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日常生活叙事研究
鲁迅日记表面看是琐碎的流水账，但实则是一个日常生活叙事文本，它既包括人际交往、经济收支、生活方式、生存空间等日常生活内容，也具有主观选择性、日常记事性、非文学性和非公共性的叙事特点。作为“私语言说”的鲁迅日记，本质上是一个“后台表演”空间，它通过日常生活叙事呈现了鲁迅的“自我”而非“超我”和“本我”，这种明确的“区分”和“互文”意识，反映了鲁迅形象和鲁迅文本的复杂多样性，因而倡导“生活人鲁迅”的研究就有着重大的意义。
引言：“不全写”与“不大不小的事”
“鲁迅日记”[1]相对于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而言，受到的关注和所出的成果一向偏少[2]。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应该和鲁迅记日记的方式有直接关系，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因为“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3]。也正因此，“过去，很多人对于这种‘流水账’不以为然，更有甚者，有著名作家据此为由，还上书有关部门，反对出版《鲁迅日记》”[4]。即便是那些认识到这并非是“流水账”，而是“时代的剪影”和“生活的实录”的学者，也普遍将这些日记作为研究鲁迅生平或进行文本解读的一个辅助工具，认为“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5]，在这些研究里，鲁迅日记主要充当的是史料功能，并不具有本体意义，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究其根源，是研究者受到了鲁迅自述的影响，他们注意到鲁迅反对李慈铭“以日记为著述”的做法，“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6]，而鲁迅的日记既是“写给自己看的”，又“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所以研究者就真地相信鲁迅所言的“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然而正如许广平指出的，“倘使说从这里可以窥知一切，那也恐怕未必然”，实际上“日记虽然‘写的是信札往来’，有时也不全写。例如很托熟时常往来的人，和他通信，日记是不大找得到的，《两地书》的信札往来，日记就不尽写出。又如有关政治的人物和他通信或见面时，他也不一定写在日记里”，不仅如此，“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太大了，太有关系了，不愿意写出；太小了，没什么关系了，也不愿写出”，所以许广平的结论是，“假如作为从此可以看出一部分真的面目，那么这日记是最真不过的了”。[7]
许广平的这些话，向我们指出了鲁迅日记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不全写”的背后是鲁迅的主观选择性，二是“不大不小的事”反映了鲁迅日记的日常生活性。也就是说，“鲁迅日记”实际是鲁迅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个“叙事文本”，如果修改一下他关于李慈铭日记的评价，就是“虽然这是开首就准备给自己看的，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而这也可以从一些研究者对鲁迅日记的质疑中得到验证，譬如学界关于鲁迅“濯足”是否是性生活暗示的争论[8]，此说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实则反映出言说者对鲁迅日记中看不到“本我”的一种好奇和猜测。的确，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鲁迅日记所展示的，仍旧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形象，它里面既缺乏郁达夫日记、吴宓日记里常见的关于欲望、本能、冲动的描写，也不见李慈铭日记、胡适日记里那种强烈的道德自省和学术追求的“超我”形象。总体来看鲁迅遗留的各种文本，他的“超我”存在于各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日记呈现的是其“自我”形象，而“本我”则处于阙如的状态。
也正因此，日记在鲁迅文本和鲁迅思想中的独特性就展现了出来，它既非“生活的实录”，也不只有“文献价值”。作为一种经过拣选的“日常生活叙事”，鲁迅日记具有重大的文本和思想研究价值，本文想由此重点讨论几个问题：鲁迅在其日记中展示了何种日常生活？其日记的叙事文本性何在？鲁迅为何如此书写日记？这种日常生活叙事的意义何在？
一、鲁迅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虽然鲁迅排日记事，表面看像流水账，但哪些记哪些不记，恰恰反映了鲁迅对特定“日常生活”的重视。通过分析归纳，我们可以从内容和方式即虚实两个角度，将其分为四个方面。
（一）日常人际交往：信札往来与拜访、宴饮
