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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王信:我怎样做编辑
来源:“文学评论”微信公众号 |   2021年02月05日09:12

编者按:2021年2月2日17时20分,王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辞世。王信先生出生于1934年3月,辽宁海城人。1952年11月至1956年9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9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4年4月退休。王信先生是《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时的首批编辑,曾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王信先生将自己全部的才华和心血奉献给了他所从事的编辑事业,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的杰出代表。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编辑

我叫王信,应该算是《文学评论》的老编辑了,从1957年刊物创刊我就在这,准确地说,筹备期间,即1956年下半年筹备《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前身)的时候,我就到编辑部了。我是从北京大学直接分配来的,到现在已经工作40多年了。最先是做助理编辑,看理论组的稿子。后来刊物停刊了一段时间,我也就没继续做编辑。复刊以后,我的兴趣变了,到了现代文学组,在现代组做业务一直做到退休。中间一度做过编辑部的负责人,就是编辑部主任,也做过短时间的杂志副主编。我退休是在1994年。这就是我的简介吧。

1988年10月,编辑部成员游东陵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朱建新、郭虹、曹天成、贺兴安、陈骏涛、胡明、王信、王行之、杨世伟、何西来

编辑工作头绪繁多,这里我就从一句话讲起吧。这句话就是常常被人提起的“为他人作嫁衣裳”,人们习惯用这句话来比喻编辑工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人最先用的,后来这句话就很流行。有时候是一些作者用这句话来称赞编辑,感谢编辑,有时候是编辑自己用这句话表示甘愿做无名工作,来帮助别人。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不大恰当,有点不对味。什么道理呢?打个比方吧,如果说衣裳是科研产品,那么从选材、设计、剪裁、缝制,都是作者自己的劳动。当作者拿出衣裳以后,到了编辑这里,主要看它的风格、样式、制作工艺如何,如果的确是精品,那就把它推出去做展品。这时候,编辑就做到本分工作了,算是不埋没产品。如果说这过程中编辑可能对作者有些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可以这么比喻:就是你的这件衣裳的花边是不是换一换?你的纽扣是不是调调位?袖口领口什么的,要不要完善一下?它有好的基础,你帮它更完善或者克服一下缺点,这就是编辑应该做的工作,也是编辑的贡献。编辑做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事情,但这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衣裳还是劳动者自己的。

我一直认为,当编辑的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恩于人,好像科学成果是我如何如何帮助提出来的,不应该这样想。除非你是他的导师,你是编辑,同时你又是他的导师,那么作者的成长和成就,才和你有密切的关联。至于作者对编辑呢,也不应该是带着一种特别感恩的心情,虽然我对一些有这样感恩心情的作者,说实话,我也很是感激,但这不是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正常心理。当然,编辑和作者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如果说因为工作来往的关系,后来成为好朋友,比如像我和王富仁那样,就不仅仅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了。如果说这次稿件你投稿,我采用了,经过这一次合作之后没什么联系了,那也很正常,作者不需要把这事牢牢记在心里,时时念叨。编辑也不用说:噢,当初那文章是我帮他发表的!也不必要这样。我觉得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于学者,对于编辑,对于作者来说,都是适用的。这样一种交情,才是比较正常的。

话虽如此,我后来想了一想,有些作者为什么对在刊物尤其是在《文学评论》发文章特别兴奋,而且会对编辑带着一种感谢之情呢?这应该是和科研机构体制及刊物作用太有关系了,特别是关系到评职称,关系到作者会不会被学术界接受。刊物发他的文章,还是不发他的文章,对作者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一些年轻学者在初出茅庐闯天下的时候,真是很渴望有这样一个亮相。他可能本身没有急切的求成心理,甚至没有很强的名利心,但环境让他还没有“板凳能坐十年冷”的决心。因此我有时候想,是不是科研体制逼着人太急于求成了?急于求成,就会使工作做得不一定那么扎实。

由这个科研机构评职称的问题,我想到我们所的一个实例。现在基本上都要看文章发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来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甚至要看你一段时间内,有多少数量的文章发表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才能在评职称的时候起到作用。这就让一个学者为了发文章,得费不少力气,一般作者就会迎合刊物的选题啊风格啊,就不一定会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来做工作了。在文学所评职称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位学者,他家庭经济情况不太好,他的学问是很深的,虽然发表文章不多,但同行都很认可。有一次,他在家乡一个师范学院讲学,他的一篇文章——比较好的文章,就在当地的学报发表了。后来评职称,他就把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当时评委也觉得挺不错,可是怎么发到没什么名气的学报上去了呢?评委们就有点疑问。有人替这位学者解释说,当时他急需钱给家里人治病,学报是马上发,马上给稿费,所以他就没选择刊物的级别,直接发在学报上了。——后来职称好像没因这个事情受到什么阻碍,也通过了。由这个事我就想到,刊物级别对于学者的职称太起作用了,绑得太紧了!刊物和职称绑得太紧,我总觉得不太正常。甚至有一次,我说:“如果一个学术委员会有学术自信,那不管一个学者的文章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甚至没发表,也照样可以参评,如果文章够格,就敢通过!”当然,这个提议没有太多现实的操作性,我也就说说而已吧。

