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钱玄同

钱玄同手迹

（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钱玄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今文经学学者崔适的弟子，作为教育部国语统一委员会主要成员及北大、北师大文字学教授，其对共和思想价值观和五四民主科学精神的坚守，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国语改革方向的执着，对重估一切价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现代化目标的孜孜以求，对摆脱古文今文家法、超越汉学宋学眼界，以科学精神治学的身体力行，在五四时期学术路径的选择、学术范式的转换、学术体系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具有典范的意义。钱玄同在五四前后学术选择与转换过程中所体现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品格，是中国现代学术中特立独行、颇具个性思想色彩的思想文化遗产。

一、 善变与坚守

相对于五四新青年而言，梁启超是维新变法时代的前辈。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思想与文学革命的前辈，五四新青年群体，大都持讳莫如深的态度，而钱玄同却是个例外。钱玄同对梁启超晚清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贡献，多有称赞之语。其1923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又买了一部洋装的《饮冰室丛著》，共四本。社会上骂梁任公的人很多，我是不骂他的，我而且认他为在过去、在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上都是极有功的人，他和适之两人的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真可谓后先辉映，我极希望两贤不要相厄才好。①

以“造福于中国青年人”的标准，将近于明日黄花的梁启超与当下如日中天的胡适相提并论，希望“后先辉映”而非“两贤相厄”，字里行间，显示出钱玄同的真诚与善意。此前一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出版，梁启超连续两次到北大做学术讲座，评论胡适的哲学史著。钱玄同两次均到演讲现场，胡适第二次到场。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了此次难得的学术交流。钱玄同对梁启超指出胡适著作中诸如老子的生活年代早于孔子、孔子杀少正卯等史料运用的错误，深以为是。钱氏1922年12月30日的《日记》,在年末岁尾之际，检讨20年来的思想变化，引梁启超之“善变”之说，为自己的思想见解多变辨解：

我想我二十年来思想见解变迁得很多，梁任公所谓：“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我比他有时还要利害，而且前后往往成极端的反背，试举数事：

一、一九〇三以前，尊清。一九〇四以后排满。

二、一九〇八——一三，主张复古音，写篆字，做顾炎武和江声第二。一九一八以来主张用破体小写。

三、一九一五——一七，主张以《广韵》为标准音，谓国音音宜繁多。一九二〇以后极力提倡国音，谓国音宜简少。

四、一九〇八——一五，主张保存汉字，极端排斥国语改用拼音之说，一九二一以来主张国语非改用拼音不可，极端排斥汉字保存论。

五、一九一二竭力反对汉字改写横行。一九一七以来竭力主张汉字改写横行。

六、一九—二——一五，主张复汉族古衣冠。一九一六以来主张改穿西装。

七、一九〇九——一五，主张遵修古礼。一九一六以来主张废弃古礼。

其他如对于文学艺术，对于清代朴学，对于今文经说，大都是“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宣战”者，所以我对于梁任公这句话，不但不嘲笑他，而且深以他为然。这似乎是为自己解嘲，但我的意见，实在觉得一个人的前后思想变迁，虽未必一定是好的，亦决不能说一定是坏。故我终不以为我之善变，自认为不应该而内疚神明也。②

1922年底，对于善变的钱玄同，是个重要的关节点。在此之前，是陈独秀将《新青年》迁址上海。《新青年》这一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大本营，经历了从思想投契而结伙，到主义有别而散伙的痛苦过程。钱玄同作为《新青年》团体的一员猛将，目睹、亲历了一代名刊和一个生气勃勃的思想阵营的分化与分裂。失去了《新青年》的北京，进入后五四时代。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在京的《新青年》成员，借助大学的讲坛讲席，著述为文，坚持把民主科学、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精神，贯穿到公共事务的评价和学术研究的领域，把建立现代社会和现代学术与知识体系作为自己的责任和自觉。胡适1923年1月发表《〈国学丛刊〉发刊宣言》，坚持在输入西洋学术思想，反对孔教复兴，坚持语体文字使用传播的前提下，研究整理国学。钱玄同1922年把中华书局在上海办的《国语月刊》移到北京来办，他本人与黎锦熙担任主编。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第7期“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一文，决心掮起汉字改革的大旗，把新文学运动确立的国语改革的事业全面推进；此年前后，钱玄同选择“疑古玄同”为个人的别号，提倡从辨古书之真伪，审史料之虚实入手，研究经史子集，点燃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古史辨”的烈焰野火。

20余年间思想与学术多变的钱玄同，在后五四时代，对反五四的文化现象保持着高度的敏感。他在1923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和（夏）宇众谈及近日政界，觉得魑魅魍魉，白日现形，真可谓晦盲否塞极矣。宇众因谓教育界亦极可悲观：南开主张读经，东大有《学衡》和《文哲学报》。这都是反六七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这种现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凯称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钉牢了一点；张勋干了一次复辟的事，中华民国的国基就加了一层巩固：这都是很好的先例。

满清政府杀了谭嗣同等六人，便促进了变法的事业，它又杀了徐锡麟诸人，便促进了革命的运动。照此看来，凡革新事业，多一个牺牲的人，在时间上便可提早实现。那么，我们若肯为了“纲伦革命”和“汉字革命”而牺牲，甚且至于流血，则新家庭和拼音新文字必可提早实现。这种牺牲是最值得的。我于是便问我自己道：“玄同！你肯这样光荣的牺牲吗？”但答案却是“……”！③

钱玄同虽然以省略号代替了自己是否愿意为“‘纲伦革命’和‘汉字革命’而牺牲”的自我提问，但他坚定的信念和猛士的行为，继续显现着新青年时代的锐气锋芒。其本年4月1日的《日记》中反省道：

今年以来，我颇觉内心有修养的必要，事功有看重的必要，历史尤有研究的必要，故最近一个月中，常常翻阅王守仁、黄宗羲、颜元、费密、章学诚、宋衡（初名恕）诸人的著作。近来觉得王学、颜学的精神，的确远胜于读死书的朱学和所谓“汉学”。在承平之世，专事个人的逸乐，放弃对于社会的职务，已经不为社会出力，惟知独善，已经极不应该了。若正逢乱世，盗贼出没于里阁，饿殍充斥于道路，自命为有知识的人，还要以无为为当然，以不问政治为名高，实在等于没有心肝。我近来大有所感，觉得魏晋的清谈、宋明——大部分——的心性，现代的文艺，真是误尽苍生，害死自己的恶魔。④

1923年之后，钱玄同以《京报副刊》、《语丝》、《国语周刊》为发文平台，用《新青年》“随感录”的格式与激情，打了几场维护共和政体、维护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立场的大仗：

一是从维护共和体制的高度，支持驱逐溥仪的北京政变。1924年11月，发生了冯玉祥率国民军逼宫，废除溥仪皇帝封号，逐出故宫，故宫古物归北大保存的“北京政变”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是非得失，政界与社会各界人物，争论甚多。钱玄同是冯玉祥驱逐行为的支持者。其接连在新创刊的《语丝》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告遗老》等文章，对逐出故宫的溥仪，钱玄同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的文章中，尚能做到“恩威并用”，祝贺溥仪脱离帝籍，成为具有人格人权的国民。而在《告遗老》中，则警告对借溥仪逐出故宫说三道四的遗老们，要认清共和的意义、平等的真理，不要用专制时代的旧道德束缚压迫共和时代的国民，动摇共和时代的国体。

稍后，钱玄同又在孙伏园的鼓励下写作《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的长文，从个人的遭际感受叙述与一个王朝的关系。《变迁》所讲述的故事，真实还原了钱玄同1922年底《日记》中所言的“尊清”到“排满”的思想过程。其自叙大意如下：

钱玄同“尊清”与“排满”的变化约在1903、1904年之间。年十六、十七岁的读书少年，初读谭嗣同的《仁学》，被其中的排满言论所激怒，曾经撕毁过一部《仁学》。1902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创刊于日本。钱玄同在《新民丛报》的夹缝中知道其前身《清议报》，设法买来几本残缺不全的《清议报》，为其中的保皇言论所吸引。时时高声朗读梁启超《爱国论》中的“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一类的文字。既折服于报章文体，又同情被囚困的光绪。第二年《苏报》案发生，清政府做了原告，控告《苏报》劝动天下造反。章太炎、邹容被逮，蔡元培、吴稚晖逃亡。住在吴兴的钱玄同，只能看到支持清政府行为的报道，因此“尊崇本朝”的心理没有变化。变化起于1903年末。钱玄同在朋友手中得到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尊清的见解逐渐动摇。尤其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提到《公羊传》中“复九世仇”之类的话，才恍然大悟满廷宰害汉人的罪恶。之后又陆续看到《浙江潮》、《旧学》、《黄帝魂》、《警世钟》之类的读物，遂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1904年，读了读章太炎《訄书》及刘师培《攘书》，自作主张，剪掉辫子，以表示“义不帝清”之意。当年办了个《湖州白话报》，不肯在封面上写“光绪三十年”字样，而以干支纪年写“甲辰年”，表示不愿遵循清代的“正朔”。

上引1922年《日记》中被钱玄同列为第六、第七条有关古礼古衣冠转变，也可以从《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中找到佐证。钱文把—九〇三年《革命军》出版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义八年半之间的排满革命书报分为三派：甲派是以章太炎、刘师培及《国粹学报》为代表，它们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州以光复旧物。”因为偏重在“光复”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颇有复古的倾向。乙派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诸先生主撰的《民报》等等”。汪精卫时期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主义有所发挥，章太炎主编后更偏重“民族”主义了。丙派是“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诸先生主撰的《新世纪》等等”，排满的色彩非常地强烈。在三派中，钱玄同将自己归入甲派阵营：

丙派和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

……老实说罢，我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我以为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而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说到这里，却有应该声明的话，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态度；惟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⑤

……我从前是主张光复以后应该复古的，所以我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中，参考《礼记》、《书仪》、《家礼》，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关于考证“深衣”之说，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我自己照所说的做了一身。一九一二年三月，我到浙江教育司中当了一名小小的科员，曾经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赢得大家笑一场，朋友们从此传为话柄！⑥

钱玄同描述的在共和之后，自导自演了一场恢复汉家衣冠的行为艺术，虽然稍显荒诞，但证明在钱玄同这里，“共和政体是天经地义”的观念与恢复汉家威仪复古之想是混搭在一起的。拥护共和，反对复辟，是新青年团队的思想基础，也五四伦理革命提出的现实基础。对北京政变，钱玄同认为：溥仪免去皇帝称号，被逐出故宫，是罪有应得。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已经在共和体制下犯了叛逆之罪。这次被逐，即体现对共和体制的卫护。

溥仪被废一年，钱玄同对此事要说的话意犹未尽。其在1925年11月5日的《京报副刊》发表《十一月五日是咱们第二个光荣的节日》一文。钱文认为1912年10月10日，推翻清廷，1924年11月5日，令溥仪出宫，都是起“震古铄今”的壮举，都应该成为中华民国的节日。“因为这是咱们做‘人’的纪念，咱们‘荡涤旧污’的纪念。” 辛亥革命后，住在故宫的溥仪，与张勋1917年7月图谋不轨，因而才有被逐出的结果。“中国从有史以来至污极秽罪大恶极之‘皇帝’二字，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居然扔下毛厕去了。”⑦因此值得立为纪念节日。

二是怒怼“支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升级后五四时代打孔家店的方法与策略。五四时期，陈独秀与胡适是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旗手。陈独秀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申明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的因缘，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基本的观点。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因阻碍新思想新文化的自由发展，而受到新青年群体的攻击。吴虞因为五四时期在《新青年》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而被胡适称为“支手打孔家店的英雄”，红极一时，吴虞也因此从成都到北大任教。

进入人生的巅峰状态的吴虞很快跌入低谷。1924年4月，北大教授吴虞在报上发了27首狎娼诗，受人讥评。钱玄同在“晨报副刊”刊载《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一文，大骂吴虞发表这样的肉麻歪诗“痰迷心窍”，德不配位。接着正面阐述了后五四时代如何打孔家店的宏旨正论：

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昏乱思想的大本营。它若不被打倒，则中国人的思想永无清明之一日；穆姑娘( Moral)无法来给我们治内，赛先生(Science)无法来给我们兴学理财，台先生（Democracy)无法来给我们经国惠民；换言之，便是不能“全盘受西方化”。如此这般的下去，中国不但一时将遭亡国之惨祸，而且还要永远被驱逐于人类之外！

孔家店要打，是因为它“不能适用于现代生活”，它的存在，阻碍民主科学与新道德的传播：打孔家店，需分清“老店”与“冒牌”，依靠“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思想”，清理“老店”，打击“冒牌”：

真正老牌的孔家店，内容竟怎样，这是很不容易知道的。我完全没有调查过它，不能妄说。不过这位孔老板，却是纪元前六世纪到前五世纪的人，所以他的宝号中的货物，无论在当时是否精致、坚固、美丽、适用，到了现在，早已虫蛀、鼠伤、发霉、脱签了，而且那种野蛮笨拙的古老式样，也断不能适用于现代，这是可以断定的。所以把它调查明白了，拿它来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这是极应该的。近来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之流，他们都在那儿着手调查该店的货物。调查的结果能否完全发见真相，固然不能预测；但我认他们可以做打真正老牌的孔家店的打手。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是很清楚的，他们调查货物的方法是很精密的。

怎样的思想才算是清楚的思想呢？我毫不躲闪地答道：便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思想。惟此思想才是清楚的思想。⑧

真正老牌孔家店，需要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胡适、顾颉刚之流去做整理国故的工作。而“冒牌孔家店”，充斥着诸如“古文，骈文，八股，试贴，扶乩，求仙，狎优，狎娼”等光怪陆离的货色。“这一类的孔家店，近来很有几位打手来打它了，如陈独秀、易白沙、胡适、吴敬恒、鲁迅、周作人诸公之流是也”。“狎娼，狎优，本是孔家店里的伙计们最爱做的‘风流韵事’。”⑨因此，热衷“狎娼”且作艳诗刊布报端的吴虞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他不配“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称呼，也不配担负打孔家店的重任。

