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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语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万戴和楼宇曾对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顾问赵明德先生进行访谈，以下为口述内容整理成文。

赵德明于1939年在北京市出生，祖籍河北昌黎，高中毕业保送至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1960年调入西班牙语专业，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被送到智利公费留学，1966年回国，之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赵德明教授致力于西班牙语教学和西葡拉美文学翻译与研究，译著数量十分惊人，是巴尔加斯·略萨、罗贝托·波拉尼奥等多位重要西葡拉美作家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并著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1989）、《20世纪拉丁美洲小说》（2003）、《巴尔加斯·略萨传》（2005）等专著。

我跟西语结缘，和西语语言文学结缘，有着“误打误撞”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我是随着时代走、随着国家的需要走、随着党组织的安排走。我上中学是在北京市二十六中，现在叫汇文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时我被学校保考（就是学校带有保送性质地送学生进入大学，但是需要有一个单独加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学习。

当时的我并不清楚法语是一门怎样的语言，因为我中学6年学的是俄语，读过大量苏俄小说。二十六中的图书馆特别丰富。在借书高峰时，我帮忙站柜台，帮管理员干活，于是得到了一个优惠：别人每次借一本，我可以借两本；别人阅读时间是10天，我可以是三周。当时我读书真是痴迷了。痴迷到什么程度？我从学校，也就是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回家，一路上我仗着路熟，就捧着书一边看一边往前走，穿胡同、过小巷，一直走到东便门外的家。那时候，我正是十几岁这个年纪，就像海绵吸水似的，幸福感特别强。后来我读到一篇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说马德里的一个老公务员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离开家去上班，这一路上也是捧着书。他喜欢读各国文学，一路上，他的心远离了马德里那喧嚣的车水马龙，飞向了俄罗斯大草原。这让我很有共鸣。

赵德明

进北大读法语时，我从高中开始对文学的喜好还是延续下来了。北大法语课最早就是教语音语调，内容不多，但有很多练习。我觉得那点发音道理也就那么回事。所以课后，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地做练习，拼命地练法语，而我就钻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文艺部里埋头阅读。

1959年1月，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了。1960年，古巴和中国建交。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当时急需一批西语人才。这个时期西语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准备开设西语专业。生源一方面从社会上招，另一方面也从法语专业里调了三个人：赵振江、段若川，还有我。调我们三个人是有目的的，不是为了将来走向社会，而是为北大建立西语专业教研室服务。说老实话，当时我实际上是不情愿的。其实我学法语也不是很情愿。然而，当自己的兴趣与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时，我是一直服从国家需要的，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信念。

1963年大四夏秋一开学，学校党组织就找我谈话，说准备送我出国，派我先行集训。集训地点在北外的出国部，我就到那里报到。北大第一批就派出了我一个人，第二批又派了徐世澄等几位。这第一批里的12个人，组成了一个出国临时支部。我是支部委员，领着大家伙儿置装、学习、培训，忙了两三个月。培训快结束时，接到通知说这批12个人里，走11个，留下赵德明另有任务。等他们都走了，组织再次找我谈话，说准备派我去智利。之后，又从外交部来了一个干部叫丁永龙，我们两个人一起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办去智利的手续。办完手续后，我就和丁永龙出发了：先坐火车到莫斯科，之后是捷克，再到瑞士，然后从瑞士飞巴西，从巴西到阿根廷，从阿根廷飞越安第斯山，最后才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我们的飞机降落以后，很快就有人来接。我们住到了新华社驻圣地亚哥的办事处，第二天就开始联络。将我们推荐到智利大学的那位重要人士，是当时的智利副总统。他曾访问过中国，并和中国达成了协议：中国可以派两个人到智利留学，并由智方提供奖学金。我们留学的单位是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我选的课程是语言、文学、历史、地理。

当时党组织要求我们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一定要学到最好。就这样，我们入学了。说老实话，开始时，我听课非常费劲，因为北大学的那点东西在国外远远不够用。这个课不是专门给我们开的，是正规的高校课程；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要求还很高。同班学生主要是智利人，也有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学生。给我印象最深、让我受益最大的一门课叫“恢复性语法”，授课教授叫安布罗西奥·拉瓦纳莱斯。多年后，我买了一本《美洲西语大辞典》，编委会里还有他的名字，这让我十分激动。

1964、1965级北大西班牙语专业学生返校留影

我们听课比较吃力，理解也十分困难，心里都很着急。于是我们就想办法录音，然后把录音听写出来，让助教给我们辅导。最后，我们打印出来西语版本，再请助教给改一遍。这位助教态度认真，对我们也特别重视，又让教授看一遍，教授在字里行间作了修改。如此一来，就变成一本像模像样的语法教材了。而到考试之前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是拼命背书，因为是字面阅读，就好懂一点了。考试时大家按照名字顺序排好队，抽签考试。我抽到的题目正是我认真背诵过的内容，我答完了以后，考试委员会的四个老师都点头笑了。于是，他们打分，当时是10分制，他们给了我9分，是班里的最高分。出去后，班长问我：“赵，你得了多少分？”听完我的回答和我对问题的解答之后，所有同学都为我欢呼了起来。

这件事很轰动，对我们后来站住脚、避免警察的监视起了很大作用。不过也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当时智利方面提供奖学金，也给点生活费，我省下钱买了很多书，总共有好几百本。但快回国时接到通知，说没这笔钱海运，最后我只能拿皮箱装了十几本最重要的书，剩下的只好送人，留在那儿了。都是好书，太可惜了！

