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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新发现林语堂致谢冰莹佚简两封，现有的各种林语堂选集、文集乃至全集均未见收录，林语堂年表或年谱也未见提及。林语堂在其中一封信中似有否认自己曾经用过“宰予”“岂青”等笔名之意。经笔者查证，“宰予”确为林语堂笔名无疑，而“岂青”则并非林语堂的笔名。

关键词：林语堂、谢冰莹、宰予、岂青

谢冰莹曾在林语堂逝世一年后为悼念林语堂写了一篇散文《忆林语堂先生》，文中抄录了林语堂写给她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在现有的各种林语堂选集、文集乃至全集中均未见收录，林语堂年表或年谱也未见提及。虽偶有林语堂评传及相关硏究论集提到谢冰莹这篇悼念文章，但也未注意到这两封信及其所隐含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其中一封信关涉到林语堂的笔名问题。

林语堂作为名满天下的现代著名作家他的笔名如毛驴、宰予、宰我、岂青等也颇为世人所知。在众多与之相关的传记年谱、研究论著、散文选集、文学史教程、名人辞典乃至笔名索引等书籍中，均不乏一一列出这些笔名的简介。如《林语堂年谱》《林语堂学术年谱》《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论语〉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国》《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史研究》《民国文化名流百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民国人物别名索引》《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等。但在谢冰莹抄录的林语堂给她的回信中，林语堂似有否认自己曾用过这些笔名。是上述这些“简介”都在以讹传讹，还是林语堂老年记忆有误？下面笔者先照录这两封信的内容，再加以释读和考证。

一、林语堂致谢冰莹的两封信

（一）1939年9月5日致谢冰莹函

冰莹：

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新著小说木兰名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即系纪念前线兵士。此书系以大战收场，暴露日人残行（贩毒走私奸淫杀戮），小说入人之深，较论文远甚。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已嘱诸女寄上《吾家》一书，奉呈左右（妆次！）。照片越多越好，以便选用。材料以探儿；第四次逃奔；在日本入狱为重要材料，随时寄来得及。贵团体活动情形照相亦可寄来，希望明春在昆明见面。祝你康健！

弟语堂九月五日

时赐来信为何

谢冰莹文中给这封信做了两个注释，一是“贵团体活动情形照相”注释为“指我所率领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前方工作情形”；二是最后说明“林如斯女士及语堂先生原函墨迹，我在本刊第十八卷第六期所写《悼念如斯》一文中已制版刊出，读者可以参阅”。原信上没有写明年份，谢冰莹推算“大约是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谢冰莹的推算应是准确的，因为林语堂的长篇小说 Moment in Peking正是1939年在美出版，且就在给谢冰莹写这封信的前一天，林语堂致信郁达夫，因由陶亢德手札得知郁达夫应允了将 Moment in Peking译成中文的请求，林语堂在信中详细解说了 Moment in Peking的主要内容及人物关系，并建议郁达夫将书名译为《瞬息京华》。

在抄录林语堂这封信前，谢冰莹还抄录了林语堂的女公子林如斯的一封信，林语堂这封信是附在林如斯的信后面、同日所写一并寄出的。林如斯信中主要谈及她和妹妹无双合译谢冰莹的《女兵自传》并即将在美国出版的事情。林语堂在信中提到的“照片越多越好”以及补充“材料”，自然都与《女兵自传》英译本的内容有关。林如斯与林无双合译的英译本《女兵自传》由林语堂作序于1940年在美初版。

（二）1967年8月25日致谢冰莹函

冰莹：

示悉。赐赠照相当不错，可留为纪念。前函谈及弟所用笔名毛驴等，连我自己也不记得。宰予、宰我、岂青恐未必是我用的，不知何所根据？又弟不大用笔名。

慈航文章未知何时可以交卷。

文化复兴委员中有您的名甚喜。

语堂五六、八、廿五

我们已经迁入新居，有中国庭院，闲时请来参观，正在永福站后边，门牌33（三十三）号尚未钉上，电话依旧。

谢冰莹文中也给这封信做了两个注释。一是笔名问题，谢冰莹标注道：“在中国作家笔名录上，看到林语堂，原名林玉堂，笔名有毛驴、宰予、宰我、岂青、萨天师等，所以我问他。”二是关于“慈航”，谢冰莹解释为：“《慈航季刊》是自立法师主编，清和姑在马尼拉发行，现已停刊。有次我拿这本刊物去请林先生赐稿，他翻了翻，稍微看了十几分钟，居然一口答应写篇文章，后因事忙，没有写，我也不敢再催了。”