钱玄同这篇摘奸发伏，拆穿“没有新思想”且著文“文理欠通”的“老英雄”欺世盗名西洋镜的文章，极具有杀伤力。吴虞匆匆作了一次无力的辩白后，便狼狈离开北大。钱文对“老牌”孔家店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祛魅，对“冒牌”孔家店的污泥浊水继续予以清除的态度，显示着后五四时期一代学人的思想坚定与成熟。

三是面对1923年前后政界、学界晦盲否塞的反新文化运动种种乱象，及进行中的科学与玄学的辩论，钱玄同旗帜鲜明地希望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穆姑娘（Moral）参与建国，尽快实现与欧洲人“并辔前驱，笑语徐行”的理想。

因为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所以在后五四时代感受到提倡读经、反对白话文、及其余民国绝不相容的三纲五常残渣泛起时，钱玄同石条压驼背的激烈情绪又被唤起。他1923年7月及8月与周作人信中分别写道：

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梁启超壬寅年的《新民丛报》虽然已成历史上的东西，而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中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⑩

我近来觉得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却只有二人：①吴敬恒，②陈独秀是也。虽然他俩在其他种种主张上我们不表同意的也有——或者也很多。但是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他俩最可佩服的。关于这一点上，梁启超固然最昏乱，蔡元培也欠高明，胡适比较的最明白，但思想虽清楚，而态度则不逮吴、陈二公之坚决明了，故也还略逊一筹。⑪

钱玄同对引发、参与1923年开始的科玄论战关键人物的评价是饶有意味的。梁启超之所以“昏乱”，是其《欧游心影录》，持欧洲科学破产论，将欧战以来世界文明的希望寄托于东方文明。胡适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尽管预测趋势清晰，但不及吴稚晖、陈独秀“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的态度坚决明了。钱玄同发表上述议论后，胡适、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面世，直陈己见，加入科玄论战之中。在论战中，梁启超是张君劢自由意志论的支持者，其肯定科学的作用，但不承认科学万能。而胡适是丁文江科学论的支持者。胡适1923年11月作《科学与人生观序》，认为中国还不曾享受科学的赐福，中国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因此不必菲薄科学。胡适随即又有《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文中抛出人生观是孙悟空，科学是如来佛，人生观无法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著名比喻。与胡适同时，陈独秀也应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陈超越科学派与玄学派，标榜唯物史派。陈独秀以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⑫科玄论战是后五四时代东西方文化本位的论战，它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息息相关。

在救亡革命孰亟孰缓、东西方文化何者本位的辩论中，钱玄同提出“革命优先”和“欧化中国”概念：

我的谬见：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是绝对应该抗拒的，但同时更绝对应该“要针砭民族（咱们的）卑怯的瘫痪，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痈疽，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这是启明的话）。亡清末年，鼓吹排满的两派报纸：一派是痛骂满清政府而讴歌汉族文化（如《民报》，《国粹学报》）；一派是痛骂满清政府而同时并排斥汉族文化（如《新世纪》）。现在抗拒帝国主义，与十几年前排满有些相类；这时候对于“国故”（最广义的），我主张取后一派的态度。

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样，实际上尚未有此物，这便是“欧化的中国”这句话。⑬

《新世纪》1907年由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主办。吴稚晖与钱玄同是教育部读音统一会成员。因为追求“欧化的中国”，1925年前后的钱玄同与1907年前后吴稚晖排斥汉族文化的立场渐趋接近。吴在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是“科学论”的拥护者，被胡适誉为科学派的押镇大将。胡适、吴稚晖对科玄论战的观点，影响着钱玄同的持论。而钱玄同所采用的表达方式，更近于吴稚晖的激烈路线。这也是钱玄同以王学、颜学坐言起行精神自励的结果。

钱玄同1925年4月20日在《语丝》发表《回语堂的信》中，有一段革命优于救亡的宏论：

从前提倡革命的人们（孙中山、吴稚晖数先生除外），其目的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极应该的，但革命的目的决不在此。以此为革命的目的，实在是根本大错误。……我以为现在的中国，无论国强国弱，国危国安，国存国亡，革命总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总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⑭

“以中国人为根本败类的民族”本来是钱玄同引林语堂之言，用于说明“革命”与“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性。通过思想革命与国民启蒙，促进国民的现代化，是维新变法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但林语堂、钱玄同用“根本败类”的字眼描述民族性，还是让人感到刺激与冲击。钱玄同认为五四前的三十年间，中国人思想觉悟的进化，一直没有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怪圈。直到五四伦理革命，批判孔教与三纲五常，动摇了“中体”，才引起“顽固党与维新党，亡清遗奴与西洋博士”群起而攻之。“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彼此或是明约，或是默契，定了许多条目，如所谓道德、彝伦、礼乐、刑政等等。……因为生活的改善和知识的进步，觉得这些条目有毛病了，不适用了，或更有独夫民贼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来欺侮大众，那便须用嘴、笔、枪、炮，把那些坑人的条目撕破、践踏、摧烧，这也是革命。”⑮中国眼下“夫妇之愚可以与知”革命，就是通过欧化的途径，追赶现代化：

所谓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条路可通，便是先生所谓“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到赶上了，然后和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是正办。万万不可三心两意，左顾右盼，以致误了前程，后悔无及。⑯

在钱玄同看来：现代化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必经之路，欧洲人先走了几步，我们拼命追赶就是了。追随世界文明步伐，与先进者“并辔前驱，笑语徐行”，才符合中国国家民族与每个国民的根本利益。钱玄同20世纪20年代，对现代化的认知，是深刻而具有世界眼光的。其“并辔前驱，笑语徐行”的描述，更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所接受。

在保卫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成果及东西方文化本位的论战及中，钱玄同在继续着五四时期“悍”味十足的作风与做派的同时，又思考谋求新的策略。其1926年4月在与周作人的信中说：

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此意你以为然否？但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可是我是绝对的主张“今外”的；我的“古中”，是“今化的古”和“外化的中”，——换言之，“受过今外洗礼的古中”。我不幸自己不懂“今外”，但我总承认“古中”决非今后世界之活物。⑰

这是一段非常值得重视的话。在经历了五四时期“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排他式强硬”之后，新青年团队开始用“共生式宽容”的态度看待孔教与旧文学的研究者、爱好者的行为。但作为五四扎硬寨、打硬仗的急先锋，其对“古”与“中”的期待是“今化的古”与“外化的中”，即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古”，是与欧化体系接轨的“中”。国门打开之后，现代中国已经失去在古代中国的基础上自然生成的条件，它需要经历一个挣脱古代、融入世界的过程，“古与中”需要经受“今与外”的洗礼。这样人们争讼不已的“中西古今”问题，便转化为“古今”问题。钱玄同相信：不经改造的“古”、未经接轨的“今”，很难成为世界的活物。现代中国学术需要经历“欧化”，经历挣脱古代，融入西方的再造文明的革命。

从事文字音韵教学的钱玄同，称自己是“不幸不懂今外”之人，其1925年8月17日发表在《语丝》上的《废话》一文，又为自己作如下画像：

我是一个中年的学究，新知识新思想，我虽然对它垂涎十丈，可是我跟它分隔云泥，它成日价满天飞着，可恨我的脑壳尽往上顶，压根儿没有碰着它；所以我发的议论，不是浅薄无聊，就是谬误可笑，真叫做不值得一说。然而我是一个不肯藏拙的人，忽然心血来潮，便要拉起笔来乱涂一阵，这当然是废话了。⑱

钱玄同自称为“废话”的话，正是他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企盼。1930年12月17日，胡适40岁生日。胡适的学生魏建功作《胡适之寿酒米粮库》一文，魏文由钱玄同手书，作为贺礼。魏文评价1923年胡适所发表的《国学丛刊宣言》，以为《宣言》提出三个方向来勉励治学的同志，意义在“辟出辨伪研究的大路，开发实地考古的先声”。“走惯了磨磐路的中国学术界，这才紧趱了一程。”魏文把1917年开始的五四时期称为“思想和文学改革的时期”，把1923年开始的后五四时期称为“学术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时期”。⑲在这两个时期中，胡适都是新文学新学术的举旗人，而钱玄同同样充任着“扎硬寨”、“打硬仗”的开路先锋。在后五四时代，钱玄同对共和体制、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成果坚守，敏锐而真诚。他与全世界之现代文化，“并辔前驱，笑语徐行”的理想，承载着后五四时代一代学人的文化与学术想象。钱玄同致力于文字革命、疑古辨伪的学术研究方面，收获甚多。他区分真假孔家店，以“共生式宽容”替代“排他式强硬”，将中西问题转为古今问题的韬略智慧，显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范。钱玄同及其一代同人的善变与坚守中，蕴藏着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的艰难与努力。

二、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

钱玄同1887年出生于苏州。其出生时，身为苏州书院山长的父亲钱振常已六十二岁。因为是庶出，其父为他取名师黄，比之于黄庭坚庶出之子黄相。此年，钱振常嫡出之子钱恂，已三十二岁。长兄如父，钱恂在钱玄同读书与成长经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13年8月，27岁的钱玄同随钱恂来北京，任教国立北京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兼任师范附中国文、经学与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6年30岁时启用“玄同”之名，此年的《日记》中始有阅读《新青年》的记载。1917年1月，蔡元培长校北大，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钱玄同以为得此二人为大学之幸。同年秋被北大聘为国文教授。后长期在北大、师大等校任职。钱玄同在京25年的学术生涯，可以用从文学革命的先锋到文字革命的主将予以概括。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拉开文学革命序幕。钱玄同自2卷6号起，有6封致陈独秀的信在《新青年》刊出。分别是《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关于西文译名问题》、《论世界语与文学》、《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6篇文章中，第一、二两篇是对文学革命的呼应。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钱拥护白话文，而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指代旧体散文中的骈文派与古文派，钱玄同创造的称呼，穷形极相，极具有杀伤力，遂成为五四时期旧文学的代名词。钱文认为：胡适提倡白话文的“八不主义”中，反对用典之论最精。“用典”实为旧文学窳败的主要特征。文学之文如此，应用之文也如此。以桐城巨子选学名家相标榜的文人，“自命典赡古雅”，又鄙视小说戏曲，⑳成为创造新文学的障碍。第三、四两篇，是关于译名统一与提倡世界语的意见。中国文字读音的特点，使译者在翻译外国人名地名时，困难甚多。钱玄同提出的解决办法，一是中学以上的书籍，用外语原文，不复译音。二是如用译音，“务求简单易记”，且求译定一致起来。[21]世界语1887年问世，在欧洲传播日盛。吴稚晖等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改用世界语。“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过早，但可以考虑自高小起，加学世界语。“世界语文法简单，发音平正，从无例外之文发音。以两年之力记生字一万，则杂志书籍无不可看，岂非极有益之事。”[22]讲完对世界语的提倡，钱玄同又对陈独秀伦理革命的提倡予以声援：“先生大著《吾人最后之觉悟》—篇所陈之义，弟以为于今月为最要之图。否则尽管挂起共和招牌，而货不真，价不实，不但欺童叟，并且欺壮丁。此种国家，固断无可以生存于二十世纪之理。”[23]

第五篇文章是《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1917年1月1日的《日记》认为：陈独秀、胡适二人倡文学之文改良之论，以他们对欧西文学的研究，一定可以开始一个新的文学世纪。应用之文的改革，二君所未措意，我们这些素乏文学知识的人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24]发表在1917年7月1日《新青年》上的《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专谈应用之文的改良。文中提出应用文的改良有十三件事要做：用白话，用最常见字，数字表述统一，制定文法，称谓简化，不用典，通俗读物注音，使用标点符号，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数目字改用亚拉伯码号，纪年统一，改直排为横排，印刷体规范。这些应用技术性的改革都与文学革命有着紧密的联系。钱玄同的应用文十三事是对胡适文学改良八事的一个补充，一次拾遗补缺。第六篇文章《〈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就是希望横排先从《新青年》做起。《新青年》思想、文学革命与使用白话、横排、使用标点符号等形式改革完美结合，才共同成就了一代名刊。钱玄同所说的应用文革命偏重于文体、文字、印刷等方面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为国内其他报刊效仿使用时，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钱玄同以通信方式发表的六篇文章，已出任北大文科总长的陈独秀给了五次回复。陈独秀欢迎钱玄同为《新青年》写文，声援讨论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25]陈独秀主张戏曲小说应升堂入室于文学家族：“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26]对用白话、阅读物横排、世界语代英语及译文中的人名地名直用原文等建议十分赞同，具体到《新青年》用稿，社友中有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也可偶用文言。陈独秀以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可以研究，但不可“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话中常用的文话（像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当尽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 然后才做得到‘文言一致’的地步。”[27]

钱玄同与胡适的交往，是从讨论明清以来白话小说开始的。钱玄同与陈独秀的第二封信《反对用典及其他》中称赞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义之精美，而尤以不用典之论最精。由文学之文的用典说到应用之文的用典，说到清代的传奇小说，钱玄同有以下议论：

传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价值。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惟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谓公等碌碌，无足置齿者矣。刘铁云之《老残游记》，胡君亦颇推许，吾则以为其书中惟写毓贤残民以逞一段为佳，其他所论，大抵老新党头脑不甚清晰之见解。黄龙子论“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黄，尤足令人忍俊不禁。[28]

胡适1917年5月10日《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信中部分回应了钱玄同关于小说的议论，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人惟《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吴趼人两家。”[29]今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有变化。得到胡适的回复后，钱玄同写作《论白话小说》一文，以与胡适书信的形式在8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6号上发表。文章高度赞同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言论：

文学革命之盛业，得贤者首举义旗，而陈独秀、刘半农两先生同时响应，不才如玄同者，亦得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忻忭之情，莫可名状。[30]

