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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学科并列，直接受益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代史的上下限与分期问题，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八九十年代的讨论，其中一些观点被近代文学史研究者所借鉴，形成了近代文学关于上下限、分期的几种观点。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弊端的产生，就是近代文学研究过分依赖近代史的研究，存在着本位缺失、独立性不够的问题。文学史的分期是文学史观的反映，分期问题无论是在研究还是教学中都很重要，特别是对教学工作，教学讲层次，合理的分期，能帮助学生有系统合逻辑地建立知识体系。近年来，近代文学受到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的双面夹击，或将古代文学下延，或将现代文学上溯，瓜分掉近代文学，使之没有存身之地。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强势学科对近代文学弱势学科的蚕食，也与近代文学史边界研究与内在结构研究不足有关。因此，有必要对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作一反思。

一、近代文学的上下限

不论是将古代文学下延还是将现代文学上溯，都不能不承认在古今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既与之有联系、又与之有区别的地带，而这个联系、区别正构成了近代文学的特性，或称之为“过渡”期文学，或称之为“转型”期文学。关键是“过渡”“转型”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新出的文学史有的把古代文学下延到辛亥民国建立，有的把现代文学上探到20世纪初，显然这两种思路都是不认可1840年把清代文学断开。

1840年成为近代文学的上限是解放后五六十年代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学人们就开始关注近代文学，但是并没有形成上下限的统一意见。1922年胡适开始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1923年2月《申报》50周年纪念刊改名为《最近之五十年》（1924年3月《申报》馆出版单行本）。从1922年上溯50年，是为同治十一年（1872）。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事，一是曾国藩去世，二是《申报》创刊。胡适无意界定近代文学的时限，只是就50年间的文学现象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进行评述，其中评述的有湘乡文派，太平天国时期南京诗人金和，翻译文学两巨子严复、林纾，梁启超的新文体、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章太炎的魏晋文，章士钊的论说文，清末白话小说、白话文。由于这些现象都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因此这篇文章历来被近代文学研究者所重视，其中一些观点对后来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胡适对金和、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的评论一直被承袭阐述。

胡适之后，对近代文学进行专门讲述的是陈子展，陈子展是确定近代文学时限的学者。陈子展（1898—1990），原名炳堃，字子展，湖南长沙县人。1927年因涉嫌与共产党有连，被通缉逃到上海。当时田汉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邀请其讲授文学史与戏剧史。在此期间，陈子展写成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前者的序言讲，他写《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是因为田汉嘱他开设文艺讲座，题目即是书名。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的扩充与深入。陈子展对近代文学上下限的理解是什么呢？这两部书的起迄时间为1898—1928年。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陈子展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而中国文学从此有了明显的变迁：第一，废除八股文；第二，开始接受外来的影响；第三，文坛发生了变化，桐城文和江西诗由先前的权威成了残余，文学从重模仿古人和古文变为开始接受西洋影响，开始要求创造现代文学了，小说词曲歌谣有了一定的地位，文字开始平民化。

与陈子展两种著作出版的同时，钱基博开始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1931年完成，1932年出版。钱先生讲的“现代”，指1911—1930近20年的历史时段，上限着眼于历史更替，下限与陈子展近似。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讲“古文学”，主要是光绪、宣统、民初的文派（骈文、古文、汉魏文）、诗派（汉魏六朝派、中晚唐、宋诗）词、曲；下编为“新文学”,有“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虽然撰者明确“现代”的起点为1911年，事实上文学史叙述上溯到整个光绪朝。

胡适、陈子展、钱基博的三种时间上限，都在当下的近代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回应。胡适的1872年说，正是目前三段分法“资产阶级改良文学”的上限；陈子展的1898年说，则是近代文学两段分法第二段的上限与“二十世纪文学”起点的界标；钱基博的1911年说是“民国文学史”思路的滥觞。

关于近代文学上下限的多元思路在1949年后没有继续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提出重视近代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强调加强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学术界有组织地展开研究，中国社科院成立近代史所，地方大学出现了近代史研究所或中心，而近代史的上下限也基本出自毛泽东的论述。在这种背景下，近代文学作为文学史中独立的段落也成了题中之义，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基本承袭了近代史的上下限，即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近代文学史的上下限是否一定要与历史学科对应？“近代”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概念，根据当代历史学科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变迁的方向与社会生活的差异而定名。历史学科一般为了方便起见，或者以改朝换代为界，或者以历史大事件为界划分历史段落。文学的段落是要与历史学科保持一致，还是应该区别对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决定一定的上层建筑。因此，中外文学史往往是按照历史阶段划分文学段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中国近代文学史就一定要与近代史的上限亦步亦趋。

