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 羽：我看到从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您就一直充满信心，从您在各个渠道的表达来看，似乎没有低落过。事实是这样的吗？您是否也有犹疑、情绪的低落？

刘醒龙：说自己情绪没有低落过是在硬充好汉，肯定不是心里话，只要人在武汉，遭遇情绪上的大起大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我一向睡眠很好，疫情期间却经常失眠。平常总想着减体重但总也减不下来，那时候吃饭没办法挑肥拣瘦，体重掉了三公斤。疫情开始时自己就患眼疾，后来变得日益严重，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都是血肉做的，别人有的情绪我也都有，比起来我或许只略多一些自律和自重。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在家里我是爷爷，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是男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更是一个人从小到大所能领会的教养。

至于信心，人生本当如此。我理解的信心，无非是真诚面对眼前的生活，尊重努力劳作的自己与他人，不浮肿，不虚脱，为自己能够完成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而开心。我生性易受感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那么多人主动支援武汉，我深受感动。有时候，深受感动也是一种信心。

文 羽：我看到您当时在朋友圈里说，您的家人也有在抗疫前线战斗的，能说说他们的故事吗？

刘醒龙：有些事做了也就做了，没必要多唠叨。千家万户全都在一线抗疫，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不过有两件事还是值得一说。一是孩子在新闻单位上班，轮休时就在小区当志愿者。有一次孩子生气了，因为有人在自媒体上说，志愿者是假的，孩子便回了一句，今天我们几个女的卸了整整一车白菜，就因为没有送到你家门口，你就当没看见吗？另一件事，刚好相反，夫人当志愿者，送青菜和鱼去一户残疾人家，男主人伤残很严重，平时都不起床，却非要让家人搀扶着，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们非常感激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10月10日去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与很多专家学者见面时，我只开口说了一句，感谢山东人民对我家乡黄冈的支援，就泪流满面说不下去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自己因为眼疾当不了志愿者，但也做了些事情。武汉降为低风险地区后，有新冠肺炎患者家人给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我借故没有见面，就放在湖北省文联办公室里，至今也不好意思打开看。有人建议送给抗疫博物馆，我也不想那样做，那会更加不好意思。人做一些分内之事，多半是为了求得心安。那时候，我听说有一个家庭四个人确诊，剩下一个小孩还在发烧，就试着帮一帮，没想到帮成了。做这种事，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

文 羽：近年来，从《蟠虺》《上上长江》，到《黄冈秘卷》《文学回忆录》，您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堪称一位勤劳的创作者。现在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刘醒龙：疫情之后，我开始时零散写了点文字，有访谈，有随笔。也写过一首歌词《如果来日方长》，被谱成曲后，反响还不错，自己索性将一些断断续续的文字，重新构思写成一部18万字的长篇散文，篇名也叫《如果来日方长》。这之后，我最想做的事是先治好眼疾，虽然眼科专家表示，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好转概率，但自己还是挺乐观的。我也不允许自己不乐观，因为一直想动手的《青铜三部曲》之二正等着我去写。

文 羽：您作词的《如果来日方长》里面的“花不开、酒半杯”，背后有什么故事吗？您当时写这个歌词的创作情况是怎样的？

刘醒龙：夫人的一位朋友年年春节都会提前寄来水仙，正好在过年时节开花，水仙的清香特别淡雅，有天然的春天气息。今年春节收到水仙后，养了多时也不见开花。《如果来日方长》谱成曲唱开后，有几个朋友说，原以为只是自己家里的水仙不开花，没想到你家的水仙也不开花。有一个朋友，当医生的女儿要上一线了，他拿着酒杯说是给女儿壮行，只喝了一口就再也喝不下去，背过身去，落下的眼泪，反而比喝下去的酒还要多。疫情之下，花且有灵，何况是人。朋友一家后来全都安好，对于这两句歌词，我们从不触及。人心之敏感，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有很多。协和医院的一位医生，将这首歌与战疫期间亲手拍下的各种图像一起做了一个短片，用于自己医疗团队的一个活动。她在微信里只说，同事们都觉得这歌真好听！我当然晓得这些话是不能说第二句的，便只回复了“谢谢”二字。因为再说下去，必然是泪如雨下。

文 羽：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知道您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也没有停止写作，这一年来，关于文学，关于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您有没有一些新的思考？

