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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熙（1926-2014），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古典文学研究家。194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1981年起担任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十余年直至退休。曾先后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三、四届副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三、四、五届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三届会长，中国李白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等职务。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王运熙文集》（五卷本）等，主编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等。2008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

在古典文学园地，汉魏六朝唐代文学是历代文史学家们“竞相出入”的领域，前有梁启超、鲁迅、刘师培、黄侃、闻一多、陈寅恪等前辈学者，后有一大批后起之秀，而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王运熙便是这片土地上辛勤的耕耘者之一。王运熙年少成名，早年以乐府诗研究在汉魏六朝文学领域中奠定学术地位；而后，他的研究转向唐代文学研究，以李白研究著称；随后从文学史转向批评史研究，参与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著有《文心雕龙探索》等。在古典文学园地里耕耘60多年，王运熙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学术研究的里程碑。

在大师云集的研究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王运熙的治学奥秘却是一个字：“平”。他以治学平实而著称，他的文章从不作惊人之语，他始终以求真的精神，力求还原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研究旨趣几经转向，但他总能在新领域中做到“个中翘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曾这样评价：“王先生是一位性格沉静的学者，也是一个温慎笃厚的长者。他作风朴实，胸无城府，在一般人看起来，似乎身上多少带有一点不谙事务的书生气。但唯其如此使他能够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从不计较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得失，而对学问和事业始终保持一种难得的热忱。他数十年来所走过的，是一条看来似乎平静实际上却十分艰辛的道路……他只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老老实实地逐步向前摸索，从而把自己深沉的脚印留给后学者。”（陈允吉，《王运熙教授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史研究》）

20多岁时以乐府诗研究蜚声学界，其学术高度国内外至今没人能超越

1926年，王运熙出生于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他家离杭州湾只有几里路，幼时的他常跟大人到海滨去玩，在沙滩上拾贝壳，听涨潮时海上奔腾的声音，这段宁静而美好的时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的父亲是中学语文、史地教员，喜欢写旧体诗，关心乡邦文献。受家学的熏陶，王运熙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熟读经史子集等文史古籍。只是，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战争打断——1937年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王运熙一家仓皇逃难，房屋被焚毁，家中不少藏书也付之一炬。不久，他们搬家到上海，一家七口寄居在一间二十平方的房间内，非常拥挤。

沦陷时期的上海，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但王运熙沉浸在《诗经》《楚辞》《左传》《史记》这些古老的文献里——晚年他对学生们回忆：“我对其他活动没兴趣，没能力，就是喜欢读读书。”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看来，这或许解释了他性格里安静的缘由：“我想他更爱好历史中的宁静；文史的学问于他即是很好的精神避难所，同时他也由研究学问选择和承担了自己对社会与民族文化的责任。”（骆玉明，《王运熙先生》）

1943年，王运熙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由于家学打下的深厚根基，大学学习对他而言是轻松的，王运熙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阅读课外书，他的兴趣比较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都涉猎一些，还喜欢写短篇小说，效仿的是鲁迅和契诃夫的文风，后来自觉生活经验少、缺乏创作才能而放弃。4年后，21岁的王运熙以名列文科毕业生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并留任助教，成为陈子展先生的助手。陈先生兼通新旧文学，学问渊博，“每次到他家里，总是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地纵谈各种文史知识。他勉励我立志做一个像样的学者，不要做一个仅会教一般课程的教师。”在陈子展的鼓励下，王运熙正式开始了他在古典文学园地的耕耘。

受陈子展启发，王运熙研究文学史的起点是汉魏六朝文学，其中他对乐府诗尤为关注。陈子展认为，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建议他系统阅读史书，并要他从《八代诗选》末尾的“杂体诗”一卷中做些挖掘——陈子展觉得这些诗歌虽然是游戏文学，但反映了当时文人的艺术爱好和创作风尚，值得深入探讨。王运熙接受了这一意见，他从六朝乐府民歌入手，在1948年至1950年的两年内写了七篇论文，后结集为《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而后又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汉魏乐府，以其中的相和歌辞为重点，耕耘的收获，是论文集《乐府诗论丛》一书。

其中，《六朝乐府与民歌》以六朝清商乐中的吴声、西曲为研究对象，这些作品多写男女之情、歌辞俚俗，长期以来为学者们所轻视。“五四”以后，学者们虽然日趋重视，但也将其视为纯粹出自下层的民歌，同当时贵族文人的生活和创作没有多少联系。而王运熙通过穷尽相关材料，以及审慎严密的考证，证明现存作品大抵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并对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地域、渊源也都进行了详细考证，解决了乐府研究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疑团。

值得一提的是，以乐府诗研究蜚声学界、奠定学术地位之时，王运熙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但他在那个年纪作出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至今难被超越。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在一篇文章里所说：“他在上世纪50年代出版《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成就可与前辈余冠英、萧涤非相颉颃。近年首都师大吴相洲教授成立乐府学会，主办《乐府学》，闲谈中说到王先生汉魏乐府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国内外还没能超越。”（陈尚君，《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

