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赋与都城空间的演进
原标题：论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与京都赋的形成
关于京都赋的形成，学界往往归因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形势，如曹胜高认为京都赋的兴起源于东汉的迁都之争，班固的《两都赋》创作于“马窦党争最为激烈”的章帝时期。与此有别，根据“东汉前期三代帝王的治国方略”以及京都赋的创作主旨，王德华指出《两都赋》的写作与“两大外戚马、窦之争的政治背景”无关，其真正的政治背景应是“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颂述功德’的政治导向”。与归因于具体的政治事件不同，许结认为东汉京都赋的产生“有赋体的创作前源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创作前源当属西汉的宫廷游猎赋与地方都城赋（如扬雄的《蜀都赋》）”，而“就当时的政治背景而言”，定都之争又“演变成东、西之辨与礼制之争，其中内含了对东汉王朝合法（合‘礼’）性的考虑”。显然，从东汉王朝的礼制之争、治国方略、政治导向来思考京都赋的产生及创作过程较以往的讨论更为深入、切实。
然而，针对京都赋而言，无论是“颂述功德”的政治导向还是“东汉王朝合法性的考虑”，都存在着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容易忽略京都赋作为独立赋类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作为直接表现京都题材的文学作品，京都赋形成的背后，蕴含着比现实政治、礼制之争更为直接、客观而深刻的文化根据，而这一文化根据就是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及都城文化的连续性建构。
一、京都赋与都城空间的演进
谈及京都赋与两汉都城的关联，学界的眼光多集中于东西二都的分化、对立。如曹胜高根据京都赋描述的都城选址、规划、建筑等，认为这些内容呈现出两汉都城在文化取向、营国思想、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侯文学结合两汉赋作对长安、洛阳的描写，认为《上林赋》、《西都赋》、《西京赋》等描述的西都长安是“威权之域”，而《东都赋》、《东京赋》、傅毅《洛都赋》、李尤《辟雍赋》等呈现的东都洛阳是“首善之区”。显然，他们讨论的重心仍然是京都赋之于两汉都城制度、都城形象的区别，即将长安、洛阳置于对立双方立论。当代学者的这一研究视角，并非无据，因为《两都赋》、《二京赋》的结构设置就是如此：两篇均选择以长安、洛阳两都（二京）分篇行文的方式写作，设置的人物对话也是相互辩驳式的两都优劣论。
然而，班固、张衡的这一结构设置只是文本呈现的表层结构，他们的主观目的也许有展现长安、洛阳优劣的一面，但更在于强调洛阳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都城，即比较两都只是方式、手段，目的则在于赞颂“洛邑之美”。为了实现这一创作目的，班固、张衡固然根据的是现实中的长安、洛阳，但侧重的内容无疑是经过筛选、加工甚至夸饰而成的，如“在西京部分，既写朝政，又写民俗；而在东京部分，只有朝政，没有民俗”、“班固、张衡排斥民风习俗，把它作为低层次、否定性的因素看待”，在他们看来“西都的朝政民俗都是有违于礼乐法度”。这还只是就朝政、民俗的筛选而言，如果再涉及具体的语言、字句的使用，其中夸饰、渲染的成分不胜枚举。因此，班固、张衡笔下的长安、洛阳，是文学作品塑造的都城。《两都赋》、《二京赋》的这一创作方式提醒着我们：东西二都的优劣之争只是文本的表层结构，而他们的目的在于赞颂理想的都城。
也许以后人的立场来看，班固笔下的东都洛阳“是以理性为基础营造出来的”甚至是“经过蒸馏升华得来的，只存在于理想中，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但是以他的主观感受而言，《东都赋》中的洛阳又是“有制”、符合“法度”的，这也是他热情而真诚地“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京都赋作家笔下的“洛邑之美”尽管呈现出理想化的色彩，但无疑又具有都城实体的支撑，如宫殿布局、郊祀之礼、三雍建筑等都可以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然而，“有制”、“法度”之下的东都并非一蹴而就的，即“洛邑之美”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持久而长期的历史进程，而它一旦形成便促使、激励着班固、傅毅等人创作京都赋，以呈现它的“完美”而成熟。