玄同对于用白话说理抒情，极端赞成独秀先生之说，亦以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因此辈对于文学之见解，正与反对开学堂，反对剪辫子，说洋鬼子脚直，跌倒爬不起者，其见解相同。知识如此幼稚，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惟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脫尽文言窠臼。[31]

钱玄同把自己放在文学革命大旗下“出其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策略，以就正于有道”的“响应者”的位置，又赞成以陈独秀“不容讨论”、“不容匡正”的“悍派”态度对待旧文学，最后委婉指出胡适白话诗未脱尽文言窠臼。

1917年9月10日胡适回到北京，入职北大，钱玄同有了多次与胡适当面交流的机会。但胡适还是著文回答了钱玄同关于白话小说的信，回信刊载于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1号。胡适以为：钱不喜《三国》，读《三国演义》痛恨曹孟德，可知小说的魔力之大；钱和陈独秀看重《金瓶梅》，胡适不表赞成，以为《金瓶梅》“全是兽性的肉欲”，“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钱屡称道苏曼殊小说，胡适认为苏曼殊小说不及《聊斋志异》之百一，无价值可言。接着又发表关于“白话”的界定并解释自己的白话诗掺杂文言问题：

先生论吾所作白话诗，以为“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此等诤言，最不易得。吾于去年（五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如《朋友》、《他》、《尝试集》之类皆是。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吾曾作“白话解”，释白话之义，约有三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但是先生今年十月三十一日来书所言，也极有道理。先生说：“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32]

钱玄同、胡适、陈独秀对明清及近代的白话小说的争论，见仁见智，体现着学者之间的尊重平等。确立白话标杆有利于新文学创造，对明清以来白话小说的评论是以青年宜读与否作为导向的。钱玄同回复胡适此文：

且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我现在要再说几句话：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33]

在钱玄同“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的主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陈独秀与钱玄同通信中“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影响的存在。而“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的话语，又潜蕴着后五四时代将经史子集皆视为学术史料的那种截断众流的力量。胡适对钱玄同意见和地位的看重，还体现在他请钱玄同为自己的《尝试集》作序。

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写作于1918年1月，发表于1918年2月15日的《新青年》：

适之是现在第一个提倡新文学的人。我以前看见他做的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俗语俗字入文；现在又看见这本《尝试集》，居然就采用俗语俗字，并且有通篇用白话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则，做社会的先导。我对于适之这番举动，非常佩服，非常赞成。

但是有人说：现在中华的国语，还未曾制定，白话没有一定的标准，各人做的白话诗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采用方言土语，和离文言太远的句调；这种情形，却也不好。我以为这一层，可以不必过虑。因为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至于现在用白话做韵文，是有两层缘故：(1)用今语达今人的情感，最为自然；不比那用古语的，无论做得怎样好，终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套全数删除不可。至于各人所用的白话不能相同，方言不能尽祛，这一层在文学上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并且有时候，非用方言不能传神；不但方言，就是外来语，也可采用。[34]

钱序称赞胡适作白话诗，知行合一，敢为天下先的同时，提出国语制定的方向：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而国语形成的基础除了白话文言的结合外，还需要方言和外国语的参与。文白脱离是历史形成的，也有“独夫民贼”与“文妖”的作祟，选学与桐城派即在“文妖”之列。言文合一，确立白话的正宗地位，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目标：

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35]

提倡质朴、老实的白话文，像提倡不掺杂文言的白话诗一样，是文学革命初期改革者小心翼翼的诗文目标。两个月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全面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文学革命目标。这是升级版的《文学改良刍议》，被郑振铎称之为“文学革命的最堂皇的宣言”。[36]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中简化为五个字：“国语的文学”。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中又概括为“活的文学”，与周作人“人的文学”并列为“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从上述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青年团队开诚布公、平等补台的讨论切磋，是文学革命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

钱玄同对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热情、偏重应用文改革的价值取向及不容匡正、率性偏悍的表达方式，使他很快在《新青年》作者群体中脱颖而出。自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沈尹默、李大钊、刘半农，轮流编辑《新青年》。钱玄同1918年《日记》记载编辑稿件的过程如下：

1月2日 星期三 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与独秀谈。移时，叔雅来，即在独秀处晚餐。

1月3日 星期四 携《新青年》四卷二号之稿至家中检阅，计可用者不及五十Pago，尚须促孟和、独秀多撰，始可敷用。

1月12日 星期六 独秀交来《新青年》用稿一篇，题为《人生真义》，约干八百字左右，做得很精，又李守常《论俄国革命与文学》一稿，可留为第三号用。

1月 13日 星期日 下午作致陶孟和信，论Esperanto，写至十时许始完，但写的甚不惬意，脑子甚乱，即再做也做不好，就是这样罢。又答李锡余信，约四百字，《新青年》四卷第二号之稿齐矣，明日当交与独秀。[37]

由上引文，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轮流编辑的基本过程。因为轮流编辑需要组稿，钱玄同希望更多的北大同仁及社会贤达成为《新青年》的作者，主动去游说动员住在绍兴会馆正在抄写古碑的周树人发出毁坏“铁屋子”的“呐喊”，于是有了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作者署名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成果。而鲁迅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造了现代文学史的辉煌。

鲁迅小说首发的前两个月，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钱玄同、刘半农筹划了著名的双簧信。在《文学革命之反响》中，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拘守精神、物质文明均为西方所不能及之论的遗老迂儒的口气，攻击《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尤把攻击旧文学的目标集中于翻译界的大腕林纾。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写作复信，以为“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38]现在有遗老出马挑战，就将《新青年》挑战孔丘、反对旧文学的道理逐一说来。“双簧信”的做法在当时的学术界褒贬不一，但引发的震动却是巨大的。“双簧信”之后，林纾有小说《荆生》、《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又有《致蔡元培函》谓：“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均可用为教授矣。”[39]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的回函，申明大学“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主张为界限。提倡白话的教授，旧学均有根柢，非以白话藏拙者：

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40]

除“双簧信”外，钱玄同的言行议论引发社会异议与激烈反响的还有“废除汉字说”。而“废除汉字说”又与提倡“世界语”密切联系。在1917年6月钱玄同与陈独秀通信形式发表的《论世界语与文学》一文中，钱玄同以为“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41]主张在小学开世界语而代替英语。陈独秀回复道：“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高明以为如何？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八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其有不心怀复辟者，更属主张不能一致贯彻之妄人也。”[42]受陈独秀信中激愤之词的影响，钱玄同在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以致陈独秀信的方式，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提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是“推翻孔学，改革伦理”：“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43]废除汉文后的替代者是世界语。此论一出，语惊四座，争论攻讦也随之而来。

在关于汉文兴废，用世界语的争论中，钱玄同又有《答陶履恭论Esperanto》、《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答孙国璋论Esperanto》、《答朱经、任鸿隽》、《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答姚寄人论Esperanto》、《答胡天月论Esperanto》、《答区声白论Esperanto》、《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Esperanto与现代思潮》讨论回答世界语与汉字存废的文字在《新青年》发表。钱玄同的主要观点如下：

至于玄同虽主张废灭汉文，然汉文一日未废灭，即一日不可不改良，譬如一所很老很破的屋子，既不可久住，自须另造新屋；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旧屋之人自不得不将旧屋东补西修以蔽风雨？但决不能因为旧屋既经修补，便说新屋不该另造也。[44]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中国文字不足以记载新事新理；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消不可。但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我一年前也有此种主张，后来因为想到各方面困难之点甚多，恐一改拼音文字，反致意义混淆，于是改变初衷，主张仍用汉文，而限制字数，旁注“注音字母”……中国今后果能一面采用一种外国文，作为第二国语，以求学问，一面将中国语改用拼音，以适于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则教育上可谓得到很好的一种工具了。[45]

则我以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做一个文明人。既然如此，就应该学外国文，读外国书。那固有的汉语，因事实上不能立刻消灭，只好暂时留住一部分勉强可用的，——把那不适用的都送进博物院去，——以为短时间内交通之用，但与学术无关。至于文字，在文章方面，既改用口语，较之旧日之言文不一致者，已可便利许多。在书写方面，则应复用草书，或兼采古体俗体之笔画简单者，……声音难明者，则注以注音字母。如此将就行去，也可勉强敷衍十年廿年。[46]

除去一些激愤之言外，钱玄同所思考的文字改革思路，在不断的修正中，逐渐趋于清晰：文字简化，向口语靠拢；汉字加注拼音，便于识读；书写用草书、简体；选择一种外国语，作为第二国语。钱玄同在后五四时代的文字革命中基本遵循上述思路。

钱玄同是废汉字与“双簧信”风波的主要参与者。从积极的方面看，扩大了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与社会的联系，使《新青年》藏在闺中人未识的新思想传播到社会民间，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五四新青年团队也在争论中逐渐清晰了方向、完善了思路。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晚清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不同即在于五四是团队智慧，晚清是领袖操作；五四是文学改革、语言改革两个车轮并行不悖，晚清是文学改革在我，语言改革向他，未及相向而行。废汉字与“双簧信”风波，因为态度与表达“过悍”，也产生许多不满和误解。就世界语而言，新青年团队也意见各异，钱玄同主张：如果是建设性意见，尽可见仁见智：

适之先生对于Esperanto，也是不甚赞成的（此非臆必之言，适之先生自己曾经向我说过），所以不愿大家争辩此事。然玄同以为，此数次的争论确乎有点无谓。因为意见本是两极端，即孙芾仲先生所谓“本无可讨论”者也。我的意思，以为区声白、孙芾仲两先生今后当用全力提倡此语，玄同亦愿尽吾力之所能及，帮同鼓吹。此外如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陈独秀、百年两先生都以为“世界语”是该有的，但Esperanto未必就能当“世界语”，吾亦愿其对于“世界语”的问题讨论讨论。[47]

钱玄同所表现的正是一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探索精神。学界平等的争论应该接受，而恶意的攻讦则必须反击。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把“非难本志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爱护者，提出完善的意见；一种是反对的，非难《新青年》破坏旧伦理旧文学：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 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思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48]

钱玄同“用石条压驼背”战术的形成，有其性格与做事风格的因素，也有社会麻木不仁环境的刺激。其《文字改革及宗教信仰》一文中夫子自道说：

鄙人虽抱有改良文学之宏愿，然因受四周围不新不旧之恶浊空气压逼之故，终觉持论不免“涵蓄”，不能斩钉截铁，“以尽诱导青年之天职”；今得足下之“忠告”，此后主张，自当益求“进锐”，切戒“退速”，以副雅意。若一班“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以鄙言为“激烈”，为“骇人听闻”，或“斥”，或“诟谩”，则鄙人不但不以为忤，且甚为欢迎；因此辈“古今中外派”之凉血动物，本与纯洁之青年为绝对不能相容之一物，此辈若以鄙言为非，则鄙言或于青年尚不无裨益也。[49]

鲁迅对钱玄同五四时期“用石条压驼背”的激烈，是多一重理解的。其1927年2月18日在香港青年会所做《无声的中国》的演讲时说：

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就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文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50]

鲁迅把钱玄同“废止汉字”的主张，看作是很平常的文字革新，是一种革新的探路，一种路径的探寻。鲁迅的评价是过来人的还原复真，是同一战壕战友的同情深知之语。

在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日益深化的同时，《新青年》自身的改革也在悄悄进行。《新青年》在成为北大教授广泛参与、近于同人杂志之后，自1918年1月的第4卷1号起，原来付作者稿费的《新青年》改为“不另购稿”，即不再支付稿费。同期《新青年》改为白话，运用标点符号，原来习惯文言写作的作者都经历了胡适所讲的“裹了脚的女人要放脚”的过程。在《新青年》应用文体的改革与推广方面，钱玄同是重要推手。他1919年1月15日发表的《横行与标点》一文，在回答陈望道催促《新青年》尽快实现横排时说：“《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汙，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天即有人实行。”（51）横排的困难在需要印刷系统技术配合，标点符号的困难在社会共同认可遵守。1919年11月，胡适、钱玄同等六人联署《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请求北洋政府推动全社会标点符号的标准化与规范使用。同是本年11月，钱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发表《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一文，在皇帝纪年、孔子纪年、黄帝纪年、周召共和纪年的种种方案中，钱玄同主张“中国应该爽爽快快用世界公历纪年。”理由是“可是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52）横排，使用标点符号，公元纪年，这些五四时期语文改革，影响深远。

通信是《新青年》重要的文体形式，它创造了一种读者与作者平等对话的文体与平台，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通过通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展开的。《新青年》还有一种独特文体形式，就是《随感录》。《随感录》是一个时事性、文化性评论栏目，供新青年同人就时政与社会文化现象发表评论，长短不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钱玄同文集》第二卷收入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上1918年5月到1919年3月的《随感录》共15篇。钱玄同的《随感录》，主要是批评社会诸如迷信灵学扶乩、迷恋骈文古文，提倡女人贞节，追求“老谭”“梅郎”等所谓“国粹”沉渣泛起的种种现象，指出这些现象与科学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格格不入，且相违背。鼓励青年看清世界与中国的大势，抛弃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学，追求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学：

青年啊！如其你还想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二十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脑筋，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53）

中华民国既然推翻了自五帝以迄满清四千年的帝制，便该把四千年的“国粹”也同时推翻；因为这都是与帝制有关系的东西。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彼此相待，止有博爱，断断没有什么“忠、孝、节、义”之可言。（54）

新文学以真为要义，旧文学以像为要义。既然以像为要义， 那便除了取消自己，求像古人，是没有别的办法了。（55）

钱玄同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扎硬寨、打死仗的先锋。他对破旧立新的积极态度和行动能力，他在文学、文体、文字改革方面所体现出的智慧与所策划的方案，都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胡适1935年写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时多次提及钱玄同的贡献：

例如我们那时谈到“不用典”一项，我自己费了大劲，说来说去总说不圆满；后来玄同指出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56）

所以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这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大旨。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独秀早已宣言……玄同也极端赞成这几句话。……我受了他们的“悍”化，也更自信了。（57）

所以那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初看去好像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是玄同创的）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58）

