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火种》：这是一个“寻路”的过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00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辉煌的路程。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GDP排名第二的大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毛泽东写下的这句话，如今已成为现实。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如何来还原和再现当年初创时代的历史？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的新作《火种》交出了他的答案。《火种》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寻路’的过程。”“一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但要解读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红色“火种”如何成功燎原，仅仅了解建党前后远远不够。刘统把视野拓宽，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写起，一直写到古田会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寻找到正确道路。他查阅了大量一手资料，并结合深入的实地考察，力图用生动丰富的细节，还原20世纪前期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刘统
【对话】
全新分期解读“火种”如何点燃
澎湃新闻：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被反复书写，《火种》如何写出新意？
刘统：这本书的分期就是一个创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传统的书籍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我觉得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那么短时间形成的。中国在20世纪初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签订《辛丑条约》，面临巨大灾难，一批又一批青年志士不断反抗、斗争，希望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族复兴，但一次一次地失败了。孙中山主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革命成果却落入袁世凯手中。失败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单纯的反抗是不解决问题的，一定要在思想上寻找一个主义、一条道路。新文化运动带来各种思想的传播，最重要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给亿万群众提供了一个传播方式， 后来共产党就是用白话文宣传群众，比用文言文效果要好很多。看上去胡适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其实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有巨大的关系。
我从分期上将书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大大提前了，视野就更广阔了。
另外，共产党的产生和共产国际有直接关系。马克思主义开始只是传播的各种思潮之一，甚至没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大。但是共产国际通过派人联络、组织、提供经费等方式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这些青年人可能还在写文章、发议论，但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成立之后，一开始还是传播思想，发展不快。共产国际促成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有了一个合法发展的平台，这样共产党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通过黄埔军校，共产党有了军事人才，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巨大能量，成为了一个真正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使共产党遭遇重大挫折。这时候就看出陈独秀等人的局限性，他们只能起到阶段性的作用，不懂武装斗争。毛泽东经历起义失败后，为了生存来到井冈山，开始寻找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开始建立革命军队，建立根据地，走农村革命的道路。最后到了古田会议时，他的思想得到了大家的承认。《火种》结尾落到古田会议，就是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但这时候仍然是一个“火种”。毛泽东思想经过很多年，到了1945年中共七大才得到全党的认可，才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火种》通过把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史结合在一起，更有说服力。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将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称为“火种”，但书中的故事却是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开始的，提前了21年，为什么？是觉得把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放到这样一个阶段中去叙述，更有说服力是吗？
刘统：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寻路”，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大家“寻路”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我希望用这个过程来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主题思想。前面那么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失败了，那么多的仁人志士都牺牲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革命是小众的，他依靠精英在海外运作，在国外组织几百人，在国内突然发动起义。与清朝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对抗只能是失败。但共产党是动员工农大众，这就与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同。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形成革命的热潮。我在前面写这么多铺垫，就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书中真正描写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的历史，只写到1929年的古田会议。是否可以说古田会议是“火种”开始燎原的一个关键节点？
刘统：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之后遭到了重大打击，又在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原来的合法斗争不行了，怎么生存下去，怎么发展，向何处去，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探索的问题。古田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这些问题，阐明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这本书的名字《火种》，也是取自于此。
在这个严酷的斗争背景下，产生了毛泽东，产生了井冈山，产生了工农红军。所以，第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第二，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一切，第三，中国的革命一定要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来领导。我是这个想法。也就是网上大家说的，没有“七一”就没有“八一”，没有“八一”就没有“十一”。
忠实记录历史中做出贡献的“人”
澎湃新闻：书中真实还原了很多历史细节，比如北京的一大代表是几个学生自己商定的，未与李大钊商量。陈独秀认为教育厅长工作比开一大重要，就派了陈公博、包惠僧去。当事人事后回忆一大召开过程，说法各不相同。在一大召开之际，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如此重要的一刻。
