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11月28日，应“大家讲堂”（由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学而优书店和南都读书俱乐部）邀请，“拉美思想译丛”的两位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滕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魏然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与现场和在线的读者，以《面具与乌托邦》一书为中心，探讨墨西哥文化、思想与民族性问题以及该书在拉美思想史的位置，并进一步畅谈了对拉美思想史研究与译介的一些思考。

拉美有思想吗？什么是拉美思想？

滕威：最近拉美尤其是阿根廷突然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前有著名电影人索拉纳斯因新冠逝世，后有马拉多纳心脏骤停，撒手人寰。索拉纳斯可能大众了解的不多，他可以被视作是“第三电影”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扛起电影反帝反殖反压迫大旗的旗手。马拉多纳，不用多说了，可谓家喻户晓。但今天还是有很多键盘侠出来黑一波，好像马拉多纳的一生除了丑闻就没别的了，吸毒、兴奋剂、上帝之手……但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因为1994年他被尿检查出来麻黄碱，当时全世界泼向他的脏水也是这个逻辑。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他是拉美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热血球迷，他在《足球往事》里面，曾经专门有一篇文章写马拉多纳，他说马拉多纳如果踢球他就赢，要是小便他就输。因为好像一验尿，他就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了哈。但是加莱亚诺说麻黄碱就这种东西在欧美很多职业运动当中不算是兴奋剂，他说“这个世纪末的足球缺乏热情，冷淡、呆板，憎恨失败，禁止一切玩乐，能让奇思妙想也变得合理高效的人已经为数不多，马拉多纳是其中之一”。如果马拉多纳那么不堪的话，怎么可能赢得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不仅是足球的）的集体哀悼，怎么会赢得阿根廷的国葬，拉美多个国家的高规格悼念，以及全球各地左翼的致敬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无论这个人是个足球运动员，还是电影导演、诗人或是游击战士，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或被视为思想者/思想家。拉美思想，可能跟其他地方，尤其是现代的西方思想生产不太一样，不一定是有博士学位，在大学里面教授比如说哲学史或是文化史，著作等身，体系庞大，然后你才能被称为是思想家。有一些人讨论过，比如说马拉多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也不是骇人听闻的一个话题。反过来，一个有哲学博士在大学里做哲学教授的人，他也可能拒绝学院意义的思想生产，而是深入丛林深入社群，将思想化为实践的武器，比如墨西哥原住民运动Zapatista的副司令马科斯。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套书，最初的名字是叫“拉美思想学术译丛”，后来我们就把学术二字拿掉了。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放进去学术，好像就给拉美思想框住了边界，封闭了可能性。我们想在常规之外，尤其是那种西方学术、西方哲学思想写作传统先入为主的对思想的界定之外，给这套译丛更大的开放性。也经常有人问我们，就是“拉美思想译丛”，拉美有思想吗？提到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还有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大家都能举出例子，甚至能拉出一个思想史的清单，但是当我们说拉美思想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一点儿概念没有。其实拉美人自己也问自己，比如说1920年代，著名的马里亚特吉就提出这个问题：拉美有思想吗？当我们说拉美思想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什么样的文字可以被看作是拉美思想，如果我们要写一本拉美思想史的话，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头写？如何断代，它能不能有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当然，也有很多人甚至对有没有拉丁美洲这样一个概念提出质疑，比如说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古巴、海地、巴西他们能被放在一起讨论吗？他们觉得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整体性的拉丁美洲文化或者拉丁美洲哲学、拉丁美洲文学这件事。拉美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这个想象自身裂隙丛生，自相矛盾。如果拉美都被解构掉了，那何谈拉美思想？我们不是为了论证译丛的合法性提出这些问题，而是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拉美思想的一部分。

今天因为魏然老师远道而来，所以我就兼任主持人和提问者，请他来回答我前面提到的问题或补充回应我的描述。

两位演讲人在活动现场

魏然：正如滕老师所说，今天也是一个开放的讨论，我们可以一同来反思译丛的三个关键词——拉美、思想与翻译/译丛。

首先倒着说，来谈谈“译丛”。我们这项工作其实是邀请西葡语界同仁在一起努力的一项使命，它并不是单独两位主编所能实现的。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某个领域的学者能为我们贡献自己的译本和研究心得。除了出色的译者，译丛顾问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议。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今天活动之后，也许有线下、线上的朋友感到这个工作有意义而加入我们。其次，说回滕老师刚才提及的拉美的问题，因为使用拉丁美洲经常会遭遇质疑。