首先，鸦片战争作为当时中国的局部战争，并没有对中国社会发生全面的影响，它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根本的不同。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方面暴露了清王朝面对新的挑战的无能颟顸，使独立自主的国家陷入了被盘剥、胁迫、控制的危局之中；另一方面则惊醒了朝野上下的天朝大梦，促进了已然流行了数十年改革思潮的发展。

其次，古代文学经历了清初、清中期的兴盛，伴随清王朝由盛转衰，文学的变迁也悄然开始，但是这种变迁不是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早在之前二三十年就已经出现。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第一性的同时，也充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尊重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是一种艺术，它既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还是一种审美形式的创造，有很强的形式感，对传统有很深的依赖，发展步履蕴藏着丰富的学理性。乾嘉时期，古代文学基本完成了自身的运动形态，一方面继续在传统文学系统中寻觅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文学与世运相通，它比历史的转折更敏感，其精神气质表现出相对的超前性。古代诗歌、小说、戏剧在清中期兴盛之后，东南沿海的一场贸易之战，文学充其量是在少数作家笔下出现了反映外来经济、军事势力入侵的题材，除了这种势力来自中华民族以外，应该说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

如何确定近代文学的上限？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学现象应该呈现相对完整统一的形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重要作家不至于由于分期导致割裂而无所适从。近代前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宋诗派的崛起和桐城派的承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是龚自珍，最突出的文学思潮是贯注着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激于内忧外患而产生的文学干预、批判精神。

诗歌宗宋是近代诗风中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作家较多的诗歌流派。文学史称道咸年间的为宋诗派或宋诗运动。宋诗派形成于道光前期，开创者是程恩泽、祁寯藻。这一点前辈学人多有论述，我们略举数例。陈衍《石遗室诗话》：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寯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礀东（辂）、郑子（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前清诗学，道道光以来，一大关捩。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程恩泽开清代诗体变局”条：

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开山之功首推吾皖歙县程春海侍郎。君以巍科官辇下，崇尚朴学，风采隐然，为一时重。诗宗昌黎、双井，所诣亦可方驾箨石斋。海内推儒林祭酒者，阮仪征外，辄首及侍郎。年末中寿遽卒，然其流风余韵固已沾溉不少矣。典黔试时，得人最盛。郑子尹珍及其门，……何道州子贞亦侍郎门下士，光大师说，与有力焉。先后其间者，则为祁寿阳、曾湘乡诸公，遂开有清诗体之变局。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

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

前辈学人反复提到的道咸，不是指道光、咸丰之间，而是指完整的道光、咸丰时期。陈衍的话比较强调“道咸以来”，王揖唐特别评论程恩泽，程卒于道光十七年（1837），自然指道光前期。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开篇就界定“道咸”所指：“晚清道咸以后，为世局转变一大关捩，史家有断为近代者。本文论诗，标题曰近代诗者，非惟沿史家通例，亦以有清一代诗学，至道咸始极其变，至同光乃极其盛，故本题范畴，断自道光初元。”明确指出“道咸”段自道光初元。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完整地叙述这一诗歌流派，就必须打破1840年的界限，上溯到程恩泽、祁寯藻活跃诗坛的道光初。程恩泽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祁寯藻嘉庆十九年进士，他们的文学唱和活动发生在道光初年。现在通行的多种近代文学史对这一情况，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或者一笔带过，不作具体介绍；或者不顾上限，补充介绍。

桐城派在近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梅曾亮为代表的道光时期；二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时期；三是曾门弟子活跃的光、宣、民初时期。梅曾亮生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比程恩泽小1岁，比祁寯藻长7岁，比龚自珍长6岁。梅曾亮嘉庆八年（1803）谒见姚鼐，十年姚鼐遣其与管同相交，始肆力于古文。道光元年（1821）中进士，以知县外放广西，不赴。道光十二年以赀入郎中，以郎官居京师20年，经营号召，能文之士，趋从而问，创造了“嘉道之间又一奇”的景观。文学史如果对桐城派由姚鼐到其弟子们的承续作完整而连续性的介绍，以1840年为上限显然是不够的。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作为近代文学的开山者，他最大的特点是“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但是，鸦片战争发生的第二年龚自珍就去世了，他的创作活动基本上发生于嘉庆末和道光前期。张中先生曾对龚自珍的作品进行排比：

