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
内容提要：鲁迅在留学期间，不仅借助日语书刊汲取新知，也深受德语读物影响。《域外小说集》就是他吸收转化德语“世界文学”资源的典范之作。就整体构思而言，鲁迅得到《来自外国语》的启发。他借鉴这份世界文学杂志的思想理念、新颖编排、广博视野与精心设计，又针对晚清语境作出调整。就具体篇目而言，鲁迅极为倚重“雷克拉姆万有文库”等德语世界文学丛书。他不仅拣取三篇小说译成中文，更从中选定《域外小说集》近半数篇目，展现出独特的文学趣味，超越了明治与晚清文坛的视界。由此可见，《域外小说集》主要出自鲁迅的构想，可谓中国文学史上建构“世界文学”的首度尝试。
鲁迅文学事业与域外资源的密切联系，向来为学界所重视。由于其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至关重要，诸多学者致力于厘析鲁迅如何吸收明治文学文化资源，成果丰硕。经由伊藤虎丸、北冈正子等研究者的点拨，我们方才意识到，无论是《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抑或《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都是在与明治日本文化新潮的对话中铸造而成［1］。然而鲁迅求学期间，其实不仅仰赖日文著述，也因缘际会学习德语，购买阅读大量德语文学书刊［2］。这一迥异于同侪的经历，又如何塑造鲁迅独特的视野？学界的相关探讨尚不充分，值得深入考察。
事实上，1909年刊行的《域外小说集》就是青年鲁迅汲取德语“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资源的绝佳例子［3］。众所周知，歌德于19世纪20年代提倡“世界文学”，影响极为深远。自那以后，德语地区的相关论述蔚为大观，世界文学杂志与丛书层出不穷［4］。在我看来，青年鲁迅正是由于大量阅读此类出版品，才萌生《域外小说集》的构想，选择篇目，编纂成书。那么，《域外小说集》究竟吸收了哪些德语“世界文学”资源？又如何加以转化？本文循此思路，考察《域外小说集》整体构思以及具体篇目的材源。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证明，《域外小说集》主要出自鲁迅的设计［5］，实为中国文学史上建构“世界文学”的首度尝试。
一、从德语世界文学杂志到《域外小说集》
长期以来，德语世界文学杂志对于《域外小说集》的深刻影响全然不为人知，这大概是因为此类出版物已从鲁迅藏书中佚失。我们若爬梳周氏兄弟的文字，则可以找到蛛丝马迹。鲁迅本人对此类杂志曾经偶一提及：“大约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谓文学杂志，绍介着《小约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terarische Echo）。”［6］周作人后来提供了新线索：“德文杂志中不少这种译文，可是价太贵，只能于旧书摊上求之，也得了许多，其中有名叫什么Aus Fremden Zungen（记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种，内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评荷兰凡蔼覃的文章，豫才的读《小约翰》与翻译的意思实在是起因于此的。”［7］他晚年时又指出《域外小说集》的封面图画也是“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用来的图案”［8］。由此可见，鲁迅弃医从文、重返东京之后，曾购得相当数量的德文杂志，其中至少包含《文学的反响》（1898—1942）与《来自外国语》（Aus fremden Zungen, 1891—1910）两种，影响到《小约翰》的翻译与《域外小说集》的编纂。
我们如果取来上述杂志仔细研读，就会发现《来自外国语》在《域外小说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两者无论是性质、题名、编排方式，还是理念、视野、装帧设计，都具有高度的对应关系。周作人曾经回忆，鲁迅策划的《新生》杂志包含刊登翻译小说的乙编，虽然功败垂成，但是“所想要翻译介绍的小说，第一批差不多都在《域外小说集》第一、二两册上发表了”［9］。据此推断，《来自外国语》应该直接启发了《新生》杂志乙编，随后成为《域外小说集》的蓝本。
为便于后文对照，此处需要先对《来自外国语》加以介绍［10］。就办刊理念而言，这份杂志承续了歌德的理想。19世纪20年代，西欧各国文学交流频密，文学翻译颇为兴盛，歌德有感而发，站在世界主义立场上热情召唤：“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促成其早日到来。”虽然歌德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被广泛接受，在德语地区以及后来的德国（1871年统一）引发持续的反响［11］，《来自外国语》等世界文学杂志也应运而生。在发刊词中，职业文学编辑、词典编纂家约瑟夫·屈尔施讷（Joseph Kürschner，1853—1902）开篇即引用歌德的前述名言（在此刊早期的封面插图上，也嵌入这段文字），强调《来自外国语》致力于推广“世界文学”：“我们的宗旨是：将关于外国优秀而独特现象的知识传递给有识之士，使我们的杂志成为世界文学的镜像与画廊。”“穿越德国国界，让德国人的耳朵理解外国语的叙述。”［12］虽然刊物更换了几任主编，但是就内容来看，这一定位贯彻始终。
