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振江，生于1940年，北京顺义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专著《拉丁美洲文学史》（合作）及学术论文多篇，译著《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以及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帕斯、希梅内斯、阿莱克桑德雷、加西亚·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等人的诗集10余部，译著小说《世界末日之战》（合译）《火石与宝石》《金鸡》《红楼梦》（西文版）等。鉴于其卓越的学术成就，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其鲁文·达里奥勋章，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其伊莎贝尔女王勋章，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其五月骑士勋章，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其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此外，还曾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翻译奖等诸多奖项。

我是顺义人，读的牛栏山中学，1959年高中毕业那时候，并没把高考当回事：考上继续读书，考不上回家种地，说不定还可以体验生活，积累素材，将来写小说当作家呢。想得就是这么简单。填志愿，也用不着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说他们也不懂填志愿的事。随心所欲：前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尤其荒唐的是第一和第三志愿还都是中文系（一个是中国语言文学，另一个是古典文献），第二志愿是西语系。高考后，就和同窗好友段继承到他家（顺义李桥镇北河村）玩去了。直到他收到了北京外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录取通知，这才想到自己也该回家看看考上了没有。于是，他又陪着我一起回家。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家里人一开始还骗我，说没收到录取通知。看到我半信半疑，他们才拿出了那个牛皮纸的信封。信上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兰西语言文学专业，并要我于8月26日提前报到，因为北京的新生要负责迎接外地的新生。多年后，有人告诉我，其实我本来已被中文系录取，是西语系的人事干事把我从中文系“争取”过来的。

我在西语系的学习也是一波三折。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西班牙语国家。第二年，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运而生。半年后，也就是在学习了一年半法文之后，系里决定把段若川、赵德明和我从法语调到西班牙语专业，准备做留校任教。那个年代，“国家需要就是个人志愿”。于是，我改学了西班牙语。在大学5年的学习中，第三年是关键的一年，可偏偏到了三年级，“由于工作需要”，系领导又让我“半脱产”，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无报酬）。我的工作是做西语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我心里并不愿意，但只能服从。我当时的设想是决不能耽误专业学习。因此，选择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工作。道理很简单：专业课一般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多是政治和知识类课程。专业课不上，很难弥补，而其他课程是可以通过自学完成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完全正确。一年以后，共青团中央明确规定，“不允许学校随意让学生脱产做行政工作”，系领导只好又通知我停止半脱产，恢复正常学习生活，尽管我仍然是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我暗自庆幸，因为我的专业学习没受什么影响。又过了一年，即1964年9月，我虽然只学了3年半西班牙语，其间还有一年半脱产，但在西语系学习已满5年，按系领导的预定方案，我该毕业了，正好这一年西班牙语专业又招了新生，于是就把我调出来做西班牙语一年级的助教和班主任。我因而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时机，而且从此就再也没能补上这一课，因此，后来每当外国朋友请我去美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我都婉言谢绝。

年轻时的赵振江

1964年，我虽然正式参加了工作，但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一年后，我又回西班牙语专业5年级参加了毕业考试，作了毕业论文，才算正式毕业，才开始领工资（见习助教，每月46元；等到一年后该转正时，又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转正，直到1968年才转为正式助教，月工资56元）。我一直认为，作为个人，“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是高尚的品德；但作为领导，应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规章制度， 不能也不应让老实人吃亏，让“不哭的孩子没奶吃”。

一般说，大学生的生活是单调的，教室、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从一年级起，我就被选定作系学生会副主席，到了二年级下学期，就做了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书记是脱产干部），比一般同学不知要多开多少会，不仅占自习时间，有时还要占上课时间。那时候是“政治挂帅。思想先行”，业务学习是次要的，是可以随意侵占的。一方面，有的同学会因为专心致志地学习而被扣上“白专道路、业务挂帅”的帽子，日子不好过；另一方面，学生中的党员、干部，日子同样不好过，因为他们的学习时间根本没有保证，随时可以叫你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以致学习成绩不好，不及格、补考甚至留级，而留级两次后，再不及格就要退学了。记得在“大留级”的1962年，我所在的那个党支部就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专业课不及格、补考。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退了学的人回来“控诉”， 他们说“爱北京，恨北大”，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样的同学，往往在入学时，因为“出身好”而受到了“照顾”。 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工农子弟有所照顾，本无可厚非，但进北大后，就应该为他们创造比一般同学更好的学习条件，而不是随意让他们做社会工作，却不关心他们的业务学习。有人会问，一个学生能有多少社会工作，怎么会影响学习呢？说实在话，影响还是蛮大的。我只举一个例子。那时的大学生，每年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村或工厂去参加劳动，主要是去农村。在全体同学下乡之前，要有少数同学去打前站，为大家安排吃住，“号房子”，埋锅造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事由谁去干呢？学生会。学生会的人就要提前几天下乡，自然就不能上课了。我当了几年系学生会主席，这是亲身经历。当时对这样的事情并不反感，恰恰相反，长时间的“圈养”之后，有短时间的“放养”，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是十分惬意的事，但耽误了几天的学习时间，如何弥补，就没人管了，甚至连自己也不去想。时间是无形的物质，是客观存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常数。你这样对待业务学习，成绩能好得了吗？