1919年10月5日，钱玄同应陈独秀函约，下午三时在胡适家商量《新青年》第七卷以后的编辑办法，商议结果是“仍归仲甫一人编辑。”11月3日，钱玄同编校完《新青年》第6卷第6号的通信栏目，也结束了《新青年》的轮流编辑制度。《新青年》从1919年12月到1920年的5月在暗流涌动，上海北京两栖状态下完成第7卷的出版，已于1920年2月到上海的陈独秀4月26日给《新青年》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顾孟余、陶孟和、陈百年、沈尹默、严慰慈、王星拱、朱希祖、周作人等12同人写信，提出是否接续出版？如接续出版，编辑方式选择在京同人轮流、在京一人、在沪陈某自任哪一种方案？这是一个面临分裂危机情境下痛苦的抉择过程。1920年5月11日，胡适约大家到中央公园商议。此时，陈独秀、李大钊已见过共产国际代表，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与胡适不谈政治的约定已经无法在《新青年》中落实。胡适将《新青年》自第9卷起移到北京来办的想法也缺乏实施的可能。分裂已不可避免。钱玄同1921年1月29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情都不伤，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至于孟和兄停办之说，我无论如何，是绝对不赞成的；而且以为是我们不应该说的。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59）

北京同人在被迫退席后，胡适、周作人还时有小文章在《新青年》刊出，钱玄同1920年起，已经不在《新青年》上发文了。钱玄同的发文阵地转至《语丝》、《京报副刊》、《国语周刊》。在后五四时代，钱玄同对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成果的捍卫，仍是赤胆忠心，不退半步。其在反对章士钊宣言上签名，痛斥教育总长章士钊及其《甲寅》媚段复古、反对新文化与国语的行为，对“三一八惨案”中的死难学生深报同情，支持溥仪迁出故宫，驱逐吴虞等种种表现，决不是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所言：新青年社转变成一个急进的政治的集团后，“初期的为白话文运动而争斗的勇士们，像钱玄同们，便都也转向的转向，沉默的沉默了。”（60）钱玄同后五四时代从事的整理国故与文字革命的工作，分别是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继续。

五四文学革命在文学与语言两个领域推进，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包含着对两者关系的描述。国语形成的要素首先要统一，涵盖所有人群，不分我们他们；涵盖口语书写语，真正言文合一。其次是要有活力和表现力，适应口头交流与文学应用文体表情达意的需求，国语应成为满足国民一切表达的良好工具。再次，国语改革要解决好与国民教育的衔接，国语应成为最贴近民众、最简便易行的教育工具。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中，首先分两条线索追溯描述文学革命的背景，一条是曾国藩、梁启超、严复文学变革的线索，一条是王照、劳乃宣拼音文字改革的线索，在文学革命没有发生之前，两个变革的潮流始终没有合拢：

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了：上等人认汉字，念八股， 做古文；下等人认字母，读拼音文字的书报。

他们全不了解，教育工具是彻上彻下，贯通整个社会的。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拼用这种拼音文字。如果拼音文字只能拼读白话文，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白话文。（61）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推进，使两条线汇拢在一起。文学革命的目标是言文合一，国语运动的目标是国语统一。二者相向而行，形成合力，文学革命因为国语运动获得推进抓手，国语运动因为文学革命获得社会能量。在白话为正宗与国语统一的合流中，钱玄同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和国语运动的核心人物。

晚清国语运动的兴起与近代中国救亡启蒙运动有关。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国语改革走过了艰难曲折的统一与现代化之路。黎锦熙1934年修订完成的《国语运动史纲》把戊戌变法以来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国语运动以十年为一段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98年后的十年，为切音运动时期。有感于汉字难识难写，卢戆章等人著书，研究切音之法，意在学习日本，创造切音文字。第二个时期是1908年以后的十年，为简字运动时期。国语改革的主角是王照、劳乃宣，制定官话字母，推行简字拼音。第三个时期是1918年之后的十年，为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国语运动的主角是隶属于读音统一会、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吴稚晖、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第四个时期是1928年以后，为“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时期，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致力于“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定与《中国大辞典》的编簒。

1917年，钱玄同一只脚踏进《新青年》，成为主要编辑者和撰稿人；一只脚踏进国语研究会，逐渐成为研究会的“掮旗人”。国语研究会成立于1916年，成立时有各省代表200余人。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1917年在北京开第一次大会，蔡元培选为会长，钱玄同成为会员。钱玄同在《新青年》中，谈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但又以研究侧重于应用文改革自任。《新青年》率先改为白话，使用标点符号，使用横排，使用西历纪年，都有国语运动的思想成果在其中。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革命的十字方针何尝没有国语运动的灵感？而国语运动借助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在确立了“白话正宗”的目标之后，国语统一路径变得异常的清晰和触手可及。文学革命向文学语言的思想功能方向开拓，国语运动向文学语言的工具功能延伸，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得以最大程度的结合与释放。与国语运动前两个时期没有走出深宫大院、没有走出研究者书斋的局面大不相同，国语改革以一种社会运动的方式做了前人所没有做的事情。在文学革命的裹挟下，国语运动飞速推进。全国国语研究会会员，1919年达到九千八百余人，1920年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同时，政府也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国语运动：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颁布了《国音字典》。1920年明令废止全国小学的古体文而改用语体文，把“国文”科目改为“国语”。这个胜利对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与新文学的倡导者来说，都是一个来得突然的好消息。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共同在国民教育的环链上，打开缺口，初现曙光。

文学革命阶段，钱玄同在《新青年》团队中的努力与贡献，使他成为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一员“悍”将。后五四时代，钱玄同在整理国故方面继续保持着思想革命的锋芒，在国语改革方面则继续开拓着文学革命的疆域。在国语统一的事业中，钱玄同在“文学革命，现在已经不成问题”的判断下，以学术研究做根柢，致力于汉字革命，谋求通俗教育的方便，中国文学的改良。其1922年10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说：

我们主张文学革命，不是嫌古文太精深，乃是嫌古文太粗疏；不是单谋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方便，乃是谋中国文学的改良。我们不仅主张用白话文来做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书，尤其主张用彼来著学理深邃的书籍。（62）

1922年9月12日，是钱玄同36岁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深刻反省自己，确定从今以后应该努力的十件事情，其中第二、第三件事情是：“对于我的职务——学校的功课，‘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事务——务必尽忠竭力，不可稍存玩视之心。”“我志愿要做的两件事——整理国故和改革汉字——务必努力做去，不可尽着迁延了。”（63）钱玄同从国文进化的高度看待国语改革，以为文学革命以后，许多汉字改革的措施要紧跟上来。汉字改革应该志存高远，国语运动也需往深广处行。

钱玄同和黎锦熙主办的《国语月刊》第一卷7号是汉字改革专号，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论及汉字必须改革的理由说道：

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做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64）

关于汉字革命，钱玄同认为有三件事要做：一是汉字改革，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二是汉字改良，推广使用简体字。三是汉字改换，用注音符号。

首先进入操作的是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定。钱玄同在1923年教育部国语会第五次会议上，提议成立“国语罗马字委员会”，会员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周辨明、林语堂、汪怡等共十一人为委员。刘半农回国后，又有“数人会”研讨国语罗马字方案，议定由赵元任主稿。开会20余次，九易其稿后，1926年9月，方案在“数人会”投票通过。因教育部不愿以部令方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方案》在钱玄同的建议下，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发布，1928年10月由南京的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

国语罗马字方案，钱玄同认为这是“太平世”所要办理推广的事情。中国还处在离不开汉字的“升平世”，仍需加紧做汉字改良和汉字改换的事情。钱玄同在1922年6月8日的《日记》记下自己关于汉字改革的学术感悟与思路：“汉字变迁有二条路：—，由假借而趋向音标一途；二，由隶草趋向破体小写一途。”（65）前者是如何读，后者是如何写。方向是简便易行。所以在1923年宣布文字革命，启动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同时，也启动了简体字方案与拼音文字方案。钱玄同负责简体字，黎锦熙负责拼音文字。

钱玄同提交国语筹备会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认为：“现在减省汉字笔画，应该根据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这种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66）经研究分析，大致有八种构成的方法。“这种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谓‘不登大雅之堂’者。我们现在应该将它竭力推行，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我们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正如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一样，不认它是比古文浅鄙的通俗文学，认它是比古文进化的优美文学。”这种简体字，“从学校教科书首先改用，次及于新书新报。以后重印古书，也应该一律改用简体字。”（67）

黎锦熙提交国语筹备会的《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大意是完善拼音方案，呈请教育部明令，自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文科，逐渐改用拼音文字。钱玄同在通过黎案时，提议加上“独用实验”和“试代汉字”等环节，以求实施的稳妥。

除制定上述三套汉字改良、汉字改换、汉字改革的方案外，宣布文字革命后，钱玄同带领的国语筹备会做的另外两件大事是：编成《国音常用字汇》，替代《国音字典》；成立《中国大辞典》编委会，着手《中国大辞典》调查编写。

《国音字典》由吴稚晖主编。民国初立，教育总长蔡元培聘吴稚晖为读音统一会筹备人。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成立。吴不久辞职，根据读音统一会代表专家表决的字音自编《国音字典》。1918年冬，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且在京组织专家审读《国音字典》。钱玄同对注音字母的意见已在《新青年》上发表，审读《国音字典》时与吴稚晖争论颇多。但考虑社会急需，仍顺利通过。《国音字典》作为全国文字读音标准凡12年，直到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的出现。1923年，文字革命宣言发布后，钱玄同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1925年推举钱玄同、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为起草委员会，逐字逐音修改，钱玄同最后审核，合计一万二千余字，历时十年，1932年由教育部公布，同时废除吴稚晖所编《国音字典》。钱玄同作《〈国音常用字汇〉的说明》指出此字典的特点：用国音字母与国语罗马拼音两式注音；以现代北平音为标准，列阴平、阳平、上、去四种声调，入声分配在四声中；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适当收入，以示提倡；确认中国字典，以依音排列为唯一合理的办法。

《中国大辞典》的编纂处也是在宣布文字革命后的1923年成立的。1927年，钱玄同、黎锦熙、吴稚晖联名向中华文化基金会申请款项，着手搜集资料。黎锦熙作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书，分五部十五组，号称建设中国新文字的总粮台。钱玄同虽然觉得规模与摊子铺得过大，但受“总粮台”说法的鼓舞，竟有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平起平坐的想法。因政府南迁，原政府所在地空置，钱玄同向战地政委会请求在原中海大总统府所在地设立编辑处，居然也获批准。居仁堂西四所成为《大字典》编纂处所。钱玄同《日记》中常常提及的“到某海”，即是指到此处公干。

处在国语统一、文字革命创造中的钱玄同是充满激情的。有了《国语月刊》后，1925年6月钱玄同又与黎锦熙共创《国语周刊》。其所亲自写作的《〈国语周刊〉发刊辞》云：

我们相信这几年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国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的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达。

我们相信正则的国语应该以民众的活语言为基础，因为它是活泼的，美丽的，纯任自然的，所以我们对于现在那种由古文蜕化的国语，认为不能满足；我们要根据活语言来建立新国语。

我们相信中华民族今后之为存为亡，全靠民众之觉醒与否；而唤醒民众，实为知识阶级唯一之使命。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思想绝对相同的，正如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脸生得丝毫无二的一般。同是主张国语的人，对于国语上的问题，当然有种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见解。我们希望大家都把它发表出来，并且愿意两方面都在这儿吵嘴打架。（68）

这是一个承载民族理想、有明确学术追求的专家团队，一个协商共事、求同存异的学术同人队伍。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曾以“两纲四目十件事”来概括钱玄同领导的“文字革命”的总体轮廓，大致有如下内容：

第一纲：国语统一

第一目：统一

第一件事：推行国音字母。儿童及一般民众用注音符号，高小教育以上添用国语罗马字。

第二件事：传习国语的标准语（如北京音）、国语文（白话文）。

第二目：不统一

第三件事：添制方音符号。

第四件事：调查方言。

第五件事：征集改进方言文学。

第二纲：国语普及（言文一致）

第三目：普及

第六件事：提倡汉字注音。

第七件事：通行国语标音字（国语罗马音）。

（以上两事，通过编译读物，译西为中，译古为今实现。）

第八件事：建设国语的新文学。

第四目：不普及

第九件事：整理国故。

第十件事：编纂大辞典。（69）

十件事中，列入“统一”与“普及”部分的，面对全体国民；列入“不统一”与“不普及”部分的，是专家的学术空间。国语统一，言文一致，是中国语言现代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以钱玄同为代表的国语运动的推动者，在文学革命兴起后，继续为建设国语的新文学做学术的探讨，做社会的推广，体现了学以致用、以学术救国的理想。《国语罗马字方案》公布后，缺乏实施的环境，被“坚壁清野”。《简体字方案》收字一千二百余字，部长圈定三百二十余字。其方案于1935年8月21日公布后，因有争议，又在1936年1月被紧急收回。黎锦熙主持的《注音汉字方案》也于1937年停顿。《中华大辞典》规模庞大，原计划1948年成书，30卷，后因战乱纷仍，1937年到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易名为《国语辞典》出版。平装八册的《国语辞典》出齐时，钱玄同已经去世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及汉字简化三大社会任务，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合若干高校专家，向“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建议成立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实施方案。在专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产生了通行大陆的简体字系列与辅助现代汉语普通话应用的汉语拼音符号。晚清以来，特别是钱玄同主导的国语运动以来的国语统一成果，在1949年以后潜移默化地进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并影响着全世界。

注释：

①②③④㉔㊲（63）（65）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8—519、490—491、494、524—525、296、326—328、433—434、416页。

⑤⑥⑦⑧⑨⑬⑭⑮⑯⑱⑲（53）（54）（55）《钱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114、116—117、221、58—59、59—60、128、151、151—152、155、196、280、11、14—15、26页。