但对王运熙本人来说，早年的乐府诗研究只是他众多学术成果中的“冰山一角”，而后，尽管研究旨趣几经转向，但他总能在新领域中做到“个中翘楚”——20世纪50年代中期，王运熙转向唐代文学研究，曾主编《李白研究》与《李白诗选》，这两本书被学界誉为“李白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他还连续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或是对某一作家、作品的微观考证，或是对某一时期的创作风格作宏观研究，许多见解都是发前人之未发。从60年代初开始，以参与刘大杰先生主编的教材《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契机，王运熙的研究重点从文学史转向批评史。上世纪80年代，他与顾易生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完成，被誉为“代表了当代中国批评史学的最高水平”，其中，由他亲自执笔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更是在学界广受赞誉，《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列为“学科成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论家和文论著作，他都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他几乎能全文背诵，并前后共发表过二十余篇单篇论文，后汇集为《文心雕龙探索》一书。

据学生回忆，王运熙一生喜欢写论文，也擅长写论文，一次填表格，他在“有何特长”一项，填入“写作论文”。晚年他也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著述特点：“我一直喜欢写单篇论文，不大喜欢写有系统的素材一类的著作，因为前者便于以较精炼的文字发表自己的见解，无须为了表述得全面系统，说许多人家已经说过的话。”正是这样的学术态度，让这些文章成为相关研究领域后来者绕不开的经典之作，也让王运熙在学术史上占据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毕生的研究宗旨是“求真”，他的文章从不作惊人之语，也因此经得住时间的淘洗

谈起从事文学史研究的方法，王运熙曾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史哲研究界从治学态度、方法看，有所谓信古、疑古、释古等派的区别，我比较赞同释古一派的做法，学风也与其相近。”他把《礼记》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

王运熙曾这样概括自己的研究特点：“我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创作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一贯的宗旨是求真，从大量文献资料出发，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订和分析，力求阐明所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这在他的研究中很容易找到例证：正如有学者指出，他早年的乐府诗研究就显现出鲜明的史学考辨色彩——他将相关的材料一网打尽，除了读正史中的《音乐志》外，还读了政书、会要、类书中的音乐部分和若干古地理志，并从汉魏六朝的古小说里寻找线索；再如他的李白研究，李白的诗歌有两个面相，有关怀民生疾苦的一面，也有遗世独立的另一面，后人常常只看到其中一面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而王运熙通过对其全部作品的全面考察及结合后人的不同评价后，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也正因为如此，“求真即创新”，王运熙对学术创新有这样独到的见解。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明曾这样总结：“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当然要追求创新，但创新是为了求真。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占有原始材料，并且一字一句地精读深思，准确理解，才能获得新知。若抓住一点随意发挥，过度阐释，或是削足适履地牵和于某种时髦理论，那样的‘新’并不可取。”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王运熙的文章从不作惊人之语，但那些初读时觉得过于平淡无奇的结论，回过头来看却往往是最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黄霖曾这样评价，王先生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境界：“平”。“《文心雕龙》曾指出，文学研究者‘务先博观’，即充分、全面地掌握材料，又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境界’，一切从事实出发，才能达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境界。王先生就达到了这一境界，他的研究成果不故弄玄虚，不哗众取宠，‘论议正平’，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黄霖，《平实治学，平和为人》）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王运熙对《文心雕龙》的研究。

《文心雕龙》这部伟大的古典巨著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为古代文学概论，但王运熙在通观全书、认真辨析后指出：“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籍”，“它的宗旨是通过阐明写作方法，端正文体，纠正当时的不良文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低估《文心雕龙》的价值，他认为，由于全书广泛评论了历代作家作品，涉及不少重要文学理论问题，论述系统而深刻，使得该书具有重大的理论批评价值。不过，与一些学者对《文心雕龙》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的评价相比，王运熙将该书定性为“写作指导”的结论虽似平淡，但这一观点后来为学界广泛接受，认为它更接近刘勰的原意，也更能体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特色。

此外，在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上，王运熙也提出了自己平允的见解。据杨明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骨”的含义曾引发学界热烈讨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影响，学界普遍认为“风骨”的内涵包含着内容思想的纯正、教化作用等。但在王运熙那里，所谓“风”，是指思想感情表现得明朗；“骨”，是指语言质素精要而劲健有力。合起来，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精健有力的优良文风。他特别强调，无论“风”还是“骨”，都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而是就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但先生一以贯之，从未有过改变。”（杨明，《忠于学术，典范长存》）

