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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原华夏诸国的汉语诗歌体式主要以四言为主，现存实例可见于《诗经》。南方的楚辞是杂言，可以说是压韵的长短句，其实是受上古百越诗歌影响的汉语诗歌，其来源可见于我国已知最早的翻译诗《越人歌》。五言诗据说始于西汉李陵的《与苏武诗》。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有可能受到了匈奴诗体的影响。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之后，汉译佛经中大量的诗歌韵文对汉语诗歌的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据说汉语的四声和反切就是受印度梵语的启发而发现和发明的。曹植借鉴梵呗发明了汉语诗歌的吟诵方法。谢灵运对梵语颇有研究，著有专文《十四音训叙》，他的诗歌创作在音律方面显然受到了梵语诗律的影响。其后才有了沈约概括的四声八病说。可以说，梵语诗律对于在唐代才得以完善的近体诗（律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近体诗中的绝句尤其适合配乐歌唱，旗亭画壁故事中诸伶人所唱即皆为绝句。据说李白等人的绝句传到了西亚地区，化为波斯语诗歌中的鲁拜体——一种韵式为aaba的四行诗体，12世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就颇得诗仙神韵。而这种诗体后来又传入突厥语中，成为维吾尔人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据说日本的俳句也源于汉语的绝句，而前者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流行诗体了。另一种世界流行诗体是自由诗体，而它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诗体了。

诗体从一种语言移植入另一种语言当然要通过翻译，但往往不是简单复制，而是有所改造，尽管有时是不得已或无意识的。尤其宗教文献，重在达意，形式则不免被稀释简化。公元前3至2世纪由希伯来语译出的希腊语“旧约圣经”《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想必就有把诗体译成分行或不分行的散文体的情况。公元4至5世纪译出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中则无疑有将韵文译成散文或将格律诗译成自由诗的实例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可见于1611年问世的英文本《詹姆士一世王钦定圣经》，其中《诗篇》《雅歌》《耶利米哀歌》等以及散见的诗体经文，都被译成了散文。这些散文体译诗即英语散文诗的滥觞。据说惠特曼也是受圣经中译诗文体的启示而始创自由诗体的。汉译佛经也是类似情况，只不过其中的伽陀（偈颂）大多被译成了五言或七言的无韵诗体了。与我国的五言无韵诗体极相似的是英语中的无韵诗体，其抑扬格五音步律是萨利伯爵于16世纪在翻译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的过程中创用的，后来被确认为最符合英语习惯的诗律，对英国诗剧的贡献尤大。莎士比亚用这种朗朗上口的韵律把英国诗剧推上了巅峰。弥尔顿继而用它吟诵出了英国最伟大的文人史诗《失乐园》。尽管希伯来语、梵语和拉丁语原诗本来就是不压韵的，但经翻译引进后的散文或无韵诗体，在希腊语、汉语和英语中却是全新的创造。20世纪初，庞德把费诺罗萨用散文体翻译的中国古诗润色成了自由诗，就被认为是为英语世界发明（或杜撰）了中国诗。而在许多近代语言中，包括汉语在内，新诗或现代诗几乎就等于自由诗，而自由诗无疑是翻译的产物（或副产物）。不妨说，诗体的创新大抵是横向移植的结果。

世界的诗歌从来就不是一座座隔绝的孤岛，而是一个个开放的城市。诗歌的世界早已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勾连一体的宇宙。一代又一代知名和不知名的译者正是这伟大工程孜孜不倦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