由于19世纪末德国民族主义高涨，“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不能不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重新调适自身的定位［13］。面对这一局势，屈尔施讷努力调和两者：“但是德国精神最为优美的特质之一，就在于永远能够以高尚的方式将域外诸国的文学创造纳为己有。即使是那些认为这一倾向有些过度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在民族性之外，同时具备普世性格。这一点无国能及。”［14］依据这一思路，吸收转化外国资源成为塑造德国民族文学的重要途径，对于“世界文学”的译介、欣赏成为德国精神的核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辩证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编者而言，《来自外国语》不仅关乎文化理想，也是一门生意。期刊早期的出版商是斯图加特的德意志出版公司（Deutsche Verlags-Anstalt），规模在当时的德国数一数二，旗下拥有《图画世界》（Illustrierte Welt, 1853—1902）、《在陆地与海洋上》（Über Land und Meer, 1858—1923）等极其风行的家庭杂志（Familienblätter）。此时“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德国中产阶级基本教养的需求，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屈尔施讷于是试图提高新刊物的文化品位，定位于“眼界更为开阔与世界观更为成熟的读者”［15］，以便摆脱通俗家庭杂志的标签。他的期待没有落空，《来自外国语》销路稳定，之后两次转换出版商，延续将近十年。
在诸多文学杂志中，《来自外国语》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吸引读者？据我有限的观察，《文学的反响》或许更能代表当时世界文学杂志的常见形态，主要刊登名家撰写的理论文章与各国文学批评，勃兰兑斯的名篇《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1899）就发表于此。《来自外国语》则独辟蹊径，专注于当代外国小说的翻译。刊物每年出版两卷共24期，每期先连载长篇小说，随后刊登中短篇，见缝插针补入抒情诗与民谣，最后以作家介绍与评论收束。惟有1904与1905年采用了特别的编辑方式，每期分为三个栏目：“外国长篇小说”（Romane des Auslandes）、“外国中短篇小说、叙事、笔记”（Novellen, Erzählungen, Skizzen des Auslandes） 或“外国中短篇小说、叙事、笔记、抒情诗”（Novellen, Erzählungen, Skizzen, Lyrik des Auslandes）、“图画评论”（Illustrierte Rundschau）。由于按照栏目连续计算页码，读者购得全年杂志后可以拆出重新装订，构成长篇两卷、中短篇两卷以及评论一卷（全年合订本即如此编排）。自1904年开始，期刊还更新了装帧设计，加入大量“新艺术”（Jugendstil）风格的插画，颇为赏心悦目。
与此同时，《来自外国语》展现了极为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编者竭尽所能地翻译各个语种的文学，在第一年已经涵盖法语、英语（英国、美国）、俄语、冰岛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匈牙利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加泰罗尼亚语、丹麦语、塞尔维亚语，第二年增加了挪威语、乌克兰语、荷兰语、佛莱芒语和捷克语文学作品，第三年添入芬兰语、亚美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此后在维持此规模的基础上又纳入日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汉语等新语种（很可能是转译）。合订本每卷总目录还会按照语种重新编排作品，以清晰地呈现其“世界文学”版图。其中法语文学一直是翻译的重点，期刊源源不绝地刊登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说，俄语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则后来居上。
以前述介绍为参照，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部纯粹的翻译小说选本的《域外小说集》，在性质上和《来自外国语》——尤其是“外国中短篇小说、叙事、笔记”栏目 / 专卷高度一致。看来鲁迅一定购得了1904、1905年的部分或全部杂志，深受启发，以至于“域外小说集”这一题目，几乎直接译自栏目 / 专卷名称。不过在德语里，“中短篇小说”（Novelle）、“叙事”（Erzählung）、“笔记”（Skizze）的意涵有所区别：“中短篇小说”围绕一个核心事件展开，“叙事”包含多个事件，“笔记”篇幅更短，注重简洁［16］。可能由于缺乏精确的中文对译，鲁迅在书名中采用“小说”一词，在略例中统称为“小品”。但鲁迅对中短篇作品的文类多样性有着清晰的认识，选篇时涵盖了上述不同类型［17］。
考察《域外小说集》的具体编排方式，也可以确认《来自外国语》的影响。如前所述，《来自外国语》每卷总目录依照语种将作品分门别类。与之相应，鲁迅宣称《域外小说集》按照“邦国时期”编排作品［18］。由于出版的两册“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的计划未能实现［19］，书中分类仅以“邦国”为据。鲁迅还受到1904、1905两年期刊编辑方式的启发，在排版时特别做到“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假以时日，《域外小说集》的读者也一样可以将每册中同类作品抽出，重新装订，“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20］。严格说来，书中涉及的波兰、波斯尼亚等并非独立的国家，“邦国”对应的其实是《来自外国语》中的“语种”，鲁迅是在民族主义的思路下调换了概念。