他（龚自珍）的重要论著《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尊隐》《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等，都作于鸦片战争前二十年的嘉道之际。道光初年，他已经三十岁，已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道光三年（1823年），他已自编前期文章为文集三卷、余集三卷，刊定《无箸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都一百○三首，并写了《壬癸之际胎观九篇》。道光五年（1825年），他已写了《能令公少年行》《古史钩沉论》《咏史》等代表作。道光七年（1827年），龚自珍录辛巳（道光元年）以来七年之作一百二十八篇，为《破戒草》一卷，又存余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文学家，早在道光初年，龚自珍已经开始登上了他一生事业的峰巅。……龚自珍所有的重要作品，包括著名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全部作于1840年以前。

由此可见，近代文学史关于龚自珍的论述基本是近代前的创作。这也就不难理解结撰古代文学史的作者常把龚自珍作为清末作家的原因了。近代文学史上限与叙述对象的扞格，正是其原因之一。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文学思潮和审美形态来实现的，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直接引入文学题材并表达态度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文学的审美性决定了现实变迁主要还是通过诗人的情感体验后转变为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近代前期干预现实、臧否政治、忧患感伤、焦虑疾呼形成的文学精神渗透到文学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生了审美的变化。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曾概论道咸时期诗歌精神面貌：“夫文学转变，罔不与时代为因缘。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诗人善感，颇有瞻乌谁屋之思，小雅念乱之意，变徵之音，于焉交作。且世方多难，忧时之彦，恒致意经世有用之学，思为国家致太平，及此意萧条，行歌甘隐，于是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故同为山水游宴之诗，在前则极摹山范水之能，在此则有美非吾土之感；同为吊古咏史之作，在前则摅怀旧之蓄念，在此则皆抑扬有为之言，斯其显著者也。”这样的文学风貌，背后是内忧外患的现实与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

嘉庆后期，人口、漕运、盐政、税收、币制、军备等弊政暴露了延续数千年的政体已进入衰朽阶段，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率领的天理教一支人马在太监的配合下轻而易举进入紫禁城，这件事情敲响了清王朝衰灭的丧钟，极大地震撼了士人的心灵。梅曾亮撰写《士说》《韩非论》《民论》等文章，反思专制制度：“今人君无贤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于人，测物而不为物所测。”剖析民乱的原因，“毒官吏，迫饥寒，挺刃而卒起，索党与随和以自救”。白莲教、天理教等内乱引发了作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深入肯綮。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一》是现存龚文第一篇，也是在林清事件的震撼下所作，文中回忆嘉庆六年以来的水患、民乱、财空虚、民穷的问题，发耸人之论：“币之金与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惧或烦兵事。”楚金推究道光学术风气变迁甚有见地，云：

试闭目凝神设想嘉道间之社会生活，其时最显著之变化，在沿海一带，为洋货之流行，洋银之充斥，是为西洋经济侵略之见端。而人民习俗，则吸食鸦片，尤为精神麻醉之始，淳朴勤俭之美德，先民所以诏示后昆者，自兹失其所守。推而至于内外官历，或以因循畏葸，为守身之大经，或以骄奢淫逸，为遣日之良法。读书士子，则埋首帖括，醉心科名，农商百工，则迫于官威，逃死无所，加之生齿日繁，生计渐蹙，不复能各安乡里，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乱征，虽一二忧时之士，见及之莫如何也。

循是而言，道光朝之人心风俗，敝坏极矣。然而人心风俗愈敝坏，其贤俊之致力于学术，乃愈昌明伟大，此无他，先圣先贤之遗泽，至深极远，虽当末世，而其力犹足以发聋振聩也。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的兴起，促使晚清政治改革拉开了序幕。嘉庆二十四年（1819），从南方运往北京的粮队阻滞于高邮南部的洪水中，最后仅四分之一通过了黄河。当时26岁的魏源受贺长龄之托，上书重提争论不下、搁置已久的海运建议；后他应贺长龄之请编写《皇朝经世文编》。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进入陶澍幕府，筹划漕运、盐务、水利诸政改革。京城中的文人诗酒雅集频繁，激扬文字，臧否政治，他们的诗歌相对于乾嘉时期的神韵、格调、性灵不能不是变徵之音。汪辟疆评之曰：“类皆思流虑远，骨力坚苍，每于咏叹之中，时寓忧勤之感，异时讽诵，动移人情。”此变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古代文学的终结。