拉丁美洲指代的区域和文化单元非常丰富，实际上我们译丛还期待在“拉美”之后加上一个名词——加勒比。因为除去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世界之外，人们在讨论拉丁美洲时，还经常涉及加勒比地区中的英语、法语世界。使用西语这一工作语言来处理如此庞大的区域，难免会遭遇挑战和质询。

我想可以从几个层次来回应这种质疑。首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亚非拉并列在一起讨论，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思量的问题。因为从全球史来看，拉丁美洲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已然完成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而亚非还要延迟很久，到战后才充分进入解殖进程。在拉美已具备了相当欧化色彩的文化现代性之时，亚非大部分地区还没被裹挟到这一进程中来——直到万隆会议，维护战后解殖成果还是亚非的首要关注，而这与拉美当时的关切相去较远。唯有在1960年代中后期，古巴革命和越南抗美战争之后，亚非拉才在全球反抗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分享了共有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刻，早已终结了（西葡）旧殖民主义、最早进入对抗新殖民主义的拉丁美洲，有意愿联合刚刚摆脱旧殖民主义、正面临新殖民主义的亚洲（越南是其中代表），并携手鼓励非洲这一即将全面展开摆脱旧殖民体系的区域进行联合的斗争，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亚非拉或“三大洲主义”的倡议。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古巴介入到刚果的战斗中。我国西语界前辈学者的学术和生命都浸淫在亚非拉联合的情感结构里，他们的翻译工作自觉体现着第三世界团结的意识——这一点滕老师在《“边境”之南》一书中已做了充分的阐释。其次，将拉丁美洲算作一个整体，体现了一种价值选择。将拉丁美洲视为一个共同体，意味着阿根廷、巴西、古巴这样的国家固然有自身的独特历史经验，固然有与旧宗主国或英、美、法等强国的捆绑成一体、谋求现代化的便利通道，但宁愿选择寻找其他拉美国家的共性，寻找拉美国家间相互学习和相互扶持，而不愿顺从西方主流国家倡导的不合理秩序，不愿以邻国为壑——这种立场可以称为“拉丁美洲主义”，它与美国倡导的、由美国整合拉美的资源与贸易行为的泛美洲主义之间构成张力。南方国家联盟（Unasur）这一拉美区域一体化组织所发表的“区域安全白皮书”中强调，当今世界上，唯有大陆型规模的文明体才能称为世界舞台上强有力的角色，拉美期待凝聚成为中、美、俄罗斯这样的文明体，以成为国际上重量级的介入者和发言者。因此对我们的丛书以“拉美”为题，而没有定位于“西语美洲”或“伊比利亚美洲”，也出于对拉美团结这一立场的体察和回应。

再次，名为“拉美思想译丛”，还期待着更下沉到他者内部的观察。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上升和国民视野的开阔，有机会到非洲、拉美旅行的人们越来越多，但国内仍有许多表达停留在“热情”“魔幻”这类空泛的印象上，许多影像记录偏好于雨林、草原、金字塔、动物迁徙这类猎奇的兴趣上，对于他者社会和文化并没有深入理解的期待。国内社科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也大多以国家层面为研究视野，而不重视拉美的小型政治共同体。但只要我们走入书店看看海外中国学的著述，多数出色的研究不会停留在国家层面，而是下沉到市、县一级，例如研究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域世界、抗日战争时期的江南县城等等——当然，有些研究中只见地方，刻意忽视中国整体的倾向也需要警惕——但这些研究的深入细致程度需我们参考，它们提醒我们应超越国别研究的阶段，而形成自己的区域视角。我想起，我曾在墨西哥瓜纳华托的一间旧书店里搜寻有关墨西哥文化、思想类书籍，热情的书店老板绞尽脑汁琢磨后，翻出一本有关龙舌兰的书籍——费尔南多·贝尼特斯的《龙舌兰：关于一地民众与一种植物的戏剧》。但该书并非一册植物学专著，而是介绍龙舌兰如何改变了尤卡塔半岛的区域经济和社会进程。在我看来，类似《龙舌兰》著述便指明了，拉美民族国家框架之内，还有许多小型政治文化共同体值得深入研究。