1966年3月，我回国后正式在北大留校任教。但是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北大就开始乱了，后来课也停了。我想搞点文学研究、文学翻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同行听说我回来之后，希望我能翻译一些拉美文学作品，我就翻译了一批短篇小说；他们也希望我搞一点拉美文学动态，约了好些篇。当时真是有一番新的计划，可什么都做不成了。等到70年代“文革”转向，要求老师们都得去五七干校劳动。我还年轻，干点活也不算什么，就依照学校安排去了江西劳动。我去了半年，这段日子里，除了下地种点水稻没别的事情。我悄悄地带上了《马丁·里瓦斯》原书，用《毛主席语录》盖着，下面垫一本练习用的笔记本，开始着手翻译。最后那个本子让我翻得老厚了。回到北京之后，北大慢慢开始复课、招生，那时候就有点事干了，时间也多了，就开始继续翻译。差不多到1978年吧，这本小说就翻译完了。翻完之后，书稿就放在了那里，直到1981年6月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约在1977年，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专业有一位秘鲁专家，名叫米格尔·安赫尔·乌加德，他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远亲，也是文学语言专业的教授。当时刚好“文革”十年结束，我作为青年教师，对于拉美文学的情况已不甚清楚，正好向他请教最近几年拉美文学的新动向。他第一个就谈到了巴尔加斯·略萨。我读完了《城市与狗》后，产生了要把这位作家介绍到中国的想法。 

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大会重点讨论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巴尔加斯·略萨，还有一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作家对于1979年中国西语文学翻译界都是很新鲜的。适值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不久，也提到需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具体到文学研究、翻译、出版领域，则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世界文坛近况。最终，我们决定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杂志《外国文艺》，把马尔克斯和略萨介绍到中国来。于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拉美文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作家发现，拉美文学区别于欧美文学，更区别于东方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拉美文学真的是一朵奇葩。《我们看拉美文学》(论文集，赵德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为证。

1996年，我在西班牙做学术交流，刚好赶上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举办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题是关于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大会参与者众多，坐满了大礼堂，略萨本人就坐在台下。按照西班牙学术会议的惯例，我单独在台上进行演讲，用西语梳理了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国内的翻译、介绍、影响，以及国内学界的看法。我当时对略萨1990年参加总统选举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的失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有一个杰出的作家可以继续写作，而他即使当上了秘鲁总统，也未必能够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时会场又是掌声又是笑声。他坐在台下面对着我，也笑了。

因为住在同一个大饭店里，我俩相约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进行了一些叙谈。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译介。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伯尔尼版权公约，我们的译介工作也逐渐规范化。他慷慨地表示要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请他的版权代理将《水中鱼》的版权免费赠送给我。

除了略萨之外，我重点翻译的作品还有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原著是出版社提供的，希望我来操刀翻译。这部书很厚，有800多页，应该是我一生中翻译篇幅最长的一部书。尽管体量大、阅读时间长，这部作品依然好看，故事性强、情节抓人。且作品背后对欧洲文化、拉美文化均有所涉及，对社会的黑暗面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性：黑社会横行、普通百姓遭欺压、战争的杀戮和平日的杀戮，如连环强奸杀人案，作家对此都有着细致的描写。 

我的任务是教学，翻译则更多的是兴趣。这40年的翻译生涯，我翻译的文学作品有八九十部，再加上其他类型的书籍超过百部。如果总结我的体会，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就是眼界要开阔。要明白这个地球上还有另外的世界，有另外若干个不同于我们的世界。这个观念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说这话的时候就想起当年见到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不管你是智利的、阿根廷的、古巴的、西班牙的、巴西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说话、办事、风俗、习惯，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好几种生活方式。他们的所思所想反映在文学方面，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我们要老老实实先弄懂这些，而不是不懂就批评。还有交流，交流是带着问题的，你对人家能提出什么问题，人家对你提出什么问题，你怎么解答这些问题，你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真话假话，是敷衍的话、官话，还是骨子里的话？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互惠的、平等的，但也是各取所需的。

第二是通过翻译方法而来的，就是需要注意细节。文学翻译中的符号、短句、主句、从句等，都告诉我这样一个思考方法：要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专注文字表面和其背后东西的关系。进入文学译介的专业领域，就需要察觉文学表达中的暧昧：有些可说可写，有些可说不可写，只能通过特殊的描述方式体现一下，这样译出来的文字就会比较复杂、文雅。文学告诉我们很多复杂性，要避免片面、避免偏激、避免简单化。复杂的东西味道浓郁，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第三就是一定要读书。读文学的书，读翻译文学的书，包括写文学的书，要把历史、哲学和文学这三者贯穿起来。比如像《红楼梦》中“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是一种悲观的观念。这种观念统领了全书，就是说贵族世家辉煌繁荣的背后，埋伏了危机，而这个危机和刚才说的白茫茫一片是有关系的。如果能够考虑这种悲观哲学观念的话，对深入理解《红楼梦》就有好处。而历史和文学关系就更密切了，有的历史事实经过了演化之后，就可以变成很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关系，《三国志》是写历史事实的、记录性的，但是《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的拓展了，是虚拟的、带有主观构思的，这就是文学了。这种作品，就是结合文学中的拓展和夸张，对于历史事实进行重新建构，形成全新的文学作品。所以历史和文学创作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四就是要认识到虚构作品与作家想象的密切关系。这也是我翻译了这么多书之后的重要感悟。文学中当然有写实，但是如果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会显得苍白。毛主席曾言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要是没有想象力，这些意象就不能够串起来，也就失掉了诗词的意境。理解到作家、诗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将这种汪洋恣肆的想象用母语表达出来，是对一位文学翻译者一生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