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古泽尔·雅辛娜

2015年，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凭借其长篇处女作《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一举斩获了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等重大文学奖项，成为近年来名声大噪的文坛新秀。这部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近几十年来俄罗斯当代文坛最夺目的处女作，不仅在俄罗斯掀起了阅读浪潮，经译介后在我国也颇受欢迎和好评。然而，《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的成功也催生了更多期待和随之而来的担忧，令许多评论家和读者存疑的是，雅辛娜处女作中所展露的文学天才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因此，三年后雅辛娜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的孩子们》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作也成为了这位新锐作家能否站稳脚跟的一块试金石。

雅辛娜再次证明了自己。2019年，《我的孩子们》获得了“大书奖”评委会奖和读者选择奖的双重肯定，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帕辛斯基认为，她的第二部作品“无论在艺术价值还是主题清晰度上，或者从其他任何标准上而言都丝毫不逊于第一部小说”。值得中国读者庆幸的是，这部作品不仅很快地在2020年末于我国翻译出版，其刚刚获得“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一等奖的中译本亦品质不俗，用充满诗性的文字将苏联德裔聚居地人民的命运沉浮和历史画卷忠实无遗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的孩子们》以德裔乡村教师雅各布·巴赫的跌宕命运为主线，展现了伏尔加河德裔聚居地人民的生活变迁，以及沙俄末期至苏维埃建设初期的历史进程。在伏尔加河左岸村庄任教的巴赫意外受邀前往右岸的格里姆庄园，为家教森严的庄园小姐克拉拉·格里姆教授德语课程，两人日渐互生情愫。克拉拉从举家移往德国的途中逃回家乡，遭受村民非议的两人回到格里姆庄园过起了离群索居但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但好景不长，克拉拉被匪兵强暴后生下一女并不幸死去，巴赫也在愤怒和恐惧中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深爱妻子的巴赫独自抚养非亲生的女儿安娜，靠为集体农庄书记霍夫曼编写作为宣传手段的德裔民俗知识和民间童话换取粮食，后来收养了流浪儿瓦西卡，在风雨飘摇的二三十年代为孩子们艰难地撑起了保护伞。这部作品延续了雅辛娜前作的诸多特点，它们讲述的都是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且将历史框架基本锁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此外，两部作品都具有家庭自传性质，祖列伊哈以雅辛娜的祖母为原型，而巴赫则以其祖父为原型。《我的孩子们》在艺术性上同样不逊于《祖列伊哈睁开了眼睛》，温柔的抒情性与冷峻的悲剧性交织相映，广博浩大的史诗性与奇诡惊险的故事性并存，尤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雅辛娜作品中特有的“童话感”在《我的孩子们》中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伏尔加河流域德裔人的生活是一段长期被遗忘、被忽视的历史，也是雅辛娜一直想要展现的历史图景，而童话就是她所找到的一把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也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核心。《我的孩子们》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德国童话和民间故事，从保姆蒂尔达为克拉拉用朴实无华的方言讲述的恐怖传说，到巴赫打开克拉拉世界的德语童话诗，再到巴赫为霍夫曼整理编写的上百个一度变为现实的精妙童话，小说由一个个小童话镶嵌并串联了起来。与此同时，小说中还隐约可见许多充满魔幻色彩的童话形象和母题，有着少女面容却又天生畸形的驼背霍夫曼、掌握神秘咒语控制西瓜生长的西瓜女郎艾米等村民形象就如活脱脱的童话人物，而小姐克拉拉和保姆蒂尔达不正是《囚徒姑娘》中那被残忍的父亲关在塔楼的那对主仆？巴赫抖落鸭绒被中的羽毛，天空便下起了雪，不正是格林童话《霍勒太太》中的经典情节？除此之外，小说中巴赫撰写的一个个“成真的童话”本身亦可称作另一层面的童话故事。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名同样体现了小说特有的童话性，雅辛娜运用了“会说话的人名”（говорящие фамилии и имена）这一特殊修辞，如巴赫的名字“雅各布”（Jacob）和克拉拉的姓氏“格里姆”（Grimm，多被译为“格林”，中译本根据俄文原著译为格里姆）取自举世闻名的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他们将民间童话与传说整理成为至今为止最为畅销的童话集《格林童话》，一如收集编写德国民间童话的巴赫。“巴赫”之姓也同样有其寓意，雅辛娜曾在访谈中指出，为主人公赋予“巴赫”这一著名的德国姓氏，除了意在强调其民族血缘外，还暗藏文字上的玄机：“Bach”一词在德语中有“小溪、小河”之意，意指汇入伏尔加、滋养伏尔加的众多溪流之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巴赫一般，是伏尔加河的一部分。除了巴赫以外，小说中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童话撰写者——集体农庄书记霍夫曼，他一心希望把因循守旧的格纳丹塔尔村拖进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巴赫的童话是他寻到的思想武器和宣传手段，他总是会为巴赫那娓娓道来、抒情自由的童话加上农民无产阶级式的寓意性结尾。霍夫曼这一德国姓氏显然与德国著名作家E.T.A.霍夫曼存在渊源。E.T.A.霍夫曼是德国浪漫主义艺术童话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童话中光怪陆离的幻想元素常与平凡的日常生活有机融合，曾深刻影响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19及20世纪俄国文坛巨匠的创作。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前文所提到的，雅辛娜作品中牢牢依附于现实的神秘幻想正是以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艺术童话的典型特征。《我的孩子们》中巴赫的现实生活、虚幻梦境和无意识交织杂糅，其乖张诡异的行为（如巴赫对暴风雨那“瘾君子”般的热爱、痴痴守护冰封的妻子遗体）、虚实难辨的神秘体验（如克拉拉死后巴赫的灵魂抽离、巴赫落入伏尔加河见到了被历史和时代抛弃的人和物）所营造的阴郁而浪漫的气氛，都与E.T.A.霍夫曼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雅辛娜肯定了自己作为“幻想题材作家”的身份，并认为与自己的创作最为接近的俄国经典作家正是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

