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都市与东亚
藤井省三先生关于鲁迅的研究，一直颇为学界重视，尤其是他对《故乡》的讨论（《鲁迅〈故乡〉阅读史》，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更是备受好评，他独特的理论视角和个人体验都丰富了学术讨论的空间。如果说当时他所呈现的是“鲁迅的模仿和创造以及中国‘《故乡》阅读史’的变迁，与中国的社会历史密切相关，通过《故乡》阅读史可以生动地把握现代中国的脉络”，那么在此基础上将研究重点从中国转为 “鲁迅与日本”，则显示出作者视野的扩大，因为“日本作家模仿鲁迅所建构的文学史以及日本鲁迅文学阅读的变迁，也同样与日本社会的历史紧密相关，通过日本的《故乡》阅读史也可以切实地把握现代日本历史的流动轨迹”（同上）。而其《鲁迅的都市漫游：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则将整个东亚都纳入了讨论的范畴，这一循序渐进的演变理路，可以看出作者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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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都市漫游为核心，那么自然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概述鲁迅自身的游历轨迹，一是以不同都市（国家）为中心，考察在东亚范围内鲁迅所产生的影响。就前者而言，藤井省三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一生也是一场遍历东亚都市的旅程。他的旅程从故乡绍兴开始，历经南京、东京、仙台、北京、厦门、广州、香港，于1927年到达上海，并在这里度过最后的十年岁月。显然，鲁迅及其文学的独特个性与气质，与这些都市密切相关。要叙述鲁迅，则必须关注他所遍历的都市。”也就是以地点为线索，串联起鲁迅的生平，这些对于自幼即要学习鲁迅作品的中国读者来说，未必会很陌生。但是，在藤井氏的叙述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朝花夕拾》所收录的《父亲的病》中，鲁迅不乏对传统中医的嘲笑和讥讽，《呐喊·自序》更是说“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但藤井提到，鲁迅同期有一位留日学医的朋友，他曾回忆说，鲁迅对中医有很高的评价，并曾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由此也能看出其复杂的面向。《父亲的病》中的陈莲河即是当时绍兴的名医何廉臣，至今仍受到当地人的称赞。藤井认为：“如果说是那些平庸的中医导致了父亲不治身亡，那么‘我’对传统医学的彻底否定也就具有了赎罪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篇作品，可以说是鲁迅对传统进行批判的一篇宣言。”这一观点对于我们解读《父亲的病》，显然颇有启发意义。
而鲁迅在日本的生活，因为《藤野先生》一文，我们对其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生活较为了解，但《鲁迅的都市漫游》指出，从1902年鲁迅踏上赴日留学的旅程，到1909年归国，他在日本度过了整整七年半的岁月，而除了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的一年半在仙台就学，他一直生活在东京，即使在仙台读书的一年半里，春夏冬三个长假鲁迅也都会回到东京，最后索性退学，由此得出“其原因或许是因为鲁迅一直没能忘怀信息城市东京所特有的快感和兴奋也未可知”的结论，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而更有趣的是，鲁迅在与许广平相恋不久之后，即离开北京，在到达广州之前，他曾先到厦门大学任教，但在那里也仅仅待了四个半月：“对曾长期在东京和北京生活、早已习惯城市文化的鲁迅来说，厦门这个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无轨电车的小城市大概并不算什么宜居之地。回想起来，早在20年前，鲁迅留学生活的仙台正好和厦门很相似，但鲁迅在那里仅仅生活了一年半便撤回了东京。这样看来，也学鲁迅在性格上更适合都市生活也未可知。”通过对仙台与厦门的介绍，在文本上形成呼应，恰证明作者所想呈现的是“一个摩登的、在大都市间徘徊的别样鲁迅”，这也与我们所常讨论的以描写乡土成名的鲁迅之间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况且都市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质，也未尝不是鲁迅思考、呼应与批评的背景。
至于作者发现《新青年》杂志实际发行时间比通常学界认为的1918年5月晚了一个月，因此《狂人日记》的创作时间也有可能是在5月，“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在5月份，北京《晨报》社会版还发表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新闻报道，它们是《痰妇食子奇闻》《孝子割股疗亲》《贤妇割肉奉姑》以及《贤妇割肾疗夫》等”，“创作《狂人日记》的动因或许就在这里也未可知”，也提示我们这种以都市作为背景的研究重要性。而鲁迅对好莱坞电影的热衷和国产电影的冷漠、对外国美术和版画艺术的提倡，都是以都市生活和文化作为时代背景的，是立体呈现他个人形象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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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东亚范围内来讨论鲁迅的影响，也是藤井省三颇为重要的关注点。