拉美“落后”了吗？

滕威：其实，对我们来说拉美这个概念是否存在，这件事我们不想讨论。重要的是什么时候“拉丁美洲”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被唤醒，拉美这个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有效。我们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一概念问题化和语境化。所以在我们的译丛中，可能出现一本书是建构拉美意识的，也可能出现另外的著作是解构性的，但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我们都要充分考虑它的历史性。这是我补充的一点。

2017年我们一起去过墨西哥，一起参观人类学博物馆，虽然之前多次在书里看到过那些文明遗迹，但真的到了跟前，还是特别震撼，比如说“太阳石”。大家可能知道，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有起码不止一种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文明。而且它不仅文明还富裕。直到1700年，拉美大陆人均收入五百二十一美元，这跟独立之前的美国相差无几。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美国的人均GDP相当于拉美的五倍。所以有人说，拉美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近三百年。这是福山在他主编的《落后之源》中提到的数据。今天世人对拉美的印象主要来自这三百年，而且主要依据的是西方现代化的评价体系，比如GDP、民主化程度等等，就好像“成绩决定论”。我去墨西哥之前，我的一些好朋友就跟我说，你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呀？多危险啊。他们觉得好像墨西哥城到处都是毒贩，然后街上经常上演枪战。不仅是老百姓，就是学者，甚至一些拉美研究的学者，也抱有这样的认知。这样一种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跟我们对拉美的译介是有关系的，很多关于拉美的书，都讨论拉美是如何落后，如何掉队，如何失败的。拉美城市化是教训，工业化也是教训；寡头政治不对，民粹主义也不对；学习西方不对，民族主义也不对。民族解放运动，很多民族国家诞生，但解殖的任务却依旧任重道远，“依附”似乎变成了“宿命”。从什么角度解释拉美“落后”似乎都能获得很多信众。连《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样自然决定论的著作，大家都觉得特别有道理。更别提那些用各种政治、经济范式来阐释的，比如说拉美的主要问题是偏离自由市场和民主之路，当然是西方式的民主，但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华盛顿共识那一揽子方案，十条也好，十二条也好，最终未能奏效，不是方案本身不对，是拉美执行力不行。缺乏治理能力，制度不够健全等等。但他们就不提，拉美考迪略传统的形成，经常有境外势力尤其是美国的积极扶持和介入。

魏然：在这些话语里，我特别能感受到中国人其实受美国文化思维的影响相当深刻：例如有朋友到巴西数个月，归来后感叹说，“巴西没有被新教伦理改造过”。虽然我们曾有第三世界的情感和经验，中国的观察者现今也时常会站在俯视的立场上评判他者，例如讥嘲马拉多纳的不自律就是一个例证。这在本质上关系到如何理解他人的文化。不仅文化研究这一亚学科讨论文化，像亨廷顿这类西方主流学者也讨论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但亨廷顿意义上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去发现其他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对其报以同情之理解，而是强调他者文化中包含什么样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如何不适应现代性的降临，并明示或暗示这些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应该没扫除掉——这样的视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赞同的。

我们在译丛中试图处理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拉美各种文化何以形成，例如《面具与乌托邦》当中便列举了墨西哥大众文化当中的几种特质，有优势也有劣势。作者拉莫斯并没有对这几种特质做本质化的处理，例如他分析说“混混”的心态也可能出现在中产阶级身上，这类心态是社会结构塑造的。这本书引导我们理解民族历史的动态进程，对文化的尊重就自然包含于其中了。

滕威：就像魏老师刚才所说，西方学界对拉美的主流看法，就好像他们是差生，几次考试都不及格。比如2019年有一本书《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它原著的英文书名就是Left Behind。