⑩⑪⑰（59）《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5、75—76、97页。

⑫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⑳㉑㉒㉓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㊳㊶㊷㊸㊹㊺㊻㊼㊾（51）（52）《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4、21、24、2、11、41—42、8—9、47、43、50、54—57、52、84—85、90、121、20—21、25、162、198、212—213、220、211—212、190、289、309—310页。

㊱（56）（57）（58）（60）（61）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7、20、19、37、12页。

㊴㊵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4、271页。

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㊿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62）（64）（66）（67）（68）《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62、89、91、156—157页。

（69）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第2011年版，259—260页。

（下）

三、疑古与祛魅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记述：

钱先生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我常举以告学者。他之所以比专门“考古求真”的学者伟大些，宏通些，就在他还有这第二句；他对于这第二句的贡献，就在“国语运动”。①

“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这两句原文，未曾见于钱玄同的著述之中。黎锦熙传记中引用之后，常被人用来转述以概括钱玄同的学术精神。“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学术精神背后的学理支撑是尊重科学与实事求是。汉字汉语的改革，只有坚持自然进化、便利通行、自由表达的方向，才能适应现代生活，才能为语言的使用者所喜闻乐见，才具备走向规范与统一的基础。黎锦熙在国语运动的艰难实践中，体会到钱玄同坚持“致用务求其适”的宝贵。而在钱玄同五四之后所从事的经史研究中，则体现出“考古务求其真”的学术精神。

钱玄同的经史求真是从疑古与辨伪开始的。1921年新年伊始，钱玄同在《日记》中开启新年反思模式。此年反思的主题是自己“专发破坏之论”，当予纠正。因为“杀机一启，决无好理”，有悖学术自由学术多元的原则。如以宽容宽厚的态度看待学术界，则“彼研馈故纸，高者能作宋明儒者、清代朴学者，亦自有其价值，下焉者其白首勤劬之业，亦有裨于整理国故也。”②1月11日，购《崔东壁遗书》读过，以为崔述“此书实与《新学伪经考》同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亦同有学圣之病。”③钱玄同把读崔述之书的心得写信告之于胡适：

你说崔东壁是二千年来的一个了不得的疑古大家，我也是这样的意思。我以为推倒汉人迂谬不通的经说，是宋儒；推倒秦汉以来传记中靠不住的事实，是崔述；推倒刘歆以来伪造的《古文经》，是康有为。但是宋儒推倒汉儒，自己取而代之，却仍是“以暴易暴”，“犹吾大夫崔子”。崔述推倒传记杂说，却又信《尚书》、《左传》之事实为实录。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或者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继起而干他们之蛊的，我以为足下颇具此资格。若足下做上几年“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我敢预言必大有造于国故界也。④

钱玄同此信中包含一个重要判断和一个重要主张：一个判断是崔述、康有为在经史辨伪方面各有大功，也各有局限。局限在于辨伪一书的同时，轻信其他古书；一个主张是呼吁“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的新国故党”出现。“仿泰西新法”，是五四之后一代学者超越前代学者的优势与凭籍所在，也是胡适、钱玄同心中的学术目标。1月28日，胡适致顾颉刚信，传递“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古史观。⑤次日，胡适将钱玄同《论崔述书》附寄与顾颉刚。此时，刚刚毕业到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的顾颉刚，在胡适的指导下，计划编辑《辨伪丛刊》。以“疑古”为突破口的国故整理的风暴在悄悄聚集之中，始作俑者是胡适，主将是钱玄同、顾颉刚。1921年2月，钱玄同复信顾颉刚谈自己的经学观变化的过程：

我对于“经”，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康氏之《伪经考》，本因变法而作；崔师则是一个纯粹守家法之经学老儒，笃信今文过于天帝。他们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残守缺……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但古文之为刘歆伪作，则至今仍依康崔之说，我总觉得他们关于这一点的考证是极精当的。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不过比较起来，还是今文较可信些。⑥

此年9月18日，钱玄同与胡适在中央公园论学，其当天的《日记》记载谈话要旨如下：

我和他谈到经典。我以为章炳麟师治经，笃信刘歆之伪古文，固非，但是他的治经的方法甚为不错。他只把经典当作一种古书看，不把彼当做甚么圣经看，他对于经典持批评的态度，不持崇拜的态度，这都是很正当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用汉学家的考证方法，攻驳刘歆之伪古文，方法谨严，证据确凿，我至今还很佩服此书。至于《孔子改制考》，则理宜分别观之，他说晚周诸子都托古改制是不错的，但如孔孟之“言必称尧舜”，自然可以说托古……胡君以吾说为然。⑦

以上两段引文，内涵十分丰富。首先是钱玄同本人的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1906年前后先随章太炎学古文经学，1911年又从崔适学今文经学，五四时期认识到今古文经各自的局限。但在辨伪发动这件事上，得力于今文经学者居多。其次是对三位前辈的评价：章太炎与康有为是曾经风云一时，至今健在，尚有较大影响的今古文学两大学术流派的代表。崔适是以今文经学的继承者自居的一介书生，此时同在北大任教。章太炎治经史，遵循古文家路径，好处是把经典当作古书，不顶礼膜拜；坏处是不辨刘歆之伪古文。康有为倡维新，从今文经学说立场出发，证明古文为刘歆伪造，此举在学术史上有特殊的价值。儒家托古改制，言必称尧舜，多出于政治理想构建的需要，不足作为古史根据。崔适考辨精良，但纯粹守家法，“笃信今文过于天帝”。对于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旗帜下聚集起来的“新国故党”来说，章太炎把经典当古书，康有为以经书非信史、崔适所持考而后信的学术精神，都值得继承与发扬；而他们笃守家法，画地为牢的局限，又值得引为鉴戒。钱玄同深谙中国学术史，在评论各位经学大师路径得失的同时，在“仿泰西新法”外，为“新国故党”超越前辈、创新国故整理寻找到第二件法宝利器——超越旧学，摆脱“家法”，不以门派自限。“新国故党”进行的整理国故事业，需要以现代人的眼光，依据现代科学的方法，适应现代人的阅读需要。

为了标志自己新的学术方向确立，钱玄同自1921年起，开始使用“疑古玄同”的名字。此后数年，钱玄同在与顾颉刚讨论古书“辨伪”时，在切磋磨洗的学术讨论中，确认了第三件可供新国故党使用的法宝利器——国故整理从辨伪入手，“经”之辨伪与“子”同等重要，或且过之：

先生说，因为要研究历史，于是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因为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于是要“辨伪”。我以为这个意思是极对的。我并且以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以辨伪为第一步。⑧

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⑨

研究经史整理国故，从辨伪入手，经子同辨；摆脱“家法”，超越今文古文派的眼界轸域；仿泰西新法，独出心裁；三条在讨论中形成的定理，构成了钱玄同整理国故思想的核心。钱玄同1923年1月21日《日记》记载与日本学者今关寿麿谈话要点：“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我们只认方法，不认家法。”⑩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忆钱玄同学术主张对自己的影响时说：

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画《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但我虽读过几部经书，也略略知道些经学的历史，并且痛恨经师的曲解已历多年，只因从来没有把经书专心研究过一种，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终有些隔膜。到这时，在《诗经》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从前人所作的经解真是昏乱割裂到了万分，在现在时候决不能再让这班经学上的偶像占据着地位和威权，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

十二年二月中，玄同先生给我一封长信，论经部的辨伪。我和他已经一年不相通问了，忽然接读这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很使我精神上得着一种兴奋。我就抽出一个星期日的整天工夫，写了一通复书，除讲《诗经》的工作之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想不到这一个概要就成了后来种种讨论的骨干！四月中，适之先生到上海来，他编辑的《读书杂志》需要稿件，嘱我赶作一文。我想我答玄同先生的信已经寄了两个月，还没有得到回音，不知道他对于我的意见究竟作何批评，很想借此逼上一逼，就把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钞出寄去。这文在《杂志》第九期中发表之后，果然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很长的回答：他赞同我的对于古史的意见，更把《六经》的真相和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说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实话。⑪

1923年2月，钱玄同寄顾颉刚的信，题为《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文中称赞顾颉刚关于《诗》的研究甚为精彩，希望此类“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论文分些给胡适任主任编辑、钱玄同、周作人等任编辑的《国学季刊》，免得它渐渐地“遗老化”。然后再次强调辨伪群经比辨伪诸子更为重要，“离经叛道”的责任更重：

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不把“经”中有许多伪史这个意思说明，则周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永远是讲不好的。⑫

顾颉刚1923年5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第九期的论文题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论文“把一年来所积的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提出著名的“古史层累说”：

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⑬

“古史层累说”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理论基石。“古史层累说”的发表，在当时的史学界，是一种石破天惊的历史观，也是古史探源操作性很强的思想与方法。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讲述：“层累说”的灵感来源于中国考古学的成就，来源于中国学界辨证伪古史方面的努力。钱玄同看到顾氏“古史层累说”，非常高兴，遂于5月25日复信顾颉刚给予高度赞扬：

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举尧、舜、禹、稷及三皇、五帝、三代相承的传说为证，我看了之后，惟有欢喜赞叹，希望先生用这方法，常常考查，多多发明，廓清云雾，斩尽葛藤，使后来学子不致再被一切伪史所蒙。⑭

钱玄同的复信发表在《读史杂志》第十期上。1923年提出“古史层累说”的顾颉刚31岁，毕业刚刚三年。钱玄同时年37岁，在北大任教10年。钱对学生辈分的顾颉刚，总以先生相称。这种礼遇与尊敬的背后，显示得是一种敬重学术的价值观。《钱玄同日记》1923年3月22日记载读顾氏《<诗经>的厄运与幸运》的感受：“颉刚之疑古的精神极炽烈，而考证的眼光又极敏锐，故每有论断，无不精当之至，尚在适之、任公之上。此等人材极不易得，若设法使其经济宽裕，生活安全，则以彼之天才，对于整理国故，必有绝大之贡献。”⑮志同道合的学者之间的砥砺激励，往往擦出思想的火花。而胡适、钱玄同的耳提面命与青睐褒扬，也是顾颉刚脱颖而出的学术环境条件。

钱玄同在上述与顾颉刚的信中，还详谈了他对六经的认识。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六经于孔子无涉。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并称，“当在战国之末”。“六经”之名，初见于《庄子·天运篇》。二是托古的伪书伪解，也极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不可一味骂倒。“至如《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但不能因其有价值便说是姬旦、孔丘所作，也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⑯今人辨伪，学习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而不必像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三是中国经学史，汉代经学研究最为混乱：

二千年中的学者对于“六经”的研究，以汉儒为最糟。他们不但没有把真伪辨别清楚，他们自己还要作伪。他们不但没有把文句解释明白，他们自己的文理大都是不通的。无论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什么禘袷、明堂、封建、井田、宫室、祭器等等，人各一说，而且一个人还要自相矛盾，这可见他们全是望文生训，闭眼胡说。清儒以为汉儒去先秦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于是专心来给他们考证疏解，想出种种方法来替他们圆谎，其实是上了他们的当了！毛亨(?)的文理最不通，郑玄的学问最芜杂，他俩注《诗经》，闹的笑话真是不少。郑玄以后直到贾公彦、孔颖达诸人，不过将废话越说越多罢了。中唐以后，曙光渐见，如李翱、韩愈之于《论语》，啖助、赵匡、陆淳之于《春秋》，刘知几之于《尚书》、《春秋》，都能不为旧说所蒙，开宋明以来疑经的先路。宋儒所言经义，大都是将他们自己的学说套在古经的身上，无论好坏，总之十有七八非古经所本有。但如欧阳修、郑樵、朱熹、叶适诸人的辨伪，成绩却是很大。他们还有一种好处，是求文理通顺；不但朱熹注《四书》很讲究文理，就是被大家目为“陋儒”的蔡沈和陈澔，他们注解《尚书》和《礼记》也比“伪孔安国”和郑玄要通得多。从清初到现代，既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师诸人讲通文义，又有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康有为诸人的推翻伪经，这几部古书（“六经”）的真相渐渐地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了。但以前的学者无论如何大胆疑古，总不免被成见所囿。先生说，“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姚、康诸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总要留下一团最厚最黑的云雾，不肯使青天全见的。我们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将这团最厚最黑的云雾尽力拨除。⑰

秦、汉是中国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代乾嘉学术，崇尚古训，尤其是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在“凡汉皆好”的信仰下，一切务在恢复汉人的说法。钱玄同从辨伪入手，宣布汉代经学最为混乱，不辨真伪，还有意作伪，对流行于清代学界宗经尊汉的学术风气，是一次否定和清理。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自我学术定位是“研究战国秦汉思想史和学术史”，“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中古史。”⑱在钱玄同、顾颉刚手中，辨伪依然只是手段，是一种拨除云雾、打破旧学格局、去伪存真的国故整理，当然也包含建立新史学新学术的积极愿望。钱玄同在辨伪中证明六经与孔子无关。总围绕着“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则‘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判断；顾颉刚在辨伪中爬梳古史的线索，力图让世人明了“古史靠得住的有几？”辨伪者企望在能够建构起充满科学精神与现代意识、足以和西方学术接轨，承载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新学术、新史学、新文学之前，做一番破坏与清理工作：打破数千年以经学为核心、以孔子为教主、今古文画地自守、师说家法陈陈相因的思想体系与学术格局，把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之书，还原整理成有价值可使用的砖瓦石料，以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者出现。辨伪者担任的是清道夫职责，辨伪的主要学术职能就是存真祛魅。

十年后的1931年，顾颉刚的《古史辨》出版到了第三册。顾氏作《〈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云：

这第三册《古史辨》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讨论《周易》的，下编是讨论《诗三百篇》的；多数是这十年来的作品，可以见出近年的人们对于这二书的态度。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但此处说建设，请读者莫误会为我们自己的创造。《易》本来是卜筮，《诗》本来是乐歌，我们不过为它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而所谓破坏也只等于扫除尘障。此等见解都是发端于宋代的，在朱熹的文集和语录里常有这类的话。我们用了现代的智识引而伸之，就觉得新意义是很多的了。⑲