所以，京都赋在呈现两都独立的表层结构之下，更蕴含着东西二都于文化品格上的关联和演进：由长安到洛阳，名称、地理位置已发生变化、转移，但在都城空间的建设和布局上两者又具有必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以洛阳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都城而论，京都赋作家笔下的“洛邑之美”不但延续着西都长安的文化建设，同时也应有秦都咸阳乃至西周丰镐的品格和血脉，这也许正是杜笃、班固、张衡等作家在言说西都时总是提到“秦制”、“秦朔”及丰镐二京的潜在心理。如果说“丰镐二京、咸阳与长安，从自然和文化地理上便自然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整体性与继承性”，那么从咸阳、长安到洛阳，帝国时代之都城的地点虽然在不断转移，但都城空间的演进无疑具有“文化的整体性和继承性”。也正是这种文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使得“洛邑之美”得以形成，进而成为“体国经野，义尚光大”之京都赋的审美对象。
二、“帝都”的出现与作为独立词语的使用
提到两汉都城，学界时常引用王国维的定义加以论说，即“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王国维针对的是西周与前代都邑的区别，重点呈现的是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的剧烈变革。以先秦时期的历史语境来看，将都城称之为“都邑”是合理的，而借此称谓秦汉之后的都城则缺乏语义的周严，因为秦汉都城在等级、性质上已与先秦时期存在本质的不同。
以个体都城而言，东汉京都赋之都城无疑是指长安、洛阳，但如果就都城的性质而言，长安、洛阳乃至秦之咸阳又同属于中央集权制下的天子之都。它们与先秦时期的诸侯之国都，乃至西周时期的丰镐之王都存在着性质的不同：周王治下的丰镐尽管是天子之都，但以等级而论，它们显然属于王都，这与战国时期诸侯称王时代的都城在性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与秦汉时期咸阳、长安、洛阳则有根本的不同。也许杜笃、班固、张衡等人在追溯都城历史时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性质和等级的变化，所以他们提到了西周的丰镐、洛邑，但是毋庸置疑，在他们心中西周与两汉时期一样是天下大一统的王朝。也就是说，杜笃、班固、张衡等人在言说长安、洛阳之所以要追溯至西周时期，重在展现都城的历史沿革、文化血脉的关联，他们也许在主观上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秦汉都城与先秦都城的区别，但无疑均期望长安或洛阳是大一统王朝的代表。而客观而言，这种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与文化的代表，显然已不是先秦时期的“王都”，而是中央集权制下的“帝都”。
与此相应，京都赋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帝都”一词，但已使用相应的词句视长安、洛阳为“帝都”，如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班固“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张衡“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等。这些词句说明，在京都赋作家笔下，“帝都”一词呼之欲出。
以现存的文献而言，“帝都”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北山经》“帝都之山”，同类的词组还有“帝之下都”、“帝之囿”、“帝之密都”。显然，在《山海经》中“帝都”还不是独立的词汇，表义也不同于后世之“帝都”：《山海经》之“帝”也并非皇帝、帝王之“帝”，而是指天帝。与此相比，表义清晰、使用准确的“帝都”最早见于王充的《论衡》，如《寒温》云：
帝都之市，屠杀牛羊，日以百数，刑人杀牲，皆有贼心，帝都之市，气不能寒。