那么《域外小说集》究竟收入了哪些“邦国”的作品？与《来自外国语》的“世界文学”视野是否相同？在《略例》中，鲁迅如是论述：
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21］
此处包含两重“世界文学”视野：就长期规划而言，鲁迅期待《域外小说集》覆盖“名副其实的域外”，囊括北欧、南欧、泰东诸邦，最终企及《来自外国语》的广阔视野；就短期目标而言，《域外小说集》首先着重“偏至的域外”，这是由于“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所以优先择取北欧“邦国”的佳篇。
在我看来，此处的“北欧”“南欧”，并不等同于今日的地理概念。否则已刊两册中只有一篇芬兰小说算得上是北欧文学，怎能称作“偏至”？鲁迅其实袭用了19世纪以来欧洲文人学者关于南北文学的区分。法国文学批评家斯塔尔夫人的论述即是个中典范：南方文学以希腊、罗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学为代表，崇尚古典，情调欢快；北方文学即浪漫主义文学，以英、德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为典范，感情强烈，富于哲理，想象力丰富，代表了文学发展的方向［22］。周氏兄弟应该没有读过斯塔尔夫人的著作，但是这组概念在他们熟悉的泰纳等批评家的书中常常浮现［23］，所以自然而然渗入鲁迅笔端。
上述两重“世界文学”视野也清晰体现在《域外小说集》的选篇范围上。需要强调的是，全书不仅包括已刊篇目（16篇），第一、二册书后还罗列了待译篇目（18篇）与待译作家，也需要纳入考察范围。待译部分虽然最终大多未能完成，但是展现了鲁迅的长远规划：其中待译篇目源自七个“邦国”——俄（7篇）、芬兰（3篇）、匈牙利、挪威、丹麦（各2篇）、英、波兰（各1篇），大概皆可划入“北欧”范畴；待译作家来自三个具体的国家——法国、美国、新希腊，还涉及范围较含糊的“南欧”，体现出鲁迅对“名副其实的域外”的向往。已刊篇目体现的视野更为“偏至”，涵盖俄（7篇）、波兰（3篇）、波斯尼亚（2篇）、英、美、法、芬兰（各1篇）等国。但是既然涉及六个“邦国”，德语世界文学杂志的基本范型依然呼之欲出。
如此看来，周氏兄弟后来关于《域外小说集》的著名论述，其实重构了“偏至”的内涵。鲁迅如是概括：“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24］周作人进一步引申：“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迫压，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25］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所谓“叫喊与反抗”与“弱小民族文学”，其实掺入了两人后来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甚至“北欧”也被替换为“东欧”［26］。
我们若要真正理解《域外小说集》的“偏至”视野，需回溯青年鲁迅关于文学的原初信念——这里以《摩罗诗力说》为依据——文学既独立于政治，又包孕于政治之中。一方面，文学的核心在于传达心声、彰显神思；另一方面，文学也是邦国精神之所寄，关乎民族精神的存亡［27］。《摩罗诗力说》书写的浪漫主义热潮恰恰代表了合乎鲁迅理想的文学形态，既抒发心声，又激发国民精神；文章描摹英、德、俄、波兰、匈牙利浪漫派诗人，突显北欧 / 北方文学的流衍，呼应了《域外小说集》的“偏至”视野。在鲁迅看来，只要拣选“结构缜密，情思幽眇”之作［28］，就能够将域外新声传入中国；《域外小说集》的读者“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29］，就能体会各国的民族精神。
正是在上述思路下，青年鲁迅重构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辩证关系，包含三层内涵。首先，正如《摩罗诗力说》所说，“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30］。换言之，文学视野越广阔，国民精神越高蹈，鲁迅因此对“名副其实的域外”孜孜以求。其次，以北方文学为代表的“近世文潮”，既代表文学发展的趋势，又传递民族主义精神，因此鲁迅选篇时着重“北欧”。再次，在“北欧”诸国中，俄国与波兰处境与中国最相似，最易引发共鸣——俄国“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波兰邦国沦亡，但因文学不绝，国民“精神未忘”［31］，《域外小说集》于是尤为青睐两国作品。
青年鲁迅不仅用文字记录这番思索，还将其别具匠心地注入《域外小说集》的封面设计。他的灵感很可能来自《来自外国语》1904、1905年各卷合订本，尤其是“外国中短篇小说、叙事、笔记”专卷（1904年第3卷）上文下图的封面设计：正上方为期刊名，中央为专卷名，正下方为古希腊题材的德国图案画，描绘一位桂冠诗人抄写作品。《域外小说集》的封面设计颠倒图文位置：正上方为长方形的图案画，描摹一位希腊少女——也可能是文艺女神缪斯——晨曦时分在海边层林中弹奏竖琴，白鸽随霞光飞舞，下方为陈师曾以小篆体题写的书名，异域风格与本土色彩并置［32］。有趣的是，这幅图案画其实也源出《来自外国语》1905年第4卷插图，自1905年开始反复出现，只是画家未署名，我们尚不能一探究竟。
