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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我的“犟”学姐姚锡佩
来源:中华读书报 | 陈漱渝  2021年02月08日08:14
关键词:陈漱渝 姚锡佩

“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我也拎不清:有人理解为固执任性;有人则理解为坚强不屈,坚持真理,不屈从于世俗。我主要是从后者来理解其含义的。

姚锡佩

我于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锡佩姐则是1956年入学,所以她是我名副其实的学姐。目前大学文科女生远超过男生,的确是“阴盛阳衰”;当年的情况恰好相反,男生多,女生则是凤毛麟角。那时运动又多,经常全系学生一起参加运动,参加劳动,参加活动,因此多少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56级有几位来自上海的女生,而上海女生一般容易给人以“骄娇”二字的印象。因无接触,所以我从未觉得锡佩学姐“骄”,而她显得文弱,显然身体不太好。

大学毕业之后,我跟锡佩学姐虽然都在中学执教,但毫无联系。说来也是缘分,1976年5月,我跟锡佩学姐同时调进了李何林老师主持的鲁迅研究室,跟她成了22年的同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意识形态领域亦呈现多元状态,过去自诩为清高的学界亦非净土。正如鲁迅所言。但锡佩学姐虽有主见,有个性,但少是非,无帮派,特立独行,洁身自好,从不拉帮结派,蝇营狗苟。她也因此受到了同事们的敬重。当下“大师”泉涌,“高端”云集,但被人公认为“正派人”,却并非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鲁迅研究室成立时,上级即下达文件明确了几项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编撰一部观点正确、材料丰富、翔实可靠的《鲁迅年谱》。这部年谱大体分为时代背景、生平本事和作品提要三部分,共分四卷,洋洋百万余字。其中第一卷于1981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锡佩学姐是这部年谱的九位主要撰稿人之一,主要负责第一卷1881年至1902年3月以及1912年5月部分。锡佩学姐执笔时,参考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尚未公开影印出版的周作人日记,因此她执笔的谱文成为了这套年谱中的华彩部分。后来也有学者对这套年谱的其他部分进行了批评,意见多半集中在时代背景的表述方面。但这一部分的确超乎于我们的专业范围。其中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的评价又非由编撰者各自表述。这是希望广大读者多加体谅的。无论如何,这套年谱都是目前研究鲁迅的入门书和基本工具书,尚无其他同类著作所能取代。锡佩学姐在这项工作中付出大量心血,是应该铭记的。

1985年1月3日,李何林老师以81岁的高龄退休,我接替了鲁迅研究室主任之职,直至2002年3月19日,历时17年。在此期间,锡佩学姐对我的工作既支持又宽容。提到“工作”二字,我的“施政纲领”基本上是“无为而治”。回想起来,我进行的改革主要有两条:一是取消了科研人员的坐班制,因为在我看来,“光会趴窝的母鸡不是好母鸡,母鸡优劣的标准应该是看哪只下的蛋多”。二是取消了科研人员稿酬的提成制。文博系统的单位大多是清水衙门,而目前的稿酬标准又低得羞于启齿,起码是跟研究人员的劳动不成比例。当年没有眼下这样高额的课题费,再克扣研究人员的微薄收入作为单位的小金库,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能为科研人员创造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我自以为荣,至今无悔。

我所说的“无为而治”,也并不是毫不作为。我特别感恩锡佩学姐的有两件事:一是鼎力协助我组织召开“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是一位闪光人物,不幸在北平沦陷时期身陷泥沼,在他复杂坎坷的一生中留下了洗刷不尽的污点。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给党中央负责同志上书,希望能摘掉周作人的“汉奸”帽子,其实这顶“汉奸”帽子是国民党政府给周作人戴上去的。有人还以新版《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未直接称周作人为“汉奸”作为证据,妄称中共中央已给周作人变相平反。个别文人还编造谎言,力图把周作人打扮成一位奉中共地下党之命到日伪政权卧底的“地下尖兵”。我对周作人毫无研究,又跟有关知情人不熟,帮助我顺利组织这场讨论的主要是锡佩学姐。谁都知道锡佩学姐是位纯正的学者。她邀请的都是专家或跟周作人有直接接触者,虽观点不同,倾向不一,但都畅所欲言,气氛融洽。与会者的论文,也都原原本本地在刊物上予以发表。锡佩学姐也依据史实撰写了一篇《周作人出任伪职考》,被《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在此期间,当年中共北平地区负责人王定南多次发表严正声明,澄清了沈鹏年在访谈录中对他说法的曲解。龚育之等当年参加过新编《毛泽东选集》注释的人也集体发声,证明党中央没有任何人对他们下达过为周作人摘帽平反的指示。这场讨论虽然余波未尽,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大是大非应该是区分清楚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也应该是区分清楚了。