正如鲁迅自己指出的，“信札往来”是其日记的重要内容，虽然它是一种间接的情感沟通方式，却成了鲁迅每天生活的必备行为，反映出他对此的珍视。总的来看，鲁迅日记的信札往来对象主要有三类：一是家人，譬如早期大量记录和周作人的通信，后来则频繁出现“得广平信”“寄广平信”；二是朋友，既有许寿裳这类一生的好友通信，也有钱玄同这种时断时续的联系，还有使用别名来记录瞿秋白的交往；三是青年，主要包括刊物同人以及青年作家，像北京时期的孙伏园李小峰、上海时期的二萧，都曾是鲁迅日记通信记录的常客。鲁迅日记的这些信札往来记录，反映出书信作为情感交流的重要性，它具有社会礼仪性和自我主体性的双重特征，是人们通过语言符号建构的主体间性活动，具有良好的情感沟通作用，既可以慰藉鲁迅客居漂泊“枯坐终日，极无聊赖”[9]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鲁迅对家人的关心、对朋友的看重和对青年的关爱。
除了信札往来，鲁迅还有其他的日常交往活动，据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10]。而这些耗费了鲁迅大量时间的直接交往行为，也被其记录到了日记之中，主要涉及同游、招宴、饮茗、观影等活动，有时是朋友登门拜访并宴请鲁迅，有时是鲁迅自己作东来邀请朋友。
从鲁迅日记记录的这些人际交往中，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所具有的“常人”性，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主体凭借天然情感、文化习俗、传统习惯而自发展开的缄默共存的交往关系”[11]，它具有自在自发的特点，只有在此关系中，鲁迅才会深深着迷并觉得舒适自由，这可以从他刚到上海的行为中明显看出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12]
（二）日常经济收支：银钱收付与看病、书帐
在鲁迅对其日记的自评里，“银钱收付”是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因为这些经济收支记录得很详细，好像记账簿一样，这也是其日记被一些人讥讽为“流水账”的原因所在。
首先来看鲁迅的经济收入，它主要包括教育部工资、大学讲课费、特约撰述员工资、稿费、翻译费、版税以及编辑费等，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和国民收入情况推算，鲁迅的经济收入水平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不过北京时期的鲁迅由于教育部工资时常拖欠，以及大家庭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他不得不经常向朋友借钱以维持家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一方面外出兼课，另一方面利用写作挣钱，以致于鲁迅抱怨“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13]，最终他也从北京时“以官为生”的教育部官员，南下后变成了“以文为生”的自由撰稿人。
其次来看鲁迅的经济支出，它主要包括家用、书帐、诊费、馈赠、外借、赈捐以及日常生活开支等，其中记录次数最多的是看病和书帐。关于鲁迅日记中看病买药的记录，其对象主要涉及到鲁迅本人、家人和朋友，日记对病情、医疗、药物及其费用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至于购书更是每购必记，他会详细记录下购书地点、书目名称、书籍费用、所购册数、好坏品相等，而且每至年末还要统计全年所购之书并附上“书帐”。鲁迅这种记录书帐的行为，既禀承了古代传统藏书家的做法，也反映出他作为一名学者的书目情结。
日记中对经济收支的详细记录，反映出鲁迅一贯强调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14]，“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在他看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15]。的确，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知，人的基本需要主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以此为参照系的话，那么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所满足的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因而它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所有层面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而经济收支是维持日常生活得以继续的重要保障，所以它就成了鲁迅日记记录的最重事务之一。
（三）日常生活方式：日常工作与个人生活
鲁迅日记中的日常生活，不仅指向人际交往和生产消费等具体问题，也涉及他的生活方式这些抽象层面，而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日常工作为象征的公共生活与表现个人真实情感的个人生活之间发生了分裂，即办公室与家庭的分裂，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同时过两种生活，即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16]，这个特点也表现在了鲁迅这里。