在骆玉明的印象里，“王先生看上去很文弱，说话慢声细气，与世无争，其实他很明白，很自信，很稳定，也很强韧。”为坚持客观公允的治学立场，王运熙难免会与其他一些学者观点产生矛盾，有时也会与许多名家意见相左，但他向来是不惧权威的——31岁那年，王运熙发表《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一文，就相关问题与郑振铎、陈寅恪两位前辈商榷。郑振铎认为“传奇是古文运动的一支附庸”，而陈寅恪则强调传奇对古文运动的作用。这两种意见王运熙都不苟同，他用史实来说明“唐传奇的文体是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不是古文运动的支流。古文运动也不可能依靠试作传奇成功而兴起。”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少争议，但王运熙仍坚持己见。在黄霖看来，类似的这些挑战“完全是以事实为基础，用平视的眼光、善意的态度，和风细雨式地进行的，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王先生平实治学的风范”。

这样的治学态度也诠释了其学术成果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正如骆玉明这样回忆：“陈允吉先生曾经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起过：王先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数十年间，不管哪一时期的，现在拿出来都有用，可以坦然地编入文集。几年前我和杨明、陈尚君一起在先生家中谈一些话题，陈尚君也曾特地问起：‘先生的文章后来结集、重印时有没有改过？’王先生明确回答：‘没有改过，我的文章发表后没改过。’”

“学问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事情”，这是对学生的告诫，亦是他一生的写照

尽管王运熙在多个学术领域颇有建树，在诸多学术团体中身兼要职，但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他的为人平实如水、淡泊名利，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本色。对他来说，学问不是工具，带给他的是真正的人生满足。直到逝世，王运熙始终住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迁入的旧居中——房子不大，不到五十平米的空间堆满了书橱书箱，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装修过，但他毫不在意，在此完成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及一系列其他研究著作。窗外是火车站车水马龙的热闹，是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但王运熙如同一个隐士一般，始终与时代的喧嚣保持距离。尽管看不到海，他还是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望海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怀念幼时去海滨游玩的时光，“寄寓怀旧之情”。但骆玉明这样理解：“‘海’是先生内心深处的辽阔与宁静，而‘望海’正是一个走出尘世喧嚣的姿态。”

“做一件事要专心，不要像三脚猫。”这是王运熙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据学生们回忆，王运熙经常跟他们谈起自己的一段经历：1947-1948年间，物价飞涨，他曾在私立学校兼职教语文课，收入不菲，陈子展知道后，竭力阻止他去兼课，因为出去代课，经济上暂时富裕了，学术上却会长期贫乏。“二十多年前，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人心浮动。父亲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不要心猿意马，更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持之以恒地将一件事情做好。”儿子王宏图也这样说。受父亲的影响，王运熙的两个儿子也都走上了学术道路。长子王宏图在复旦中文系研究比较文学，次子杜巨澜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经济学。尽管专业方向不同，但王运熙对学术的热忱仍让儿子们备受感染。

在古典文学园地里勤恳耕耘60多年，王运熙著作等身，但这些学术成果，却是在有效工作时间比常人少一半的条件下完成的。王宏图说：“父亲体弱多病，特别是眼部血管很细，视力很弱，从二十多岁起就只能在白天光照充足时读写，一到晚上便无法伏案。”每每谈及此事，王运熙也总是掩不住的失落和叹息：“如果我的眼睛正常，研究工作应该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为了争分夺秒地工作，王运熙几乎足不出户。对于社交性质的活动，他一概谢绝。王宏图曾经问父亲：“那么多邀请你出席的活动，为什么一个也不去？”王运熙微笑回答：“一次两次不去，就不会有人叫你了，省下来的时间实实在在多做点事。”

但眼疾也丝毫无损王运熙在学术上的“较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邬国平至今仍对他协助老师审稿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王先生视力不好，看书时鼻子贴着书本，经常使用放大镜，七卷本批评通史写出后，审稿对他来说相当艰难。先生让人给他念稿子，逐字审读……书稿引文很多，我问先生引文是不是可以跳过去不念，先生说不行，那样会影响对分析文字的判断。他听得非常仔细，有一次我念到毛声山曲论的一段引文，不知怎么跳了一二行，自己还没有察觉，王先生示意停一停，问我前后文为何连不上。”（邬国平，《王运熙先生主编文学批评史》）

在学生身上，王运熙也从不吝啬自己的时间。有学生回忆说，因看不清手写体字，王运熙要求学生将写好的各篇文章从头至尾读给他听，有问题，他总能当场指出。凡有人写信来求教，王运熙只要精力尚可，总是在早上就把信件回了。他悉心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许多都成长为学界的中流砥柱。“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这是王运熙悬挂在客厅的一幅对联，也映照了他教书育人、追求真知的一生。

2014年，王运熙与世长辞，享年88岁。陈尚君在为悼念先生而作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在王先生身上，我始终感受到学术的庄严和真诚，体会到学术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作假，也不应有任何的矫情与夸张。”“学问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事”，这是王运熙留给学生的告诫，亦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