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美妙的上升
《“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蔡海燕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580页，198.00元
我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启始于白话代替文言作为书写语体的确立，即所谓的“白话文运动”。在白话文学初始、迁延、呈递的百年过程中，一直伴随了域外作品的大量译介引入，文学译本充当了思维意识与写作范式形成、转化的催化剂。在很多创作者的心目中，译介文学，尤其是海外经典作家的译本成为了创作驱动的重要来源。
就新诗而言，情形也是如此。
诗人树才说过：“百年新诗的历史与译诗历史犬牙交错，新诗受翻译冲击而产生，诗歌翻译为新诗成长提供语言和思想资源。”（出自2013年1月23日“翻译与现代汉诗的发展暨‘诗苑译林’再版座谈会”纪要，此处略作改删）诗人臧棣的表述更为形象：“对现代汉诗而言，翻译就是种子。诗的翻译，作为一种现象，绝不仅仅是文体方面的，它是我们的植物学，也是汉语的地理学。它深刻地参与了一种语言的自我意识。”（引自臧棣诗论集《诗道鳟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
然而，语言巴别塔的存在终究是客观现实，不时在提醒我们文学迻译中的诸多悖论困境。与大量由约定俗成的术语规约的科学技术、人文研究、新闻报道的文本转译不同，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因带有原作者强烈的个人色彩与文化趣味，尤其挑战了译者的双重能力：译者不但需要深切敏锐地理解原文，还须以出色的母语能力，去拟近、传达原作的语言风貌、幽微情绪与整体气氛。文学译介，毋宁是一项高难度的智力活动。
倘若打个比方，则文学译介类似一副语言装置的透镜，理解原文能力即镜体的透明度，而母语传达能力即镜面的凸面曲率，镜体越透明（不脱离原文意味），凸面曲率越小（不偏离原作者风格），则译作的还原度就越高。其原理大致就是如此。
毋庸置疑，现代汉语诗的创作进展与域外诗歌的翻译始终保持了同步（很多诗人同时也是优秀的译者，如穆旦、施蛰存、卞之琳、戴望舒、王佐良、郑敏，不一而足），而域外诗歌中，英国与美国的英语诗的译介一直受到瞩目。倘若开列一份大诗人的名单，则必然会包括叶芝、艾略特、弗罗斯特、史蒂文斯和奥登。
然而长期以来，除了穆旦和卞之琳两位先生的散译篇什之外，奥登一直是个耀眼的空白。
恰如黄灿然评论所说：“他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也从各种资料里知道奥登是英语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而现代汉语诗人也只能通过这个小诗人来想象甚至认定他就是大诗人。推而广之，在汉译严重不足的前提下，对整个西方现代诗歌，我们大体上也只能如此想象和认定。”
2008年，我启动了奥登诗作的译介，当时选择的底本是奥登文学遗产管理人门德尔松教授于2007年编定的现代文库版《奥登诗选》，其间就开始留意学界相关的研究动态。2009年，我在新浪博客读到了蔡海燕的几篇研究论文，于是便开始与她通信，那时她正在着手博士毕业论文（也即本书《“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的前身）的撰写。
海燕的恩师吴笛先生是劳伦斯诗歌研究的专家，也是劳伦斯诗歌的优秀译者，他对海燕说过这样的话：“翻译的过程就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运用汉语表达原文的过程。”是的，文学译介是文学研究的前提，没有较为充分的译介，谈论诗人就如同盲人摸象，无法掌握其人其作品的全貌。我和海燕能够携手合作，与吴笛先生的亲身体会与优良的学风大有关系，这里也是需要郑重向他表示感谢的。
在现代英语诗人中，奥登对古今多种诗体都有尝试运用，诗作素以高难度的技巧著称；他中年横跨大西洋，从英国移居了美国，思想背景也有复杂的生成变化。海燕为了更好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由此还申请了延期毕业。
2008、2009年还没有新浪微博（2009年8月14日才开始内测）和微信（要到2011年1月21日才推出），彼时MSN Messenger是唯一的即时通讯工具。我们在杭州碰头后，就开始了译介的合作。很多个夜晚，我和海燕就在线上相互讨论奥登译文。
海燕在《“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的后记中回忆了我们合作奥登译介的若干细节。我在自己的Outlook邮箱里翻寻，找出了当时保留的一份记录（海燕在MSN的签名叫“尘影”，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时间戳是在2009年10月27日。
当天我们讨论的是Family Ghost（《家族幽灵》）这首诗最后三个段落的理解，原文如下：
And all emotions to expression come,
Recovering the archaic imagery:
This longing for assurance takes the form
Of a hawk’s vertical stooping from the sky;
These tears, salt for a disobedient dream,
The lunatic agitation of the sea;
While this despair with hardened eyeballs cries
“A Golden Age, a Silver… rather this,
Massive and taciturn years, the Age of Ice”.