赵振江在西班牙翻译《红楼梦》

说了半天，似乎大学生活好像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非也。比如当时西语系的师资队伍，可谓阵容强大，绝对是一流的。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堪称表率，循循善诱，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虽然是法语专业的学生，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却是冯至先生。他既是德国文学专家，又是中国文学专家，还是受到鲁迅先生表扬的“青年诗人”。记得来北大后，我们这些北京的新生负责迎接外地的新生。一天，冯先生到迎新站来看望我们。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我是冯承植。”我当时有些茫然，不知冯承植是何许人，我只知道冯至，因为中学课本上有他写的《马铃薯甲虫和蜜橘》。经老同学点拨，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原来就是自己心中仰慕的冯至先生。后来，作为系学生会主席，我曾在冯先生家里参加过几次关于教学改革的会。先生渊博的学识、谦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我领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 

我在西语系学习的时候，除了冯至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两位一级教授外，还有杨业治、田德望、曾觉之、郭麟阁、吴达元、陈占元、盛承华、陈定民、赵绍熊、赵萝蕤、俞大因、李赋宁、杨周瀚、吴新华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有一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审龚绍忍先生向我咨询一句拉丁文。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但我知道杨业治先生和李赋宁先生都是拉丁文专家。杨先生住燕东园，离我家（七公寓）较近，就去向杨先生讨教。杨先生一看，立刻从书柜中取出一本贺拉斯的《农事诗》给我看，原来龚先生咨询的就是贺拉斯的一行农事诗。“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有学问就是有学问，不服气不行。再说田德望先生吧，我本来不熟悉，1992年至1997年我做西语系主任，才和田先生有些接触。田先生大学本科在清华学的是英语，在我们系德语专业任教授，却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拿的博士学位，先生的博学多才也就可见一斑了。尤其令人钦佩的是，田先生在73岁患癌症时开始从意大利文翻译但丁的《神曲》，至90岁完成后仙逝，共用了17年。记得那年在珠海参加译林出版社的选题会议时，我与当时意大利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吕同六先生住同屋，我们谈及此事，都深深为田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同六兄比我大两岁，我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他已做过直肠癌手术。他有感于田先生的精神，写了一本书，题为《寂寞是一座桥》。我常想，什么是北京大学的治学传统呢？这些老先生身上体现的不就是北京大学的治学传统吗！它是无形的，却又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 

对于当年西语系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迹和治学精神，我知之不多，因为我所在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才创立的，没有老先生。在我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只有三名教员：蒙复地、刘君强和周素莲。蒙、刘二位老师都是从法语改行的，比我们只多学了半年。周素莲老师，是菲律宾华侨。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纪大些的人都会点西班牙语。不过，她教得还是蛮好的，发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气。她丈夫也是归国华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文革”一开始，她就走了。三人中，蒙老师是骨干。他的业务能力最强，中文基础也好。口语虽然说不上流畅，但许多与他有过交往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典雅、准确。这也不难理解，比如在我们周围的人中，有的人虽然是伶牙俐齿，但是废话连篇，语无伦次，跟他讲话索然无味，而有的人虽然语速不快，语音也不纯正，但却风趣幽默，出口成章，谁不愿意和后面这样的人交谈呢。蒙老师的敬业和治学精神也十分令人钦佩。他读书非常认真，将其中有用的东西分门别类做成卡片。他上课时引用的例句，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摘录下来的。刘君强老师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对领导上的安排从无二话。他当时体弱多病，又是两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校长。说实在话，让他改行教西班牙语是不合适的，因为他的发音不行。法语里的颤音是小舌颤音，而西班牙语是大舌颤音，即平常人们说的“打嘟噜”。刘老师的问题倒不是那个颤音发不出来，而是区分不开，经常是乱发一通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上课时，学生们实在憋不住了，就会笑出声来，弄得大家都有点尴尬。“文革”后，为了和妻子团聚，刘老师调到了长沙铁道学院，又改回老本行教法语了。后来听说他还曾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赴非洲为中国医疗队当过翻译呢，让人又是敬佩又是同情。蒙复地老师本来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挺好，谁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西班牙语专业“造反派”的冲击，就吊在房间里的暖气管上自尽了。当时无人过问，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学生陪着他的弟弟把他从暖气管上解下来的。他的弟弟是个外科医生，却不敢进屋，在外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