近代文学的上限由1840年上溯到嘉道之际的主张，除了上文提到的陈衍、王揖唐、汪辟疆等近现代学人外，当代的张中先生也曾撰文作过论述。

近代文学的下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五四”运动说。八九十年代，近代史研究将近代史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主要依据是社会形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受其影响，1985年中山大学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特点、性质和分期”的专题研讨会，会议围绕着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展开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呈现出多种意见，其中有人提出了近代文学的下限应延至1949年。参看《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中梁淑安、赵慎修、牛仰山、郑方泽等人的论文，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一观点也见于郑振铎先生《文学史的分期问题》，称1840——1949年代文学为“近代期”，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这次会议正如邓绍基所期待的那样：“要通过分期讨论的实践，进一步从理论上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的关系阐述清楚，至少是作出带理论色彩的说明。”邓先生针对当时的研究现状特别强调要警惕把文学史研究变成史学研究的“附庸”。下限的问题除了以上两种意见外，张中先生据近代作家的卒年，放在了1929年（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钱基博《现代文学史》的下限近似）。笔者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制度、教育体制、文化结构、学术观念、文学体系均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文学确立了新的方向，文学由之前的以传统文学为主流而变为新旧文学双水并流的局面，而且新文学势头壮旺，有取而代之的趋向。尽管还有一大批作家延续古典文学的体制，但已经是明日黄花，他们的文学由主流文学变为边缘文学，因此，“五四”作为一个分界线未尝不可。

二、近代文学的分期对近代史的依赖

从嘉道之际开始到“五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极其动荡的时期，外侮内乱，接踵而至。近代文学发展既与社会思潮、历史事件有关系，又有自己运行的轨迹。当前学术界关于近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有两种分法：一种是以启蒙、改良、革命的社会思潮或历史大事件为依据的三段、四段分法；一种以甲午战争或者戊戌变法为界的两段分法。这些分期法，基本上都能在五六十年代近代史的分期讨论中寻找到出处，其理论依据也大致相同，即阶级斗争、社会矛盾的线索。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近代部分的三段分法：1840—1894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文学；1894—1905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1905—1919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其依据主要来自范文澜、孙守任关于近代史的分期，只是他们将近代史分为四期，前两期为1840—1864，即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1864—1894，即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段。北大本文学史把这两期合并为一期，后边的两期与范、孙完全相同。再比如郭延礼先生《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三段分法：1840—1873（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1873—1905（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文学），1905—1919（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文学），则来源于章开沅对近代史的分期。这种借助社会思潮区分文学史阶段的分法，在八九十年代后出版的近代文学史有所改变，出现了以历史大事件为中心的模糊分期法，如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分为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009）：“鸦片战争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近代文学的发轫期；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为近代文学的繁荣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的低潮期与新文学的萌芽期。”这种分期法也与八九十年代近代史分期讨论同步，如李时岳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趋势为线索把近代史分为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

可见，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近代文学的分期很大程度上受近代史分期的影响。

近代文学研究对近代史研究的过度依赖还表现在研究思路与理论范式的使用。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毛泽东关于新旧民主主义理论的影响，长时间内讨论近代史的性质，因此有五四前为旧民主主义、五四后为新民主主义的结论，旧民主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等局限，许多问题要依靠新民主主义来解决。受此影响，近代文学领域曾用很长时间讨论近代文学的性质，把近代文学归结为过渡期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以及爱国主义的文学；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科冲出了贴标签的研究思路，切合现实，古今转换以及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成了历史学科最为热闹的论题，标志性成果是1996年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主编出版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书，近代文学受其影响，也对近代文学的性质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提出近代文学是转型期文学。文史研究互相借鉴是必须的，也是难免的，但是亦步亦趋地依赖，说明近代文学研究独立性的缺失。