鲁迅日记中的的公共生活，是从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开始的，其日常公务即“做官课程表”属于常规性工作，包括阅读公文、开会办会、外出调研、部门交涉、应酬仪式等。不过，鲁迅的从政逐渐从最初的热情渐变为公开批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使他徘徊于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之间。1920年后鲁迅开始兼课，过一种亦官亦教的双栖生活，忙于编讲义、讲课、监考、阅试卷、取薪水等，不仅如此，随着他对学潮的深度介入，鲁迅与北京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开始疏离，最终他南下脱离体制，成了自由撰稿人。除了这些体制性工作，学术和文学亦成为鲁迅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辑录、写作、翻译、编辑等方面。初入北京的鲁迅，热心于辑录校勘古籍、辑校碑碣拓文、搜罗画像拓片，而随着他在《新青年》发表创作，他的日记也开始记载写稿撰文之事，不过鲁迅并非每作必记，他更注重记载翻译和编辑活动。此外，鲁迅日记还记录了他对各种文学社团和文艺期刊的大力支持，以及后期对木刻作品和版画艺术的扶持。
除了公共生活和日常工作，鲁迅日记还记录了物质消费的个人生活。一是衣食方面，包括采购日用什物、饮酒喝咖啡，甚至洗澡理发濯足等私密之事。二是娱乐方面，主要涉及节日休息、闲逛游玩、课余活动、看剧观影等个人生活方式，他最喜爱的娱乐是看电影，甚至一晚看两场，譬如“遂并同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电影《银谷飞仙》，不佳，即退出。至虹口大戏院观《人间天堂》，亦不佳”[17]。这些个人生活给鲁迅带来了轻松愉悦，据许广平回忆，“最后看的一次《复仇艳遇》，是在他逝世前十天去看的，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18]。
（四）日常生活空间：北京时期与上海时期
鲁迅日记中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从时间角度来看，日记跨度有二十五年，从空间角度来看，则历经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四个地域，日记记载了鲁迅的日常生活，见证着他的生命流逝和空间流变。
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居所有多处，其日记分别记录了他在绍兴会馆、八道弯、砖塔胡同、西三条等住处的生活情况，而从整体上来说，北京鲁迅过的是体制内的生活，主要涉及到文人生活、教育部生活、教师生活，分别对应着文人、官员、教师的多重身份。首先就文人生活来说，鲁迅在京期间一方面保持着抄古碑、校古籍的旧文人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记录了他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各种活动；其次就教育部生活来说，鲁迅日记记载了大量的日常公务、办公时间、节假病休、月薪俸钱、同事往来等；再次就教师生活来说，日记也记录了他在北京乃至厦门、广州各学校备课授课、监考阅卷以及参与学潮的活动。
而鲁迅在上海的居所，先是“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后来又迁入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寓所。上海鲁迅过的是体制外的生活，表面看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忙于创作、翻译、编辑、出版以及木刻版画。实际上，鲁迅还积极参与了“左联”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政治活动，虽然他在日记中有意避免记载社会时政，但仍旧有其关于参与进步活动的痕迹：譬如1930年2月13日“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当天鲁迅其实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2月16日“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这其实是决定成立“左联”筹备委员会，商谈会议纲领。
鲁迅的生存空间迁居史，折射出他的漂泊者属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黄色和灰色”的北京逃离到“淡红和灰色”的厦门，又奔赴“深绿和深红”的广州，最终寄居于“淡墨和淡绿”的上海[19]。甚至到了晚年，鲁迅还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谈及转地疗养之事，正是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漂泊，使鲁迅成为毅然前行的过客和永不停歇的求索者，而其背后则是鲁迅日记的流变性即“常”与“变”的问题：一方面鲁迅日记有“变”，表面看重复琐碎的日常，实际的生活内容存在着变化，这里面既有人际交往和经济收支具体内容的改变，也有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等抽象生活的改变；另一方面鲁迅日记保留着“常”，不管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如何变化，其日记的记载方式是恒常的，坚持着“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20]的方式。不难看出，正是这些常与变构筑了鲁迅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相对封闭和固定的世界，其独特性就在于日常生活的零碎性、重复性和日记叙述的当下性、时间性的融洽结合。