从左至右为:王信、胡明、陈祖美

我对自己的读书生活并不是很满意

我做编辑40多年,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做这份工作的局限性,我用两句话总结一下:“知识不足根基浅,思想蔽塞心中虚。”听起来都不是好话,但我这也不是完全出于谦虚,事实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也不是完全由于个人偷懒的结果,也有当年学校教育的影响。我的一些同学,自学的能力比较强,提高很快,他们没有怎么依赖当年的学校教育。而我在这方面不大有自觉性,这种学校教育的局限,让我本身也带着很深的局限了。

我是1952-1956年间的大学生,这段时间,正是整个中国各个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的开始阶段,燕京取消了,工科到清华,理科文科到北大,其他学校则合并成专科学校。因为教育体制学苏联,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的一套。对学生来说,反正之前没上过大学,大学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学校安排什么,就学什么。但对学校的安排,教师是不习惯的。说老实话,1952年我们刚入学之际,正是教师的思想改造结束阶段,很多老师都小心翼翼,讲起课来都是比较拘束的。很多课也并没有出教科书,没有正规的文学史什么的,都是教研室老师集体讨论,讨论完了,出一本讲义这样子。特别是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基本上都是教研室讨论,老师上课就是念讲义,甚至念出了“下面另起一段——”这样的话来。学生呢,课上记笔记,事后就是背笔记——当时能看的刊物不多,也没那么多时间看。

以上都是外系的课,本系的课当时有“中国文学史”,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有名的。老师分别是:第一段,游国恩;第二段,林庚;第三段,浦江清,后头是吴组缃,新文学史那段是王瑶。说到王瑶,多说几句。1952年我上学之前,《文艺报》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批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好像是说他对各类观点平等看待,没有突出强调革命文学,记不清楚了。王瑶讲课,就是按照他自己的讲稿念,一直念,也不抬头,也不多说闲话,也不和学生交流,下了课就走。他也不布置作业,也没有什么深入讨论或是启发我们课后看的书目之类的。学生因为《文艺报》批评了王瑶,对王瑶心理上也不是很看重。所以大学期间,新文学史我就是知道一些简单的知识。前期的文学史老师倒是很认真,注重讲人民性。哪些作品有人民性的,有反抗压迫的,就多讲一下。讲《诗经》,重点讲《硕鼠》;讲《楚辞》,就提“长叹息以掩涕兮”;讲李白,就讲他反权贵。有个例外是林庚先生,林庚先生的课很生动,他本身是诗人,有诗人气质,讲起作品来,十分生动,比如讲“渭城朝雨浥轻尘”那首诗,讲得同学们都入神了。但大多数课老师都讲得很平淡。老师一板一眼地念,学生就一板一眼地记。考试呢,就是背笔记。当然,也有些人对古典文学有兴趣,课后自行摸索学习,后来成为很有成绩的学者。

人民性讲多了,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全是那么一回事。1956年,出现了一个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李煜词是有人民性呢?还是没有人民性呢?学界发生了争论。当时毛星说:“在文学史上,有一些既没有人民性也没有反人民的作品。”大家说,嗳,怎么还能有这样的看法?现在看来很普通很符合常识的结论,当年大家觉得很奇怪,可见当时教条主义对人的束缚。

当时北大中文系是文学和语言专业合在一起的,两个专业同是强项。四年里,我在两个专业都上了大量的课。文学方面的课有:中国文学史、文艺学引论、文艺学、现代作品选讲、写作实习课、西洋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等。语言方面的课有:语言学引论、普通语言学、汉语方言学、现代汉语、汉语史等。除了专业性课程,还有非专业课程,像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育学、逻辑学等。四年内学了许多课程,但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成系列的参考书。苏联文学课程最多,分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两个老师讲,也没有参考书,有时候只是指定一两本书课后读一读。都是星星点点,粗枝大叶。——这些专业的老师都是比较拘束的,不拘束的是政治课,像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可以说,我大学四年,课外阅读时间很少,自己也没有认真努力去读什么东西。知识很零碎,没有一个合理的知识结构。学校的教育现在看来,收获不是很大。另一方面,校园生活倒是很轻松愉快。当时学校有各种社团,活动很多,那会正值学苏联的时期,鼓励女同学穿花裙子,也鼓励男女同学跳交谊舞,还有班级集体旅游的活动等。但从学术基础来说,打得并不好。