海燕看到奥登另一位传记作者福勒说，这三段是某种影射化用，分别指涉了三个前辈诗人即蒲柏、多恩和弥尔顿的创作：蒲柏像鹰冲向猎物，多恩的悲伤化为眼泪，失明的弥尔顿从黄金时代跌入冰河时代。
从第一段第二行中的“the archaic imagery”来看，奥登的确有可能拼合了三位前辈诗人的意象。这是典型的奥登式的化用技巧，混合了多样的意涵、情绪，解读时常会发现隐匿的多义性。海燕又建议将“rather this”原来的译文“宁可这么说”改为“更确切地说”：
而全部的感情终于一吐而尽，
重又拼合了那古老意象：
对信心的这份渴望化身为一头兀鹰
从空中直直地俯冲而下；
这些眼泪，因一个不驯服的梦饱含痛楚，
如经历了大海的疯狂蛊惑；
“绝望”这时瞪着冷酷的眼珠叫出声来
“一个黄金时代，一个白银时代……
确切地说，庞大而静默的岁月，一个冰河时代。”
此外，《家族幽灵》这首诗采用了变体的三行连韵体，我们还讨论了译出时音律上的表现。我对整首译诗的音程、音色尤其是脚韵部分又做了些适当处理，以达成拟近的效果。海燕鼓励我说：“翻译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定论。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的权衡尺度，我现在站在你这一边。”
这天讨论后的另一结果，就是根据门德尔松教授和福勒的解读为这首诗加上了三条注释。我们采用了将译文还原与释读研究平行处理的办法，这在当时国内的域外诗集译介中还是很少有的尝试。
当然，我们偶或也有不能取得一致的地方，这时她总是尊重我的看法，而我也常会站在她的角度来理解原文并调整译文。初稿由我译出后，根据海燕的修改意见，最后完成了全文的统校。终于，五年后的2014年4月，上卷《奥登诗选：1927-1947》正式问世，两年后的2016年1月，下卷《奥登诗选：1948-1973》接续出版。海燕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译稿的讨论辨析，还为各个篇章补充了很多背景注释，而诗选前面的《译者序》的主体内容亦是根据她的论文初稿加以整理拟成。
此前在2012年11月，由我独立翻译的《战地行纪》已先期出版。随后，黄星烨译成的《序跋集》于2015年11月出版，2018年3月，胡桑译成的《染匠之手》出版。奥登在汉语世界终于有了第一个成规模的文集。可喜的是，此前海燕主持的“奥登诗学研究”课题已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支持，这让她获得了比较充裕的时间。而文集的陆续出版，反过来也为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助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原先博士论文的基础上陆续又有扩展补充，最终完成了《“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的书稿。
该书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移居美国为时间节点，细述了奥登创作生涯前后两阶段的变化，此外也提到了汉语语境中的奥登译介研究。
它的主体构成分为两个部分，上篇是“奥登诗学的思想谱系”。这是份量很重的篇章，主要解析了奥登诗学的精神来源与思想原核。奥登出生于1907年，此前世纪初的1900年，弗洛伊德的《释梦》（即《癔症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时代的来临。就此意义而言，二十世纪又可称为是人类探索精神世界的新启蒙世纪。奥登出生于牧师之家，又有一个当医生的父亲，家庭环境和时代气氛无疑强有力地塑造了他的精神结构。由此，青年奥登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持续影响，其诗作的思辨特色与之有极紧密的关联。