在《来自外国语》的诸多“新艺术”风格插图中，鲁迅为何对此“希腊少女抚琴图”情有独钟？周作人曾提到鲁迅为《新生》第一期选取了英国画家瓦支的油画《希望》作为插画，“画作一个诗人，包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面”［33］，与此图题旨相似。可见对鲁迅而言，诗人、少女 / 文艺女神、竖琴等意象包含了“文学作为新声 / 心声与希望”的内涵，象征了“异域文术新宗”［34］，也寓意歌德、屈尔施讷倡导的“世界文学”。我们如果套用《文化偏至论》所说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来观照《域外小说集》的封面设计［35］，那么德国图案画与小篆体书名恰恰对应着“取今”与“复古”，两者的结合寄托了青年鲁迅对融合“世界文学”与“国民精神”的新文学的期待。
二、从德语世界文学丛书到《域外小说集》
关于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丛书的因缘，周氏兄弟皆屡屡提及，研究者对此也用力颇多［36］。诸多丛书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雷克拉姆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以下简称万有文库），也即是鲁迅笔下的“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或周作人所说的“瑞克阑姆小文库”。这套文库由德国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发行，始创于1867年，一直延续至今。选材最初以歌德、莱辛、席勒、让·保罗等人的德语文学名著为主，兼及莎士比亚剧作，随后扩展到古希腊、古罗马经典。与德意志出版公司一样，雷克拉姆出版社也敏锐捕捉到中产阶级读者对于“世界文学”的浓厚兴趣，渐渐为文库赋予世界文学丛书的性格。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文库开始大规模纳入当代外国文学翻译，尤其注重俄国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成为推介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作家的重要平台。在有所侧重的同时，文库也展现了与《来自外国语》一样广阔的文学视野，选材涵盖欧洲诸多小语种，甚至涉及亚洲国家的作品［37］。万有文库物美价廉，运营极为成功，在19世纪末引发仿效的浪潮，奥托·亨德尔出版社（Verlag von Otto Hendel）的“国内外整体文学文库”（Bibliothek der Gesamt-Literature des In-und Auslandes，以下简称整体文库）就是后起之秀。由于明治日本热衷于吸收德国文化，上述德语世界文学丛书也经由丸善书店等代理商广为流传，青年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接触到此类资源。
或许由于购得的《来自外国语》数量有限，鲁迅阅读“世界文学”作品时，主要依赖德语世界文学丛书。这一点有周作人的生动回忆为证：
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比较的绍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们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别无翻译的意思。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至于波兰自然更好，不过除了《你往何处去》《火与剑》之外不会有人讲到的，所以没有什么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书目，设法购求古怪国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兰，捷克，塞尔比亚，勃耳伽利亚，波思尼亚，芬兰，匈加利，罗马尼亚，新希腊为主，其次是丹麦瑙威瑞典荷兰等，西班牙义大利便不大注意了……上边所说偏僻的作品英译很少，德译较多，又多收入勒克阑等丛刊中，价廉易得，常开单托相模书店向丸善订购……［38］
与现存资料对勘，我们会发现周作人所言不虚。鲁迅无疑最关注俄国文学，周作人提及的剪报本保存至今，内中包含从《新小说》《趣味》《早稻田文学》《新古文林》《文艺俱乐部》等五种日语文学杂志上“拆出保存”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及屠格涅夫小说译作十篇［39］。平心而论，明治末年日本文坛对俄国文学颇为热衷，仅上述五种杂志就译出超过50篇短篇小说［40］，但是相对于德国的翻译盛况，依然相形见绌。而且周氏兄弟认为这些译作风格日本化，诚实性差，“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41］，所以努力搜求德、英文译本。依据藏书目录，鲁迅留学时购买的俄国文学德译单行本超过一百种，绝大多数为万有文库版。除此之外，藏书不仅涵盖大量周作人提到的其他“古怪”国度文学（除却波斯尼亚），还纳入英国、美国、比利时、葡萄牙、克罗地亚、冰岛、波斯、土耳其、印度等国家的作品，展现了极为广阔的文学视野。
就此而言，德语世界文学丛书理应为鲁迅编纂《域外小说集》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源：一方面，丛书规模宏大，鲁迅可以拣选到足够数量的小说，用来填充依据《来自外国语》确定的框架；另一方面，丛书涵盖各国文学，能够兼顾“名副其实”与“偏至”的两重“世界文学”视野。但是问题在于，学界公认书中仅有《谩》《默》《四日》三篇由鲁迅从德语译出，其余13篇均由周作人据英文翻译，那么德语世界文学丛书对《域外小说集》的影响岂非极为有限？在我看来，之所以存在上述矛盾，主要在于以往的研究过于关注鲁迅翻译了哪些篇目。我们如果转换视角，分析鲁迅挑选了哪些篇目，就能够重新衡量德语译本扮演的角色。因此，下文的讨论同样兼顾已刊篇目（16篇）与待译篇目（18篇），剔除重复的3篇［42］，合计31篇。