刘醒龙：我曾说过，文学不是直接站在潮头上弄潮，而是从潮头上退后半个身位，不与即时报道的新闻争宠，用更加厚重的观察和更有体系的体验，重建这股大潮的艺术形象。前两年，在一个国际文学交流活动上，莫言谈了一个观点，什么都可以快，唯独文学应当慢下来。那个活动由我来做会议结论，我强调了莫言的这话，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我曾感慨文学苍白无力。甚至现在，我也还是觉得最初那些铺天盖地的文字，只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学元素，并不是文学本身，只有一次次对支援武汉的人们表示感激的句子，过后读来似乎还留得住。彼时的文学，找不到先贤留下来的现成经验，更不知能给后人提供哪些风范。在长篇散文《如果来日方长》中，我虽然写了几位在火线上“自我提拔”，以卑微的身份担起巨大职责的医护朋友，但我依然觉得，这不过是身陷火线的我们，用相对一手的文学元素，给未来的某种文学作些预备。所以，我尽可能完整地写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比如，我熟悉的一位护士长，55天没有与幼小的孩子见上一面，每天在电话里互诉相思。好不容易从隔离病区出来，走到家门口，孩子却躲在门后，用发自内心的声音，奶声奶气地不要妈妈进屋，说妈妈身上有病毒。母亲也不让她进家门，隔着老远递上几样她最爱的美食，她就在门外的楼梯间里蹲着吃完后，转身重回医院。这样的人性该怎样审美？这样的亲情该如何抒发？有一句话说，没有人能熄灭满天星光。即便文学有时不是朗月，也不是骄阳，但如果它能化为满天星光也是好的。

文 羽：经历过这样特殊而难忘的一年，您对文学的认识是否有改变呢？

刘醒龙：武汉战“疫”，国家在，政府在，人民在，文学也在，文学中的自己也在。对于新冠病毒我所知甚少，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我也知道得不多。实际上，在家里每每谈及这些带有专业性的话题，六口人中，我所了解、所能认知的，排名倒数第二，只超过8岁的小孙女。我只想说，经此一疫，世人更应当明白，文学不是以作家身份进行创作，必须是以人的身份进行再造。文学不是作家手中的专用工具，必须是人的灵魂呈现。

文 羽：在您看来，文学写作者在历史面前，应该担起怎样的责任呢？您与其他的同行朋友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刘醒龙：人在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总是最熟悉的人。在文坛几十年，手机里保存下来的两千多个联系人，多半是与文学沾点边的。年初之时，总想着对有困难的朋友能帮就帮一下，竟然得到了那么多同行的支持，想来只有一句话才能解释：同舟共济，相互信任。文坛很小，其间三六九个人，大都耳熟能详。文学很大，大到高山仰止，海阔无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我深深信任这些全力做好每件小事的同行，就像伟大的作品从来不是靠大话狠话就能写出来一样。做好力所能及的小事，写好身边的普通人，才是行稳致远的唯一正途。

文 羽：对您来说，武汉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刘醒龙：那还用说，就是生活与存在。

文 羽：4月8日武汉生活恢复正常，我看到您去江汉关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您的所思所想是怎样的？

刘醒龙：那天凌晨零点一到，我们全家人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夫人和孩子们有没有落泪，我顾不上看，松开手臂后，赶紧去卫生间，一边擦干净眼泪，一边剃去胡须。剃完胡须，家里人仍旧待在客厅里，一点睡意也没有。大约零点三十分时，才突然起了去江汉关看看的念头。我们到江汉关时，已是零点五十分，临江的街道旁有不少年轻人，在那里一次次腾空跳跃起来，让同伴用手机抓拍。那一刻，自己突然想起，1948年春节前，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对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的抓捕，在汉口一家布厂当工人的父亲正是从江汉关码头上了小火轮，逃回黄冈乡下。江汉关一带是我们经常来的，以往从来不曾如此联想过。我还想到1990年春节过后，自己在江汉关前与一位作家兄长握别，没过多久，那位兄长就病逝了。从古至今，江汉关一带由于是大码头，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别离。这么联系起来一想，2020年4月8日凌晨，大家都去江汉关，不就是送别那个时常跳出来对人类进行一场全方位大考的老对手？

文 羽：这一年您所目睹的、所经历的，会对您未来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刘醒龙：加缪的《鼠疫》中有一段话：“别人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哪！’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反过来听，这话里有鼠疫将琐碎生活放大的意思。前阵子，也是感慨这一年过得太不容易，将自己十几年前的一段旧话写成书法：庚子去，辛丑来，春秋已经轮替，世界还在疫海沉浮。因为现在我们的平静，更要晓得文学的使命是描写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发生之时，人所展现的良心、良知、大善和大爱；文学的任务是表现这个世界的种种荣光来临之前，人所经历的疼痛、呻吟、羞耻与挣扎。

文 羽：如果在多年后回望2020年，这一年对您来说会是怎样的存在呢？

刘醒龙：用《如果来日方长》中的一句话说：疫情是一面很特殊的镜子，照出来的人间百态，没有一样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