事实上，细读作品后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童话时空。“伏尔加河将世界一分为二。”作品开篇第一句就已暗示出两个时空体的存在。低矮平缓的左岸是草原和村庄，主人公原本所在的格纳丹塔尔村（德语意为“富饶的河谷”）就坐落在此；层峦叠嶂的右岸则人迹罕至，峰岩陡峭，山寒水冷，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和沼泽，巴赫前去教书而后居住一生的格里姆庄园就藏在这山峦和森林的背后，似乎全然脱离了历史和时空。如果说巴赫将包围于伏尔加河平原的格纳丹塔尔村视作“小宇宙的中心”的话，那么右岸的格里姆庄园则全然是宇宙之外的时空，它仿佛一个稳固不变的世界，屏蔽了一切外在历史的影响，左岸世界所经历的一切——战乱、饥荒、余粮征集制、农业集体化都在这一屏障之外，这里的时间是环形的，而非线性的，只存在季节的循环更替，却从不真正向前推动。正如俄罗斯著名民俗学家梅列金斯基在其专著《神秘诗学》中指出的，神秘时空内充满了种种事件，但并不存在内在的延伸性，它是超脱于时间流的“例外”，因此可以说，右岸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童话性质的神秘时空，相较于真实确切的历史时空而言，这一时空内的人更像是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说，《我的孩子们》中不仅大大小小的童话星罗棋布，同时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童话元素和童话母题，小说本身还可被视为一部庞大的艺术童话。如若把《我的孩子们》视作以巴赫为主人公的民间童话，那么它一定是《囚徒姑娘》这部童话的变体。小说前半段就是巴赫以自己和克拉拉为原型改写的《囚徒姑娘》，深受父亲控制的美丽公主爱上了贫穷孤僻的乡村教师，逃离幽禁后与老师一起劳作生活，种植苹果；经历悲剧转折的后半段同样可视为《囚徒姑娘》的续写，乡村教师独自抚养公主留下的孤女，躲开外界纷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无言的爱滋养孤女和流浪儿，孩子们最终进入保育院接受教育，排演的戏剧正是巴赫当年撰写的童话《囚徒姑娘》，这部童话剧后来也被搬上了苏联的各大剧院舞台。

然而，《我的孩子们》绝非一部简单融合德国童话及其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围绕小人物所撰写的个人童话，而是一部记录时代进程的历史童话。小说中的伏尔加河不仅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还是穿行流淌于主人公们之中的历史的象征。除了围绕巴赫进行的主线，小说中还有一条关于国家“领袖”的副线，作者虽从未点明“领袖”真身，但读者可以轻易辨认出“领袖”就是斯大林，这条埋藏在小说中的伏线主要分为四段：1924年斯大林秘密探访临终前的列宁时对苏联德裔自治制度的思考；1927年斯大林乘专列私访德裔共和国首府波克罗夫斯克；以台球为喻讲述1933年前后斯大林与希特勒就苏联德裔群体进行的数次政治斗争；1938年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对叶若夫逮捕所谓“德国情报机关间谍”的肃反行动的思考。小说的主副线总是交汇于伏尔加河，它们都围绕着苏联德裔聚居地人民的历史命运进行，甚至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全体人民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正如小说标题所指的既是巴赫的两个孩子安娜和瓦西卡，也是被叶卡捷琳娜大帝称作“我的孩子们”的德国移民，更是苏联的全体人民。

雅辛娜曾在访谈中谈到：“于我而言，《我的孩子们》首先来说并不是苏维埃初期那些德国童话的实现，而是几乎已经实现的苏联童话。曾经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都相信，苏联童话是必将实现的。”事实上，童话不仅是《我的孩子们》极为重要的主题，更是小说的隐喻主体。小说中巴赫撰写的丰收童话奇迹般成真的1926年和1927年，不仅是苏联真实历史上罕见的大丰收年，也是举国上下的希望之年。农业风调雨顺，工业欣欣向荣，文学发展迅猛，电影艺术开始腾飞，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回归，同样开始相信新未来的到来。雅辛娜指出：“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段高涨的上升期，某个充满热情和信念的时代，人们相信苏联童话必会成真，并且很快就要实现。然而事实证明，不，它没有实现。对于我来说，小说中的童话和运用童话的用意即在于此。”

巴赫是联结伏尔加河左岸现实与右岸童话的人，也是联结人民与历史的载体。现实曾一度如此接近童话，但这个童话却迅速地破灭了，巴赫的个人童话如此，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历史童话亦如此。然而，雅辛娜似乎不愿也不忍让故事停留在童话幻灭的悲剧结局上，她在小说尾声留下了希望的火星——与缄默无语的上一代截然不同的“孩子们”。由于对残酷和苦难时代的恐惧和躲避，曾经谈起诗歌滔滔不绝的巴赫变成了哑巴，曾经无忧无虑的人们变得“如鱼儿一般沉默，如耗子一般奔忙”，他们成了苏联“沉默的一代”，而安娜和瓦西卡这一代刚刚开始成长的孩子们却天生充满了自由和无畏、信任与热情，他们似乎才真正具备构建一个新未来的能力。正因如此，历经磨难后终于摆脱恐惧的巴赫将右岸的庄园改装成了一座幼儿园，按照霍夫曼的共产遗愿将其取名为“第三国际”，以期为“孩子们”那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提供更加安稳的庇护所，盼望“孩子们”在新的未来创造崭新的童话。这是《我的孩子们》尾声处的希冀和留白，尽管这个童话王国建成与否，历史已早有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