魏然：这本书其实是要评判二十一世纪初拉美政坛出现的“粉红浪潮”。

滕威：明显是双关：左，然后落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很多这样的书，它本身带有一种非学术的价值判断在里面。这些看法会进一步加深拉美社会自遭遇殖民以来的自卑感。比如《剪影》这本书里讨论的就是墨西哥人的文化自卑。如果说拉美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的话，可以说就是如何面对历史和传统，怎么看待拉美在整个世界历史和现实结构当中的位置，以及还能不能有未来。他们曾经非常深刻地反思自己的问题，在《枪炮、病菌和钢铁》这本书出现之前，他们早就非常实证主义地从自身去找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我们脑子结构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吃的食物有问题。在最早反实证主义、增强拉美文化自信的人里面，何塞·马蒂算是一个先驱者。再比如说罗多也是，他的代表作《爱丽儿》是我们译丛的另外一本书，目前在编辑之中。然后还有墨西哥卡索的《墨西哥问题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这三本都是对墨西哥乃至整个拉美社会影响深远的经典。《宇宙种族》我们也翻译完了，不过现在出版遇到一点技术问题，还没有出来。这些人被称为是拉美思想的所谓奠基者一代或者是创始人一代。《剪影》的作者拉莫斯稍微晚一点，这本书问世于三十年代。他们有很多思想探索，有的人从心理学，有的人从生物学，还有从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甚至农作物等多个方面思考拉美应该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不是完全复制西方主流模式。如果他们成功了，肯定就战胜了自卑。比如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就是一种通俗化了的对“依附理论”的演绎。魏然：我想到我自己正在编译的译丛当中的一本书——《拉美思想读本》，其中我将选译我所尊敬的一位委内瑞拉学者布里塞尼奥·格雷罗的一本著作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强调，拉丁美洲思想可谓是“三只米诺斯牛头怪的迷宫”：首先是十八世纪从欧洲进口的实证主义，它在二十世纪主要表现于现代性与进步；其次从西班牙殖民结构中继承而来的贵族体系和基督教超验价值，它在当代社会中联系着等级制度和庇护关系，其优良的一面是强调共同体意志，强调荣誉和公正；再次是大众思维或原始话语，来自前哥伦布文明的原住民与非洲移民的思维体系，这种思维体系表面恭顺，实际上潜藏着反叛的动力。在格雷罗的描述中，至少有三重结构在互动中生成了拉美的思想方式。

滕威：对，好像大家都面临自我和他者的历史与传统的问题。实证主义曾经在拉美那么有市场，也是因为孔德的所谓秩序和进步确实对他们有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今天那些给拉美把脉的所谓专家们，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在向拉美推销一种他们坚信的秩序，而这种秩序显然是西方式的。像刚才魏老师提到的，就是所谓粉红浪潮，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拉美几个国家“不约而同”左转，最出名的要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我记得我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次他到北大来访。

魏然：也正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的演讲中，他首次提出了“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滕威：虽然我西班牙语水平有限，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他演讲的那种那种激情与魅力。还有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巴西的卢拉、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科莱亚，他们基本都被归为左翼阵营，都曾在任职期间试图进行一些抵制全球化、振兴民族经济的改革，但大家知道，现在这些改革成果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度阴谋论盛行，因为这些左翼总统大部分都得了癌症，拉美人就怀疑是不是有人，比如CIA，对他们的总统下毒。没得癌症的，也都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然后被捕被污名，反正现在都以失败收场。可以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拉美左转半个世纪之后，左翼政治再次失败。

我们发现接下来西方主流学界做的事情就是再次审判和清算失败者。比如福山他们，还有一些拉美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他们会总结拉美越来越落后的原因，一个是解殖。因为殖民者被赶走了，但也把资金和技术带走了，所以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而来的，不是崛起而是沉沦。另一个原因是，容易被左翼煽动起民粹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特别能作。总要抗议、闹革命，然后社会就动荡，搞不好还升级为内战。拉美经济复苏的时期或地域，都是因为社会稳定，老百姓不瞎折腾了，外国投资就回来了，带来了富裕。你看看墨西哥，本来三十年代之后发展得挺好的，还要申办奥运会，结果1968年墨西哥城的大学生一闹，奥运会还没开，就乱成一锅粥，奥运会开完了不仅没能提升墨西哥国际声誉，反倒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要想发展经济，首先要改善投资环境，保证社会秩序。比如说智利皮诺切特就搞得很好，被看作是拉美的经济奇迹。这些大言不惭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把脉拉美的西方主流研究著作中十分常见。这套逻辑枉顾多少事实，我都懒得去驳斥了。有些论述甚至特别直白地说，右派怎么了，右派懂经济啊，左派有什么作用，左派都是空谈，就会洗脑人民。新世纪头十年，还是这些左派误国，非要反对“华盛顿共识”，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是乖乖听话，不是早就跟着美国大boss一起腾飞了。结果错失良机。很明显，这些学者结论下早了，君不见近十年来美国的经济？而且民粹什么时候成了左派的专利了，前有希特勒，后有特朗普，他们还不够民粹吗？

