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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诗歌发展小史
来源:文艺报 | 张静灵  2021年01月15日08:05
关键词:马来西亚诗歌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她在历史上与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如14世纪的印度文化、15世纪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以及16世纪的西方文化。通过这种碰撞和交汇,该国形成了其独特的热带文化。诗歌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突显了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底蕴。

马来诗歌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对于最早的诗歌形式是如何在马来社会形成并在当地进行传播这一问题,学界还存在分歧,未能做出明确的解释。大多数学者认为“班顿”(pantun)是马来社会最早的诗歌形式。古典诗歌的类型较多,扎巴列出了8种,之后的学者在其基础上有所增加,哈伦则共列出了34种传统诗歌类型。其中有几类术语源自外来文化,但被马来社会借用后,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如来自于印度语词汇的“古玲当”(gurindam)、“斯洛卡”(seloka)和“曼德拉”(mantera),以及来自阿拉伯语词汇的“沙依尔”(syair)、“纳赞”(nazam)、“玛斯纳威”(masnawi)、“哈扎”(ghazal)及“鲁拜”(bayt)等。但其中影响最深、传播范围最广、普及程度最高的类型是班顿、沙依尔、古玲当、斯洛卡、“达里本”(talibun)及“谜语”(teka-teki)。古典诗歌具有较强的格式规范,不同类型的诗歌拥有各自的结构、形式和押韵特点。整体而言,对仗工整,末尾有固定的押韵形式。如班顿一般以四行诗歌为主,每行包含四至五个单词,末尾以a—b—a—b模式押韵。达里本则是四句以上的班顿,一般为偶数,如六行、八行、十行、十二行、十六行或更多。沙依尔也由四行组成,每行包含至少九至十二个音节构成的四个单词,末尾以a—a—a—a模式押韵。沙依尔和班顿的区别在于,沙依尔以四行为一个诗节,组成更长的诗歌。古玲当和斯洛卡则是两类不同功能性的古诗,前者具有教育意义,属于忠告和嘱咐,后者则属于讽刺诗,尖锐又不失诙谐。两者有时也采用沙依尔或班顿的押韵模式。从诗歌的内容来看,有的包含叙事如沙依尔和达里本,有的则非叙事性,如班顿和古玲当。诗歌主题以浪漫爱情、寓言故事、历史及宗教为主。从其功能性而言,有些诗歌有宗教元素,有些不含宗教元素,有些则含有巫术。几乎所有的传统诗歌都以歌曲的形式或特殊的韵律来表达,绝大多数诗歌成为了民谣。这些古典诗歌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出现在各种歌舞表演、社会和宗教习俗及仪式中,用来塑造品德、愉悦人心、歌颂神灵、祈福除秽及传承文化。由于古典诗歌韵律性极强,朗朗上口,有很多经典诗句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传诵。

与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的出现约在20世纪初。马来现代诗歌的发展一般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分别是新诗开始至独立前(1913年至1956年)、独立后至1969年、1970年至1999年及2000年至今。如果将第一阶段具体细分,还可以分为二战前、日据时期及独立前这三个阶段。学界普遍认为,1913年由奥马尔·穆斯塔法创作的《诗中的幻想》标志着第一首马来新诗的诞生。从奥马尔创作了第一首新诗至二战前,并没有太多的诗人效仿这种自由的诗歌形式进行创作。阿里认为,1924年《教师杂志》的发行促进了马来亚新诗创作的发展,1934年的三月刊上曾发表了几首新诗,这些诗歌的创作者包括邦谷、卡斯玛尼、尤素福和达哈鲁丁·阿哈玛德。虽然一些诗人所表达的主题和中心内容是全新的,但当时绝大多数诗歌的形式还是受限于传统诗歌的体例。