我如何成为一名现代文学组的编辑

1956年毕业后,我开始到文学所工作。文学所筹备《文学研究》是在1956年下半年。正好是我们分配到文学所这段时间,当时一大批大学生被分到《文学研究》的筹备工作中来了。我也是其中一个。按专业,我被分到文艺理论组,做初审。

王信先生在编辑部

在学校的时候,文艺学学的是苏联的一套,讲的是形象思维啊、典型啊这些问题。那会没有中国的文艺学,都是苏联的教材。毕业后,我是带着这样的背景参加到《文学研究》的工作中来的。而后来我做理论组的工作,一边借助的是基本理论的阅读和学习,一边借助当时现实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争论,像关于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争论,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关系的争论,批评修正主义、批人性论……可以说,我的一些文艺理论的知识或所谓积累,都是零零碎碎地在持续批判中形成的。其中,“典型问题”讨论时间很长,各种意见很多,那会编辑部需要一个综合材料,我就整理了一个关于“典型问题”讨论的资料性的东西,现在回头看起来,那些争论有点庸人自扰的感觉。

停刊期间,我读鲁迅,读明白了很多道理。复刊以后,我就主动要求到现代文学组,不在理论组呆了。到现代组后,逐渐扩大自己的眼界和阅读范围,这以后,我学术上的兴趣和业务上提高的方法,我也用一句话形容一下吧,那就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按说,搞科研的人忌讳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被别人干扰。我正好相反了。现代文学有哪些新领域值得注意?我就跟着赶紧看这个方面的。有什么问题出现争论了?这些方面原来我准备不足,我也赶紧看。比如有一次,遇到有一篇稿子谈郁达夫,见解很新颖,是许子东的。我对郁达夫不大熟悉,只是中学时有一些涉猎,我就翻郁达夫作品看,跟着许子东这篇文章,补了一些课。通常来说,来稿往往能启发我引导我去读书。还有一回,陈思和和李辉研究巴金,巴金的作品我看过,但无政府主义本身我知道的很少。陈思和他们很下功夫,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巴金与西欧文学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他们都讲得很扎实,比之前那些对巴金模模糊糊的评价科学多了。所以当时我们很看重陈思和这个作品(这文章是从陈骏涛那来的),我当时一下子就看中陈思和的这篇文章了,当时他大学还没毕业,是一个本科生,后来陈思和的成就很大,成了知名学者。

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方法。我是编辑,接触的领域比较广泛,不能跟科班研究出身的人一样。我的阅读范围和材料选择只能跟着别人走,同时借此充实自己。做编辑期间,我阅读了解了不少作品和材料。不过,所知也还是有限,有些领域,可能到现在还都没有涉及。——当然,思想上我是有独立性的。虽然跟着别人走,看问题,看材料,但我并不盲从。举个例子,张爱玲的研究,有一阵子是热门话题,发了很多文章。有很多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些文章讲她的意象啊,对服装的描写啊,我总觉得不足。我觉得张爱玲有一种庸人哲学,所以很期望有一篇文章另有见解。后来,果然有了,是解志煕的,他的文章一出现,对张爱玲的评价就另有天地了。

除了来稿,我也主动想过一些题目,请人来写。那会《文学评论》连续很多期都有专题述评,关于丁玲、萧红、闻一多、郁达夫、田汉等等,这些专题的题目有的是作者自己想的,有的是我专门约的。当时,对研究界来说,这种述评还是比较有用的——丛刊当时也有年度述评。另外还试图组织过一些专题讨论,就没那么成功。有的选题还没来得及讨论,就被批判了。关于古代文学,我没有太多想法。关于当代文学,我曾设想找一些作品,通过作品的具体讨论来检验一些学术方法,当时当代组很有活力,陈骏涛他们也很能干,稿件很多。做这些专题,我是很希望,除了正规的一板一眼的学术研究而外,能借助一些问题的讨论,让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习焉不察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我还想组织一个关于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讨论,也没有做成。

我四十年的编辑工作,差不多就这些了。

(本文系《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访谈,由李超采访、费冬梅整理,谨以此文向逝去的王信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