刘统：对的，历史是很多偶然因素集合成一个必然结果，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周全，当年的年轻人没有想得那么多。大家都是在摸索一条新路，有很多事情就是偶然发生，或者是由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造成的。
比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其实就是一个北大朋友圈，就是通过师生、朋友这些相互认识的人，发展了各地的共产主义早期组织。李达、李汉俊说要开“一大”，寄信和路费出去，但在信里也不能公开写召集大家来上海干什么。所以代表等到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要成立共产党，大家又开始争论纲领，争论了好几天，最后马林强调建立共产党的原则就是两点：第一，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二，要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后面这个会又被暗探破坏，移到嘉兴南湖举行，大家才达成了共识。这就是共产党成立的真实过程。也就是说，许多偶然的因素集合起来，形成了必然的历史结果。
这些偶然因素，我在书里是很重视的，哪些人在哪个阶段为历史做出了贡献，我都要把他记录下来。比如《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戴季陶起了重要作用。戴季陶把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给了陈望道，委托他进行翻译，陈望道翻译出来以后，戴季陶的杂志倒闭了，不能发表，才交给了陈独秀。这样，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戴季陶后来变成了国民党极右派，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说“历史像一辆火车，途中不断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杰出人物，他们也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阶段性的作用，就是这个道理。
澎湃新闻：那最后为什么能够达成这样的“必然”？
刘统：中国要争取民族解放，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动员广大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党从政治纲领、组织上是这样一个组织。但共产党一开始是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驱，但不能成为永远的领导者。革命的领导者是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最后形成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知识分子革命先驱是有差别的。
什么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总结了5点：第一，要有革命理论； 第二，要善于组织，能够建党建军；第三，理论能和实践相结合，能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策略；第四，要会打仗，懂军事的战略战术；第五，要有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拿这五条对照陈独秀，陈独秀是性情中人，刚建党就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都骂跑了。所以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驱，但要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来在实践中就涌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我在写“四一二”之后的这段历史，主要是刻画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走出书斋，在实地考察中揭开历史谜团
澎湃新闻：写《火种》，除了阅读大量资料你还进行了不少实地考察，哪一处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实地考察和资料阅读有什么不同。
刘统：实地考察可以解决许多第一手资料问题，档案上有时候是含糊不清的。当时又打仗又行军，怎么可能把每一件事都详细记录下来？根据后人回忆和文字记录总是不完整的，就形成了许多文献上解决不了的谜题，这时候就需要去实地考察。
比如毛泽东说：他刚干革命就被民团抓住了，差点丧命。我去过那个地方考察，发现毛泽东遇险、脱险的过程和以往记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和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谈话是说自己被抓后，逃到了山上躲开了。我考察发现，他是在湖南浏阳的七溪村被抓住的，民团把他带的经费都抢劫了，但村长把他放了。之后毛泽东就不敢走大路了，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跑，把鞋都跑丢了。最后到了十几里地之外的排埠村月形湾，躲在树丛里。靠一个农民帮助，才下山脱险。你可以想象到那一晚上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忐忑。七溪村里还流传着口述历史，排埠村现在修了很大一个纪念馆，写着“紫气东来”，说是毛主席化险为夷的地方。
毛泽东初出茅庐就遭遇了这么一场生死劫难，使毛泽东深刻感受到革命不是儿戏，闹不好是会掉脑袋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就使毛泽东后来考虑问题、制定策略非常谨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毛泽东在革命初期，一开始他的理念别人不理解，还把毛泽东排挤下去了，红四军“七大”时候，毛泽东被夺权了，隐居在上杭县蛟洋苏家坡。我去考察，在那个小村庄的山洞里，就感受到毛泽东被夺权后孤独痛苦的心情。如果毛泽东没有坚强的意志，可能就此消沉了，但他没有放弃，也进行了反思：团结大多数是重要的，有真理也要有群众。所以毛泽东在第一次遭遇打击之后，也得到了教训。在古田会议期间，他才能真正团结大多数，让自己的思想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理解。现在毛泽东落难的地方连文物牌子都没挂，我觉得到这种地方考察才是最受教育的，让你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团，真正感受到毛泽东革命生涯的艰难曲折。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
澎湃新闻：上海是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为什么“火种”会在这里点燃？
刘统：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业、商业、对外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工业、商业的发达就产生了最早的无产阶级，使共产党有了发展的基础。第二，上海当时存在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革命党人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办报纸、发表言论、组织政党。北京是北洋军阀的统治中心，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澎湃新闻：如果现在要在上海寻访这段建党的历史，你会建议去哪些地方？
刘统：除了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老渔阳里是陈独秀在上海的住所，被誉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祥地。大家已经形成共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是1920年在老渔阳里成立的。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由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再到在上海召开党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不同的概念。
澎湃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当下，回忆建党之初的“火种”，有什么现实意义？
刘统：不忘初心。只有恢复真正的历史，才能让后人得到深刻教育。只说理论，年轻人是不容易接受的。要把真正的历史讲出来，讲得真实生动、有血有肉、跌宕起伏、艰难曲折，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才能让人相信，才能让人听得进去，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奋斗过程和许多年轻人现在的奋斗过程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从一无所有做起，靠着方向的正确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取得胜利。但前提就是历史必须真实，所以我现在致力于恢复真实生动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