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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关于一段文学史的名与实

摘要：发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学”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与核心传统。但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早已确认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命名正在被“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名词取代。究竟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这两个概念命名，有何不同？

关键词：现代文学；“新文学”；“五四文学”

发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学”与“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新文学”是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精神资源与不断回顾、传承的核心传统。源于标示自身与传统古典文学（彼时称为“旧文学”）在语言形式与内容上的不同，因此“新文学”是一个从初始就有明确内涵的命名，这个概念命名已经经典化。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新文学”的命名一直没变有化，所有提及这段文学的文章都以“新文学”指称。1935年，“文学革命”的过来人联合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蔡元培总序和十篇导言都以“新文学”指称此一文学现象（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偶尔使用“五四文学运动初期”）。赵家璧在《建设理论集》“前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提“新文学”：“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1950到1960年代，在贯彻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下，王瑶、张毕来、刘绶松的现代文学史著仍以“新文学史”命名，文学史叙述文本主体中也始终称之为“新文学”，只是在绪论中提及以“五四时代”为背景。

但是近几十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早已确认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命名正在被 “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名词取代。一个趋势是，新一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已普遍使用 “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称，来取代与指称原先已十分明确的“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后者正在悄悄消失。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上海现代文学界举办的纪念“五四”百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几乎一体指称“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参加上海举办的“五四与中国话剧”学术论坛，会议所收到的论文一律冠以“五四”：“五四话剧”“五四新戏剧”“五四戏剧运动”“五四翻案剧”“五四戏剧思想”“易卜生与五四话剧”“五四翻译剧”“五四外国戏剧”。尽管论文讨论的是“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剧（后来命名为“话剧”），但“新文学”的概念名称已经消失，而代之以“五四话剧”“五四文学”。《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刊出的论文题目就有《“五四”新体白话的生成》，文中称“‘五四’白话文运动”。连起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也挂上了“五四”的品牌。

究竟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这两个概念命名，有何不同？

“新文学”源于《新青年》杂志发端与兴起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相继刊发于《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学革命。1918年1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已经开始使用“新文学”之概念命名（玄同《新文学与今韵问题》）；紧接着，1918年2月第四卷第二期刊登《新文学与新字典》（沈兼士）；1918年8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二期开始设“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专栏。可见“新文学”之命名已经固定确认，此后是其自然迅速推开。

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文学革命”“新文学”是在《新青年》所鼓吹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诞生，它不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发生。

第一，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17年1月、2月胡适、陈独秀《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相继发表；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开始每期刊登胡适、尹默、刘半农、鲁迅（唐俟）等写的白话诗；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3期发表王敬轩（刘半农）“双簧信”；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鲁迅发表《狂人日记》，这是新文学奠基之作；1918年6月《新青年》第四卷第六期为“易卜生专号”，易卜生的个性主义等思想成为新文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在此前后《新青年》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家与文学家的思想与创作；1918年10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四期“戏剧改良专号”讨论旧剧与新剧；1918年12月《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发表周作人《人的文学》，此为新文学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1919年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可见新旧思潮之争论已达白热化；1919年3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发表胡适剧本《终身大事》；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马克思学说”专号。1919年4月蔡元培发表著名的《答林琴南书》，1919年1月《新潮》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新文学重要的青年文学杂志。

可见，“文学革命”的主要动作，在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已经完成。显见，“文学革命”不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而且，“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也没有策划要在1919年5月4号举行一场关注巴黎和谈中国外交问题的青年集会游行，5月4号北京青年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集会游行是在中国外交危机紧迫情况下爆发的，它与正在发生、进入高潮的“文学革命”没有实际的关联。

第二，“新文学”“文学革命”是承受了《新青年》展开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的影响，其主旨与核心思想个性主义、人学与人性主义、平民意识与《新青年》、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相呼应一致。“新文学”“文学革命”无疑是《新青年》所展开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宗旨是实践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第三，应该说，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是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五四”运动又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广泛的开展。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区分，是显然的。

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尽管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其立足点、注重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双方都认可其青年爱国反帝的政治意义。毛泽东先后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指导思想、在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做出了经典性论断:“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从中国现代发展史的角度进而阐释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并且揭示其性质：“所谓新民主主义，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立足“五四”运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从这一政治学角度重新整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新文学史的阐释，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

1950年，教育部召集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指定其内容为：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同时颁布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绪论”指出教学目的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文学的特性”“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随后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9月上册，1953年8月下册），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1952年11月）、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5年）、张毕来《新文学史纲》（1955年）、刘授松《中国新文学初稿》（1956年），都以“五四”运动来统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来阐释中国新文学史，主旨是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来建构新文学史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完稿于1950年8月）归纳“中国新文学的特性”成为定论，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