作者指出：“要叙述现代中国，则鲁迅文学必定不可缺席。要叙述现代日本以及东亚，鲁迅文学同样不可缺席。当我们以鲁迅为坐标来展望现代日本和东亚时，可以清晰观察到东亚的个性与共性。”这一部分可以视为鲁迅接受史的范畴，而作者的异域视角，俨然可以获得某种“旁观者清”的价值，给予我们以启发。这里最重要的仍属日本的鲁迅研究，我们知道，鲁迅终其一生，受到来自日本的很大影响，但同时，在他生前、身后，又反哺着日本的文学界和思想界，成为日本许多作家、学者阅读和思考的原点，也成为他们进行文学、文化乃至时代现状分析和批判的镜子，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颇为罕见。一般来说，最具影响力的不能不首推竹内好及其《鲁迅》，“竹内鲁迅”甚至成为了专属名词，在八十年代以降的大陆学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汪晖《反抗绝望》、郜元宝《鲁迅六讲》等著作中均可见一斑（亦可参考刘伟《竹内好、〈鲁迅〉与近三十年中国鲁迅研究》，《文艺争鸣》2011年第15期），但藤井在著作中将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鲁迅》相比较，指出“太宰治关于竹内的《鲁迅》‘如秋霜般严峻’这一说法，后来却被解释为太宰治从竹内《鲁迅》那里‘受到了强烈冲击’。不仅如此，这种解释还逐渐成为神话”，实际上，在藤井看来，竹内对鲁迅的许多作品多有批评，“太宰治用‘如秋霜般严峻’来形容竹内的《鲁迅》，想必其中交织着同为作家的对鲁迅的同情吧”。
藤井对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评价并不高，指出了很多问题所在，如“竹内好的鲁迅论明显具有空洞的观念论色彩”，“在竹内好眼里，太宰治笔下的鲁迅却‘是仅凭作者的主观而捏造的形象——不，甚至可以说是作者的自画像’，如果太宰治看到竹内好的评价，我想他一定会把这番话掷还给竹内好本人”，而且作者仔细考察了竹内鲁迅论前后差别极大，最负盛名的“回心说”在后期已然有了某种遭到本人否定的意味，藤井指出竹内好的转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谓“战前那种‘先进日本——落后中国’的图式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很多日本人眼里闪耀着光芒，以竹内好等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主的日本人，对人民共和国抱有无限期待，极力赞美社会主义中国。想起来，这也算是对长达半个世纪以来蔑视和侵略之历史的逆反吧”，显然颇有见地，可以揭示我们之前较为忽略的事实和背景。至于“竹内好在战后日本研究领域的名气，使他在《鲁迅》一书中塑造的那个苦恼于政治与文学之对立的鲁迅形象也在日本读书界广泛流传，并驱逐了太宰治《惜别》中那个富有个性、人情味儿十足、笑容满面的鲁迅形象”的结论，虽然可以见仁见智，但由此亦可以引发我们对过去较为轻视的《惜别》的再思考，这种不断的反思、修正、再反思，正是学术研究持续深入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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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竹内好的反思不仅局限于他的鲁迅论，藤井将目光也延伸到竹内的鲁迅翻译，通过鲁迅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在肯定“竹内好成功实现了鲁迅文学于战后日本的本土化，中学教科书也将鲁迅作品作为国民文学进行处理”之时，也指出问题所在，一是竹内将鲁迅的长句分解为多个短句，“但实际上使用曲折错综的长句来表达复杂交错的思考内容，原本是鲁迅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把长句置换为几个短句，使鲁迅那种原本充满迷茫苦恼的思索变得相对简略和明快”，一是大胆意译，“对原著作者鲁迅来说终究是少了一点敬意”，因此，“竹内的翻译也失去了鲁迅文学的原点，即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对现代抱有深深的疑虑和彷徨”,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较为全面地考察、评价竹内好的鲁迅研究都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最后，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本质的问题，即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鲁迅，这里不妨来看作者的观点：“为了抵抗源于欧美诸国的殖民化，19世纪的东亚人民从欧美那里学来了产业化社会和民族国家这些观念，并各自进行了建立独立国家的努力。20世纪初叶，各国纷纷模仿欧美，而鲁迅则汲取了欧洲浪漫派诗人的个性主义和反抗精神，阐述对欧美近代要坚持既接受又抵抗这种主体性立场的重要性，并积极付诸实践。在苏联解体和东亚经济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主义正在席卷东亚。面对这股全球主义思潮，东亚人民只能像昔日的先辈们那样去勇敢面对。但我们怎样才能在保持主体性的基础上思考和行动呢？我想，鲁迅文学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这或许仍将并持续是我们研究和解读鲁迅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