又《自纪》云：
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
王充三次使用“帝都”，均指天下至尊的皇帝之都，特别是前两次使用重点在于言说寒温之气非人力所能为，如同“帝都之市”的“屠杀牛羊”、“刑人杀牲”但并不能“寒”帝都之气。王充使用的“帝都”不但完全没有了神秘莫测的色彩，而且还能成为反驳盲目迷信的证据。显然，这里的“帝都”已是现实意义的皇帝之都，而非《山海经》中的“天帝之都”。在王充身后，“帝都”一词的使用渐广，迭至东汉末年，“帝都”已成为知识界对京都的习称。与“帝都”同类的词语还有“帝京”，见于梁鸿《五噫歌》：“顾览帝京兮，噫。”王充、梁鸿与杜笃、班固同时且稍长于班固，他们对“帝都”、“帝京”的使用，颇能与京都赋的形成具有时空的统一性。这一现象也颇能说明京都赋在东汉前期的形成，表面上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其背后更为客观而深层根据则是秦汉都城建设与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
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成果，当代学者对秦汉都城形制的变化多有比较精确的概括，如帝都朝向由咸阳、长安的坐西朝东渐变为洛阳的坐北朝南，中轴线的模糊不显到相对清晰；分散单体的多宫制逐渐走向相对集中的两宫制，进而宫室的布局逐渐结构化，即“秦朝咸阳是宫城的初步连缀，西汉长安是宫城连缀之后的进一步集聚，东汉洛阳则是宫城集聚以后的结构化”。这些无不在说明，从咸阳经长安到洛阳，都城的地点虽然不断转移，但其建设理念却在逐渐接续、反思、完善、定型之中。当帝都的空间建设达到一定成熟、相对完善的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学主题——京都赋也得以形成。
三、东都洛阳的空间建设与“元始故事”
许多学者指出，京都赋作家在称颂洛阳时往往强调“京洛之制”、“典章之美”。也许在后人看来，帝国信奉的礼节典礼与都城本身存在着距离，但在时人看来作为“帝都”的洛阳正是信奉礼节典礼的典型代表。以京都赋的内容来看，“京洛之有制”的典型表现并不在于都城的朝向、宫室的结构化、中轴线的明晰等，而在于都城礼制空间的完善。这就是班固、傅毅等人屡屡提到的“三雍”，即明堂、辟雍、灵台。为了突显这些礼制建筑的重要性，班固甚至觉得只在正文描绘还不足以呈现它们的价值，所以在结尾处又以“颂诗”的形式单独加以赞颂，以此东都主人也彻底折服了西都宾，后者更真诚地赞叹，并做出了终生的承诺：
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诵之。
班固在描述西都宾叹服之时，也点明了自己作品与司马相如、扬雄之作的区别。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除了批评“夸诞不信的藻词丽句”、“强调征实”赋风之外，还应蕴含着对洛阳帝都气象的强调：与司马相如、扬雄笔下的长安事物相比，东都洛阳的特质是“义正”“事实”，而“义正”“事实”落脚于实体建筑无疑正是“三雍”。通过这样的行文安排，班固显然是在强调完美的礼制建筑是帝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空间，它是“京洛之有制”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度”的核心代表。
同都城的整体空间一样，洛阳礼制建筑的完善也呈现着秦汉礼制空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京都赋作家引以为豪的“三雍”于“中元元年（56年）动工，永平二年（59年完工）”，时间跨越光武、明帝两朝，三雍之礼的制定和实施也由汉明帝承担。“三雍”建成当年汉明帝“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同时“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这是制定并实施明堂祭祀、灵台望气、辟雍养老等礼仪。与“三雍之礼”相配合的是五郊迎气之礼，即“是岁，始迎气于五郊”。汉明帝制定和实施的“三雍之礼”、“五郊迎气之礼”，标志着“东汉国家的郊祀开始形成体系”。然而，无论是三雍礼制空间的建设，还是汉明帝制定和实施的相关礼仪都存在着曾经在西都长安讨论、实施的历史踪迹。