20世纪5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学术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代史研究呈现出新面貌。如近代史的下限，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态的认识，为了“体现历史的连贯性和不同内容叙述的完整性”，形成比较通行的观点是1949年说。关于近代史阶段的划分，更注重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过程超过了事件。和过去相较，历史的认知方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此外，近代专门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针对相关研究对象提出了各自的分期法。例如近代军事史的分期，就不同于近代外交史的分期。这些情况都说明，近代文学的分期在今天有重新探讨的必要。近代文学史如同近代其他专门史一样，应该根据文学的特殊性确定自己的分期。

文学史分期最能表现叙述者的立场。甲午战争或戊戌变法为界的两段论者，主要依据是西学东渐的程度，而支撑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性，即文学史叙述者就是文学史价值判断者，遵循传统较多的文学流派是保守落后的，而趋新西化的是进步的，因而文学史分期考虑的主要是进步的趋新的节点，而“保守落后”的文学流派、现象以及作家都不作为划分段落的考虑因素。这种分法可以说是典型的立场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历史的表现。再如三段论者把同盟会成立作为文学分期的标志，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与辛亥革命前后的经济基础、阶级斗争、思想领域、文艺思潮都有很大不同。1905年以前是改良主义的文学，1905年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如此断然区分文学史的阶段，只能适应一小部分革命派作家，而没有考虑整个文学领域的各种文体与文学流派的相对完整性。文学史分期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提前、延后一定的时间都是可以理解的。而1905年到1919年只有十几年时间划分出一个段落，无非是要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性，加重辛亥革命时期作家的份量。这样的思路早已说明：“那些提倡从外在因素研究文学的人士，在研究时都以不同程度的僵硬态度应用了决定论式的起因解释法……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

近代文学的分期，第一，应该充分考虑近代文学发展阶段的相对完整性，不至于使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被割裂；第二，尽量全面考量近代文学各种文体、风格、作家群体，而减少由于某种价值判断用局部、个别替代其他；第三，文学史尽可能协调好叙述者与判断者的角色。基于此，本文认为百年近代文学史分为两期：道光、咸丰、同治50余年为前期；光绪、宣统及民初近50年为后期。

三、近代文学的前后期

近代文学前期，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乱。这一时期，中国人思想文化观念最大的变化就是由经世致用到主动认识外国文化、接受外国文化，洋务运动在多层面展开。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一是以龚魏为代表的经世派文学家兴起；一是宋诗派成为诗坛主流；一是桐城文派再度称盛，并产生了湘乡文派；一是小说类型的畸变。这些文学现象在这50年余间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作家，大多生于乾隆末，文坛上产生影响在嘉道之际和道咸时期。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张维屏、张际亮、陆嵩、鲁一同、贝青乔等诗人都是如此。到同治初年，他们陆续谢世，也就是说这一批诗人活跃于近代前40年的文坛。这一派诗人把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融注到文学之中，心系天下，臧否政治，呼吁改革，抒发小雅变徵之音，高扬文学的批判大旗，扭转了乾隆以来博雅流利、涂泽风华的盛世之音。

宋诗派崛起略晚于龚魏一派，程恩泽、祁寯藻都是嘉庆末进入朝廷，道光初年活跃于京师文坛，后随着他们奉使或主考乡试、或执掌一方教育，形成了弟子门生网络，宋诗派得以形成。而这一派诗人大多卒于咸丰、同治时期，如祁寯藻卒于同治五年（1866），郑珍卒于同治三年（1864），何绍基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莫友芝卒于同治十年（1871），金和卒于光绪五年（1885），江湜卒于同治五年（1866）。这批诗人中，程恩泽早卒（道光十七年），邓显鹤年迈而卒（咸丰元年，1851），金和虽卒年稍晚，而文学丰产期是在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期间。这个诗人群体多数学术渊雅，汉宋兼融，经历战乱，痛及身心。其诗植体杜、韩、苏、黄，“典赡排奡，理厚思沈”。

桐城派之祖姚鼐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使其古文事业发扬光大的是梅曾亮，梅曾亮之后是曾国藩，曾国藩之后是曾门弟子。曾门弟子主要活跃于光绪之后，而梅、曾的文学活动主要在道咸同时期。梅曾亮入京之前就以古文名，入京后在京城形成一个和汉学、理学鼎立的古文圈子，李详《论桐城派》论及梅曾亮古文圈子云：

