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致新年快乐》：致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
春节临近，作家须一瓜的最新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故事里的“新年快乐”是一家工艺礼品厂的名字。从小做着“警察梦”、却被父母强令学琴的成吉汉从父亲手里接过工厂，将之变成自己招兵买马的梦想实验场，组建起一支嫉恶如仇的保安队伍。这群队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热衷于治安巡逻、擒拿扒手、除暴安良，由此演绎出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故事。
往好听了说，这是一支“民间反扒志愿力量”；往难听了说，这群人个个都是“神经病”“疯子”“二百五”。小说写到：“春节假日，每个被排值班的警察都痛苦万状，恨不能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陪伴父母妻小。可是，这些反扒志愿者，龙腾虎跃拔剑四顾，就怕你不排上他的执勤时段，从来无需分文，个个无怨无悔。”
小说不长，总共14多万字，依然延续了须一瓜小说一贯的“荒诞感”。尽管它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故事，但行文轻快，富有节奏感，经常让人忍俊不禁。值得注意的还有“音乐”——这部小说中的关键元素，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如果有可能，边听音乐边读这本小说，那会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如果不能也无妨，毕竟文字和音乐一样，都具有某种神奇的“致幻性”。
《致新年快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
对须一瓜而言，《致新年快乐》是一笔“早就要写但一直没写”的旧账。小说没有人物原型，但她一直关注着社会中那群特别想当警察的人。
“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正义、人生正义的诉求。”近日，须一瓜就《致新年快乐》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她说：“在这部小说后面，我看见并致意我们每个人的正义梦想。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底都给那些‘二百五’留有被心灵之烛照亮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成功。是的，每一个都知道。我们都假装忘记了它们。”
所以，这是一个“愚蠢而高贵”的故事，一个致敬正义，致敬梦想，致敬灵魂的故事。批评家黄德海为它写下了三句话：一群逆向驶入时代的年轻人，一些人生中重大的转境时刻，一个善意进入崎岖世间的故事。
在书的后记里，须一瓜还写了一句让人很是着迷的话：“我像恋爱一样关注，像恋爱一样书写，书写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们。”
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们，就是那些有“梦里人生”的人。
须一瓜 ，著有《淡绿色的月亮》《提拉米酥》《蛇宫》《第五个喷嚏》《老闺蜜》《国王的血》等中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白口罩》《别人》《双眼台风》《甜蜜点》等
【对话】
澎湃新闻：小说对于时间的设定是“二十年前”“城市化初级进程中”……而在后记里，你说这是一个“早就要写但一直没写”的故事。所以我会好奇，这是一个有人物原型的故事吗，还是说写作灵感来自很久以前的某次触动？
须一瓜：没有人物原型，也不算哪一次特别的触动。只是，我一直注意到生活中有这么一类就是渴望当警察的人。他们中的确有人是觊觎社会管理的威风，但有的人并不谋私，就是想打怪“升级”自己“人生段位”——他们把警察视为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正义感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正义、人生正义的诉求。遏制不公不义，与普通职业相比，和司法其他机构相比，警察显得“手段直接”而且还比较容易“够得着”。所以，总有人通过做梦、想象、嫁接等方式，实现自己护法使命，他们有意无意地纵容自己，在护持人间公平正义、除恶祛邪的追梦中，展示人生一味。可能滑稽，可能庄严。
至于小说时间段的设定，是出于小说人物活动合理时空的考虑，倒不是二十年前就想写。
澎湃新闻：我自己看这个故事，有过几次情难自禁的时刻。一次是他们大面积挂彩，结果一进厂大门就灯光齐放、喷泉狂飙，还响起高分贝的《凯旋进行曲》；一次是他们以“警民共建”的名义去敬老院搞慰问活动，在那个无须担心被证伪的时光里全力奉献；一次是故事的最后，猞猁死了，成吉汉也走了，“我”想起了里尔克的“人怎么能通过狭窄的竖琴跟神走”。
在后记里你也说到，自己是有一天突然开始一口气猛写，其中两次，情难自禁。这两次“情难自禁”是在什么时候？
须一瓜：写到《凯旋进行曲》那一节时，借助音乐，我也被那些人“毒瘾发作般”的英雄豪情感染到。理想和现实，在那个小镇的夜空，在那个时刻，是有点界限不清了。
而我让更情难自禁的两次，一次是边不亮最后的告别，告别那个不能再做梦的地方。骑摩托离去的少年，本来一路出大门而去，但到厂大门口，听到了为他送行的《女武神出骑》。旋律在空旷的厂区回荡，摩托少年掉转车头，在旋律中绕厂栅栏疾驰一圈，然后出大门，一骑远去。这个英雄出征、激越震宇的音乐，却反衬着壮志不举、泯然人间的黯然终结，我写得很感伤；