二、鲁迅日记的“叙事文本性”
虽然鲁迅日记的排日记事性，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真实”的错觉，但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现实主义“只是且总是一种已被写过的真实”，它“只是一连串摹本而已”，其本质是“意识形态特有的转体，便将文化转变为自然，这些符码仿佛缔造了现实和‘生活’”[21]。显然，鲁迅日记并不是鲁迅全部生活的实录，实际是他经过选择性摹写的一种“日常生活”，所以其日记也就成了反映事件和语言表达关系的“叙事文本”。而从总体来看，鲁迅日记的叙事文本性主要表现为四个特征。
（一）主观选择性：选择记事与遮蔽评论
鲁迅的日常生活如果实录，必然会无穷无尽，因而其日记的“记事”本质上就是择“事”而“叙”的“叙事”，带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首先是鲁迅选择性记人，譬如《马上日记之二》曾记录鲁迅访韦素园以及密斯高来访，但日记都未提及，至于“柔石是几乎每天都要去的，有时甚至是几次也不一定”[22]，但鲁迅不是每次都记，而且为了避免引起祸端，日记常使用别名指代友人，像瞿秋白就被鲁迅记作何凝、何君、维宁、惟宁、它、疑冰、宜宾、瞿氏等；其次，鲁迅对文学之事并不是每作必记，而是选择性记录甚至“写而不记”“讲而不记”，其日记中“最吊诡的事”是记下篇名而文本却没保存，以及被收集入书的文章却在日记中不记篇名[23]；再次是鲁迅选择性地记录时事，“这理由很简单，自然是防到文字狱发生时的不便”[24]，但日记中还是存留着时事的痕迹，譬如其日记虽然不详记“女师大风潮”事件，但频频记载鲁迅“赴女师大维持会”“往女师大教务会议”“往女师大评议会”等，而他多次选择性地记录避难之事，亦能反映出当时极具动荡的社会局势。
与其他作家日记相比，鲁迅日记强调简洁记事，然而恰恰是这种简洁形成了某种遮蔽，通常既不涉及行动内容，也基本回避了评论判断，譬如鲁迅面对学生青年的死亡，日记仅是记载“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为记念”，这些话的客观冷静和《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激烈情感和道德抒发形成了鲜明对照。而面对国民党的书刊检查，鲁迅虽然在杂文中直接揭露“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现象，但其日记的记载往往仅是“上午得上海邮务管理局信，言寄矛尘之《萌芽》第三本，业被驻杭州局检查员扣留”，“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版雕刻集》(二至四)共叁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这些话更接近于客观陈述，“彼辈所为”能看出鲁迅内心的愤怒，但之后的评论却被他有意回避了，也正因此，有的研究者就特别强调“在利用日记这种材料时，较之作者写了什么，不妨更关心不写什么，尤其刻意不写的是什么”[25]。
（二）日常记事性：琐碎化与重复性
日记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结绳记事，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从史部转向集部，变成了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的叙事文体，并出现了志感型、描写型、报告型、笔记型等种类，其著述性、虚构性越来越强。[26]
但鲁迅的日记写作明显出现了悖论现象，一方面他趋新，受日记变革的影响，写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和日记型杂文《马上日记》系列，另一方面他复古，现实日记不但恢复了最基本的记事备忘性，而且专注于“特写”普通的、浅薄的日常生活琐事。这种做法显然和现代日记“常事不书”、文学化逐渐渗入私人日记的潮流有所疏离，像同时代的阿英就认为，“日记不一定要提纲挈领去记载每个事件或景物的，有时，只特写一部分。简单的说，从整个的事实中提出一部分来写。哪一部分应该提取呢？这是谁都不能说的，全看作者的主观所得的印象；印象深的，不是空泛的，通常的，当然要记录下来；普通的，浅薄的，那自然没有记录的必要了”[27]。
鲁迅日记所记录的日常，基本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工作生活等琐事，譬如大量关于婚丧嫁娶、生日欢宴的记录：“裘子元结婚，往贺，馈二元”，“季上母六旬生日送礼，午与同事往贺，既面而归”，“致子佩泉十元贺其移居”，“往张协和寓吊其祖母丧，并赙四元”，“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筆一枝”。这些日常生活明显具有琐碎化和重复性的特点，而鲁迅却坚持几十年每天都认真记录这些流水账，反映出这些琐碎重复的生活之于他的重要意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日常“非指普普通通地过日子，而是带有明确目标的重复性活动，是意识到其目的与追求的例行化活动”[28]。