把《周易》从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拉下，还原其卜筮的地位；把《诗》从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拉下，还原其乐歌的地位。学术建设的意义是恢复本面，破坏的意义是扫除尘障。许多见解发端于古人，辨伪者以现代的知识整理与点化，便赋予旧说以新的生命。在上述的三层意思中，拉下神坛是“祛魅”，扫除尘障“是存真”，以“现代的智识引而伸之”，则是“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的尝试。在此序中，顾颉刚还有几个方面的基本表述可以让我们对“古史辨”学者以更多的“同情性理解”：

学问之大像一个海，个人之小像一粒粟……处于现在时代，研究学问除了分工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⑳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不管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只要间接的经过精密的审查，舍伪而存真，何尝不与直接的同其价值。况且既有间接的史料存在，而我们懒于收拾，搁置不谈，无法把它使用，也何尝是史学界的光荣？[21]

我们一方面要急进，一方面又要缓进；急进的是问题的提出，缓进的是问题的解决。[22]

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的出现，是中国史学界的一股旋风。它所显现的“重新评定一切”的学术力量，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学术风暴。其学术结论，可以存疑商榷。但其学术精神，却是活力四射的。自1912年共和肇始，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取消经学科后，在现代学科增殖分化十分迅速的情况下，处在旧时代学术中心的经学，经历了主体瓦解，向史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开枝散叶的过程。许多有关中国学术的专门史出现，但均与经学缠绕。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胡适以明变、求因、评判概括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而达于明变、求因、评判学术目的的基础是述学。述学的过程，经历搜集史料、审定史料、贯穿领会、有条理的系统表达等阶段。史料辨伪是学术研究最初最重要的一步。由于经学在传统学术中的中心地位，经的面目更加复杂，经的辨伪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是钱玄同在辨伪之风初起，多次提醒顾颉刚重视经学辨伪的原因所在。

同样是十年后的1931年，钱玄同为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作序，重提辨伪在历史学科中的重要性，重提在经学的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破除“师说”、“家法”：

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干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的《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画八卦呀；什么尧舜禅让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尽力采用。——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23]

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24]

把经史子集，笺注解疏，都看作研究史料，超越师说家法，以“实事求是”为鹄的，重新评判，重新发现，这正是后五四时代新一代学者的学术价值观。辨伪十年，但真正改变学术界陈陈相因的风气，仍是任重道远。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结语处说道：

十余年前，初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时，好像这是一件不难的工作，不干则已，一干则就可以干了的。我在此种空气之下，踊跃用命，也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近年每逢别人询问“你的研究古史的工作怎样了”时，我即答说：“我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实在，这并非胆怯；如果，不自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便没有前进的可能了！我自信，这一种觉悟是有益的。

我们虽只讨论古书和古史，但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地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他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大家不想速成，不想不劳而获，不想一个人包揽精力不能顾注的地盘，而惟终身孜孜于几件工作，切实地负责，真实地有成就，那么，这个可怜的中国，虽日在狂风怒涛的打击之中，自然渐渐地显现光明而有获救的希望了！[25]

十年中，以辨伪为突破口，以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为目标的国故整理，影响深远。在五四以后纷至沓来的新思潮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学术转型大大加快：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学科分类，代替了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中国学科体系的初建悄悄萌生；由社会阅读和大学教育需要而产生的以明变、求因、评判为学术目标自成系统的述学之作，数量上越来越多于序、跋、笺注、评点的著作，新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学术经验学术土壤上缓缓生长；北大、清华、师大、燕大等高校培养的新生代学者纷纷涌现。他们如顾颉刚所希望的“认定了一个小范围去做深入的工作”，在新辟学科的的各个领域学有专攻各有建树。进入30年代，国故整理由一种思潮运动，回归到正常的分工合作、日积月累的学术研究状态。我们读钱玄同30年代《日记》中关于新生代学者如过江之鲫拜访请益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整理国故”的接力已经在运转之中。而新生代的出现和成长，使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初现轮廓。

四、敬业与忠事

在一般人的阅读经验中，钱玄同是一个态度激烈、立论偏颇之人。如五四时期，其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通信中有“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一类的话；[26]五四后整理国故，又有“旧文化虽然不必一定把它的全数扔下毛厕，却总应该把它的极大多数束之高阁”的宏论。[27]1934年，钱玄同有诗贺周作人五十岁生日，诗中的颈联颔联云：“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28]诗中自嘲并不回避个人与世俗的忤逆。与钱玄同交往最多的周作人认为；钱玄同是一个为人善良和平，办事颇得要领的人。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回忆说：

因为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思想既然如此“偏激”，这是他自己所承认的，那么他的脾气一定很是乖僻吧？可是事实乃大大不然。他对人十分和平，相见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叩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会老实不客气地骂起来，叫说话的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来往，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

玄同所主张常涉两极端，因为求彻底，故不免发生障碍，犹之直站不动与两脚并跳，济不得事，欲前进还只有用两脚前后走动。他的言行因此不免有些矛盾地方。如他主张废汉字，用罗马字拼法，而自己仍旧喜欢写“唐人写经”体的字。他的性格谨严峻烈，平易诙谐，都集在一起。虽然这里他有自己人与“不相干”的人的区分，但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例。他的性情奇特，因此常被人误解，或加以谩骂攻击。[29]

论古严格，涉今变通。敬业于教职、忠事于师友，钱玄同是一个性格谨严峻烈，做事执着坚韧，富有事业心与亲和力的学者。我们可以从师辈、友辈、后辈的学术交往的特殊角度，更进一步窥知钱玄同的学术路径、学术境界及学术品格。

钱玄同尊为老师的两位人物，是章太炎、崔适，两位均出自俞樾门下。钱玄同1905年12月随兄钱恂全家到日本东京，次年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此年，章太炎到东京办《民报》。钱玄同读章太炎文章，甚为佩服，以为“《民报》自太炎来后，固大放异彩，一至于此，真令人佩服。”[30]钱玄同1907年加入同盟会，并在章太炎处认识刘师培。《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22日有“上午与未生至太炎处。意欲请太炎来讲国学（先讲小学），炎首肯”[31]记载，应是正式从章氏学的开始。4月11日起，章太炎的讲习活动由清风亭改在大成中学进行，课程主要有音韵、《说文》部首、《庄子》、《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稍后，章太炎长婿龚宝铨出面与章太炎商谈，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希望另设一班。章太炎答应在其《民报》寓所另设讲坛，7月11日开讲。听讲者有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原来在大成中学听讲的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也来《民报》班听讲。共8人，周日上午为讲学时间。讲授功课《说文》外有《汉书》、《文心雕龙》、《文史通义》。10月底，《民报》被封，章太炎强争无果，索性以讲学传道疏解郁闷。

钱玄同在日本期间，是章门弟子中与章太炎来往甚为密切者。时常帮老师印书抄书，偶尔夜宿章家，《日记》中有多处与章氏讨论学术的记载。吴稚晖在“苏报案”中，与章太炎有过节。钱讥笑吴在巴黎所编《新世纪》主张用万国新语代汉字，是发疯可笑之事。[32]又称赞章太炎《四惑论》，“此文若出，足箝《新世纪》诸獠之口矣！”[33]钱评论同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张继，其与太炎的信中，心醉欧风，是狗屁不值的东西。[34]平日交往，师生意见相同时候，则其乐融融：“午后，至师处，谈及中国文学史中有价值能独立之文人，都计得一百九十人（目另列）”。[35]钱玄同的主张也常常被章师纠正。如与章太炎论文字书写，“主张废楷用篆说，炎师不甚许可，意其难行也。”[36]“与师言礼仪必须复古，师言惟祭礼则今日万不能行，盖房子构造法大异也。又如士相见礼，虚文太多，可从省。”[37]又留心记述太炎讲学的精彩之处：如记太炎讲叙录之学时，把千年古籍传播之功归孔子、刘向、冯道三人，有“今世四部不能返为七略”的论断。[38]又记章太炎为朱希祖篆书《说文序》，“颇改本字”，钱甚为狐疑。章告之“许氏书彼既以正名自任，不应俗借杂糅”，[39]故可代其改本字。钱玄同恍然大悟，思忖如自己做字典，也可以循此办理。

1908年3月至1910年3月的两年间，是钱玄同一生中与章太炎相处的最长时段。源于个人学术兴趣，加上章师耳提面命的学术指引，钱玄同1909年初，在《日记》中大致确立了研求国学的学术志向：“余今年廿三岁。回忆自十二岁丧父以来，忽忽十年，所作所为，无一是处。今幸迷途之未远，迷阳之可复，故今岁以后，当壹志国学，以为保持种性，拥护民德计。其有余暇，或治他国文字。”[40]次年9月14日《日记》，又有“我所喜者固在小学”的表述。[41]在异国他乡但国学氛围十分浓厚的日本，钱玄同这一时期的《日记》及与友人书中集中表达了如下学术思考：

一、如何以学术保教保国？钱玄同与友人论世界文明古国，以为历史莫古于中国，文明莫备于中国：

然声名文物，一坏于唐，再坏于宋，沿及元、明，逮至本朝，虽中经乾、嘉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且髡发左衽，形式已变，故学术虽复昌明，而仍无裨于实际。十稔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剧。近来莘莘髦士，试作便条且多不通者矣，此诚可叹，亦可见文化之易移乃如是也。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也。文字一灭，国必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生，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42]

钱玄同鄙夷地把主张文法、词语的更新使用，以日本为师者，称之为“东学党”：

故今后童子宜将古书多读。至欧洲之学，宜径用原书，万勿乞灵于日籍也。日本之学多属稗贩，东涂西抹，有何足道！思之以益重我学拉丁文之心矣。余以谓欲学欧文，必从拉丁入手，始为有本之学。[43]

中国古书每每不施句度，此实最不便者矣……愚谓今后刊书，无论自作、刊古，概当施点。惟浓圈密点则必当禁绝，此实批时文之法以及东洋小鬼之刻书耳，必当禁绝之也。[44]

钱玄同认为：乾嘉学术，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弊在无裨于实际；风水轮换，当下流行的废国文，废旧书之论，则蕴含着民族文化危机。对这种危机，钱玄同有“文字一灭，国必致亡”，“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的判断。[45]这一判断，与五四时期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的言论，大相径庭。五四时，钱氏把“废汉文”作为“废孔学”前提条件，更近于一种激愤之辞。而钱玄同的其他设想，如“欲学欧文，必从拉丁入手”的想法，在“国语革命”的拼音方案得以落实；古书施以句读，禁绝浓圈密点，也在五四后渐成图书规范。

二、如何兼通今古文学？清代学术，乾嘉时期有汉学、宋学壁垒，汉学中有分吴派、皖派之分，道、咸之后又有今古文迭兴代起。建构现代学术体系，首先是决意走出师说家法的轸域，其次才能超越旧说旧学的视野。钱玄同随章太炎学古文经，知古文经有训诂名物之长，也知古文经缺通经致用之力。钱玄同对刘逢禄、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有兴趣，在章太炎处得今文经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读之，《日记》中遂有“章师尊崇古文，于皮书眉端多驳斥语，要之亦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语”的感叹。[46]钱氏认为：今文经“通经致用”的学术精神被康、梁运用到极致，不能说不是今文经学的长处。作为光宣年间治故籍学术者，需见贤思齐，兼及今古文法。钱玄同这一时期，别出心裁地表彰“通知两汉师法”的乡先贤戴望：

戴子高有诗云：“巨儒二百载林立，吾独倾心大小庄，亦有北方颜李学，天衢朗朗日重光。”盖戴先生为陈奂、宋于廷弟子，通知两汉师法，知素王改周受命之说，欲明孔门微言大义以致之用故云。然吾意庄、刘之学诠明圣义，颜、李之学实明圣事，盖此皆孔学之真传也。戴氏独能窥见，不特为吾乡之巨儒（迥非严元照、俞樾之仅知训诂名物者比矣），亦国朝三百年来独见圣学之全者欤？（颜、李与庄、刘皆各得其半，先生出，乃集其大成云）。汉、唐训诂，固为诠释古书，然所明者，经训而非经义。吾谓诚有人等，合乾、嘉诸儒之经训，今文学派之经义，而以颜、李之毅力行之：则圣学昌明不难复睹矣。

颜氏生当明季，实学久沦，复不肯看书，此是其失。至谓“尧、舜诸圣人所据何书”，殊不知尧、舜为制礼、乐制度之人，前此草昧未开，自我作古也。若吾侪今日既欲学尧、舜之学，乌可不治古书乎？特不可沉溺于典籍而不从事实习耳。[47]

博取古文经训诂名物之长，今文经通经致用之长，颜元、李塨知行合一之长，是初入治故籍之道的钱玄同心中的至境。治古书，不沉溺于典籍，重视从事实习，读此《日记》，可以知道其“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学术精神的根据和来源。已回家乡任教的钱玄同在1912年11月10日的《日记》再记对颜、李的敬重及个人为人立世的行为准则道：

余生平极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顾闻章先生之言日：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如嵇、阮，不可嫖赌云。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者，举止辄如嵇、阮也。[48]

修明礼教，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如嵇、阮，不可嫖赌。这种励志式的修身法则，也基本被钱玄同身体力行于事业与社会生活中。

1910年2月，钱玄同决定回国。回国前，参与陶成章主办、章太炎主稿的《教育今语杂志》的创办。钱玄同用文言作《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提出“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49]用白话作《中国文字略说》一文，后发表在4月29日发行的《教育今语杂志》，被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中。3月4日《日记》记载与章太炎告别的情况道：“访师，请其书字，因书近作诗二首，并写扇面一页。”[50]结束了与章太炎密切相处说学请益的时光。回国后，钱玄同先后任教于海宁中学、嘉兴中学、吴兴中学。为了兼得今文经学的学术精髓，1911年2月，钱玄同在吴兴拜访崔适。其1931年《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记述崔适学术路径及拜师请益过程：