最后一次的情难自禁，是新年快乐厂人去楼空后，成吉汉孤身独坐在已经被转让的厂办公室，最后的音响室播放的是《沃尔塔瓦河》。这才是最后的梦境的告别，这是他的精神丹田。他和那些用梦的砖瓦建造的世界，和那些用热望与心血铸就的世界告别。深情、坚韧、辽阔，爱而不能，矢志不移。在成吉汉下落不明的卷尾，他的家人在他的房间，再次听到了《沃尔塔瓦河》。这个爱而深情的旋律，大潮般地冲击着成功者的实利人生。家人明白，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个世界的高贵与美。
澎湃新闻：在这部小说里，“音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贯穿全文，也是改变小说人物命运的关键。在写小说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想到要写“音乐”的？
须一瓜：我喜欢音乐。不是那种发烧友，只是情绪比较容易被音乐酵化，我享受这种酵化，也由此知道它和现实有折光率的关系。我第一次在小说里把音乐放进去的时候，是写一个屡战屡败的窝囊记者，小说的结尾，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喷泉广场，在大雨中，在《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中，他起身张臂，旋转，独自起舞，孤独地旋转在茫茫大雨中。
音乐和情感零距离。正因为知道音乐的致幻性魔力，在《致新年快乐》中，它能够使里面的核心人物更具有超越现实的致幻力量。面对自己胸中的正义，面对梦想，他们才更具有激情澎湃的推己及人的爆发力。我依赖这个元素，在写作的时候，我不断在听，写得自己泪流满面。但是，我也会沮丧，我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读者，他不一定能有音乐的辅助，我怎么能够把他完满地带进这个境界里？
《致新年快乐》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
澎湃新闻：我觉得和《双眼台风》有点相似的是，《致新年快乐》也是一伙人共同完成某种正义之举。仔细想想，这支民间反扒志愿队的组成很有意思，每个人的出身、经历都不一样，“想当警察”的原因也不一样：成吉汉是老板，他对警察的执念和自己小时候的梦想、父亲的强势有很深的关系；边不亮嫉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心里本就装满了仇恨；郑富了、郑贵了两兄弟是因为从小被欺负，觉得警察威风，无人敢欺。还有唯一的例外——猞猁，原本是前途无限的真警察。当你笔下组成这么一支队伍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个自己跑出来的，还是你有意的设想？
须一瓜：小说里哪有送子观音啊，都是一点一点自己去创造。我们需要人物服务于小说的表达，需要可信任的人物去执行小说内涵，需要人物体现人生的本来状态。人物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呈现的正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的不同。他们面对共同的梦里人生，自然带有个体明显特征的差异。只有追求准确还原人生本色，才有虚构这支梦之队的可能。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出现了很多“反差”：无限幻想成为真警察的成吉汉、郑家兄弟和曾是真警察的猞猁是反差；猞猁既因“猪一样的队友”一点点看到曾失去的敞亮，又因“猪一样的队友”做出了致命的决定——没有直接报警；老成对成吉汉的评价是：愚蠢的，高贵的；就连成吉汉最爱的音乐，它能是鼓舞人心的凯旋曲，也能是要人性命的致幻剂。在这些“反差”背后，你对人本身有着怎样的判断与思考？
须一瓜：谢谢你看得这么细致。 这里是有反差的设计，那个优秀的真警察，在失去身份之后，固然有失落，但也正是假警察狂热的“职业骄傲”，让他灵魂震颤，深刻反思到自己所失的价值所在。他的牺牲，下意识里是向自己失去的职业尊严、失去的梦想致意。
老成和小成也是一个对比。老成是现阶段社会最受人羡慕的成功者，在世人的价值体系里，小成当然是个荒谬的失败者。然而，小成天赋的生命之光，又成为老成心底的、无可言说的无奈与荣耀。
老成是精明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如果人人都在疯狂搂钱，那么，和钱没有关系的东西都会变得“很傻很天真”。没有私欲的慷慨，美德行动，公益努力，甚至对整个社会共同的善，对自由、平等、非功利价值的关注，都会被置于幼稚可笑的境地。但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底都给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的二百五留有被心灵之烛照亮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成功。
是的，每一个都知道。我们都假装忘记了它们。
澎湃新闻：对有的人来说，奉献、向善的过程或许也是自我救赎的过程。比如边不亮这个“女扮男装”的小说人物，她本是一个充满戾气的人，原生家庭被好赌的母亲搞得家破人亡，自己读不成书，还被陌生人欺辱了，她说过：“想杀……人啊，杀所有可恨之人……”但小说里有这么一处细节，从敬老院回来时猞猁问她：“当警察的感觉好吗？”边不亮回，比拿刀的感觉好多了，因为踏实、敞亮。
联想到最近的新闻，边不亮这样的角色或许也带来了些许宽慰，即有的人即便遭遇不幸，也能守住起码的善良和正义。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世界的和解？这是一种天性，还是一种能力？
须一瓜：边不亮是个行动者，随身带刀、性情凶猛。如果边不亮没有邂逅“新年快乐”的队伍，她很可能是个对环境容易骤起杀心的报复者。边不亮本来是靠一己之力，护卫自身权益，而新年快乐的队伍放大了这个能量。直到被警察授权的敬老活动，这个护善的能量有了高调的呈现机会。