道光中叶以后，姬传弟子，仅梅伯言一人。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郎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与附丽，俨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颜居之不疑。

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考证：“在道光年间聚集在梅曾亮周围，研习古文的小圈子就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一年（1841）间初具规模，并开始频繁地过从，剪烛谈艺、樽酒论文”，“主要成员始有张岳峻、朱琦、王拯、余坤、冯志沂、吴嘉宾、陈学受、孔宪彝，继有吴敏树、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龙启瑞、黄彭年等”。梅曾亮卒于咸丰六年（1856），朱琦卒于咸丰十一年（1861），龙启瑞卒于咸丰八年（1858），王拯卒于光绪二年（1876），曾国藩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冯志沂卒于同治六年（1867），邵懿辰卒于同治元年（1862）。以上勾勒，以梅曾亮、曾国藩为代表的桐城派在道咸同50余年间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

此外，近代词曲、戏剧、小说大致如此，此不赘叙。

近代文学前期的划分，与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分法基本相同（只有一年之差），但是分期理论根据不同。本文断自同治一朝，也是取其方便。

近代文学的后期比较复杂，表现出近代文学典型的特点：传统诗文的结穴和新文学的萌生。“结穴”一词本源于堪舆家形容地脉、地气归结之处，因此这种地方都是绝佳之地，相传郭璞所作《葬书》形容结穴：“凡结穴之处，负阴抱阳，前亲后倚。”其地在陆，蕴蓄夭矫，形势归藏；其地在水，多在湖荡。清代蒋平阶形容：“湖荡之处多有结穴，如波心荡月，如雁落平沙，又如海鸥点水，审而穴之，无不发福。”（《秘传水龙经》）结穴不是标志消亡的结束，也不是承载新旧的过渡，而是一种收拢、归束、集结。我们称晚清文学是传统文学的结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界定的。同、光之际，诗人们借助所谓的“中兴”得以痛定思痛，切磋声诗；甲午之后，外侮方殷，诗人们悯时念乱，质有其文。除了占据诗坛主流的同光体外，各种诗学齐头并进，犹如回光返照在进入结穴的霎那间不无灿烂的美丽。诸如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唐诗派等，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在诗歌美学上各有师承，发扬蹈厉，以其丰硕的创作成绩为古典诗歌曲终奏雅。古文“湘乡”弟子活跃于光、宣、民国初年，与时俱进，在古老的文体中注入时代内容。张裕钊、吴汝纶门下弟子极多，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贺涛、林纾等人承续桐城文脉，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甚至狭邪小说都出现了《海上花列传》。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新文学的滋生。新文学的生长是一个伴随着清王朝开放步伐渐进的过程。继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又设立了同文馆，西学以官方的渠道确立了东渐的通道，成为中国学问的一部分。在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陆续在中国设立公使馆，并迫使中国遣使西方，设立常驻使节。光绪元年，郭嵩焘前往英国处理“马嘉理事件”，随即留任驻英公使，成为我国出使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光绪二年后，驻外使馆与驻外使节陆续派出，使之成为一种外交的基本常态机制，而黄遵宪、黎庶昌等文学家就是最早的一批驻外公使。在新旧文学的转换中，黄遵宪无疑是标志性人物，其“吟到中华以外天”（《留别日本诸君子》）“新派诗”的创作历程始于其外交生涯。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原稿本卷五至卷八的跋语可见一斑。何藻翔跋《人境庐诗》云：“四五卷以下，境界日进，雄襟伟抱，横绝五洲，奇才奇才!”丘逢甲跋云：“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温仲和跋云：“六七两卷，境皆为古人所未历之境，诗遂为古人所未有之诗。”钱笺《人境庐诗草》卷三为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出使日本期间的诗作；卷四是光绪八年至十一年（1878—1885）出使美国的诗作；卷六是光绪十六年十七年（1890—1891）出使英国的诗作，著名的《今别离》《登巴黎铁塔》《苏彝士运河》就是这卷中的诗；卷七是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出使新加坡的诗作。洋务运动逐渐深入、内外政治文化的交流冲突加剧，西学强势介入，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刺激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成为一种引领时代前行的异质学术资源，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的“新学诗”就是企图借助新的学术资源改变诗歌在内容层面上的方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意识到了中国变革面临的文化层面、国民层面的阻力，把倡导文学革命作为突破口，“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掀开了新文学的序幕，而新文学借助的文化资源、学术资源主要是西学，企图借助异质学术资源改变文学的功能、素质、风格。与此同时，被禁锢的舆论借助报刊业全面放开，白话文运动乘势悄然兴起，这些文学上的潜移默化都为新文学的出现进行了铺垫。