这里首先分析已刊篇目，可以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即《谩》《默》《四日》，由鲁迅依据德文版选篇并翻译。前两篇的作者安特来夫（今译安德列耶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世界，德语译者尤其青睐这位俄国作家，译本数目冠绝各国［43］。青年鲁迅钟情于他的作品，藏书达到八种。其中三种与《域外小说集》直接相关，即德意志出版公司《叙事集》（Erzählungen, 1902）、万有文库版《小说集》（Novellen, 1903），以及整体文库版《深渊及其他小说》（Der Abgrund und andere Novellen, 1905）［44］。这三种选集重合颇多，都收录了《谎言》（Die Lüge）与《沉默》（Das Schweigen）。前一篇讲述精神失常的主人公“我”因痛恨谎言，杀死女友，陷入绝望，后一篇描摹年老神父丧女之后的悲伤与痛苦。鲁迅可能经过反复比对，最终依据整体文库版译成中文［45］。返观日本，日俄战争后文坛亦开始关注安德列耶夫，但是译作数量远远不能望德国之项背。由于德语世界文学丛书开启了直面“异域文术新宗”的窗口，鲁迅的译文得以与日译本几乎同时问世［46］。
创作《四日》的俄国小说家迦尔洵也深深吸引着鲁迅，藏书中包含两部德译中短篇小说集，即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阿塔利亚·普林塞卜斯及其他小说》（Attalea princeps und andere Novellen, 1903）与万有文库版《红花及其他小说》（Die rote Blume und andere Novellen, 1906）［47］。两书都收录了《战场上的四天 / 四天》（Vier Tage auf dem Schlachtfelde/Vier Tage）与《一件意外事》（Ein Ereignis/Eine Begebenheit）。鲁迅再次选择重译较多的作品，据万有文库版译出前一篇，展现受伤士兵“我”在战场上的身体创伤与精神危机。
第二类由鲁迅从德文本中选篇，再由周作人依据英文本翻译，包括《邂逅》《先驱》《塞外》三篇。鲁迅挑选《邂逅》——即《一件意外事》的可能性极高，这篇小说从三个叙述角度呈现青年公务员因爱上妓女而吞枪自杀的悲剧。鲁迅钟爱迦尔洵，又读过前述两种德语译本，印象应该非常深刻。由于周作人随后购得英文版《迦尔洵小说集》（Stories from Garshin, 1908），包含《红花》（Red Flower）《一件意外事》（An Occurrence）等四篇作品，兄弟二人遂分工合作：鲁迅翻译没有英文版的《四日》，周作人据英文译成《邂逅》。至于待译篇目中的《绛华》，即《红花》（Die rote Blume），应该也是从万有文库版中一并拣选，可惜未及翻译。鲁迅将此篇铭记在心，多年后还概述情节，“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48］。
《先驱》的情形与《邂逅》类似。哀禾（今译阿霍）也是鲁迅非常关注的作家，藏书中现存的三部芬兰文学德译本皆是他的小说，包括两种短篇小说集，即万有文库版《小说集》（Novellen, 1897）与整体文库版《单身汉的爱及其他小说》（Junggesellenliebe und andere Novellen, 1906）［49］。两书都收录的《拓殖》（Die Ansiedlung），与《先驱》内容相同。许多年后，鲁迅又在《奔流》杂志中推介这位“幽婉凄艳”的作家，并追述《先驱》的情节，“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50］。可见他对哀禾深为欣赏。
《塞外》的作者契诃夫同样为鲁迅所喜，他在留学期间收集了五种德译本。从题目即可以看出，其中的万有文库版《女人的王国、在流放地、蚱蜢：三篇小说》（Weiberregiment. In der Verbannung. Irrwisch. Drei Novellen, 1905）包含《塞外》（即《在流放地》）的德译［51］。小说借渡船工与年轻鞑靼人的对话，描述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苦寒生活。根据周作人的回忆，青年鲁迅曾有意翻译《决斗》——即德语藏书中的整体文库版（Ein Zweikampf. Novelle. 1904）［52］，足见他熟读手中的契诃夫作品，很有可能一并选定《塞外》。
余下的十篇作品属于第三类，应该是周作人依据英文本拣选，再译成中文。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其实深得鲁迅喜爱［53］，但是德语藏书中仅有长篇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等两部作品，并无短篇《乐人扬珂》《天使》《镫台守》的底本。至于契诃夫《戚施》（今译《在庄园里》）、摩波商《月夜》、亚伦坡《默》三篇，在鲁迅收藏的契诃夫小说集（四种）、莫泊桑选集与爱伦·坡选集（各一种）中同样难觅影踪。鲁迅所藏的王尔德《叙事与童话集》（Die Erzählungen und Märchen, 1910）倒是包括《快乐王子》（Der glückliche Prinz）［54］，可是出版年份晚于《域外小说集》，没法成为《安乐王子》的底本。此外，穆拉淑微支、斯谛普虐克等人作品不见于鲁迅藏书，选择前者的《不辰》《摩诃末翁》与后者的《一文钱》显示了周作人的阅读趣味。