（三）非文学性：审美与情感的缺失
相对于其他人日记的著述抒写，鲁迅日记更像是一种“反文本”，它突出了日记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价值，虽然偶尔也有“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这类略带文学性和情感性的文字，但总体来看，鲁迅日记具有明显的“非文学性”，其审美性和情感性被有意淡化乃至处于缺失状态。
鲁迅实际是将日记的文学性挪至其他创作，譬如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系列、未完成的《夜记》，甚至是《朝花夕拾》《野草》之中，因而其日记与其他公开文本之间存在着互文性。这个一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来，1919年12月鲁迅回乡出售祖屋，4日日记记载“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而在小说《故乡》中，则进行了充分的文学抒写：“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29]
鲁迅“公务员时期的日记评人论事，用语简练，爱憎分明；自由撰稿人时期的日记多简洁记人叙事，很少价值判断”[30]，所以直观看去，鲁迅的记录是理性克制，记而不详，有时遇到不满的情况，也往往是直接褒贬，多用“鄙倍可厌”“多发谬论”“皆极可厌”“严词拒之”等一语描述，显示出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重视“日常生活化”，但并非传统儒学工夫论重视“人伦日用”的自课明道之路，所以他的日记看不到对自己的省身悔过、灵魂开掘，不像颜元那样“思日记纤过不遗，始为不自欺，虽暗室有疾不可记者，亦必书隐过二字。至喜怒哀乐验吾心者，尤不可遗”[31]。这种省身意识同样被鲁迅挪至其小说散文等作品中，正如其所言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32]。
（四）非公共性：私语言说与公共回避
古代日记不强调私密性，日记撰述者大都有一种史家意识，他们以日记为著述，将其当作记事传人或自察自省的方式，大都会付梓印行，因而是“私而不密，真而不实”[33]。但鲁迅明确反对古代这种“有厚望焉”的日记，在他看来，《越缦堂日记》“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34]。
鲁迅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具有鲜明的私语言说特征，这种“非公共性”首先表现为鲁迅不公开发表日记，这是一个只能以隐秘的方式在日记中被记录的日常生活“自我”，所以日记的公开发表就会成为一种自我泄露和“被围观的私语”[35]。也正因此，鲁迅知道日记被亲戚翻阅后，愤怒地说：“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翻过了，这很讨厌，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莫非他以为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么？”[36]其次，鲁迅日记不谈论社会时政，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其日记里往往毫无反应，譬如五四运动那天记有“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五卅运动那天记为“上午访季巿。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三·一八惨案”那天记有“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而1927年4月12日的日记缺记，仅有天气。
鲁迅对日记私密性的重视，甚至产生了一些特殊现象：一是“不记”，具体表现为日记中的“无事”[37]，实际上往往并非无事可记，而是刻意选择不记，譬如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赴孔庙参加祭祀，身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也参与其中，然而这天的日记却是“无事”，而1936年4月27日冯雪峰在鲁迅家盘桓整天，并向其详述自己长征的经过，但日记却只写着“无事”；二是“失记”或“缺记”，最典型的是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然而日记却仅仅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一概没说，显然是刻意人为的“缺记”。
综上所述，日记是鲁迅从其“日常生活”理念出发精心建构的文本叙事，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遮蔽性，它所展现的纯记事、日常化的流水账风格，只不过是一种“写实”的表象。
三、鲁迅日记的书写原因