我跟锡佩学姐供职的鲁迅博物馆,大约有四千余种、一万四千余册鲁迅藏书,涉及到中文、日文、西文、世界语等多语种。我认为,鲁迅无论如何浩瀚无涯,他的文化遗产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深入研究鲁迅藏书,就是了解鲁迅中西文化渊源的一个重要途径。早在上世纪80年代,鲁迅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自发地对鲁迅藏书、藏品进行了研究,改变了只典藏而少研究的状况。大约是90年代初,我申报了一个鲁迅藏书研究课题,得到了批准,于是动员鲁迅研究室的同人共襄盛举。这一集体科研成果先作为《鲁迅研究资料》增刊,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藏书研究的另一成果《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在这项研究中挑大梁的就是锡佩学姐。她撰写的《鲁迅于少数民族文化之识见》《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文学影象里的芬兰》《索求意大利文学新源》《对西班牙文学的思考》等文,都开拓了鲁迅研究史上的全新领域。她对鲁迅与托洛斯基、屠格涅夫、海涅、高尔基的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特别重要的是《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一文,最早介绍了鲁迅遗物中的两册剪报,提供了鲁迅借鉴外国短篇小说的物证。可惜她没有继续深入开拓,但已经引起了鲁迅研究界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锡佩学姐首先发掘出这一珍贵史料是功不可没的。

平心而论,锡佩学姐的学术论著数量并不算多,但忌空论,少武断,几乎篇篇都有新意——借用一句时髦话,就是有学术生长点,这更是难能可贵的。鲁迅研究的历史已逾百年,业已成为一门被称之为“鲁迅学”的显学。根据我的体会,由于几代学人的努力,对鲁迅的基本评价业已成为共识。如果有人否定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的存在,那恐怕是一种哗众取宠之谈。研究鲁迅的基本史料也已大体齐备,今后不论有什么新的发现,应该都不会导致对鲁迅产生颠覆性的看法。因此,在这个雄厚的基础上要将“鲁迅学”的研究水平哪怕提高一分一毫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同男子百米短跑,从十秒提到九秒是可能的,再提高到8秒,那就可能超越人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些年来,由于高校评估体制的刺激,鲁迅研究的文章看来很多。但有新突破之作的确凤毛麟角;其中包括我的一些应景文章,大约同样可以视为废品。但锡佩学姐却不愿意做重复性的工作,恰如焦裕禄烈士所言:“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2020年11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锡佩学姐的新著《风定落花》。全书共收她的力作三十一篇,分为四组,记载三代文化人的学术历程和心路历程,也留下了她在学术园地一锨一锄辛勤耕耘的痕迹。“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作为这些成果的播种者,培植者,锡佩学姐应会感到一种农夫在收获时节的欣慰。

本书前两组十八篇侧重于学术,后十三篇侧重于回忆。对于我而言,最有获益的是她研究徐梵澄、聂绀弩、姚克、徐訏、宋紫佩、朱希祖等同时代人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史料新颖,齐备,而且作者跟某些研究对象还有亲密的交往。这就更具有了在学术上得天独厚的优势。锡佩学姐不仅为聂绀弩夫人周颖仗义执言,而且经常向晚年的徐梵澄先生请教,颇多获益。鲁迅曾赠小说家徐訏两幅墨宝,题赠的是唐人李贺和宋人郑思肖的诗作,但《鲁迅诗稿》出版时竟把上款受赠者“徐訏”的名字删掉了,个中原因就是徐訏1950年代香港定居。锡佩学姐通读了海外出版社出版的《徐訏全集》《徐訏二三事》《徐訏纪念文集》等一般人难以接触的史料,全面介绍了这位“都市漂泊作家独特的被世人所忽视的思想和创作”。宋紫佩既是鲁迅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了鲁迅的同事和朋友。在现存《鲁迅日记》中,鲁迅致宋紫佩信有一百余封。鲁迅原配朱安的丧事,也是由宋紫佩、常瑞麟和刘清扬等主持的。锡佩学姐从宋紫佩之子宋舒那里,得到了一份宋紫佩1914年的自述手稿《二十年来之回首》,厘清了宋紫佩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以及南社与越社的关系,丰富了《鲁迅年谱》的内容。为研究鲁迅和青年翻译家、剧作家姚克的关系,锡佩学姐从姚克夫人吴雯和女儿姚湘那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她研究鲁迅跟同门学友朱希祖的关系,是从朱希祖的孙女朱元春那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她撰写关于柔石的文章,是因为她整理出版过最完整的《柔石日记》。此外,锡佩学姐对赛珍珠的研究在研究界也独树一帜。

锡佩学姐的《风定落花》出版之后,有人建议我写一篇书评。我认真读了一遍,真实的感受是:这些文章都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我只能认真学习,反复学习。至于真正进行学术评价,必须留待我的学术水平进一步提升之后。这决不是故作谦虚。比如开篇之作《百年传承——章太炎·鲁迅·徐梵澄》,我必须恶补很多知识之后才能读懂三分,如若评论,那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班门弄斧。在阅读锡佩师姐的大作之后,我从每一篇中都体会到她“务去陈言,但求创新”的学术“犟”气。这是做学问时完全抛却了功利目的才能达到的境界,非常人所能为。有人说“鲁研界无高手”,在我心目中,锡佩学姐就是一位不求显山露水但却峥嵘挺拔、棱角分明的高手。但锡佩学姐力辩她不是高手,其实这也是她的另一种“犟”。

宋代苏东坡《西江月》一词中感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如今我跟锡佩学姐都已达耄耋之年,身体日衰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新考验。我相信她在生活上也会发扬“犟”的精神,直面人生暮年的各种困扰。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经受了不同的曲折坎坷,我发自肺腑地祝愿她晚年“好人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