众所周知，林语堂与谢冰莹有半个世纪的深交。1927年春，为逃婚而毅然从军并接受了三个月军事训练的谢冰莹在武汉与孙伏园、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相识。当时孙伏园为《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林语堂任国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书，兼《中央日报》英文副刊主编。随后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连载于《中央日报》副刊，林语堂将其译为英文发表于《中央日报》英文副刊。1929年3月，在林语堂和孙伏园的鼓励下，谢冰莹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了由林语堂作序、丰子恺作封面画的《从军日记》，从此声名鹊起。

若单凭林语堂与谢冰莹数十年的情谊而论，林语堂在这封信中对笔名一事的答复，是“可信”的。较之于笔名数不胜数的鲁迅、郭沫若等同时代文人，林语堂确实如他信中所言“不大用笔名”。他不仅认为现代很多文人的笔名已“没有什么寓意”，“只是随便捏造两个字，以避麻烦”，而且很是反感于时人滥用笔名发表一些“烂污作品”而不负责任。他因此提出用真名著述的呼吁：“在充溢卑鄙性，缺乏西洋‘费儿泼赖’（ Fair Play），又缺乏中国士义道风的现代中国人，讲修养及内心的制裁真太不容易了，还是以用真名为做负责的文章最好的保障。”林语堂在发表文章时也多用真名，偶用“语堂”，也是真名的略写。

林语堂曾将近现代文人好取笔名的习气比作传统风雅名士喜取字取号的风俗。他分析士人取字取号的心理原因是：“对本有之名的不满，以为不足代表其个性，或因生平经历有所感慨，或因思想转变，看重某一字，为表示爱好，以为能深抉其性癖嗜好，遂改名以寄意。”他还戏谑地写道：“一人小名似乎是父母择配的正室，而士人笔名才是自由恋爱之意中人。”又举例说：“远如‘六一居士’、‘东坡居士’，稍近一点，如袁伯修以‘白苏’名斋，沈复以‘三白’为号，叶天寥之自号‘流衲木拂’，吴敬梓之自号‘文木老人’，至如袁子才之取‘随’字，梁启超之取“任”字，周作人之取知字，都在一字中寄寓他生平的人生哲学。”再联想到林语堂本名林玉堂，他将“玉”改为“语”，也正是在这一字中寄寓着他“生平的人生哲学”吧。

林语堂在信中还说：“宰予、宰我、岂青恐未必是我用的。”考虑到林语堂写此回信时已年过七十，他的记忆恐怕也难免有误。他自己也说“所用笔名毛驴等，连我自己也不记得”。他不仅是忘了笔名毛驴，还忘了他在主编《论语》时曾偶用的笔名宰予。在《论语》第3的“群言堂”栏目中刊有一封李宝泉的来函，李宝泉因《论语》创刊号上署名宰予的《弥罗妙文》专门戏谑调侃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上的《致爱神弥罗》一文，大为光火，于是写信质问林语堂。林语堂将其来函照登出来，并附以复信坦承“批评《弥罗》水龙头文字，由我作，由我负责”。1936年林语堂在上海时代书局出版散文集《我的话》上下两册，也将《论语》上署名宰予的《如何救国示威》与《拟某名流为李顿报告发表谈话》两篇文章一并收入下册《披荆集》。可见宰予确为林语堂笔名无疑。而宰予之名取自因能言善辩而被孔子列为言语科之首的弟子，仍是与林语堂生平深爱的“语”字的寓意切切相关的。

但若说林语堂信所言“宰予、宰我、岂青恐未必是我用的”，完全是年高多忘事，也并不尽然。经笔者查证，“岂青”的确不是林语堂的笔名。

二、“岂青”并非林语堂笔名

在各种林语堂文集中，笔者并未见有文章署名岂青。在1934年4月16日出版的《论语》半月刊第39期上，有一篇署名岂青的《宣城植树记》。除此之外，在1930年代上海其他较有影响的报刊上，仅有一篇署名岂青的《安庆印象记》，发表于1934年3月2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第1卷第7期。这两篇文章显而易见的一个共同点，即记述地点都在安徽。那么，林语堂在1934年或在此之前是否到过安徽呢？