对于东汉士人而言，“三雍之制”往往被追溯至西周乃至更早的远古帝王，但对于汉帝国而言，在京都建设“三雍”，最早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即位之初与“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但最终“未就”；后来，汉武帝又建“汶上明堂”，这座明堂显然远离于帝都长安。黄展岳指出：“不仅武帝时没有在长安兴建明堂、辟雍，武帝以后平帝以前诸帝，也没有兴建过。只有到了平帝即位，王莽当权的时代，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才大量在南郊出现。”王莽奏建“三雍”的时间是在平帝元始年间，除了“三雍”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制定了一系列郊祀礼仪，这就是光武帝、汉明帝举行祀典时所经常言说的“采元始中故事”。也就是说，东汉时期成体系的国家祭祀礼典应直接来源于“元始中故事”。与之前相比，王莽所制定的“元始仪”提升了帝都长安的地位，他“设置了一个百神毕集的巨大神坛，这个神坛的中心就是长安城”，“长安南北郊成为国家最高祭祀所在地，也是皇帝唯一需要亲临祭祀的场所”，进而“象征皇权的首都地位也变得不容质疑”。从这一层面来看，“元始故事”使长安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和神圣中心。然而，王莽的作为和努力在东汉统治者以及京都赋作家那里并未得到认可。
四、京都赋对王莽的否定与“帝德”的确立
对于东汉统治者而言，“元始故事”、“元始仪”虽然为帝国的礼制建设提供了依据或参照，但它的主持者王莽却最终谋篡了大汉的天下，这一点也许正是东汉统治者只乐意提及“元始中故事”而不愿意提及王莽的原因所在。
同时，京都赋作家在作品中对新莽一朝的鄙夷与批判显得更加直接，如杜笃云“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诛自京师”、班固言“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张衡曰“巨猾间衅，窃弄神器。历载三六，偷安天位”等。既然是“篡器”、“作逆”、“窃弄”，班固、张衡等人显然不愿意将洛阳之“法度”、“有制”追溯于王莽治下的长安。从《两都赋》、《二京赋》的内容来看，西都宾、凭虚公子对长安的描述限定王莽之前，因此举行“元始仪”时期的长安是被京都赋作家有意忽略的阶段。班固、张衡的这一做法，符合东汉知识界的惯例，如东汉王朝在使用“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说”时，也有意忽略了王莽“新朝为土德”的阶段，而直接采用了“汉承尧运”、“协于火德”之说，即《东都赋》所云“系唐统，接汉绪”。
客观来看，元始礼制的确有助于提升帝都长安的地位，是都城文化空间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新莽祚短、天下汹汹，“郊祀的威严与神圣”不但没有巩固、持续，反而被一再的亵渎和破坏。因此，长安也就没有真正成为天下士人心中的理想之所，帝都的神圣与权威更没有真正地建设成功。这一点从王莽自身的“迁都计划”即可得到证明，王莽于建国四年下诏云：
昔周二后受命，故有东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盖亦如之。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
这是在模仿西周制度，设立东西二都，从中可以看出东西都的设立是长安、洛阳两都并重的计划。然而，时隔一年，王莽便使用谶纬直言自己的迁都大计：“定帝德，国雒阳”，并以“建国八年，岁缠星纪”之时“在雒阳之都”。不过，当年年底即改元“天凤”，但是年号的更换并未打消王莽的迁都心意，他于天凤元年正月即下诏：“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雒阳之都焉。”然而，巡狩之行被群臣劝阻，迁都洛阳的计划眼看再次泡汤，王莽明晓群臣“毋食言焉”，“更以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行巡狩之礼。厥明年，岁在实沈，仓龙辛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随后“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显然，这一次王莽下定了迁都的决心：不但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而且还派遣位列四辅三公的太傅、大司空先行考察并设计图纸。然而，与建国八年同样，计划中的“天凤七年”也仅存于诏书，“天凤”作为年号仅使用了六年，至于“岁在实沈，仓龙辛巳”的“厥明年”更是无从依附，以年数而论，王莽所说的“厥明年”应是地皇二年，但此时天下混乱、叛军四起，不但迁都之事不见提及，即使巡狩四方也根本没有施行。