当然也有很多拉美研究的学者很反感上面那些所谓研究结论，他们一直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思自己的历史，但是很遗憾，有些时候拉美人关于拉美的研究，还没有美国人关于拉美的研究收获的关注多。我们做这一套书，有一个潜在的没有直说出来的对话对象，就是市面上常见的那些“落后的拉美”这一类著作，我们在选书目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更看重反思性和批判性。

魏然：我想滕老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译丛不一定单纯选取生活在拉美国家内部的作者的著述。拉丁美洲学者具有很强的世界性，这一维度常常不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所熟知和感受。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拉丁美洲学术呈现出相当强的世界主义的面貌，拉美思想也是在与欧洲的深度互动中建构出来的。

一方面，从殖民时期开始，基层思想者、艺术家也会与宗主国互动。在历史著作当中，秘鲁的古阿曼·鲍曼以图画为主体、辅以文字的《良政与编年史》便是基层思想者的一次实践。在美术领域，库斯科画派的很多基层原住民画家也与西班牙美术发生深度交流。另一方面，讲到精英文化，大家都知道像博尔赫斯早年长期生活在英国，文学“爆炸”一代长期居住在出版业的中心巴塞罗那——拉美作家、思想家脑海中往往有鲜明的世界图景。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部首版于1934年的《面具与乌托邦》出现之前，墨西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到三十年代，拥有一个具有鲜明世界主义色彩的时期。聚集到墨西哥城这座世界都市的人们，既有美国一战期间试图逃逸兵役的知识分子（他们南下前往墨西哥城，并在墨西哥办英文报纸），又有西班牙内战之后，大批来自西班牙的流亡人士，在这座号称“流亡者之家”的城市中找到安身之地。全球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思想的宣传者，都在墨西哥城聚集——也正是如此，墨西哥才有接收托洛茨基避难的勇气。在这样一个充分全球化的世界主义时代之后，墨西哥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民族文化的问题。

《面具与乌托邦》也不是拉丁美洲的孤证。在《面具与乌托邦》之后，智利学者本哈明·苏贝卡塞乌斯（Benjamin Subercaseaux）出版了《智利或地理的疯狂》，在书中作者首先描绘了智利不同于任何国家的过分狭长的地形，这一地貌在地理单元上本身不适宜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情景，反而形成了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与民族个性。无独有偶，阿根廷学者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Martin Estrada）撰写了《潘帕斯草原扫描》，这一著作开篇也讨论了阿根廷人的弱势处境:在十九世纪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阿根廷具有难以克服的海港城市与内陆之间的矛盾，正是在重新理解内陆草原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民族形成的逻辑。古巴人类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撰写了文化人类学名作《烟草与蔗糖的对奏》，他将古巴最重要的两种经济作物——烟草与蔗糖单独提炼出来加以阐释。两种作物在本质上具有鲜明的差异：烟草需要精工细作，从业工人要求一定技能才能从事卷烟生产，而甘蔗蔗糖生产过程则要粗放得多，这一植物的秉性暗中呼唤着剥削黑奴劳力的种植园经济。这两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助推形成了民族内部两股经济力量，这股两股力量相互冲突、融合，形成了民族个性当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和艺术形式。

以后见之明的眼光回顾，萨穆埃尔·拉莫斯开启了这一反思民族文化的思想浪潮，他的启发促使1950年帕斯完成了他的文化批评代表作《孤独的迷宫》——该书延续了《面具与乌托邦》，继续着力反思墨西哥民族当中诸如自卑感这样的根本性命题，并推向更辩证的层次。虽然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形成要远早于《面具与乌托邦》撰写的年代，例如早前的墨西哥的索尔·胡安娜、秘鲁的印加·加西拉索·德拉维加都是本土思想发展的先驱者，甚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达里奥等人也有很多思想性的文化著述，但以往思想者的著述更多来自于他们对欧洲传统的理解，甚至是在欧洲各地的游历经验，此前还没有演进到一个本土性描摹和自我批评的维度。而在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拉莫斯等前述思想写作者出现，是拉美本土思想进入成熟期的标识。