奥登循着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发现，又过渡到社会的批评，由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也曾对他产生过影响。1939年奥登自英国移居美国，此后虽然渐渐偏离早期的左翼轨道，然而他前后期诗作中强烈的历史批评的色彩，仍可以在这里找到痕迹。到了中晚年，奥登重新皈依英国国教又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演变。经历了欧洲二战的文明崩坏与重建后，奥登将广义的基督教信仰纳入了视野，形成了他独特的文明史观，这也构成了他晚期诗作的重要底色。
下篇“奥登诗学的艺术伦理”更接近于对奥登创作论的讨论。前两章勾勒了奥登鲜明的身份意识与写作伦理，第三章“耐心的回报：诗歌的技术层面”则是我个人比较看重的部分。奥登是视野异常深阔的大诗人，要理解其人其作品，这些都是窥睹其诗学堂奥的必要阶梯。尤其第三章第二节重点书写了奥登的诗歌技艺、语言观和诗体风格的变化构成，掌握了这一节的内容再回过头去阅读两册《诗选》中的诗作，相信会有很多助益。第三章第三节“语言的社群：想象共同体和构建诗歌乌托邦”也非常有启发性。此节引述了奥登对好诗的判断见解，他所描述的，毋宁也是所有杰出艺术作品的共性：
每一首成功的诗作都展现了天堂般的景象，自由和法则、体制和秩序得到联结，矛盾得到调和，罪愆得到宽恕。每一首好事呈现的景观，都无限地接近乌托邦。
“无限地接近乌托邦”，正是海燕和我共同投入奥登译介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譬喻。这个小小的乌托邦是无形而实在的，它起初来源于我们对奥登诗歌的共同兴趣和热爱，过后落实到无数文本细节的推敲、辨析和巩固。当最终的工作成果展现时，我们也在汉语世界中为奥登其人其诗构建了一个值得信任的基础。
因为适时引用了奥登作品的译文，海燕这部专著显得异常充实饱满，因此，从接受角度来说，这部书也为有心的诗歌读者提供了阅读《奥登诗选》的最佳导读。从后面“主要参考文献”所列的书目之多，也可知海燕的用力之勤、收罗资料之广。“索引”分为诗歌作品索引和综合索引两部分，为进一步研究奥登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线索。最后又附上了“奥登生活与创作系年”，可助了解奥登的生平履历。倘若说《“道德的见证者”：奥登诗学研究》是目前为止奥登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诚不为过。
本书初稿完成于2018年，2019年海燕赴剑桥大学访学，书稿收竣于该年的年底。这本专著恰在她去年8月回国不久后付梓，也是一件颇可欣慰的喜事。
我和海燕相识相遇在2009年，至本书出版，前后延展竟然已有将近一甲子。五百七十四页，五十七万字，这些数字，我想恰好也标识了海燕专研奥登诗学的一条上升的轨迹线。经由这么多年持续不断的累积，这才诞生了这部重要的研究专著。在未来的时日，我相信它除了会引起学界的关注以外，也将赢得越来越多的文学热爱者的瞩目。
今年上半年，按之前达成的约定，我会完成《奥登诗选》《战地行纪》两书的校订，上海译文社也将在年内推出两部译作的新版。前不久，海燕告知我，她又接手了与奥登有关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译出汉弗莱·卡朋特的《奥登传》。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一部奥登传记，布罗茨基在他的名文《析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中对此书有极高的评价。当这部传记的中文版不久之后问世时，我们将得以最终宣告，一个更为丰富、完整的奥登已呈现。我衷心期待着合璧之日的到来。
海燕近来又对奥登的友人、诗人C. D. 刘易斯的诗歌发生了兴趣，并且已经展开新的译介和研究。这是继奥登之后设定的又一个路标，一个延续上升的路标。而我也想引用歌德诗剧《浮士德》结尾那句名言“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来赞美海燕投入奥登研究的执着精神，并表彰她今日的成绩。如果没有遇到她，《奥登诗选》的译本定然不会如此顺利就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