王莽新朝的国策多变，固有多种原因所致，迁都之事虽然最终搁浅，但从王莽迁都心意的坚定性来看，帝都长安显然不是新朝中心的理想所在。经过“元始改制”，作为天下中心的帝都长安本应成为时人心中的“首善之区”，然而王莽迁都的计划足以说明事实远非如此。因此，王莽主持下的建三雍、定郊祀流于形式和表面，根本没有真正完成帝都神圣与权威的文化建设，而这一点则要延续至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加以完成。
光武、明帝两朝都城文化建设可依靠的知识资源是包括“元始故事”在内的“汉家故事”，渡边信一郎指出东汉初年的光武帝、明帝是“礼乐制度再定位”的时期，“作为国制再定位的核心人物是张纯和曹充”，而礼制、国制的“再定位”则昭示着“东汉古典国制的建立”。以都城的文化空间建设而论，“古典国制的建立”也同样蕴含着洛阳作为帝都文化建设的基本完成。
相对于王莽新朝礼制的空洞、无力，汉明帝制定并实施的“三雍之礼”、“五郊迎气之礼”显得真实而强劲，更带有正统而神圣的色彩。也许东汉王朝的礼制体系还需明帝之后的章帝、和帝继续完善，但经过光武、明帝的努力，都城的文化空间建设显然已经走向了成熟：帝都洛阳成为集皇权与神圣于一体的天下中心，“处乎土中”、“图书之渊”连同礼制之美、神雀宝鼎之瑞，一起见证着帝都的完美和首善。于此，王莽心仪而未能实现的“定帝德，国雒阳”，此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东汉朝廷而言，“帝德”显然就是“汉德”，即班固所言的“目中夏而布德”、“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述叙汉德”，张衡所云的“汉帝之德，侯其褘而”、“大汉之德馨，咸在于此”。“帝德”的确立与明晰，昭示着帝都文化建设的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帝都”一词得以独立、“义尚光大”的京都赋也得以形成。
五、帝都神圣性的建构与附会
迁都之论是京都赋所呈现的表层结构，但是否迁都显然不是班固、崔骃、傅毅、张衡等人所能决定的，他们以赋的体式言说迁都之争也许主观目的各有不同，但由此而塑造的理想都城显然是洛阳而非长安。那么，京都赋作家心中的洛阳无疑是完美的帝都，它强调“法度”、“有制”、仁义道德，更是“大汉之德馨”的象征；与此同时，它又是圣主“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寻历代之规兆”的结果，它的明堂、辟雍、灵台使得“上帝宴飨，五位时序”、“三光宣精，五行布序”、宝鼎神雀之瑞频现天地。这两方面相结合便可以看出，班固等人的京都赋为我们呈现出一座十分完美的“统合天人”之帝都，这也正是一座集皇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帝都。
京都赋作家的这一塑造并非个例，同时期的大臣王景有感于迁都之论，“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可见，王景在写作《金人论》之时与《两都赋》一样通过“神雀诸瑞”强调“洛邑之美”在于“天人之符”。与盲目、过度、无节制的神灵信仰相比，班固、张衡描述的神圣帝都显然是有序的、礼制化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受到天神的护佑并降下诸般祥瑞。所以，帝都的神权是以德性为基础和前提的，这也是班固、张衡等人一直强调“汉德”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比，在班固之前的杜笃不但没有深入到这一层面，更缺乏对帝都神权根据的描绘，虽然他也使用了“天人之符”，但杜笃强调的不是帝都，也非立都，而是限定于光武帝“受命立号”，即所谓“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只。立号高邑，搴旗四麾”。在杜笃眼中，帝都是“守国之利器”，与神权无关、与仁义无关，所以他结论的是“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杜笃的持论并非无据，而是来源久远，直承于西汉初年的刘敬、张良等人的定都之言。在刘敬言说定都关中之时已经明言并非“与周室比隆”，也不是“务以德致人”，而是以关中“阻险”“入关而都”，以形成“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刘敬之言，又被留侯张良认可，进而刘邦定都长安。