拉美思想家的特点

滕威：我们的译丛对思想的定义可能是比较开放的。不是非要是在拉美大学教拉美哲学的专家我们才翻译他们的书。全世界范围内做拉美思想研究以及正在贡献新思想的人特别多，像我们译丛的顾问，有欧美拉美名校的知名学者（当然也都是持相对批判性立场的），也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参与者。魏然主编的那本拉美社会思想读本，作者群的地域、背景也非常广泛。大家都说拉美现是所谓混血文明，那拉美思想怎么可能不是混血的呢？它被强行拽进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被殖民的历史中，想不受到外界影响都不可能。而且越来越难说清楚何为内何为外。因为原住民的物质与文化已经大多被摧毁了，侵入的外部慢慢扎根下来成为新的本土与内部。虽然独立运动发生，民族解放，但语言还是殖民者的语言，与欧洲的文化联结是难以切断的。随着国际旅行越来越便利，这种联结反倒密切起来。欧洲思想家会到拉美，然后拉美人会到欧洲去留学或游学。所以今天有很多“影响研究”“翻译研究”的题目可以做，比如说孔德在拉美、洪堡在拉美、乌纳穆诺在拉美，还有萨特在拉美、福柯在拉美等等。所以在拉美很难说有一个纯粹拉美本土的思想传统。比如拉莫斯在《剪影》这本书的第一章就讲“十九世纪效仿欧洲”，第二章讲墨西哥文化当中的法国影响和法国因素。但他的意思是要清除这些欧洲思想的影响，呼吁建立墨西哥自己的文化自信。他觉得在欧洲文化的阴影下，墨西哥人过于自卑，必须清算这种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国民性。插一句题外话，我们为了卖书，吸引眼球，搞了一些标题党的把戏。比如就略微夸张一定说拉莫斯是墨西哥的鲁迅，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当然我们后面还会出版阿根廷的鲁迅，智利的鲁迅，有很多。因为他们都思考差不多的问题，都是批判本国的国民性，在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审视检省的同时，向其学习并加以利用来改造本国传统。他是拉美二十世纪第一代思想家的代表，同时的巴斯孔塞洛斯和罗多也都在我们的翻译出版计划中。然后译丛的第二辑会集中在五六十年代。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按照时序把地标性的思想著作都能译介过来。当代成果因为太多，为了让中国读者先有个了解，我们就先采取了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请魏然老师编了一本读本，选译一些当代拉美研究中最重要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成果。比如经常有人问我们拉美有女性主义吗？拉美有文化研究吗？我们还是请魏老师先剧透一下他的读本。

魏然：编选、翻译这组文章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我选择了大约二十篇左右、来自不同社科领域学者的重要研究文献——其中大多数作者仍活跃于人文社科研究的舞台上。正如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拉美学界注重自身学术脉络问题，例如当我们使用“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这一术语时，许多学者会对此保有怀疑。人们会质询拉丁美洲文化研究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是何种关系，是不是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强加给拉丁美洲的学科范式？例如有学者指出，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对蔗糖与烟草的研究其实已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还有学者强调拉丁美洲自身的散文（ensayo）传统。我希望能在选本中突出一种区域的学科系谱。

即便是那些能相对清晰对应某一学科或研究方向的本土学者，其关注点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选集中有所涉及的阿根廷裔文化研究学者内地托尔·坎格里尼（Nestor Canclini）。坎格里尼所讨论的大众文化对象与国内文化研究所思考对象有较大的差异：他绝少论述影视作品或都市文化等大众化现象，而是相当关注墨西哥民间手工艺品。有趣的是，坎格里尼在《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讨论的一个重要案例便是来自萨姆埃尔·拉莫斯的故乡帕斯夸罗周边、米却肯州原住民社群的手工艺品。从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的时代开始，墨西哥传统艺术、民间工艺品深受美国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的喜爱和追捧，墨西哥手工艺品的重要出口目标之一便是美国市场，米却肯州的手工艺品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成为墨西哥文化出口的重要产品和当地大众文化的载体，它们不但展示了原住民社群的美学趣味，而且针对美国市场进行了很多富于现代感的创新。坎克里尼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展现美国市场/墨西哥产品之间的贸易流通结构，他在研究中呈现出许多原住民手工艺品批判了“9·11”之后的美国文化霸权及当地社区对这一霸权的反思。

与此同时，在这样的文化研究案例当中，手工艺美术便不像是拉莫斯在三十年代所描述的那样，呈现为印第安人静止不动的“埃及主义”面貌，而是饶有灵感和趣味地把墨西哥移民经验、中美洲的暴力境遇，熔塑到自己的文化生产当中。可以说，译丛选择的不同的人文社科研究者之间也构成了对话和辩证关系。