接下来探讨待译篇目，包括鲁迅选篇与周作人选篇两类。除却前文论述过的迦尔洵《绛华》，还有八篇可以确证源自德语译本，分别出自四位作家之手。首先是毕伦存（今译比昂松）《父》《人生閟事》。比昂松是与易卜生齐名的挪威剧作家，其作品在19世纪末被大量译成德文，随后也在日本引发反响［55］。鲁迅藏书中现存三种比昂松著作，一种为剧本，另两种为万有文库版《小叙事集》（Kleine Erzählungen, 1884）与迈耶大众丛书版（Meyers Volksbücher）《农人小说集》 （Bauern-Novellen, 1886）［56］，两书都包含的《父亲》（Der Vater）与前者包含的《人生之谜》（Ein Lebensrätsel），应该就是《父》与《人生閟事》的底本。鲁迅对前一篇难以忘怀，多年后还在文章中提及：“只记得有一篇名叫《父亲》的，至少翻过了五回。”［57］就情节而言，两篇作品似乎与《默》《谩》存在对应关系，《父亲》借乡绅父亲与牧师的三段对话，展现父爱与丧子之痛，《人生之谜》则结合对话与心理描写，讲述年轻的丈夫因追问妻子的难言之隐，导致她跳崖自杀，最后在悔恨中带着另一个谜团死去。
其次是安兑然（今译安徒生）《寥天声绘》《和美洛斯垅上之华》。藤井省三依据鲁迅书信等资料，指出两篇的原著为《没有画的画册》与《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并推测翻译安徒生乃是出自鲁迅的选择［58］。对照周作人的回忆与鲁迅藏书，可以确证这一点。周作人曾提到自己青年时代对安徒生颇为隔膜：“整三十年前我初买到他的小说《即兴诗人》，随后又得到一两本童话，可是并不能了解他，一直到了一九〇九年……这才眼孔开了，能够懂得并喜欢他的童话。”［59］他又指出“一两本童话”为“勃拉克斯塔特本”与“培因本”，据我查考，即勃拉克斯塔特（H. L. Brækstad）选译《童话与故事集》（Fairy Tales and Stories, 1900）及倍因（R. Nisbet Bain）选译《小美人鱼及其他故事》（The Little Mermaid and Other Stories, 1893）。两书皆未收待译的两篇，周作人自然无从了解内容。鲁迅则购得七种万有文库版安徒生作品，他应该至少熟读过《没有画的画册》（Bilderbuch ohne Bilder, 1872），以及收入《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Eine Rose von Homers Grab） 的《安徒生童话全集》（Andersens sämtliche Märchen, 1875）［60］，才能够对月亮的诉说与玫瑰的遭遇念念不忘。
再次为俄国作家凯罗连珂（今译柯罗连科）的《海》和《林籁》。新近的研究指出，鲁迅对于柯罗连科的了解颇受明治文坛的影响，当时不少作者撰文介绍其人其文，《摩罗诗力说》结尾摘录的《末光》情节即译自日文文章［61］。但柯罗连珂小说日译本还只是零星出现，鲁迅大量阅读其作品，只能借助德语世界文学丛书。藏书中现存五部德语译本，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万有文库版《大海、在坏伙伴中：两篇叙事》（Das Meer. In schlechter Gesellschaft. Zwei Erzählungen, 1893）、 万有文库版《西伯利亚小说集》（Sibirische Novellen, 1891），以及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林啸》（Der Wald rauscht, 1903）［62］。第一种包含《大海》，后两种均纳入《林啸》。前者为《瞬间》的初稿，以“蒙太奇”手法拼接场景与心理，描写被囚禁的起义者趁暴风雨夜伺机投向大海，寻求自由；后者以诗意的笔法展开故事，书写“我”在暴风雨夜聆听老人追忆守林人与哥萨克对农奴主的复仇。
最后是芬兰作家丕复林多《荒地》《术人》。周作人屡次指出兄长对其所作小说集“爱读不释”［63］，虽然他也对这位作家萌生兴趣，“可是英译本至今未见”［64］。鲁迅则提到“有德译本在《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中”［65］，可见他屡屡翻阅的是万有文库版两卷本《芬兰小说集》（Finnische Novellen, 1890, 1892），只是已从藏书中佚失。就题目来判断，第二卷中的《在荒野上》（In der Einöde）与第一卷中的《巫师》（Der Zauberer）应该就是鲁迅选定的篇目。两篇手法与《先驱》颇类似，都以个人遭遇讽寓芬兰文明进程：前一篇描摹旅人“我”观察到的芬兰拓荒者家庭的艰难生存状态，后一篇记述一群乡间少年夜间戏弄巫师，令其幻术丧失信众。
其余六篇待译作品与德语藏书并无瓜葛，很可能源出周作人所藏的英文本。其中淮尔特《黄鹂》与《杜鹃》应为同一篇，即王尔德《夜莺与玫瑰》，鲁迅编选《域外小说集》时尚未购得德译本。有“匈牙利司各特”之称的育珂（今译约卡伊·莫尔）深受周作人喜爱，既然他先后翻译了育珂《匈奴骑士录》《黄蔷薇》等小说，顺带挑选《怨家》《伽萧太守》两个短篇应该顺理成章。周氏兄弟都喜爱屠格涅夫，鲁迅藏书包含早年购买的德译本15种，周作人则购买了一套15册英文选集。由于待译的都介纳夫（屠格涅夫）《毕旬大野》（今译《白净草原》）《莓泉》《犹太人》三篇——前两篇出自《猎人笔记》——均不见于鲁迅藏书［66］，那么除却剪报本“小说译丛”中的《白净草原》日译本可以参考，就只能依靠周作人从英译选篇了。