这种情况在小说类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古代小说经历了明代“四大传奇”的兴盛，又经历了清初、中期的极盛后，晚清小说无论思想格调还是艺术创新，都难以超越明清经典，小说家们不得不在经典的类型和具体的写作技巧上寻求突破。于是，出现了把不同小说类型进行捏合的侠义公案小说、英雄儿女小说、狭邪小说等另类小说。侠义公案小说来源于民间书场，尚且还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而后两类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末世情绪，没落文人用小说表现没落的富贵女人梦，立意庸俗，为了实现主观意图，不惜矫揉造作，随意捏造情节、肢解人物。但是，这些小说家们在铺叙场面、转换情节、布局结构等技巧方面刻意出新，多有创获。特别是《海上花列传》以一种苦口婆心的人文关怀，客观叙述，如实描写，无论立意还是小说艺术都有不俗的表现。

这50年间是传统诗文的结穴和新文学的萌生时期，新旧文学地位的变化，犹如翘翘板。光绪以前，传统文学高高在上，几乎一家独大，新文学并不是没有征兆，但是低伏于不被注意的下面。而到了清末民初，这种形势在发生变化，形势发生逆转，新文学如朝日出渊，新鲜壮旺，大有成为主角的趋势。而这个逆转也不是像我们一般理解的那样，似乎是戊戌前后异军突起，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传统学术彻底失去了在政治结构中核心价值的地位，失去了制度层面的支持；随着新型大学学科建制的完善，现代学术的格局逐渐明确，传统文学又失去了其学术层面的奥援。新文化运动使新旧文学的翘翘板形势发生反转，新文学处于翘翘板之顶端，则有待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

四、近代文学的上下限、分期及涉及的理论问题

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今天，近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80年左右的历史，近代文学研究在确立学术范畴、勾勒文学史的历程、建立近代文学经典作家的谱系诸方面均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奠定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近代文学研究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突出地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上下限的确定与内部的分期。如果我们对近代文学分期的几种情况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

首先是文学史的编写、评价的立场问题。文史互证、文史贯通是必需的，但是文学史的编写有别于历史、哲学、社会等史学的编撰，自然要突出其文学性，从而突出文学史的特色。这就要求近代文学研究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立场：一是文学本位的立场；二是近代文学的立场。而近代文学分期存在的几种情况，就很难说是这两个立场的产物。胡适、陈子展站在新文学的立场，不仅导致他们对近代文学研究内容的选择，也直接影响到对近代作家的评论，进化论、激进主义成了分析文学现象、评价作家作品高悬的标准。例如对太平天国时期金和的评论。此外，对黄遵宪、康有为等新派人物的评价，褒奖过当。相反对与这些新派人物不同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则抨击贬斥亦过当。而1949年后的近代文学史，又把立场变到了主流意识形态上去，文学史失去了独立性和特性，而变成意识形态的图解，历史学科的附庸。近代文学的研究变成对历史进程的论证，变成了社会史的另一种解释，因此常会出现启蒙、改良、革命这样的文学定语。近代文学史说到底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它与前代文学史有差异，但共性是主要的，即近代文学史是对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叙述。这就要求文学史叙述者更多地关注此一时期各种文学现象的生成演变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变迁。可是在整个文学史研究中，像近代文学这样以别人的立场来观照自己的现象只此一家。

其次，文学史是通过不同的研究者叙述出来的，说到底是一种选择性叙述，这就给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话语空间。所谓选择性，是指在对其全程了解的前提下，选择能反映文学史进程的现象进行有区别的叙述。文学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就要尊重历史，而不能把文学史当作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认为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就拿过来，放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就视而不见，或者批判贬斥。因此，近代文学研究要重视文学史最基本的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与文学本位原则的平衡。前者讲尊重历史，后者重视突出近代文学的本位。

注释：

[1]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绪论》云：“爱国思潮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2] 陈衍：《石遗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 陈衍：《石遗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41页。

[4] 张中：《试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

[5]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