在三十年前，对于《新学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崔君受业于俞曲园（樾）先生之门，治经本宗郑学，不分今古；后于俞氏处得读康氏这书，大为佩服，说它“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甘五日第一次给我的信中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谒崔君请业，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质疑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51）

喜小学，兼修今古文、学颜、李而不饰伪，学嵇、阮而谨修身。好像一切的准备刚刚就绪，钱玄同便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13年9月，时年27岁的钱玄同随钱恂来到北京，开始了在师大与北大的教书生涯。章太炎1911年11月从日本回国，周旋于政治漩涡之中。做了袁世凯政府东北筹边使官职很快辞去。后因以大总统勋章作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而被软禁于北京，长达三年，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软禁中的章太炎可以著书讲学。钱玄同1915年1月12日的《日记》记曰：“至尹默处，复至章师处，师谓拟编《群经大义》数篇入《訄书》。《訄书》体例为谈经、说史、论政诸文，其论小学、论文学、论玄学则为式相轮奂云。”（52）1月17日记曰：“晨访崔师，旋至章师处，见警确已撤去。师今日欣然起床。旋夷初来，谈至傍晚始归。”（53）崔师即为崔适。崔适1914年起到北大中国哲学门任讲师，讲授公羊学。钱玄同1914年9月18日《日记》记崔适言：“《左氏》不特书法全非，即事实亦不足信”。“春秋以前，《诗》《书》《礼》《乐》皆古书，为孔子所修，非孔子所作。孔子果作，何以三百篇非一律？康门以三代事实为依托，实中西学之毒。”（54）9月19日记读崔适《春秋复始》的收获，1915年1月4日《日记》称赞崔适“群经皆有古注、今注，凡成一家言者，必有极是之处，亦有极不是之处，互相比较，是非立见”为通人之论。（55）1916年1月6日《日记》比较廖平、康有为、崔适学术之长，自言“余平生于学，喜言通。士生今日，贵乎择善而从，惟求其是，故不可暖暖昧昧守一先生之说也。”（56）

1920年北大以公羊学不足以列入哲学系科目，将崔适解聘，改任预科国文教员。1924年8月崔适在贫困中死于湖州会馆。钱玄同帮助筹钱办理后事，并谋由北大出版遗著。1932年3月，章太炎避沪难来北京，师生已分别16年之久。钱玄同3月2日《日记》记曰：

午回家，饭毕，即访幼渔，与同至花园饭店访老夫子，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57）

此后，众弟子安排章太炎到师大、北大演讲。时章太炎鼻病已重，在京盘桓两月有余后，5月21日返回南方。章太炎返回南方的消息是吴检斋写信告知钱的。而此次师生分别，竞成永诀。章太炎离开北京后，钱玄同、吴承仕发起，章氏学生集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1936年6月14日苏州来电告太炎去世，马裕藻、许寿裳、吴承仕、周作人、沈兼土、钱玄同共同送挽幛，排名严格依年龄为序。挽联书为“素王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9月4日上午，借孔德学校与章门弟子、再传弟子召开北平追悼会。追悼会由朱希祖主持，钱玄同略述章太炎文、史、儒、玄四学之要点。

钱玄同在两个老师生老病死的事务处理过程中，体现出“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忠事品格。其在《新青年》编辑和国语运动中，同样表现出合作敬业的精神。在《新青年》时代，陈独秀、胡适是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旗手，钱玄同加入新青年团队投名状，是在与陈独秀的通信中，拥护思想革命、文学革命。钱的通信与陈独秀谈孔教与伦理革命，谈应用文、翻译文体的改革；与胡适谈反对用典，讨论明清白话小说价值。参与《新青年》编辑后，是回复读者来信最勤的记者。为扩大杂志的影响，钱邀请周树人、周作人给《新青年》写稿，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冠名文学革命的对象，策划“双簧信”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这些举动都体现出钱玄同的团队配合与打硬仗的精神。钱氏过激言辞的背后，陈独秀认为是“石条压驼背”的策略，胡适认为和陈独秀同是一种“悍”的做派，鲁迅则看做是白话文“围魏救赵”的战术。没有钱玄同，《新青年》没有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没有那么多脱颖而出的锋芒，没有那么多对陈、胡两位主将倡言的唱诺与响应，没有那么多诸如应用文、标点符号类拾遗补缺的方案与细心。《新青年》改办方案在陈、胡短兵相接时，钱玄同写信给鲁迅：“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58）以胡适主张为是，是因为胡适不同意《新青年》成为一个谈政治的杂志。而轮到钱1925年以后因溥仪迁出故宫而批评复辟复古大谈政治的时候，又深感陈独秀当年批孔教的话沉着痛快，鞭辟入里。对胡适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真言，1923年《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倡以“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为标志的尼采思想，钱玄同是心有灵犀的。他领导的国语运动，他身体力行的以辨伪为切入口的整理国故，是他心心念念要做的新文化事业，也是对胡适后五四时代主张的一种落实一种响应。钱玄同1925年与胡适的信中，说起吴宓等人在《学衡》上发表的文章思想混乱的情况，有了一段“咱们”、“我们”、“他们”的区分，有了一段对胡适恨铁不成钢的埋怨：

我知道你老先生对于这类文章一定又要起“不值得一驳”底心思。但我觉得它实在有些陷溺人心底功效；我是时时刻刻希望你来打些思想界底防毒针和消毒针。虽然我们（不是咱们，所以是指“我们”和“他们”而言，而“你”不在内）近来所发表的文章不能使你满意，但我们实在希望你也来做“思想界底医生”。我底意思，也不至于如吴老先生那样激烈，以为“整理国故”便不应该。但我对于你确有些“不足”（不是“不满意”）之想，便是好久不看见你做“思想界底医生”了。我希望你做《中国哲学史》、我希望你做《中国佛学史》、我希望你做《国语文学史》，但我尤其希望你做《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类性质底文章。钱玄同是“银样蜡枪头”，心有余而力没有（还配不上说“不足”），尽管叫嚣跳突，发一阵子牢骚，不过赢得一班猪猡冷笑几声而已，所以不得不希望思想学问都很优越的人们来于一下子。鲁迅、吴稚晖诸人以外，我总还希望有胡适之其人也来出马也。（59）

钱玄同的团队精神，使他有着敏感的“我们”、“他们”的意识。钱对于胡适做“思想界底医生”、写作多种著述的希望，是盼望更是信任。而胡适不久也由“不谈政治”走向“参与政治”，留下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成为学术史上的遗憾。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交往饶有意味。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举人出身，曾任礼部主事、绍兴书院山长。蔡元培在绍兴书院读过书，很得钱振常的赏识。钱玄同的夫人徐绾贞为绍兴人。这一切都在无形中拉近了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距离。钱玄同1908年在日本参加《民报》讲习班上与周氏兄弟结识。民国初年以后，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陆续到北京，分别供职于教育部与北大。周氏兄弟住在绍兴会馆。于是有了1917年8月钱玄同与鲁迅在S会馆关于“铁屋子的对话”，于是有了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署名为“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周作人有条不紊地做着翻译的事情，与鲁迅、钱玄同一同批评旧剧，写作随感录。陈独秀1937年11月写作的《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评价《新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云：“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60）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后，钱玄同与兄弟二人均保持联系，共同支持“语丝社”。其中，与周作人交往密于鲁迅。钱玄同与周作人见面多在周家或聚餐的场合，与鲁迅交集晤面仅在北大。其1925年4月24日记：“鲁迅所办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61）在女师大风潮与反章士钊的立场上，钱玄同与周氏兄弟一致，并以辞去女师大教职表示抗议。鲁迅离开北京后，联系渐少，但1927年以前，钱玄同言行中一直对鲁迅保持称赞与友好的态度。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到孔德学校，与钱玄同有一次不愉快的偶遇，事情的经过，钱玄同在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所写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有详细记述。1932年11月7日钱玄同《日记》始有“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的文字。（62）这些文字表明两个昔日的朋友渐行渐远。钱玄同与周作人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好，在留京的文人中近于惺惺相惜，相濡为沫。钱玄同1939年1月去世，周作人1939年年底出任伪职。钱玄同不死，可能是唯一能改变这一事件发生的人选。但历史无法假设。

钱玄同的领导力与学术亲和力，还表现在国语运动同人的学术合作中。据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回忆，钱玄同初应北大之聘，见胡以鲁开出“国语学”课程，不以为然，怒曰“国语学算什么功课？”（63）但不久便从善如流，1917年成为国语研究会会员，担任编辑主任，参与编写国语教科书。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成为1920年教育部把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的推动力量。1918年，在北京审查吴稚晖《国音字典》方案，钱玄同虽认为字音规定的太俗而不合于古，但不固执其见，《国音字典》得以通过。《字典》公布后，东南教育界持有不同意见，钱玄同坚持通过后就不可变更，而稍后着手又另起炉灶，编辑《国音常用字汇》。此《字汇》完全改用北京字音为标准，比《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吴稚晖编的《国音字典》1920年实施，12年后，钱玄同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取而代之。《字汇》完全改用北京字音为标准，比《国音字典》更俗而不合于古，体现出“致用务求其适”价值取向，也体现出国语运动建设中国新文字的宏伟志向。钱玄同1923年宣布“文字革命”后，还极力推动文字拼音化，制定国语罗马字。其依靠的工作平台一是教育部国语会，主要参与人有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每年召开工作会议，每人提出工作议案，通过后实施。其《日记》记1931年1月4日第9次常会情况如下：

开第九次常务委员常会，七个委员（钱玄同、黎锦熙、汪怡、魏建功、陈懋治、沈颐、白涤洲）和两个 （萧家霖、赵元任），除赵以外全到，开会已十二时，报告经济状况未毕，即至大陆春聚餐。我去年年底有四个提案：（一）办《国语》（旬刊），由白主持。（二）改《国语旬刊》为《国语研究》，仍由魏主持（月刊）。此二皆由京华出版。（三）改国音字母讲习所为国语讲习所，略如十年前的办法，二个月毕业。（四）设国语文献馆作为编《国语运动史》之准备。于席间通过。（64）

这种工作制度运用于办理文字革命事宜，民主高效。钱玄同也与上述数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相互间拾遗补缺、相互配合，形成国语改革的学术高地。1925年刘半农从欧洲回国后，又有“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问题。每周聚餐，轮流主席。国语罗马字问题就是在数人会上议论20余次，指定赵元任主稿而成的。意见分歧时，票决决定。用罗马字母形成中国字的拼音文字，也是钱玄同五四时期提倡“世界语”方案感到难以实施之后的一次改弦易张。“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蔡元培领导的大学院公布后，因缺乏实施的条件而被搁置。钱玄同、黎锦熙又去分别研究简体字和注音汉字，钱认为简体字和注音汉字是推进教育、唤起民众的两个车轮。1934年，刘半农、白涤洲相继染病去世，钱玄同甚为悲痛，有诗记曰：“二子虽早逝，犹有著作遗；研新或理旧，于世良有裨。人生若朝露，为学贵及时。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力追。”（65）以后众人继续编辑可以全面体现文字革命的思想成果《中国大辞典》。为集中精力做辞典，钱玄同甚至有辞去北大教职之想：

近日满腹伤感，颇思辞典处若能弄到一笔钱，让我得一大学教授之俸金，专事编纂形音一方面，而将师大之某职竟辞去，至少教四小时书，北大不教，如此则于人于已两尚有益，因固定时间当浅近，恐不能矣！编字典虽用心，但可以躺卧而为之，且不拘时间，较教书为好些也，但不知办得到否耳？（66）

从事以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工作，在钱玄同时代，是本职工作之外的费心费力自讨苦吃的事情。不避艰难，求有所成，完全出于对国语统一推广事业的追求，出于民众教育民族强盛的家国情怀。钱玄同的文字革命事业，不为学院派大佬所理解，于是有了与同门黄侃当着老师章太炎的面而发生的一场冲突。钱玄同1932年3月12日的《日记》记载如下：

大风竟日。午回家，即至幼渔家，他约叔平与我同访太炎也。三时往，又是宾客满堂。我忽与季刚龃龉，因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韵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主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说！）。他忽然不耐烦的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日：“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67）

争吵在章太炎的干预下终止。钱、黄争吵有同门相轻意气用事的原因，也因学院派与国语运动参与者学术价值取向的差异所致，即钱氏所言“道不同不相为谋”者也。

黄侃与钱玄同同是章太炎在日本的学生。但黄侃未曽参与讲习班，是以文与章太炎相识结交。章太炎《新方言》1908年出版时，请刘师培、黄侃作序，此后黄侃位列章氏门墙，执弟子礼。1919年刘师培去世前不久，黄侃因向刘问经学，刘师培主动策划拜师之礼，黄又成为刘师培“年相若”的学生。黄侃1935年10月去世，章太炎为黄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黄生前，章太炎借太平天国诸王号分封弟子，钱玄同1935年6月30日的《日记》有如下记录：

黄侃——天王

汪东——东王（杨秀清）

钱玄同——南王（萧朝贵）

朱希祖——西王（冯云山）

吴承仕——北王（韦昌辉）（68）

章太炎此弟子名单，除朱希祖从事史学外，均在各大学从事文字音韵教学研究。钱玄同1935年后，重新确定以小学为主业，经学、疑古为副业的专业研究方向。其1935年4月12日《日记》中所记向教育部提交的“教员研究题目”共8项，前六项为文字声韵的研究，后二项今文经学及经真伪研究。（69）1938年10月23日《日记》记载：“近两旬来，时时翻阅段《说文》、朱《说文》、王《广雅》三书，此三书置床头。昨日又翻《字诂》及《文府》，吾自此决以释䉉为业矣。至于饼斋及疑古两学，当以为副业。”（70）

收入《钱玄同文集》中的学术论著共四种，分别为《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中记述前两本音韵学著作的情况道：