林语堂最初与安徽发生关联，与郁达夫有关。郁达夫曾三次前往安庆高校任教，其小说中时常出现的“A城”即指安庆1929年9月，郁达夫第三次赴安庆是到安徽大学任教，但不久即因被列为赤化分子而仓皇逃回上海。后经交涉，安徽大学同意赔偿损失，即支付半年薪水，并请郁达夫力邀林语堂前往安大任教。1930年2月19日，郁达夫日记中有记载云：“傍晚接安庆来电，谓上期薪金照给，并嘱我约林语堂氏去暂代。去访林氏，氏亦有去意。”但紧接着在21日的日记中则云：“约林语堂去代理的事情，大约是不成功了。”林语堂最终并未去安徽大学赴任。

不过，林语堂在1934年春的确是到过安徽的。1934年3月29日，东南五省交通周览会组织当时在浙江的郁达夫、林语堂、潘光旦、叶秋原、全增嘏、吴基、徐成章、金甫八位文化名人沿新建的徽杭公路从杭州到徽州去观光。正是在这次游历之后，郁达夫写了游记《屯溪夜泊记》《出昱岭关记》《游白岳齐云之记》等，并作诗数首。林语堂也写了《安徽之行》，提到这次游历中三处印象最为深刻的景致，“第一自然是公路边离唐家洞不远的花岗石天然游泳池”，第二是“天目山的松林竹叶”，第三是屯溪，安徽南部的“商业中心”。在同一时期所写的散文《家园之春》里，林语堂也几次提到这次徽州之行，文章开头即写道：“我由安徽旅行归来以后，我的花园呈现着一片春景。”又言：“我到安徽旅行，看到玉灵观附近的花岗石游泳池以后，我的春病已经告愈。”

或许正是因为1934年春林语堂曾到安徽一游，这时间与地点上的巧合都让人误以为署名岂青的《安庆印象记》与《宣城植树记》均为林语堂所作，而岂青也就是林语堂的笔名了。金肽频主编的《安庆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随笔卷》，即将《安庆印象记》作为林语的随笔收入，并在题注中说：“1929年，郁达夫因惧怕政治迫害从安徽大学不辞而别，安大欲邀林语堂替之，但林语堂脱不开身。五年后，也即1934他特意来到安庆一趟，于是就有了这篇《安庆印象记》。”

然而，在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游记中都未曾提到他们此行到过安庆和宣城。郁达夫游记中对徽州之行的路线有详细记载：“去临安，去于潜，宿东西两天目，出昱岭关，止宿安徽休宁县属屯溪船上，为屯浦桥下浮家之客；行尽六七百里路程，阅尽浙西皖东山水，偶一回忆，似已离家得很久了，但屈指计程，至四月三日去白岳为止，也只匆匆五六日耳。”行程中并没有提到安庆和宣城，而从浙西到皖东的“六七百里路程”，也显然不可能包括位于皖西南部的安庆。而且林语堂并未参与全程旅游，也许是因为在这次旅行中不幸患了重感冒，也许是挂念即将在上海创刊的《人间世》半月刊，林语堂于出游后的第六天（4月3日）即匆匆而返。郁达夫在游记中写得很清楚：“同来者八人，全增嘏、林语堂、潘光旦、叶秋原的四位，早已游倦，急想回去，就于四月三日的清晨，在休宁县北门外分手；他们坐了我们一同自屯溪至休宁之原车回杭州，我们则上轿，去城西三十里外的白岳齐云游。”

同时，仔细阅读《安庆印象记》和《宣城植树记》，也会有很多疑问。第一，《安庆印象记》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和地点是“三月二日安徽宣城”，《宣城植树记》的开头也明确交代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民国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但并无相关记载显示，林语堂在1934年3月底与郁达夫等同游徽州之前，就曾专程到过安庆或宣城。第二，这两篇文章都是以记者的口吻记叙而成，与林语堂的散文风格颇为不同。第三，从两篇文章的内容来看，并不像一个初到徽州的游客的浮光掠影，而更像是一个已深谙徽州本地政府公务之现状的长住居民的透视与思考在此不妨摘录《安庆印象记》中的两段：

现在呢？总算“年关”已过，生意既是萧条，就理应该有许多店铺关门大吉呀，然而，事实上却很少，这是为了什么呢？据记者愚见：以为维持安庆的命脉除长江外，还有一个省政府，因了是省政府的所在地，公务人员的人数就很可观，再加上学校里的教职员、大学生，这些薪水阶级的消费者维持了安庆的商业，虽然欠薪二三月，可是他们的购买力还比老百姓高出无数倍。如果省政府迁居，那安庆的衰败情形一定要很显明地排在眼前。