因此，杜笃与刘敬、张良等人的观点，具有一脉相承性：两者在强调关中之“阻险”、“守国利器”的同时，也排除了“仁义”、“有德”之于帝都的意义。与班固、傅毅等人相比，杜笃的论调显得陈旧，他既没有注意到东西汉建国初期客观形势的不同，也没有考虑大汉帝国经武宣元成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更没有探及都城文化空间的建设和积淀。
与之相反，班固等人不但在强调帝都的德性，更在尽力展示帝都的神圣。当然，神权笼罩下的帝都并非从班固等人开始建设的，在此之前可追溯至秦始皇“作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建阿房宫“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古今学者多认为这是“象天设都”的典型代表，而贾鸿源指出现存“秦代‘象天设都’的相关资料，是通过两汉乃至后来文献的记载而被反映出来，因此这其中恐怕掺杂有后人的比拟附会；另外，即使这些记载反映的是秦代实情，象天设都也主要是在参考秦代都城的既有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附会”。以《史记》的记载而言，秦朝的咸阳城还谈不上“象天设都”，因为秦始皇关注的是个体宫殿的“象天”，而非都城的整体布局，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象天设宫”。
秦朝的“象天设宫”观念是否直接影响了长安城宫殿的建设，我们很难从《史记》、《汉书》中找到切实的证据，魏晋时期出现的《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上应南斗、北斗的天象，因此被称之为“斗城”。这一描述关注的是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因此常被当作“象天设都”观念的主要论据。但是自从元朝开始，这一说法被广受质疑，当代学者结合相关考古成果指出，“斗城”之说的城墙曲线都是因地形所致，即“汉长安城南、西、北三面城墙弯曲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与当地的微地貌景观有关，南城墙的弯曲诚然与长乐宫和未央宫建筑在前、城墙修筑于后有关，但更确切地说，主要还是受当地微地貌景观的制约”。显然，“斗城”之长安是《三辅黄图》的一种附会。
六、京都赋的重塑与都城实体的互动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三辅黄图》对长安城的附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踪影。以现存的文献来看，言说长安城的建筑上应天象的内容不见于史书，而见于《两都赋》、《二京赋》，且都是指向宫室、池沼建筑，如《西都赋》言“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昆明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西京赋》云“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阖”等。以秦朝的“象天设宫”而论，班固、张衡的描述应该具有真实性。这在验证长安宫殿延续秦朝观念的同时，也展现出《两都赋》、《二京赋》的价值：它们以文学的手法为后人呈现了帝都长安城建设中的“象天设宫”。更为重要的是，班固、张衡的这些描绘成为《三辅黄图》进一步演绎的基础，并最终提出长安为“斗城”之论，由此中国古代的“象天设都”观念也正式形成。
由“象天设宫”走向“象天设都”，即由都城的局部走向都城的整体，京都赋是这一衍生过程的关键阶段，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张衡的《西京赋》：
及帝图时，意亦有虑乎神祇，宜其可定以为天邑。岂伊不虔思于天衢？岂伊不怀归于枌榆？天命不滔，畴敢以渝！