滕威：显然这些研究不是单纯的理论旅行，或者说套用或移植西方的时髦理论的那样一种工作。我们多读这样的研究，视野会更开阔一点。回头看中国当下的一些大众文化现象，我们就不会做那种简单化、乐观主义的描述，就会同德赛都或约翰·菲斯克的观点拉开距离。比如说觉得网络撕X或是粉丝参与偶像事业，都是自我赋权，就是消费主体性的一个表现，这类研究结果我们就不太会认同。当然我们说国内文化研究如何如何，其实我们俩也是文化研究出身，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学习文化研究所包含的批判性的思想与理论，没有了解文化研究介入现实的历史，我们也不会选择这样去关注拉美、研究拉美。

另外我想补充的一个问题涉及当代的译介，我们选择的一些作者可能是杜克大学、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不是西方主流的学者吗？很多拉美的年轻人到欧美留学，有一些后来就留在那边任教、生活，但这种移民身份并不等于他们的研究就丧失了批判性。中国很多人对后殖民的认识是南亚学者的“庶民研究小组”。但其实拉美的庶民研究小组在美国思想界也曾经是非常有力的挑衅者。我跟魏然因为各自的个人的境遇，就遇到了当年小组里的学者。比如我是在哈佛访学的时候遇到何塞·拉巴萨，然后魏然是在杜克大学访学的时候认识沃尔特·米尼奥罗，我们都分别翻译了他们的文章或著作。

魏然：米尼奥罗在他的著作当中也使用了中文读者熟知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在图中将今日亚洲置于中间，将欧洲置于边缘。米尼奥罗看来，将中国放在地图中央，固然可视为利玛窦对中国士人阶层的尊重和相互间斡旋磋商的结果，但这一操作也意味着欧洲人已经摆脱了族裔中心，以绘制地图的几何投影学为支柱，掌握了科学理据的更高位置。欧洲人传授绘制空间的方式，与向世界其他地方普及字母书写和历史书写，同时压抑、抹除其他的历史编纂方式或空间描绘方式，这便是文艺复兴的“隐暗面”。《拉美社会思想读本》当中将选译米尼奥罗对当下世界秩序的新近阐释。滕威：其实这些研究非常重要。比如我提到的何塞·拉巴萨，他主要研究前哥伦布时期的历史书写。这些理论工作都是祛魅式的、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当时有一个背景，他们跟桑蒂诺阵线有密切关系，虽然他们在美国当青椒，但他们始终跟拉美的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有密切关系，包括后来的萨帕塔运动，他们都是特别关注的。我们人文专业的学生，可能知道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的比较多，但知道拉美当代理论家的比较少。

魏然：时至今日，即便在清华北大的课堂上，来自拉丁美洲的学者拥有的听众也依然较少，即便这些学者已是在美国大学当中获得影响的“执牛耳者”。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暗自认为，拉丁美洲本身不太具有讨论理论的资质，至多成为思想与文化研究的课题，只能作为现代化进程当中的教训。这一理解无疑是狭隘的。

滕威：我们今天可能做这样的译丛，就是希望能够跳出在“教训”的意义上看拉美。

魏然：我想到了一个所谓教训的例子。倘若是从商品流通和生活便利的尺度上来看，电商与物流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我有一位在阿根廷大学任教的好友，曾由衷地感谢阿根廷网上书店经营不善，网上购买的图书经常无法邮寄到住所。这一情况让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科连特斯大街上的众多学术书店依然能暂时保留下来。至少下疫情时代以前，著名的科连特斯大街上到处可见剧场和书店，诸多经验丰富的书店店员可以为读者介绍其感兴趣的书籍。因此当地的人文学者朋友特别感叹，希望物流与电商发展得更缓慢一些，好让作为重要城市文化财富的书店能够保留得更长久一些。这也让我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的期许——请允许另类的乌托邦，获得在世界上第二次出现的机会。

滕威：五百年以来，世界始终是站在西方的视角来看什么是进步。但如果我们站在拉美的角度，或者是其实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讲，谁进谁退可能另有论述。尤其是今天全球疫情的语境中，我们重读西方主流学界对拉美“落后之源”的种种总结，感觉是很反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