说起此地的公务人员，似乎也有一点和别地不同；记得去年六月省政府改组，新主席在第一次的训话，就下令公务人员必须改着短服，并且还禁止宴会。关于禁止公务人员宴会的效果如何，因为无确实的调查，记者不敢说。（据云，有的真不“宴”客了，不过是请来“便饭”）但是改装短服一事，却非常的明显排在事实上。

这里所写的诸如省政府公务人员的人数与购买力、去年省政府改组以及新主席的第一次训话之类，显然不是一个短暂逗留的游客所能了解的。而《宣城植树记》记载的则是宣城政府建设科在“土地公公千秋寿诞之期”邀请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植树庆典的事情。下面

摘录文章开头一段：

民国二十有三年三月十六日，即“夏历”二月初二，土地公公千秋寿诞之期；宣城各界应建设科之邀，于是日上午十时行植树典礼于Y山之麓。（所谓各界者，非“士农工商”或“工商学兵也”，乃系依本城之分算法指“军政警绅商学”之谓也。特此郑重注明，工农不在内。）记者恭逢盛会，于九时许安步当车而出北门焉。风和日丽，景色殊佳；鸟语花香，应接不暇。（虽然花尚未开，然为行文起见不得不然。）既抵双塔寺下，乃由主人招待入寺。见四大金刚怒目视我，不寒而栗，又睹金钢脚下各踏小鬼一二，乃不禁喟然叹曰：“佛界尚无平等，而况人乎？”至客堂，略进茶点，杂以闲谈。无何，时间已到，“请各位到那边行礼去！”记者摸表一观“中国钟”十时，恰等“瑞士制”的表十一时十二分。

《宣城植树记》文辞戏谑，颇有林语堂的幽默之风。但这篇文章既然发表于《论语》，自然是因其符合刊物所倡导的幽默风格，并不一定就是林语堂本人所为。而作为一个游客的林语堂，即便是在郁达夫冒雨漫步屯溪时，闲卧于船舱看书打瞌睡，也万万不会无聊到要去参加宣城政府的植树典礼吧？更何况他还不曾到过宣城。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署名岂青的《安庆印象记》与《宣城植树记》均非林语堂所作，岂青也并不是林语堂的笔名。

参考文献：

1、谢冰莹：《忆林语堂先生》，台湾《传记文学》1978年第32卷第1期。

2、如1969年台北读书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选集》十卷；1978年台北开明书店出版的《林语堂文集》四卷；1986年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经典名著》三十五卷；1994年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名著全集》三十卷；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文集》十卷；2002年至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语堂文集》二十二卷以及《林语堂散文精品文库》五卷。

3、如杜运通著《伊甸园之歌—林语堂现象透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附录的《林语堂年谱》、子通主编《林语堂评说7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中附录的《林语堂年表》、郑锦怀著《林语堂学术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4、如万平近著《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施建伟编《林语堂研究论集》（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炎生著《林语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王兆胜著《闲话林语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5、杜运通：《林语堂年谱》，《伊甸园之歌林语堂现象透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6、郑锦怀：《林语堂学术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7、李英姿：《传统与现代的变奏论语半月刊及其眼中的民国》，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44页。

8、吕秋艳编《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9页。

9、乔福生、谢洪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

10、汤溢泽、廖广莉主编《民国文学史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

11、谢世诚主编《民国文化名流百人传》，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7页。

13、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页。

14、蔡鸿源主编《民国人物别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15、苗士心编《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16、据钱锁桥著《林语堂传》，该书出版信息为： Moment in Peking，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9.

17、这封信原题《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发表于《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15期，信末落款为9月4日。

18、19、林语堂：《有不为斋随笔：笔名的滥用》，《人间世》1934年第16期，发表时署名语堂。

20、李宝泉是1930年代上海较活跃的文艺批评家，他原习绘画，曾留学法国，1920年代末从巴黎回到上海，积极参与现代主义艺术探索与实践。其1933年出版的《致弥罗》

是姚明达主编、上海女子书店出版的“弥罗丛书”之一。

21、这两篇文章都载于《论语》半月刊1932年第3期。

22、关于林语堂笔名“宰予”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拙作《新发现林语堂笔名与佚文二十九篇考论——兼谈林语堂的汉译活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23、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5卷日记》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4林语堂：《安徽之行》，《讽颂集，蒋旗译，国华编译社1941年版，第118~119页。原作为英文，收入 With Love＆ Irony1940年于纽约出版。

25、林语堂：《家园之春》，《讽颂集》，蒋旗译，国华编译社1941年版，第120~121页。金26肽频编《安庆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随笔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27、郁达夫：《游白岳齐云之记》，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4卷游记自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