20世纪50年代,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马来文学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诗歌刚刚起步的阶段,在形式或内容上仍受到传统诗歌的影响,40年代的诗歌突显了民族主义和抗战精神,那么50年代的诗歌则从传统中逐渐剥离,形成一股新生势力,这些诗人中不乏受到西方作品影响而进行大胆创新者,他们在保证诗歌美学的同时尝试摆脱古典诗歌的模式。这时的文坛出现了两种文学流派,一派提倡“为社会而艺术”的口号,被称为“五十年代派”(Angkatan Sasterawan’50,简称“Asas 50”),其中包括乌斯曼·阿旺、沙末赛益、克里斯·玛斯和玛苏里等,他们提倡文学革新,作品大多反映战后马来亚社会的贫困和劳动人民的怨恨,同时也表现革命者争取国家独立的决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另一派则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以哈姆扎为主的一小群作家不同意“五十年代派”的想法,他们认为艺术是一种自由的创作,不应该被任何口号或意识形态所束缚。这两派作家展开了长时间的意识形态上的论战。由于大多数媒体的编辑们也坚持文学应为受到资本家压迫的底层阶级发声抗争的理念,而且“为艺术而艺术”派的追随者也不多,因此“五十年代派”成为了当时的主流。就诗歌主题而言,逐渐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向爱国主义诗歌进行转变,二战后的诗歌体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抒发和日益高涨的反殖民主义热情。据卡迪尔统计,日据时期六家报刊社发表的105首诗歌,其中爱国诗歌占80首。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日据时期的诗歌整体水平偏低,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舆论导向。1946年至1949年六家报刊社发表的诗歌中约有半数是以民族主义为主题,呼唤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意愿高涨,诗歌已经成为马来民族反对英国殖民者、强化斗争精神的工具。诗人们更关注社会和国家现实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道德、时代变迁和自然的诗歌主题出现。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一批在师范学校学习和受过中等教育的年轻诗人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教育机构中不得不提的是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学院和马来亚大学。这两所院校培养了一大批接受马来教育的民族主义诗人,其中包括瓦哈·阿里、达尔玛威贾亚、吉哈迪·阿巴迪、柯玛拉、巴哈·再因、卡辛·阿哈玛、鲁斯当、三苏丁·贾法和纳赫玛·贾米尔等。诗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个国家在独立后的发展,延续之前的民族主义主题的同时,他们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团结一致,关注农村的贫困问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分配的不均衡,及社会阶层的不公平。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受到英式教育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较为自由,民族主义色彩不那么浓重,其中包括费道斯·阿卜杜拉、阿卜杜·卡法·易卜拉欣、阿妮斯·萨碧琳及穆罕默德·哈吉·萨勒等。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主题主要围绕着贫困和独立后的发展,那么,70年代的马来诗歌在不失诗歌语境的优美和语言风格的审美价值同时,更加体现了诗人的思想立场,更多地呈现出作家个人的反思和情感抒发,继而形成了一些重要诗人的身份象征。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巴哈·再因、穆罕默德·哈吉·萨勒和拉迪夫。这三位诗人拥有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巴哈·再因善于写讽刺诗,主题以城乡的割裂和传统社会的破碎为主。穆罕默德·哈吉·萨勒的诗歌语言优美,形式多样,1973年前曾用英语写作诗歌。拉迪夫则更重视诗歌的优美和选词的谨慎。另外,于1971年设立的马来西亚文学奖为马来西亚文学发展史开启了一个新传统。政府给发表在马来西亚媒介的优质马来语文学作品颁奖,这是政府对文学家们在发展语言、传播智慧和提升思想的道路上所做贡献的一种肯定,因为文学的发展也同样促进了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文学奖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从1971年至1976年,参赛的诗歌数量从1322首增长至2023首。除了马来学者数量的增加、高等研究机构和师范院校数量的增多以及报刊的蓬勃发展外,马来西亚社会也给了更多新诗人空间和机会,其中也包括那些涉足马来文学创作的非马来裔诗人,如年红(原名张发)、约瑟夫·瑟万、吴天才、林天英、阿旺·阿都剌、庄宝福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如再哈斯拉、祖丽娜、西蒂·再侬、再顿·阿佳玛茵、莎爱拉等。1974年,祖丽娜·哈山出版了个人诗集《如茫茫道路》,标志着马来西亚第一本女作家诗集的问世,比第一本男作家的诗集《波涛》晚了13年。1976年,女作家西蒂·再侬出版诗集《夜晚的吟唱》。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奖项应运而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是1980年开创的诗歌王子奖。国家文学家奖颁给诗人乌斯曼·阿旺和沙末赛益,东南亚文学奖颁给了诗人巴哈·再因、乌斯曼·阿旺、拉迪夫、柯玛拉和西蒂·再侬,都使得80年代成为著名诗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主题更加多样化,伊斯兰教和形而上学的主题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趋势,关于神性的探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马来文学的发展,其中就包括罗斯里·K·玛达里和苏海米·哈吉·穆罕默德的作品。另外,世界大环境促使马来西亚诗人也将目光投放到国际话题上,特别是与人道主义和伊斯兰世界相关的问题。除此之外,诗人们依然关注着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充满智慧并丰富生活阅历和民族文化的旅行记录,另外还有一些进行实验诗歌创作的诗人。

20世纪90年代至今,诗坛涌现出很多新鲜的面孔,他们在年幼时就开始写作,比如祖丽娜·哈山的女儿莱哈妮,她撰写的两首历史主题诗歌都斩获了马来西亚文学奖。另外还有妮萨和“90后”作家杜阿·苏佳纳都在诗歌界取得了不小成绩。这些新晋诗人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数量和质量,以期与资深的诗人媲美。他们的出现形成了良性的竞争氛围,并积极地推动诗歌创作的发展。总的而言,马来西亚的诗歌界异彩纷呈、百花齐放,老、中、青三代诗人汇聚了不同的智慧、理性、表达内涵及朗诵风格。他们共同推动马来西亚诗歌的发展,也成为马来西亚诗歌史的忠实记录者。

(本文系《马来西亚诗选》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