史的诉求。因而，五四文学不可回避地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建立起使命同构的关系。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是革命话语逐渐显现的过程，是现代知识分子自觉选择和有意实践的过程。早在1921年，在《评论之评论》《文学旬刊》上就已经有关于“革命的文学”的讨论。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底感情，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我相信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的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什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1923年之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作家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文学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文艺界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沈泽民、蒋光慈、茅盾、郭沫若等先后发表了《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论无产阶级艺术》和《革命文学》等多篇文章讨论无产阶级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代作家本身都是共产党人，他们的创作观念、思想立场时刻与1920年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发生共振和响应。新文学的革命性不断外化，在走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反映了五四新文学自身的张力和担当。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五四话语向左翼话语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领军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将“宣传”与“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并列，作为党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1921年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1923年提出“革命文学”之后，同年6月将其收编为自己的正式理论机关刊物。1923年，围绕着上海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形成了以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李求实等人为主的作者队伍。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了《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宣传工作作出了部署。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做出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的决议，要将马克思主义渗透到新剧团体中。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要求组织正规宣传队，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取广大群众。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不仅进行了顺应现实所需的政治革命，还不断完善和加强文艺工作。我们看到左翼话语是全面的，不仅有文学的形式，还包括了左翼文化界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如集会、游行、演讲、声明、宣言等。

五四话语前所未有地意识到人的价值与作用，左翼话语则是进一步意识到人民的作用、大众的作用。1920年代开始的文学左转是社会革命新时期文学态度和倾向的选择，是特定时空下五四新文学的本质展现。1927年之后，许多新文学作家走向左翼文学，五四新文学及其作家对社会责任使命的毅然承担，是文学自觉与革命自觉的双重体悟，在此后中国文学的创作之中，这种基因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展示和体现。

文学与革命的交互渗透

从五四到左翼，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运用了新文学，新文学也依凭着社会特殊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情态，与其说这是一个非文学性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本质问题。我们思考五四新文学的核心意义，很大程度上要跳出文学，要从更加开阔与深刻的启蒙与革命的关系、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中来把握文学的特质。

革命是文学不可回避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来自于中国社会物质革命、政治革命失败后的转向。曾经是五四运动骨干的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从晚清时期的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再到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文学改良、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不是用文学自身的规律能够解释清楚的。从五四到左翼，走过了一个特殊的1920年代，这是中国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互相促进的关键时期，是文学革命在社会革命下转型的特殊时期，左翼话语最终回应和承担了五四新文学肇端的历史动因。

革命是文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改造催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促进文学的更新。应该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纯文学，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发展的文学和离开社会变革的文学。文学的确表现了每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独立思想，但同时更是历史演变、社会变革影响下的结果。大部分的新文学作家是把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表达的渠道,本身带有主观追求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新文学作家也从未彻底完成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即便王国维把“境界论”作为衡量文学审美价值的标尺，其目的还在于挑战传统的儒家诗教观念。纯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兴起，其动机在于对抗、取代文学的诗教使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纯文学性时，就已经出自于非纯文学性的目的。因此，即便像鲁迅也曾说过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中也认为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审美的，但绝不纯粹是审美的，文学蕴含的思想赋予了文学更高的追求，赋予了现代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深切的文化情怀。

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生态。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并非简单地指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与创作内容，也并非革命对文学产生了现实的要求，而在于文学具有革命的本质。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现代化也历经了百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更是实现了百年的发展。文学、社会、政治革命始终交互渗透、同步发展，共同形成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不仅仅是五四文学到左翼文学的阶段性概括，而是近现代以来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革命互渗、互动的一个根本关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关系。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