根据前文的分析，鲁迅至少为《域外小说集》选定了15篇作品，接近半数，可惜大多未能完成。然而通过阅读这些德译本，我们可以了解青年鲁迅的选材标准与文学趣味。上述“小品”涵盖“中短篇小说”“叙事”“童话”等不同类型，但都称得上“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就叙述模式而言，从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到对话体，从主人公视角到见证人视角，从亲历事件到回忆往事，从单一声部到嵌套、拼接多个声部，可谓异彩纷呈。就主题而言，鲁迅关切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所选篇目几乎都叙述人生之悲苦，世事之无常，以及命运之不可理喻，他尤其关注主观内面世界的刻画，以及极端情境下的心理状态。不同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之作，鲁迅的选篇大多富有诗意氛围、抒情色彩，又往往采用象征（如谎言、沉默、红花、人生之谜、暴风雨等）、讽寓手法。由此看来，前辈学者的判断历久弥新，鲁迅对纯粹的现实主义文学缺乏兴趣，对富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元素的作品情有独钟［67］。除此之外，鲁迅选篇时应该还有另一层重要考量，即注重名著。对于自学文学的青年鲁迅而言，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遴选佳构并非易事，他锱铢积累内容类似的多种德译本大概不仅用以满足收集癖，更是为了寻求直接的参照。——以常理揆之，屡经翻译的作品与书名包含的篇目，不正是“异域文术新宗”的最佳典范？
三、走向“世界文学”
弃医从文后，青年鲁迅一直设法“别求新声于异邦”，寻找直面“近世文潮”的途径。德语“世界文学”资源恰好为他打开了窗口，他得以承袭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仿效德语世界文学杂志的体式，择取德语世界文学丛书中的名篇，与周作人一起制作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选本——《域外小说集》。然而鲁迅绝非亦步亦趋地模仿，他调整了“世界文学”的视野，重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辩证，依据自身文学旨趣选定篇目，试图以翻译为先导，激发中国的民族文学。
由于青年鲁迅既无歌德的文化地位，又无大型出版社的商业资本支持，《域外小说集》半途而废，隐没不彰。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域外小说集》重新出土，德语“世界文学”资源也在他的创作、翻译以及编辑事业中复活，恰如他笔下的死火，再度发出了微光。在影响深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将“走向世界文学”视作“现代”中国文学的关键特征［68］。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宣称，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相遇，构建世界文学选本，已经开启了“现代”的大门。
毫无疑问，明治日本文化对于鲁迅的塑造，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然而《域外小说集》的例子足以证明，在讨论鲁迅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生成史时，我们需要同样关注德语资源的影响。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他究竟如何择取、融合不同的域外文学资源？又如何不断重构“世界文学”观念，建构民族文学？这些问题值得学界持续探求。毕竟，如果我们接受竹内好的观点，认为鲁迅超越了日本“什么也不是”的“转向式的近代”，经由“抵抗”而开创中国“回心式的近代”“自主性的近代”［69］，那么使得鲁迅超越日本的部分原因，或许就埋藏在他熟悉的德语“世界文学”资源中。
［本文系香港城市大学新入职研究启动金（项目编号72006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1］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説」材源考』，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张钊贻《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冬木《鲁迅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鲁迅精神史探源：“进化”与“国民”》，台北秀威资讯2019年版；汪卫东《〈狂人日记〉影响材源新考》，《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宋声泉《〈科学史教篇〉蓝本考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期。
［2］参见北冈正子《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第一章，李冬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熊鹰《鲁迅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
［3］本文使用的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影印的《域外小说集》，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年版。
［4］参见B. Venkat Mani, Recoding World Literature: Libraries, Print Culture, and Germany’s Pact with Book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Chapter 2.