夕阳红养老院是个非常奇妙的魔幻时空——那一瞬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发生了：想扮警察的人、乐意视其为真警察的接待方、授权代表共建去敬老爱老的真实派出所，多方意愿，似是而非又师出有名，让“新年快乐”这支队伍真切地获得“身为警察”的真实感受。那份被信任、被倚仗、被敬慕似地尊重的使命感，如神光照耀心坎，那一瞬间，每个人真是光彩重生。相比而言，边不亮那把老百姓手里的护法护身小刀，永远不会拥有那样令人神定心安、阳光普照的魔力。
在我看来，边不亮的回答，首先是拥有法律轨道而体验到的踏实心安与力量感。也正因为“新年快乐”，边不亮没有机会再恶化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是达成和解的话，那既不是天性也不是能力，是幸运。
澎湃新闻：小说的结尾是充满开放性的。猞猁死了，这支队伍解散了，我会好奇剩下的这些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依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者说，你觉得这样“愚蠢又高贵”的人在今天还有吗？在这一部叫《致新年快乐》的小说背后，你还想“致”什么？
须一瓜：写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我想在他们的心底，这个“英雄念想”一定不死，会不同程度地存活在人间。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可能依然会像极光那样显形。
在这部小说后面，我看见并致意我们每个人的正义梦想。“愚蠢又高贵”的人，依然沉潜在芸芸众生里，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底，在我们梦里。就像我前面说的，人类天生具有强烈的正义诉求，只要这个原始诉求存在，就必定有实现它的手段与渴望表达的方式。
遗憾的是，这个梦一定会破碎的。越梦得圆满，越以为真，企图越俎代庖，那就离梦醒不远了。
澎湃新闻：这是一部有悲壮色彩的故事，但很多地方也写得非常轻快。比如写阿四做菜讲究配乐，写猞猁怎么“怼”郑家兄弟，写成吉汉怎么拿着长扫把自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写法？
须一瓜：小说基本是以喜剧调子开场，以悲剧终结。这些天真的追梦人，因为漂浮在世俗价值与秩序之上，他们“失心疯”般的郑重其事，他们“二百五”后面的古道热肠，必然与精明世故的世道人心有一点“令人不适”的滑稽感、冲撞感。这是天生的喜剧因子。他们的形象风貌都源自生活。此外，对我来说，适当的喜剧化也有助于最后凝重的落幕。不切实际的飞翔，注定将沉重坠落。只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个高贵感黯淡的时代，还有那一份超越尘世、追光而行的生命华彩。
电影《烈日灼心》改编自须一瓜长篇小说《太阳黑子》
澎湃新闻：很多人会把你的小说创作和记者生涯联系到一起。你会不会感慨，新闻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讲究实效，但小说或许可以获得比新闻长久得多的生命力？写新闻与写小说，对你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须一瓜：这么些年来，很多记者、读者不断询问我“小说和新闻的关系”，逼得我一直在多角度地思考这个问题。你今天提的问题，我在想，好的小说和好的新闻作品，都具有不死的生命力吧！很多获普利策奖的新闻作品，一样抵抗岁月流逝，始终保持震撼心灵的力量。
但我又想，二者或许作用于我们精神层面的不同点。新闻的力量在于揭示外部真相，读者很清醒地知道他在阅读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外面的事；而小说，往往令它的读者沉湎于内部——不论他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他实际都在进行着与己关联的感受与追索，进行着更趋于由内部发力的回旋与思考，乃至移情投射。小说与读者总在不见光的精神世界相遇，我们就像尾随一把解剖刀，不断被由它们打开的人的内外部的未知疆界吸引，接受激发、接受淬炼，接受我们颤栗的灵魂。这是我现在理解到的二者的一种区别。
澎湃新闻：在2020年的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之前，2019年的长篇小说《五月与阿德》也很特别，那是一个和警察、罪犯、法官、律师无关的故事，对生命的尊严有了更多的追问。你是不是也在开拓自己的小说创作方向？
须一瓜：《五月与阿德》写的是身体的故事，那也是很享受创作乐趣的一篇小说。其实我不少小说都和警匪、法律人士无关，也许大部分小说都与此无关。不过，发现与开拓，本来也是小说家的基本追求。新的疆域，新的精神层面，甚至心里某个转角，如芒如刺的幽微存在，这些都会吸引写作者探索下去。当你准备好了，灵感过来抽了你一马鞭，你可能就满怀激情与创意地疾驰在那条孤身小道上。我想，有时甚至不能说是自我开拓，更像是承应了老天布置的作业。
澎湃新闻：最后，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你的“梦里人生”是什么？
须一瓜：我想，是吧。本来以为年纪大了可能有所改变，但现在看起来，我依然那样傻。还好有小说可写，安顿了那些理想主义的固执与天真。
我的梦里人生比较简单。在人生画卷没有拆开系绳，或者才刚刚打开不久的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没有打开的那个部分也有缤纷愿景。不过，我的简单在，我一直对写作保持热爱。我的手一直在写字，在快乐满足地写字。小时候我就相信，文学写作是一个有趣的人生。现在，人生的画轴基本快展卷至末尾了，我看到自己错错落落虚构了不少我的世界，这也算是我梦里人生的镜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