这是言说刘邦定都长安的过程，与杜笃明显不同，张衡虽然把西京长安置于东京洛阳的反面，但并没有刻意回避长安作为帝都的“神性”：他使用“神祇”、“天命”来表述选都的过程、使用“天邑”来称谓长安，也许“天邑”在张衡的本意中是指“天子之邑”，如同《尚书》之“天邑商”，但在其他人看来，又完全可以理解为“象天之邑”。再结合其中“天衢，洛阳也”，“象天之邑”的理解显得更为合理、有据，于此西京长安在整体上拥有的“象天”之神意呼之即出。因此，京都赋对长安神性的描述，直接启发了魏晋时人看待长安城的视野，进而形成长安为“斗城”的持论，“象天设都”的观念也正式提出。
其实，以《两都赋》、《二京赋》的内容而论，它们启发《三辅黄图》还不仅仅局限于对长安的描述，《东都赋》、《东京赋》对洛阳城礼制和法度的描绘，也同样启发着《三辅黄图》对长安城的塑造。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三辅黄图》对三雍礼制建筑的“重塑”：长安“三雍”的建造晚至平帝时期，但《三辅黄图》却将明堂、辟雍的建设追溯至汉武帝时期。这一看似无意的“重塑”显然增强了帝都长安的礼制性格，以至“隋宇文恺议立明堂，王元规议上帝后土坛”皆以《三辅黄图》的记载为论据。所以，《三辅黄图》对帝都建筑、形制的重塑，一方面承继于京都赋的描绘，另一方面又启发着后世帝都建造者的设计和构想。这是由京都赋经都城文献（《三辅黄图》）再至都城建设的路途，如果以此来说明京都赋对都城实体的影响还显曲折的话，那么隋唐长安城的建造者宇文恺对《东京赋》“三雍”内容的引用，则能够证明京都赋对于后世帝都建设的直接影响。
明堂、三雍、圆丘等还仅仅局限于都城单体建筑，至于都城整体的形制和布局，宇文恺更是实践、落实着由京都赋到《三辅黄图》的知识衍生，这就是隋唐长安城的“象天设都”：“隋初宇文恺设计规划大兴城，以皇帝居处的宫城象征天象中天帝所在的北辰，位于都城北部的正中，以为天中；以位于宫城南侧的皇城百官廨署，符比天象中环绕北辰的紫微垣；以分布在郭城中以宫城为中心的众坊里与东、西两市，符比天象中天上向北环拱的群星。”于是，隋唐长安城在“有制”、“法度”之中又有上天星象的象征，是真正“统合天人”的完美代表，更是“天邑”的完美呈现，由此“象天设都”的观念也得以完美的落实。也许正因为帝都长安的这种形制和布局，激荡着盛唐时代的胸怀和信心，以至“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就在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从两汉时期长安、洛阳的实体建筑到京都赋的描绘和增饰，再经过《三辅黄图》的演绎和重塑，以至隋唐长安城的设计和建造，可以呈现出都城实体、都城文学、都城文献乃至都城文化之间的多维互动：两汉时期的都城实体反映于京都赋，京都赋的铺陈与夸饰又被都城文献（《三辅黄图》）加以延伸和推进，进而又影响隋唐时期都城建筑的设计和整体布局。都城文学、都城文化乃至都城实体也正是在这一多维互动之中逐渐走向丰富和繁荣。
结语
以东汉前期的历史语境而论，京都赋的形成存在着迁都之争的现实政治，也借助于诸多赋体前源的文学积淀，更依赖于都城文化空间的建设和阶段性成熟。京都赋作家对都城文化的追溯，也许可以上至西周时期的丰镐、洛邑，甚至关联至《周礼》、陶唐，但中央集权制下的都城即“帝都”显然是由秦朝开始的。咸阳、长安、洛阳，帝都的名称、地理位置虽然已发生转移，但它们相同的现实功能与象征意义又确证着三者在文化空间上的连续和演进。于是，经过咸阳、长安的实践和反思，洛阳成为东汉前期知识界的理想都城，京都赋也正是这一都城文化演进的必然产物。与此相应，帝都、帝京等词语的出现也同样见证着帝都文化经咸阳、长安至洛阳的演进过程。所以，京都赋的形成是秦汉都城文化空间在长时段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以都城整体结构和考古发掘来看，东汉时期的洛阳，从宫殿布局、城郭结构、市坊区分乃至中轴对称等方面，并不是都城形制发展的典型阶段，但是京都赋的形成，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都城文化空间的建设已经十分丰富，以至于班固、傅毅、崔骃、张衡等人在面对并非完美形制的都城时，早已按耐不住激动的心灵，热情而真诚的描绘、赞颂、讽谏，他们在言说都城的优劣之时也在寻找都城的血脉根据、王朝的文化正统，即在探寻帝都之所以成为帝都的核心和灵魂。以《三辅黄图》的演绎和提升、宇文凯的设计和实施来看，京都赋作家的呈现和探寻不但是成功的，而且他们与作品一起成为充实、丰富乃至重塑都城文化的重要阶段。从这一角度来看，秦汉都城空间的演进促成了京都赋的形成，同时京都赋的呈现、增饰又建构成新的帝都文化，以至影响其后的都城文献、都城空间。京都赋与都城空间也正是在这一双重建构中相辅相成并逐渐走向成熟、稳固乃至求新与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