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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钱锺书父子

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皆以国学造诣精深、学术成果斐然而著称于世。父亲钱基博（字子泉），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学贯古今，文史兼治，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清末状元张謇盛赞其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国学大师钱穆说自己“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儿子钱锺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才华横溢，学贯中西，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有“中国古典文化里最后一个风雅之士”的美称。国学大师吴宓曾作诗句“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对自己的学生推崇有加。

钱锺书家学渊源，古文根底深厚，15岁时已通览《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读书之余，乐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由口授进而代写、代做文章。在无锡辅仁高中读书期间，钱锺书曾披挂上阵，替父做“枪手”，为乡下一大户人家撰写墓志铭，洋洋洒洒，文采飞扬，钱基博展读之下称誉不已。此后，街坊四邻竞相上门请他代写书信或文章，钱锺书总是来者不拒，欣然完稿。

1930年，在史学家吕思勉的介绍、推荐下，商务印书馆拟出版钱穆的著作《国学概论》。《国学概论》是钱穆在1925年至1928年间，执教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两校时为学生编写的授课讲义。上世纪50年代末，钱穆在《新版附识》中曾自述：“此稿成于三十年前，迄今回视，殆所谓粗识大体，未为精微者也。”时年37岁的钱穆，特地请久负盛名、年长他8岁的同宗叔父钱基博作序。钱锺书听说后毛遂自荐，游说父亲，表示自己愿捉刀写序，钱基博大度地允诺同意。

钱锺书不日就写完了序，落款“宗人基博谨序。十九年七月”。钱基博审阅后，觉得整篇序言1300许字，言辞肯綮，有板有眼，如“第九章竟体精审，然称说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而不及毛奇龄，是叙清学之始，未为周匝也。殿以黄元同、俞荫甫、孙仲容而不及陈澧，是述清学之终，未为具尽也”，评析精当，如同己出。文末“……宾四（注：钱穆的字）论学与余合者固多，而大端违异，其勇于献疑发难，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直是伯才”句，尽管锐气有余，厚重不足，但亦无懈可击。于是一字不改，签上自己的大名直接交稿完事。钱穆后来也一字不改，将该序送交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虽然他在“自序”中称钱基博的序“有所针砭”，但还是向“子泉宗老”致以特别鸣谢。

《国学概论》出版后，谁也没有想到，这篇观点鲜明、笔法老到的序言，竟然出自刚入清华大学，年仅20岁的青年学子钱锺书之手。只是上世纪80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推出《钱宾四先生全集》时，收录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先生已然删去当年“钱基博”所作的序，连带“自序”中申谢“子泉宗老”的字句，也一并删掉。不过，同样为“全集”收录的《师友杂忆》中，钱穆早年所写的“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极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等语句，却依旧赫然在目。

曾任民国北洋时期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当年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送给钱基博，钱锺书又代父作诗《谢章行严先生书赠横披》酬答：“活国吾犹仰，探囊智有馀。名家坚白论，能事硬黄书。传市方成虎，临渊倘羡鱼。未应闲此手，磨墨墨磨渠。”1994年，钱锺书出版《槐聚诗存》时，在序中写道：“代人捉刀，亦复时有。此类先后篇什，概从削弃。”但这首诗不仅保留了下来，他还在“题后”特别注明“代家君”三字。

1930年代初，钱基博在论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及相关文章中，对范伯子（1854—1905，江苏南通人，范仲淹26代孙，清末诗文名家）的诗作先扬后抑、由褒至贬：“少（年轻时）出语惊长老，壮而益奇……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议论未能茂畅，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前后评价判若两人，引起南通一带的文人强烈不满，纷纷著文指责他评论不当。钱锺书得悉后，接过父亲的笔杆，参与到论战之中，书生意气，甚至暗讽范伯子曾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是“穷断脊梁”，批驳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