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的文名，起于西南联大、起于诗。时人问：汪曾祺是谁？人答：就是那个写诗别人看不懂、他自己也不懂的人。——50年代他偶作新诗，已是小清新风格：“（新绿是朦胧的，漂浮的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远树的绿色的呼吸。”反右时有人批判他：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污蔑到了什么程度了？！——还是“不懂”。其实这时的汪曾祺在编《民间文学》《说说唱唱》，向老舍、赵树理学习，已经很通俗、大众化了。

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的确很“洋”，写诗比40年后的“朦胧诗”还要朦胧，同时带一点何其芳《画梦录》的青春梦影：当月光浸透了小草的红根/一只粉蝶飞起自己的影子/夜栖息在我的肩上……/蒲公英散开了淡白的织絮/衰老的夜一天劳碌的星辰/昂着头你不怕晒黑了眼睛。（汪曾祺《旧诗》，发表于1942年12月8日，桂林《大公报》）

那时，他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也是西南联大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等一众名师的学生。写唐诗报告，他这样形容盛唐之后晚唐诗人们的“暮色”——“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好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他说，李贺的诗，“险奇”“怪艳”，是在黑的底色上，用浓绿、殷红、金色交错成不可解的斑斓图案，充满魔性，那是他向往的盛唐的颜色，是他追慕却难再得的梦——“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篇写于1944的课堂作业，当时惊艳了闻一多，现在惊艳了我们。

那时闻一多讲唐诗，朱自清讲宋诗，唐兰讲词，他们的学生汪曾祺呢，写他不易看懂的现代诗，盛赞与他同样年轻的穆旦写的诗。当然他用力最多的还是小说。

那时沈从文将他的课上习作一篇接一篇地推荐给老友、报刊编辑，比如郑振铎、巴金等人，说汪曾祺“比我写得好”。沈老师教他“要贴到人物来写”，也纠正他：人物对话不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那时，年轻的汪曾祺才华横溢、心事拿云，也狂，也穷，一度“采薇”而食，失业，借酒消愁……看那时他写给沈从文的信，颇有向老师“撒娇”之感，沈老师回信说：你有一支笔，怕什么！——待到师生各自曾经沧海，再相见，天过午，“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这时，80年代初，汪曾祺开始写旧体诗。

80年代初，文坛“发现”了汪曾祺，以为他是文坛新人，实际上却是“二十年前旧板桥”——40年代已颇有文名、被看做京派继承人物的汪曾祺，将40年前旧篇章重写了一遍。

40年代文坛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晋小说家，其一是胡风最看重的路翎，另一人就是汪曾祺——难怪，80年代汪曾祺听说一度精神失常的路翎又能写小说了，那个高兴！特地写了篇散文《贺路翎重写小说》，其中还赋诗一首：“劫灰深处拨寒灰，谁信人间二度梅。拨尽寒灰翻不说，枝头窈窕迎春晖。”俨然同科进士，“渡尽劫波兄弟在”，40年后喜相逢。然而他高兴早了。那个目光明亮、额发飘飞的才子路翎永远失去了他的“通灵宝玉”，他拼命写出来的都是废稿——他没能重开二度梅。汪曾祺后来没再写到路翎，可以想见，他曾经多么高兴，就会多么失望悲伤。其实，40年代的汪曾祺与路翎并不是一个路子的作家。汪属京派，路翎是“胡风派”，写作风格各异，“三观”不尽相同。路翎、胡风无疑是革命的追随者，周公（恩来）至少也将其当作党的同路人，而汪曾祺所属京派中那些前辈人物，也反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但离政治远，当时及解放后多属“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路翎、胡风们主观战斗精神强烈，为革命奔走呼号，不幸却为革命之极“左”所伤、几十年打入“另册”。

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写小说之余，略谈政治，即被郭沫若批判，颜色不对，解放后吓得自杀，未遂后战战兢兢改造思想，放弃了写作，“废物利用”去搞文物，最终在他热爱的瓶瓶罐罐、丝绸绣片上缓过一口气来，后半辈子成为文物专家，有了一个喜剧结尾，八十大寿时，还收到得意门生的贺诗：“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海内文章谁是我，长河流水浊还清。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避寿瞒人贪寂寞，小车只顾走辚辚。”这诗，汪曾祺曾拿给端木蕻良看，端木指“犹及”二字最好。端木是才子，点到为止。猜想那意思：还好还好，还来得及——衬着“总堪惊”一句，满是劫后余生、总算挨到了河清海晏时候的庆幸。

