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文化，如果从轩辕黄帝时算起，已经有 6350 年左右。若从春秋战国算起，至今亦已2500 多年，可以说久远而又丰富。《周易大传》有两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是自强不息，一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性格 ：具有坚韧顽强、绵延不绝的活力和包容万物、融会更新的品格与机制。既有乐天知足的豁达，又有居安思危的清醒。

严家炎先生在书房

在道德本体上，中国文化早已确立了仁义、和合、忠恕、孝悌、中庸（恰如其分，不是折中） 等核心观念。这类核心观念都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研究、创造的成果。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老子讲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提倡 ：“与天为一”。所以，从根本上看，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的，在国际横向关系上，又是讲究“协和万邦”的。这“协和万邦”，作为思想主张，既是一种精神成果，也会变成“物质成果”，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

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仅存的硕果，就来源于这些精神思想能够不断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拿近代思想家黄遵宪的文章《原君》来说， 它诠释的就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文化理想和精神成果，体现了古代文化的精神出路，应该说，这就是黄遵宪所认为的一种精神坦途。

我的岳祖父、被当代学者誉为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和社会改革家的卢作孚先生，也是践行和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幼师从著名史学家张森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青年时代又饱览西方文明的进步书籍，并将二者的精髓融会贯通， 对照东方的日本维新与西欧的历史演变，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认真加以思考，从中探寻出中国社会转型及文化创新求存的根本办法，即以世界最先进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为目标，“将整个中国现代化”。1 具体来说，就是实现产业、交通、国防和文化的四个现代化。“在旧中国，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以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2 不仅如此，他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 还亲自主持了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即成都通俗教育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现代乡村建设，作为“小至于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的参考”3。三大试验所取得的精神和物质成果，不仅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享用。

卢作孚先生（1893-1952）

我的祖父是清末取消科举考试之前的最后一批秀才。我开始学说话时，即在祖父教授下学识字。两岁已识字三四百个。3 岁起由祖父口授唐诗。抗战前夕识字近千。到了 5 岁，父亲又请了私塾先生教《孟子》和《论语》。这些发蒙学习无疑为我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我 7 岁进正规学校读书，插入三年级，直至高中毕业。接着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半年，又到安徽先后参加 4 期土改。这个阶段接触和阅读了不少古代和近现代文学书籍，增进了我对文学的爱好。

1956 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北大主攻文艺理论研究的副博士研究生，在此期间得到杨晦、钱学熙等名师指导，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们开出的书单就有 150 多本，我已收入本文集第 7 卷《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后），使我获益匪浅。学习不到两年，我被提前分配工作， 从事近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 至今已逾一个甲子。几十年来，除了完成教学任务，担任一届系主任的行政工作之外，我在跌宕起伏的文学浪潮里摸爬滚打，有了一些心得体会， 撰写了近 400 篇文章，出版了 22 本书，独立或与他人编撰了多本研究文集和教材。现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或书籍，汇编为十卷本文集，与有兴趣的读者分享。

1963年前后，北大现代文学教研室教师与进修教师合影（左二为王瑶先生，右二为严家炎先生）

本文集所挑选的文章，不仅与我的教学相关，也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热门话题相互辉映，比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 ；由长篇小说《创业史》引发的如何写好“中间人物” 的问题 ；“文革”后拨乱反正，重上文学研究正轨的诸多问题 ；发掘和梳理现代文学史上各流派的贡献 ；对鲁迅复调小说的发现和评论 ；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评价 ；对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肯定 ；对文学史分期的思考和讨论，等等。根据这些文章的内在逻辑，分别收入了第 1 卷《考辨集》、第 2 卷《知春集》、第 3 卷《求实集》、第 7 卷《问学集》、第 8 卷《朝闻集》、第 9 卷《随笔集》、第 10 卷《对话集》等 7 卷，另有 3 卷则分别收入了 3 本书，即第 4 卷《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 5 卷《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和第 6 卷《金庸小说论稿》。

纵观几十年来的教学与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与文化密切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文化寻找精神出路的同时，中国文学也没有一刻的停顿。我在收入第 1 卷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漫议》一文中，开篇就写道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的晚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 ：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文中阐述了何为文学的现代性，导致中国文学发生现代性嬗变的内外原因及其必然性。实际上，我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一思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我大部分的文章中。本世纪初，承蒙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大学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3 卷本，我以多年的思考和研究为基础，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并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是早于此二三十年的晚清末期，即 1880 年左右，其理由与依据都离不开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我以专文《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作了阐述（请见本文集第 1 卷第 1 篇），并将这一看法写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严家炎先生受邀参加2019年北京大学硕士博士毕业典礼

与世界文明、文化进步的趋势相匹配，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潮流必将浩浩汤汤，势不可挡。

我已年近米寿，能出版这套文集实不容易， 也深感欣慰。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北京新星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文集的出版，同时也得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和北大中文系的大力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挚感谢！

注释：

1 卢作孚 ：《从四个运动做到中国统一》，凌耀伦、熊甫主编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19 页。

2 凌耀伦、熊甫 ：《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前言》，《卢作孚文集》增订本，第 12 页。

3 卢作孚 ：《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1934年作， 参见《卢作孚文集（增订本）》，凌耀伦、熊甫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