［5］很长一段时间里，《域外小说集》被直接当作鲁迅的作品，而近年来学者大多将其视为周氏兄弟的合作（参见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现代汉语书写语言》，《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及2010年第2期；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宏志则认为全书选材与翻译和周作人关系更密切，反映其文学观（王宏志：《“人的文学”之“哀弦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6期，2006年）。因周作人不通德语，本文认为鲁迅扮演了关键角色。
［6］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2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38］［52］［63］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瓜豆集》，第166页，第165—166页，第166页，第1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周作人：《鲁迅的编辑工作》，赵家璧等：《编辑生涯忆鲁迅》，第1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33］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307页，第3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0］关于《来自外国语》的研究非常少，捷克学者Lucie Merhautová在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语世界对捷克文学的译介时曾论及此刊，本文参考其论述，并结合原刊加以补充。参见Lucie Merhautová,“Česká literární moderna v časopise Aus fremden Zungen - čtyři příklady prostředkování”, Slovo a smysl, roč. 12, č. 24（2015）, s. 93-125. 关于《来自外国语》基本出版信息，参见Thomas Dietzel und Hans- Otto Hügel, Deutsche literarische Zeitschriften 1880-1945: Ein Repertorium, München: K. G. Saur, 1988, Bd. 1, S. 100-101.
［11］参见张隆溪《何谓“世界文学”？》，《南国学术》2019年第2期。歌德的论述亦转引自此文的翻译。
［12］［14］［15］Joseph Kürschner, “Was wir wollen”, Aus fremden Zungen, Bd. 1, H. 1(1891).
［13］B. Venkat Mani, pp. 103-109, 124-128.
［16］参见韦凌《译后记：作为文学理论基础的文类研究》，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从古代到近代》，韦凌译，第306—30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参见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第24—25页。
［18］［19］［20］［21］［29］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70页，第168页。
［22］参见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册，第148—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参见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杨自伍译，第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2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
［25］［4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272页，第2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6］参见李欧梵《铁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译，第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第50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第117—122页。
［27］参见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李冬木译，第84—8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第116—117页。
［28］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
［30］［3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第89、99页。
［32］参见董炳月《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34］参见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35］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36］参见《鲁迅藏书研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鹰《鲁迅藏书中的“世界文学”空间》，《文艺研究》2017年第5期；姜异新《“百来篇外国作品”寻绎——留日生周树人文学阅读视域下的“文之觉”》，《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2期。本节引用的德语书，均根据《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的记录拣选版本，由于部分书籍并未标明刊行年份，本文论及时以初版为据。
［37］B. Venkat Mani, pp. 121-124, 139-140.
［39］参见姚锡佩《鲁迅初读〈狂人日记〉的信物：介绍鲁迅编定的“小说译丛”》，《鲁迅藏书研究》，第299—300页。
［40］参见竹内良雄《鲁迅的〈小说译丛〉及其他》，王惠敏译，《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7期。
［42］《先驱》《镫台守》《四日》三篇本属待译，随后在第二册刊出，本节在已刊篇目部分加以分析。
［43］William Lyon Phelps, Essays on Russian Novelist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1, pp. 289-290.
［44］［47］［51］［54］［62］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西文书目次》，《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卷，第27—28页，第31页，第29页，第49页，第33页，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版。
［45］关于两篇译作可能的底本，Mark Gamsa在其专著中曾经一一罗列，但未给出结论。张丽华比较了两部德译本，认为“鲁迅至少更信任1905年的版本”，在我看来是正确答案。参见Mark Gamsa,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ree Studies, Leiden: Brill, 2008, pp. 233-234；张丽华《“误译”与创造：鲁迅〈药〉中“红白的花”与“乌鸦”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46］［53］［58］参见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第50页，第24—47页，第213、217页。
［48］鲁迅：《〈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鲁迅全集》第10卷，第502页。
［49］参见《西文书目次》，《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卷，第56—57页；晓潆《文学影象里的芬兰》，《鲁迅藏书研究》，第231—232页。
［50］［65］鲁迅：《〈奔流〉编校后记（十二）》，《鲁迅全集》第7卷，第199页，第199页。
［55］参见徐晓红《周氏兄弟与比昂松〈父〉的翻译因缘——从〈域外小说集〉“新译预告”说起》，《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4期。
［56］参见《西文书目次》，《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卷，第58页；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鲁迅藏书研究》，第111页。
［57］鲁迅：《哈谟生的几句话》，《鲁迅全集》第7卷，第347页。
［59］周作人：《安徒生的四篇童话》，《风雨谈》，第1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0］参见《西文书目次》，《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卷，第59—60页；姚锡佩《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鲁迅藏书研究》，第110页。
［61］参见张宇飞《一个新材源的发现——关于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凯罗连珂”》，《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1期。
［64］周作人：《黄蔷薇》，《夜读抄》，第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6］参见姚锡佩《从藏书看鲁迅与屠格涅夫的文学渊源》，《鲁迅藏书研究》，第126—129页。
［67］参见D·佛克马《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叶坦、谢力红译，帕特里克·哈南（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译，均见《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乐黛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李欧梵《铁屋中的吶喊》，尹慧珉译，第19—21页。
［68］参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69］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第181—22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