汪曾祺当然也算幸运了。沉浸在文学梦中，汪曾祺离政治、斗争这些事，远。从性情而论，他也不是激烈的人。但动荡的20世纪中国，谁人逃脱了政治？抗日烽火中他绕道、周转、路远迢迢赶去西南联大报考大学；抗战胜利了，老师闻一多却被国民党特务那样残忍地枪杀于街头，汪曾祺与女友施松卿跑到同学好友朱德熙家报凶信，震惊得“气急败坏”；38岁被错划“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改造，扛170斤重的麻包，冬天进城刨粪积肥，四年里与农民同吃同劳动，晚上睡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文革”中编剧“样板戏”，“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被江青“控制使用”的惊警谨慎与急智捷才、登天安门观礼的荣耀，换来粉碎“四人帮”后两三年间被审查、在家直嚷嚷找刀剁手再不写了……所幸汪曾祺挨到了80年代，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创作上迎来了第二春，他的“二度梅”开得俊俏恣肆！人也活得舒展，写作之余，书画自娱，“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会做饭，更善写美食文章，很雅，却平易近人：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青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

君其真喜欢，携归尽一樽。

又有：

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

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矜夸。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呒啥。

因为是给上海《新民晚报》写的，还俏皮地用了方言“呒啥”。

又如：

新砌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

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题冬日菊花》）

悠然怡然之态，纸上可掬。

相比老师的“犹及回乡”，汪曾祺可算是衣锦还乡——高邮，那个盛产鸭蛋的地方，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虽“乡音已改发如蓬”，却与亲朋师友喜相见，“半世未忘来旧雨，一堂今日坐春风”。他追寻童年旧影，观览故乡新貌，“晨兴寻旧邮，散步看新河……水边开菊圃，岸上晒萝卜。小鱼堪饭饱，积雨未伤禾”。

他还来得及重返他的第二故乡昆明——西南联大是他的精神故乡，去“觅我游踪五十年”，长堤柳色，莲花池外，“木香花湿雨沉沉”，追忆“一半光阴付苦茶”的青春往事以及“人间至味”的昆明食事：“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尚有灰藋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昆明食事》）

他甚至还乘兴去了他的“迁谪地”，昔日“迁客”，今天的名作家，回首中，往事历历在目：

“我昔为迁客，学稼兼学圃。往来坝上下，曾历三寒暑。或绑葡萄条，或锄玉蜀黍。插秧及背稻，汗下如蒸煮。偶或弄彩墨，谱画马铃薯，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重来张家口读〈浪花〉小说有感》）曾经的苦难，在回忆中变得亲切——“重来迁谪地，转能觉相亲”，打油诗做得蛮欢快，有“风吹杨树加拿大，雾湿葡萄波尔多”云云。当年天寒地冻，困于绝塞孤城，远离亲人也远离了文坛，落到社会底层，经此四年，才子文人汪曾祺说：“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同时他在劳动中、在侍弄葡萄、画马铃薯图谱的工作中找到了乐趣与寄托，以此随遇而安。他的小说《七里茶坊》，写那时期的事，情感深沉，朴素感人。“诗家不幸文章幸”，他对正德间进士第一、后获罪谪戍云南的杨慎一再题诗，所谓“一种风流谁得似？状元词曲罪臣诗”，其意一也。

各地笔会、参观、游览、讲学，汪曾祺每每受邀题词赋诗；有时题诗代简，寄老友新朋，如李政道、朱德熙、杨毓珉、宗璞、林斤澜、范用、张抗抗、赵本夫、张守仁、徐正伦等，从他的诗集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圈”——

“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这首赠冯宗璞的诗，冯友兰听女儿念后说：“诗中有人。”

“醒来惊觉纸窗明，雪后精神特地清。瓦缶一枝天竹果，瓷瓶百沸去年冰。似曾相识迎宾客，无可奈何罢酒钟。咬得春盘心里美，题诗作画不称翁。”这首《呈范用》，是拜年、贺新春，与老友共勉。