通过前两章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日记在东西方日记史的坐标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而其日常生活性和叙事文本性形成的原因，就成了我们需要深究的问题。
（一）区分：“日常自我”与“后台表演”
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鲁迅日记“从原先的表现儒学道统、经史考证以及浮泛的生活行旅而表现个人的生命状态与生命意识，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其背后的实质是‘个’的重新发现”[38]。的确，鲁迅的日记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这并不是一个古典现象，而是现代性的反映，它折射了鲁迅的主体精神和生命意识。
首先，鲁迅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日常交往，不管对方身份高低、年龄大小，鲁迅都表现出认真积极平等的交往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对各种日常生活方式都喜爱参与乃至沉迷其中，并没有表现出文化贵族和中产阶级对日常生活的鄙视批判和优越感，这种“常人”性才是真正充盈着自信自由的现代主体精神。其次，鲁迅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经济权，反映出清醒的现实主义，这些日常生活的基本经济诉求，虽然使人“从英雄降低到凡人，从公共生活降低到个人生活”，“并承担个人谋生的细微与庸琐”，但是“职业的自由性和利益的相互性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能够享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权处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即他们辞别了传统文人文化英雄和文化侍臣形象”[39]。第三，鲁迅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意识，日记是时间的格式化，它经由“现在”去记录“过去”，由此就体验到动态的“此在”，尤其在疾病、暮年特别是死亡的威胁状态下，“在鲁迅坚持记日记的行为中，实际上也投射着他的生命意识；从心理分析的眼光来看，尤其是如此，即他同样把写日记当作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标志和体验，并因此对此抱有一种使命感”[40]。
不过，鲁迅日记中的“主体”具有其特殊性，在这些“不大不小的事”中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日常自我”，它既非公开文本中的“超我”，也隐匿了欲望冲动的“本我”。这是鲁迅日记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他一方面重视私密性，另一方面有意进行了“区分”[41]，仅在日记中表现一个“自我”形象。因而，鲁迅日记实际展示了一种主体建构的功能，它通过构造另一个“我”，能够发挥一种治疗的作用，将鲁迅从他人的世界和意见中拯救出来，以重新获得一个实在的主体形象和身份，并给予其另一种生活的选择。由此也就出现了鲁迅的三重形象：公开文本中的鲁迅（超我）、日记文本中的鲁迅（自我）、隐私生活中的鲁迅（本我）。
而从戈夫曼的“拟剧场表演”视角来看，公开文本其实是鲁迅表演的“前台”[42]，他借助小说和杂文建构出启蒙者和革命者的形象，这是一种道德理想化的“超我”，日记则是鲁迅表演的“后台”，他借助于日常生活记录建构出平凡与普通者的形象，这是一种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也正因此，“日记写作是一种最私密的表达行为，使得作者能够运用这种方式来诉说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能在生活剧场的‘前台’所表达的东西”[43]。
但是戈夫曼进一步指出，“在这里（指后台——引者注），表演者可以放松一下，放下道具，不说台词，甚至可以暂时忘掉自己扮演的角色”，然而“后台”仍旧“与给定的表演相关联，在这里的表演所促成的印象，故意要制造出与前台表演相反的效果”。[44]也就是说，鲁迅日记是一个表演给鲁迅自己看的“后台”，所以其中的事件和语言仍旧看上去是高度理性和选择性的，还是存在着“不同类型秘密”[45]，尤其是前文分析的“本我”缺失问题。而其成因，就是日记文本内部“隐身听者”的存在，它会左右着日记的写作，从而导致日记出现“文饰”现象，“这种伪饰倾向更多地由于记述日记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由于文字所固有的天然过滤器。在必要的时候，文字的过滤器将产生监核功能，种种社会道德视为鄙下的内容拒绝进入文本。文字无形地扮演了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成为‘超我’的代表”[46]。
也正因此，“对许多表演而言，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信息控制问题；绝不能让观众获得任何有关正在被定义的情境的破坏性信息。换句话说，剧班必须能够保守其秘密，而且必须保守住”[47]。戈夫曼的这个看法，可以很好地解释鲁迅日记明明都是流水账，然而被“姓车的男人”偷窥后鲁迅勃然大怒的原因，因为鲁迅日记仍旧是一个“后台表演”的场所，“日记文本内部‘隐身听者’的永远在场及其普遍的文饰倾向也使日记的真实性和自由度只是相对的、有限的，将日记等同于现实中的全人和真人是对私语言说的过分信任”[48]。
