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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郑振铎纪念馆

瓯江晨曦，云雾缥缈，片片帆影，自远处迤逦而来。天色渐渐明朗，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步伐坚定地行走在瓯江南岸华盖山的小道上。这位少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全才大师”的郑振铎。在文学、史学、艺术学、编辑学、文献学等众多领域，先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生于温州 长于温州

120多年前，温州城是一个河网密布的水城，悠长的河道四通八达，低矮的房屋沿河而建，乌黑的小船穿行其间，犹如东方威尼斯。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就出生在温州城乘凉桥附近的老衙署“盐公堂”。郑振铎祖籍福建，“振铎”的名字是他在温州任盐官的祖父给起的，寓意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寄托了祖父对长孙未来成才的期盼。

郑振铎还有一个小名“木官”，这个名字和温州的山水一起伴随他度过了童年。郑振铎十一二岁时，父亲病故，没过几年祖父也去世了，家庭骤然变得贫困。兄妹三人加上年迈的祖母，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郑振铎母亲的肩上。她日夜做针线活，靠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度日如年。但不论生活如何艰苦，母亲却一定要供郑振铎读书。郑振铎先是在一家私塾念书，后来转入三官殿巷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就读，费用全靠母亲东挪西借。上小学时，因家境贫寒，冬天里郑振铎也只穿单薄的衣衫，因此长期受冻得了慢性鼻炎，时不时挂下两行鼻涕，受到同学的嘲笑，不爱与他玩耍，郑振铎于是常默默坐在学校的角落里读书。

当时永嘉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黄小泉兼教学校的国文课。黄校长虽然是旧式科举出身，却思想开明，对学生非常爱护。郑振铎最喜欢上小泉老师的课，小泉老师也对聪敏好学的郑振铎格外关心。学校附近的积谷山、春草池、飞霞洞等都是温州名胜，小泉老师不仅会带着郑振铎等学生去游玩，还乐于把自己的书刊也借给郑振铎阅读。如此教导下，郑振铎的国文进步很快，不久便开始尝试写新式作文。后来，郑振铎还写过一篇《记黄小泉先生》，其中有“我永远不能忘记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等深情的句子。

今日之温州，高楼林立，商铺云集，大街小巷都是匆忙的行人和汽车。盐公堂和乘凉桥早已被拆除，郑振铎童年、少年活动的蝉街、沧河巷一带河道早已被填平，也成为了温州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多次易名，校舍几经拆建，于1978年更名为温州市广场路小学至今。不过，乘凉桥作为温州市区的一个地名却保留了下来。2013年，温州有关部门根据郑振铎在“五四”时期永嘉新学会通讯录的“住址”一栏中曾填写过“沧河巷”，便选择在沧河巷金宅建成郑振铎纪念馆，这距离郑振铎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已过去了55年。

说温州话 吃温州菜 交温州友

温州蕴含着丰富的瓯越文化，衍生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也造就了郑振铎奔走四方、敢想敢干的性格。

1917年春，郑振铎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毕业，1918年1月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学习。1921年春郑振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同年5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不久便将母亲及家人接到上海生活，从此郑振铎便再没有回过温州。

喝着瓯江水长大的郑振铎熟悉温州话，也有一个“温州胃”。据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家里有温州人来访，父亲总爱用温州话与他们交谈。与郑振铎常有往来的温州文化人中，有夏承焘、周予同、陈仲陶、夏鼐等。他们说着温州话，吃着温州菜，喝着杨梅酒，叙说着家乡事；他们的情谊像瓯江水，奔流不息，激起浪花朵朵。

被称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的夏承焘比郑振铎小两岁，两人曾是同窗好友，少时是要好的玩伴。1978年，夏承焘怀念已经亡故20周年的郑振铎，写下了《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一词，回忆两人七八岁时一同就学的情景：“峥嵘头角，犹记儿时初放学。池塘飞霞，梦路还应绕永嘉……”

郑振铎与中国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同龄，关系密切。在《回过头去》一文中他这样描写周予同：“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纺绸长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而周予同则这样描述郑振铎：“振铎是我们的朋友中生命力最充沛的一位”，“概括地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着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

郑振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陈召南。陈召南的父亲陈寿宸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当时正在第十中学教习国文。郑振铎还认识陈召南的三哥陈仲陶，陈仲陶办过刊物，组织过诗社、词社，精通诗词，为南社诗人。郑振铎与陈家父子特别亲近，陈家有很多藏书，郑振铎经常前去看书，时常看到忘我的境地。五四运动之后，郑振铎从北京回到温州，与陈仲陶等人一起在华盖山资福寺创办《救国讲演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51年，时任文化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邀请陈仲陶赴京校编《宋诗选》，后陈仲陶因病未能成行。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比郑振铎小12岁。1949年11月，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力邀正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夏鼐到北京主持考古工作。1950年7月，夏鼐应邀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后两人共事8年，风雨同舟，情深谊厚。

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在温州，郑振铎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0年，后来，这20年里的许多记忆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如小说《五老爹》《家庭的故事》，散文《宴之趣》《记黄小泉先生》等。

在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序言中他写道：“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绝不是旧事的纪实……”集子里的小说，有的写于五四运动后，表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困惑与情趣；有的写于1927年他旅居巴黎时，反映了旧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与困惑，小说里人物的原型也大都生活在温州。郑振铎的舅公也被他写进了小说，舅公经常说“三国”故事给“小木官”听，培育了郑振铎最初的文学素养。

郑振铎在散文诗《雁荡山之顶》里写道：“红的白的杜鹃花，随意在山径旁开着。我迎着淙淙的溪声，上了瀑布之顶——雁荡山之顶……”年少时游览温州雁荡山的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2年10月，郑振铎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曾说：“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竞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这反映了温州民间讲唱文学对郑振铎童年的诸多熏陶和影响。在他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论集》序言中郑振铎还写道：“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所谓“随长者们”作诗钟，“长者”主要就是指陈寿宸先生。

郑振铎是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于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都有杰出贡献。可以说，先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奉献了一生，是后来者的楷模。

“小燕子带了它的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这是郑振铎远离祖国，心中泛起乡愁时写下的传诵至今的经典文句。小燕子掠过波涛起伏的瓯江浪头，留下了永恒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