“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这首诗是对张抗抗《牡丹的拒绝》一文的应和，汪曾祺特地画了一朵绿牡丹并题诗相赠。

……

他也寄兴前辈文人，有《读史杂咏》五首诗，题五位作家：何其芳、林徽因、废名、沈从文、周作人。

（一）

鼙鼓声声动汉园，书生掷笔赴烽烟。

何期何逊竟垂老，留得人间画梦篇。

（二）

孤旅斜阳西直门，禅心寂寂似童心。

人间消失莫须有，谁识清诗满竹林。

（三）

窗子外边窗子外，兰花烟味亦关情。

沙龙卧病犹高咏，鼓瑟湘灵曲未终。

（四）

岂惯京华十丈尘，寒星不察楚人心。

一刀切断长河水，却向残红认绣针。

（五）

蛱蝶何能拣树栖，千秋谁恕钱谦益。

赵州和尚一杯茶，不是人人都吃得。

五首诗可见他对五位作家理解颇深，“禅心寂寂似童心”“赵州和尚一杯茶，不是人人都吃得”的，都是知语；诗句中还嵌入他们的作品篇名，画梦、莫须有、竹林、窗子内外、长河等。五首诗再次证实了汪曾祺的创作谱系在京派一脉，一如他在文章中多次盛赞废名、周作人的文章，认为林徽因的小说中早就有“意识流”……而写沈从文这一首，比“犹及”那一首，更多痛惜之情——“犹及”一首毕竟是贺寿诗，“寒星不察楚人心”，典出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之句——孤寒之情，是他多次提及、为之心痛的，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寂寞。

不仅咏史，也漫题《水浒》——自然是做翻案文章，倡扬女权：

街前紫石净无瑕，血染芳魂怨落花。

丽质天成难自弃，岂堪闭户弄琵琶。

六月初三下大雪，王婆卖得一杯茶。

平生第一修行事，不许高墙碍落花。

黑云压境美人死，冤案千年几页纸。

侠义原来是野蛮，武松不是真男子。

为才貌俱佳的潘金莲下嫁武大郎而叫屈，指斥武松野蛮、“不是真男子”，都还可读可解。但读到“平生第一修行事，不许高墙碍落花”，各剧种“王婆”一贯的丑角形象浮现脑海，与这助力“红杏出墙”的修行者一打照面，违和感太强烈，笑喷。汪先生这翻案力度，够大。

汪曾祺旧体诗中有一类是写给自己的——自寿诗，这也是中国诗传统中的一格。汪先生的生日是农历正月十五，生日逢新春，他几乎每年生日都写一二首诗，寄托那年那时的感兴，兼贺新春，如《岁朝清供图》，更是一份诗历年谱——

六十岁生日：“冻云欲湿上元灯，漠漠春阴柳未青。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

六十七岁生日两首：“尚有三年方七十，看花犹喜眼双明。劳生且读闲居赋，少小曾谙陋室铭。弄笔偶成书四卷，浪游数得路千程。至今仍做儿时梦，自在飞腾遍体轻。”

“一事胜人堪自笑，年年生日上元灯。春回地暖融新雪，老去文思忆旧情。欲动人心无小补，不图海内博虚名。清时独坐饶滋味，幽草河边渐渐生。”

七十抒怀出律不改：“悠悠七十犹耽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余宿墨，文章淡淡忆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

七十一岁两首：“七十一岁弹指耳，苍苍来径已模糊。深居未厌新感觉，老学闲抄旧读书。百镒难求罪己诏，一钱不值升官图。元宵节也休空过，尚有风鸡酒一壶。”

“宜入新春未是春，残笺宿墨隔年人。屠苏已禁浮三白，生菜犹能簇五辛。望断梅花无信息，看他桃偶长精神。老夫亦有闲筹算，吃饭天天吃半斤。”

七十二岁，岁交春：“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鸡豚早办须兼味，生菜便宜簇五辛。薄禄何如饼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沿河柳色新。”