文字音韵之学，在钱先生自是中心的“本行”，尤其是音韵学，章、黄没后，已成国中唯一的灵光，可是他的专著极少，民六在北大初教此门，编的两大册《音韵学讲义》，排比旧说，略加评按，他早已不要了；后来节编为《文字学音篇》（北大排印本），不久他又不满意，常说要大改一下子才正式出版，但终于没有动手；民九在教育部国语讲习所编有一部《国音沿革六讲》（排印本），也不是他的定本。他教授音韵学二十年，参稽甚广，剖析极精，酌古准今，日新月异，所以十余年来，索性不编讲义，只印制几种重要的表，以便随时演述其所新获与其创见；最后几年，连这些表也不要了，全凭口说，任人笔记。

他治文字音韵学的根柢，固然是从他章老师处培植得来的，但我以为若编一部《语文学案》，《余杭学案》系统下的钱玄同，定须另辟《吴兴学案》，因为他确能自创系统，青胜于蓝。（71）

黎锦熙总结钱玄同音韵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将现代语言理论方法引入古音沿革变化描述，力图建立上推周汉、下核现代方音的大时代的音系系统，使这一系统既能据后推前，理清古音变化；又古为今用，指导国语定音。清初学者如顾、江、段、戴、孔、王等，根据《广韵》考察古韵，其贡献在于考明音类；清末学者邹汉勋、黄以周、章太炎、黄侃诸氏，渐知各据自己方言，其贡献在借汉字来譬况古代的音读；五四后汪荣宝、林语堂、魏建功、罗常培、李方桂、王静如诸氏，多能根据发音部位说明声音转变之路径，用音标标识音读。上述西方语言学描述方法的参与，可以使古韵的描述更加准确，也可以纠正前人的古韵音读、古韵分类的讹误。钱玄同1934年12月17日在《师大月刊》发表的《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吸收晚近学术界研究成果，成为最早利用国际音标，建立了自己的古音韵音读分类的一次尝试。黎锦熙评价钱玄同方案说：“韵部”、“声纽”、“声调”三种成分，要合起来才算一个字“音”的全体，每种成分在古音的研究上又各有“类”与“值”两方面，钱先生是穷“类”以定“值”的，不是徒知据后推前，率尔猜想“音值”的，虽也确有承于师，有徵于友，而其才力独到处，可以自创师传矣。在逐步确认建立古韵音读分类的基础上，研究区分声钮、韵母，区分“四呼”“四等”，钱玄同的国语团队结合国语推广工作，尝试用音标标示古音，以代替《广韵》的反切识音。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方法，集思广益，团队作战，用前人没有使用的方法，到达前人到达的学术领域，把书斋的古音韵研究与社会的国语革命的目标结合，钱玄同获得了“一览众山小”的自信与底气。

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钱玄同把清代学术中的“小学”，即中国语言文字学，分为声韵（即音韵）、形体（六书）、义训（训诂）、文法四个部分。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国音沿革六讲》讲音韵，《说文段注小笺》、《说文部首今读》则为研究形体之作。钱玄同关于“六书”的见解，未及成书，其思想成果多次在与黎锦熙的“雅谈”中披露：

他专用历史的态度，既不“泥古”，亦不“蔑古”，真“疑古精神，“考古求真”之成绩也。可是他又只有说无书，连论文都没有发表过。（民二十二，他的《〈说文〉部首今读表》和《〈说文〉音符今读表》都已成稿，可惜没有付印，因为他要自己誊写作景印本也：这两表是他对《说文》“致用求适”方面的成绩。）他和我“雅”谈十年，此学亦是谈资，我眼见他日有进境，因为他见闻广博，新发现的实物和时贤的新说，他都能得风气之先，而又能定得失之准。他的新获与创见实在太多，“雅”谈的最后年余，我常给他作系统的归纳，遂商一种“六书新说”，一切例证，由他充实：分析条理，我任参订。但他总不能执笔（他说一动手就头晕），其时《国语辞典》要出版了，我就先把这六书新说的纲要写在序里（文云：“旧时所谓‘六书’，今当据汉字演进之历史真相而定一新说：一日指事，二曰象形，三日会意，此皆图象文字，是主‘形’的，故这三‘书’可统于‘象形’：四日假借，五曰转注，六日谐声，此皆音标文字，是主‘音’的：故这三‘书’可统以‘假借’，‘假借’者，假借字形以表语音者也。析之则六，统之则二，曰‘象形’与‘假借’而已。”六书新说的特点，只在“转注”的新说，只有一句话：“转注”就是“谐声”。不过这两种造字法的手续不同：①就“假借”字加上表意义的“偏旁”便是“转注”，（关于这一点，钱先生在甲骨铜器文中搜举例证甚多。）这种“偏旁”，就可叫做“注义符号”；②就“象形”字加上表声音的“音符”（即旧所谓“声母”）便是“谐声”，此即“谐声”旧说，但这种音符。也可叫做“注音符号”，不过比现在注音符号用拼音制度的不同而已。这样的“转注”新说，《国语辞典序》中说得较详，但例证全在钱先生脑子里，呜呼！不可得矣！（72）

黎锦熙盼望钱玄同阐释其“六书新说”时候，钱玄同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1935年1月22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一时到西车站送黎锦熙、汪怡去南京教育部递送《简体字表》，然后到琉璃厂购物，忽觉心慌意乱，右眼看不清东西。（73）《日记》中所记这次病变，后诊断为网膜炎，加上血压居高不下，钱玄同看书写字变得日益艰难。其后《日记》中关于“精神不振”、“头有眩象”、“身甚惫，竟逛不动厂甸”的记载越来越多。这些标志着钱的生命周期已进入到多事之秋。此时，大辞典的编写还远远没有成功，“简体字”方案需要修改，《章氏丛书续编》的事情，老夫子还在频频催问。在病疴沉重、诸事鞅掌的情况下，钱玄同却出人意料地接手了一件劳心费力的事情：编辑《刘申叔先生遗书》。

编辑刘师培遗书的事情起于1934年。山西籍官僚南桂馨与刘师培为旧好，拟出资出版刘氏遗著，委托郑裕孚代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记述其事道：

到民廿三，有南桂馨先生发起编印他的老友刘申叔师培先生的遗书，和我接洽，我急报告钱先生请其参加搜辑，他慨允，岂料后来竟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因为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和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采的材料。我于“七七”事变后离平时，《刘申叔先生遗书》只差两三种未印成，而钱先生所编全书的日次，体例精严，曾与我几经商改，算定稿据最近张饼家先生的报告：“未印竣的有一种是讲三《礼》的，为了此书，他翻阅三《礼》一类的书来校订原稿上的错误，这位时常患血压高的钱先生，在情绪极形恶劣之下，还如是之孜孜不倦！”刘先生是四代家传治《春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党，又转变为清臣端方的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还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74）

《钱玄同文集》中有近70封书信是写给郑裕孚，均涉编辑遗文之事。最后一封写于1938年3月1日。此时距钱玄同去世仅有10个月。郑裕孚请人代笔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的跋文，跋文描述钱玄同与刘师培的关系用了“服膺”、“拜见”等语，为钱玄同所不能接受。钱玄同要求改易。其申述理由如下：

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尝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

近二十年来，国学方面之研究，有突飞之进步，章刘诸公在距今前二十年至前三十年间，实有重大发明，理宜表彰，但亦不可太过。三十年前之老辈，惟梁任公在近二十年中仍有进步，最可佩服，其他则均已落伍矣。（75）

为避免社会误读，钱玄同抱病写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3月底初稿，12月续写，未及补充原稿阙处而于1939年1月17日脑溢血去世。钱氏序文有三个要点：

第一要点是论述最近五十年学术变迁。钱氏认为：最近五十余年，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1884年，此年康有为著《礼运注》。第二期始于1917年，此年《新青年》在北京编辑。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第一期国故研究，旨在邃密旧学，深沉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可称为黎明运动。在此国故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有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计十二人。钱玄同1937年3月12日《日记》初选为十五人，定稿成文时去掉了黄遵宪、唐才常、皮锡瑞。

第二要点是概述刘师培学术贡献。刘师培在黎明时期12个学者中，最为年轻。其著述主要在1903—1919年间。刘师培十数年著述生涯，以1908年为界限，“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鸽，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师培著述，最精要者有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76）刘君论古今学术思想之文，皆前期所作。其论“最能综贯群书，推十合一，故精义极多”。“刘君于声音训诂，最能观其会通。”前期研究小学，揭橥三义：（一）就字音推求字义。（二）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三）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此三义皆极精卓。关于文字应用者，“刘君以为宜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宜提倡白话文。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至于后期，亦揭三义，多与前期相反。一是“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叛。”二是“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求本字。”三是“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刘君于经学，“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欲专己守残也”。“盖刘君前期解经，喜实事求是，喜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左氏，偏重汉儒经说，实亦不专以此自限也。逮及后期，笃信汉儒经说甚坚。”（77）

第三要点是申明自己的学术经历及对刘师培学术的取舍。钱自述自成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然“对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无所知也。”读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夏曾佑的书，始知国学梗概。梁、章、夏皆为前辈，钱与刘年相近，且有世谊。但与刘谈论，获益甚多，刘前期著作，钱尝尽读。钱玄同对刘师培前期的小学三义的功课，校释群书的垂范，及其古今学术思想的论述，均感精义甚多，间有不同意者。唯钱氏论经学，则与刘君所见绝异。原因在于钱氏坚信所谓古文经典悉为刘歆所造之赝鼎。又以为唐宋以来不用汉儒旧说而自创新义者，其见解胜于汉儒者甚多。此意至今犹然，且持之益坚。所以对刘师培以古文家立场解经及贬斥宋元明儒的话，“皆不谓然”。（78）

此文甚为重要，原因在于它是钱玄同精细的辨章学术之作，也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卒章显志之作。其对刘师培学术的评价，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对自己从刘氏学术中得到的教益及个人与其学术旨趣的不同，坦率陈言，真实可信。更重要的是钱玄同对中国晚清到民国学术思想的革新做了一个明确的阶段划分：1917年前，是十二位第一代学人引领学术革新潮流的黎明运动时期，他们“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1917年以后，国故研究运动进入第二个时期。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且“方在进展之途中”，（79）其收获与前途无量。与黎明运动中的十二位前辈相比，1917年之后国故研究的后生，拥有更多的科学精神与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经历过更多的现代学术训练，具备更多的解决学术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就是在如此后浪推前浪中得以推进发展的。

结语

钱玄同52年的生命历程，从前清走到民国，生活在新旧大时代的交替之中。风云变幻，白云苍狗，其一直被时代的潮头所裹挟，从未退后，从未缺席。由辛亥革命前同情维新，保皇复古的思想，一变而为五四新思想新文学的拥护者参与者，再变而为后五四时代共和体制与价值观的维护者捍卫者，思想随时代进步，学术引领着学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立志，以为“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者，举止辄如嵇、阮也。”（80）服膺颜、李，勤奋做事；效仿嵇、阮，清峻做人。钱玄同“丁兹乱世”中种种选择，履行了所立志向。钱玄同1933年写信与黎锦熙、罗常培，惊叹国难深矣，吾辈只能以学术报国，自励自警。信末引清初刘献廷的话：“‘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吾当以此为座右铭。”（81）斡旋气运，学术报国，成为钱玄同身丁乱世做事做人的标杆。钱玄同生命的最后几年，有无法摆脱的病痛伴随，也有无法摆脱的炮火惊梦。1933年2月热河沦陷，钱玄同曾把眷属送到上海，自己也做好南下的准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师大西迁，钱玄同因病留在北京。是年春，恢复旧名“钱夏”以名志。与流亡中的黎锦熙信，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82）学者的风骨气节，可触摸，可想见。

在学术上，钱玄同也处在代际交替中。按照其《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的分期，钱玄同属于1917年以后登上学坛的学人。1917年后引领学术风气第二代学人，大多有留学的经历，接受过西方学术的观念方法，同时在国故研究方面也深受第一代学者学术思想的影响。钱玄同喜小学，在日本从章太炎学，是一种幸运。而读书过程中，觉今文经学学理可弥补古文经学不足，因而又有拜崔适为师的行为。第二代学者大多在大学任职。大学知识传授的方式与师徒传授不同，大学意义上的“师门”与师徒传授的“师门”也多有不同。随着知识传授与学术转型的需要，加上五四“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观的滥觞，打破师门家法，破除尊经征圣传统，重估国故价值，建构知识体系与研究体系，成为第二代学人必然所面临的问题。钱玄同以“辨伪”为入手处的经史子集研究，以音韵文字沿革研究为入手处的国语统一目标，都构成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构成了思想与学术祛魅、语言现代化等民族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黎锦熙用“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概括钱玄同的学术精神，是十分妥帖的。国故整理中的求真，国语推广中的求适，体现着清儒以来“实事求是”的学术精髓，也透露出五四时期“再造文明”的宏大格局。

钱玄同是五四时期及后五四时代现代学人的重要代表。这个时代和晚清一样，波澜壮阔。知人论世，在理解与同情的基础上，重返历史的现场，一定会有更大更重要的学术收获。

注释：

①㉙（63）（71）（72）（74）（82）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8—21、43、79、86、78、60页。

②③⑦⑩⑮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㊿（52）（53）（54）（55）（56）（57）（61）（62）（64）（66）（67）（68）（69）（70）（73）（80）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70、378—379、505、522、89、123、130、133、137、180、145、159、185、155、145、174、187、211—212、213、187、210、204、236、217、278、279、274、277、285、849、634、889、780—781、1071、851、1111、1093、1359、1066、236页。

④⑥⑧⑨⑫⑭⑯⑰㉓㉔（51）（76）（77）（78）（79）《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225、224、228、233—234、235、249、249—250、135—137、217—219、133—134、319—321、322—325、326—328、319—320页．

⑤《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⑪⑬⑱⑲⑳㉑㉒㉕顾随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顾颉刚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41、222、224、228、228、229、227页。

㉖《钱玄同文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㉗㉘㊾（65）《钱玄同文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325、312、302页。

（58）（59）（75）《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14—115、299—300页。

（60）《陈独秀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81）《钱玄同文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