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这些以“五四”运动为理论建构基点、以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观为主旨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尊重历史事实，都明确称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主体为“新文学史”“新文学”，书名如此，正文叙述也一以贯之称“新文学”，没有使用别的新概念名称。稍早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也称：“新文学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稍后于1956年问世的刘授松《中国新文学初稿》第一章标题则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1917——1922）”。倒是王瑶《史稿》有所不同，绪论第一句变成了以下的表述：“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但“文学革命”是从1919年5月开始的吗？

新时期思想解放，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进展，首先体现在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传统框架，纠正了过往单一的政治—革命文学史观的偏颇，重新阐释发端于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传统。在中国通史的历史叙述中，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叙述是通史宏伟庞大叙述体例的主体，唐代古文运动、唐诗、宋词的叙述只是纳入唐宋文化的支脉中概略提及。但中国文学史研究当然不会径直以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唐代重要历史事件为理念与研究思路代替唐诗研究，不会仅止于以两宋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理念与审视思路如“陈桥兵变”“王安石变法”取代两宋词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的探讨，也不宜用明清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如洪武登基、永乐迁都等重要历史事件去取套昆曲传奇的研究，唐诗宋词明清昆曲传奇的发展自有其自身规律与内涵，自有其文化美学观与艺术史观。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应有其多元的史学理论与文学史视角，从而返璞归真，寻找文学史本体与文学规律。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推进顺利与成果卓著。

但是与此相逆向的，是现代文学史研究所指述的概念名称却愈来愈纠结纠缠，走向一个死结——“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化运动”的新名称正在取代“新文学”“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那些源于历史、业已经典化的历史性概念名称正在消失，而后来产生的新名词概念正在新一代的研究者中耳熟能详，脱口而出。我在前面提到的，在纪念“五四”运动百年的研讨会上，“五四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话剧”“五四文学思潮”的名称联袂而来，源源不断。有的学者在研讨会上说：“五四运动造成了新文化运动。”有的说：“没有五四，就没有中国话剧的变革与发展。”而且已有《中国五四文学史》问世，其研究内容则是新文学与新文学革命。

谁是拼造新名词的始作俑者呢？1979年6月出版的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其章节标题已经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命名，绪论正文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但是该著正文叙述一直称“新文学”，尚未将“五四文学”字样替代“新文学”命名。

还是唐弢主编，1984年12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在此概念命名问题上又退回去了。唐弢《简编》版所有章节标题不再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字样，只是第三章标题为“‘五四’时期及‘五四’后期的文学社团”——“五四”标示的是时代概念。正文的叙述，尊重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的历史史实，与唐编三卷版一样，没有将“五四文学”字样替代“新文学”命名。应该说，这个变化不是随意性的，是主编唐弢审慎思考而做出的决定。一部集体编著的文学史，主编的职责一定会就全书章节目录，做出逐字逐句的推敲，体现主编的春秋笔法——对历史的抉择褒贬。

1982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增加了一篇“重版代序”，题目就是《“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而且正文大量使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命名字样，共十一次。这篇写于1979年的《重版代序》由钱理群执笔——钱理群先生后来提出“20世纪文学”概念，也许是对“五四新文学”理念的反思。

这之后就出现了“中国五四文学史”（其实研究的就是“新文学”史）。这种情况，从1989年纪念“五四”七十周年至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百年，以“五四文学”之名取代“新文学”历史命名的全面铺开达到泛涌成潮。

与这同样情况的，是“反封建”一词的误植。“封建社会”一词，系指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分封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制度相当于中国周代，周天子分封诸侯，那是封建制。从秦汉开始，中国两千多年的行政建制是郡县制，政治权力体制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由于1920年代翻译介绍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史，将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一词对应移用于中国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社会体制，此种误植，造成“反封建”一词的混乱黏贴与泛滥使用，与马克思本意、也与中国历史的自身轨迹相悖，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行政建制“郡县制”（公元前221年，秦灭齐统一中国，秦始皇采纳廷尉李斯建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直到1911年清亡），被套上不相干的命名——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现在中国历史学界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误植的命名“封建社会”，而以创意自我标榜的现代文学界却浑然不觉，仍旧在频频使用“反封建”这个早该停止的旧名词，因而模糊了应明确的“反专制”的本质。

是“新文学”，还是“五四文学”？二者可以重叠混用、取而代之吗？

“五四运动”，就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青年学生爱国游行，与此后至“六三”在全社会上掀起的广泛的爱国行动。“五四”运动，自有其不可更易的政治学、社会学内涵与意义。其政治的、社会的意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意义，毛泽东论述已经赋予其经典地位。若名“五四文学”“五四新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阐释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

而“新文学”“新文学革命”亦自有其遵循自身文化与文学规律的人文主义内涵与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传统。这两个概念命名，虽然略有重叠，但明显自有其不同的空间与历史时间性，不同的内涵、意义的概念命名。

“新文学”“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就是经典命名与自身内涵的合一。“五四”就是“五四运动”——“五四”，别无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