七十三岁生日，写了一副对联：“往事回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

七十四岁：“我年七十四，已是日平西。何为尚碌碌，不若且徐徐。酒边泼墨画，茶后打油诗。偶亦写序跋，为人作嫁衣。生涯只如此，不叹食无鱼。亦有蹙眉处，问君何所思。”

七十五岁，在一篇题名“七十五岁”的文章起首写有一首诗：“碧池中有新莲子，吃得人间十二红。书画缓缓还旧债，衰翁毕竟是衰翁。”

这样漫漫地看下去，看他慢慢变老，这一份诗历年谱，记下了八十年代以降他的一年又一年忧乐感慨。

汪曾祺的旧体诗，寄意兴，书感慨，有时闷闷地发一点牢骚，偶尔也在诗中大声呼吁：“创作要自由，政治要民主。庶几读书人，免遭三遍苦”——开口前还如旧戏里老忠臣致“陈情表”：“华发已盈颠，几番经猛雨。尚欲陈残愿，君其恕其鲁”，大叫后，自问自答，“滋味究如何？麻婆烧豆腐。”——回复到那个熟悉的汪曾祺。毕竟他如自己所说，通达，且随遇而安。有一首诗，写得挺拽：“文章或有山林意，余事焉能做画师。宿墨残笔遗兴耳，更无闲空买胭脂。”——不像汪曾祺，又像是原本的汪曾祺。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旧体诗，说是“触景抒怀，大可置诸宋人集中”。宋诗斯文讲理，平淡自然，如清茶而有回甘。汪曾祺常喜欢写两句宋儒诗送人：“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还有一句，他觉得说得更实在：“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说，儒家是爱人的，他自诩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旧体诗，自有其“中国式”的规矩。他懂唐诗、懂李贺，但他的诗，不怪，也不狂。“人歌人哭”是别人的诗。

从诗艺看，汪曾祺的五言、七言诗很有风致，一册《汪曾祺诗歌全编》翻下来，佳句联翩而至，让人不禁想学他老师唐兰讲《花间集》，那样地叫个好：“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

想来，五四以后的作家，虽沐浴欧风美雨、激荡新潮，待年纪稍长，却几乎都要被传统拽着去写旧体诗。故国千年诗教，那些平平仄仄的起伏，暗涌着迁客骚人的悲欣，潜藏着中国文人异代相亲的基因。这也是鲁迅“灵台无计逃神矢”之另一种吧。

鲁迅、郁达夫、胡风、聂绀弩……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旧体诗作。“我以我血荐轩辕”“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鲁迅，也有“深宵沉醉起”的颓唐、“回眸时看小於菟”的欣悦；郁达夫“酒醉鞭名马”“情多累美人”的名士风流，不掩他“呐喊彷徨两悠悠”的浩然正声。鲁迅于创造社一众“创造脸”中，独与郁达夫相交甚欢，揣想两人在一起神聊的，大约与瞿秋白彻夜长谈相仿佛，也是基于彼此深厚的文化修养的那些物事吧？而胡风“三十万言三十年”罹冤狱，面壁题咏，一腔愤懑盘结为排奡硬语，生生按进仄仄平平仄的古辙旧韵，于风雨之夕、无声暗夜，迸射大雷大闪般光焰，映射其灵魂之翔舞，抵抗失语失忆。聂绀弩比胡风洒脱，也许正是胡风批评过他的“吊儿郎当”、周公褒贬其为“大自由”吧，旧体诗到了他的手上，玩出了打油新境界，“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搓草绳》），“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亦庄亦谐两由之，歌哭笑傲皆成绝唱。当然旧体诗做得好的新文学家还有不少人呢，比如汪曾祺欣赏其文章而以“千秋谁恕钱谦益”为之做结论的周作人，当他谈龙谈虎，出家还家，写《五十自寿诗》的时候，还是才华耀人眼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这些人，都是汪曾祺的前辈。他们——

“……如修道女扔下斜插的花，落下了松实累累如蜂巢，藏入层层自设的谎，作听深谷里有巨石风化成沙。”（汪曾祺《落叶松》，发表于1941年11月24日昆明《中央日报·文艺》）

无端地，记起这年轻、迷蒙的诗句——正好追慕这些远去的诗人们。

*本文所引汪曾祺诗皆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汪曾祺诗歌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