（二）互文：私人日记和公共文本
从鲁迅所言的“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49]来看，他的日记中不但有明确的日常自我意识，也有明确的文本书写和文体意识，他在私密性的写作中记载日常生活，呈现单调的、重复性的生活琐事，既不试图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也不试图公开发表来传播观念。
但是，鲁迅这种私人日记和公共文本之间的“区分”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周作人曾在《旧日记里的鲁迅》记有“下午兀坐，检大哥旧日记视之，内记有小姑母讳忌，特录之”，“下午接大哥初六日自日本函，内有《扶桑记行》一卷，系其路上日记，颇可观览，抄入别册中，记甚长，至晚九下钟方抄竟”[50]。不难看出，鲁迅早年对于自己的日记是允许他人看的，“这应当拜谢祖父的言传身教，可惜早期日记已佚”[51]。但是随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五四作家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由个性解放的思想进入到心理结构的大调整，由新的心理结构而带来‘人’的话语方式、话语结构，这正是文体自觉意识得以产生的内在逻辑”[52]，鲁迅开始将日记视为私人化写作，不再将日记轻易示人，生前也不愿公开发表。而这突出表现在其日记的节制上，鲁迅喜欢用寥寥数语的春秋笔法来书写日常生活，究其根源就是他考虑到日记可能发表于身后，不愿他人窥探自己的隐私，常常有所不记或记而不详，不仅如此，日记文本内部“隐身听者”的存在，更是让“超我”依然存在，日记也就不能成为放纵内心的场所，而成了日常自我的后台表演。
而在是否公开发表这个问题的背后，则明显可以看出鲁迅不同的文体意识。首先就日记和杂文来说，鲁迅选择公开发表杂文，对于《马上日记》系列，他具有明确的发表意识，“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53]。其次就日记和书信来说，鲁迅选择公开发表私人信件，他表示“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54]。然而，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鲁迅既不主张公开发表，也不愿他人窥探日记的内容，更不愿谈及时事政治，表现出一种“非公共写作”的状态。
这些不同发表态度和不同文体意识的背后，既反映了鲁迅呈现“超我”与“自我”的不同方式，也展示出现代公私领域的变迁问题。事实上，鲁迅早年的所有书写都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只是在私人领域里传播，但随着小说或杂文在现代报刊的发表，鲁迅的创作进入了公共领域，而日记则被归入私人领域。不难看出，现代社会重构了鲁迅的公私生活，随着主权在民和文学公共领域的逐渐出现，他开始形成了明确的文体意识和公私表达区分，最终将小说或杂文放置公共领域进行公开表达，而将个人日记纳入私人领域进行属于自己的私语言说。
不过，正是这种公私“区分”凸显了鲁迅日记书写的独特性，而且形成了私人日记和公共文本的互文关系，我们不难从那些公共文本中了解到鲁迅日记当中略掉的东西，在这方面，鲁迅那些日记的变体文类尤其如此。实际上，鲁迅受东西方日记新传统的影响，也有“日记著述化倾向”[55]。首先，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从精神病患者的角度构造文本，叙述了一位迫害妄想症病人的“日常生活”，小说文本由狂人亲自完成的“日记”和作家叙事文本所构成，由此“现实的和心理的、真实的和虚幻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写实的和荒诞的两种文本形成互文性，构成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小说文本”[56]。
其次是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系列，它们不同于生活日记的简洁扼要，而是详细描述买药之事、街上军警的可恶嘴脸、药店伙计的苛刻行为等等，不仅如此，它们还不同于生活日记的“非文学性”，既有详细的心理描写——“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的，移录在这里罢”[57]，也有犀利的社会评论——“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的，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58]。
此外还有未完成的《夜记》，现存的有《怎么写》《在钟楼上》和《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不同于日记对一天所见所闻的记录，未完成的《夜记》系列是在灯下抒发感想，运用“独语体”的方式，将“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59]，因而我们在日记中看到的那些简单之语，甚至是“无事”背后的情感批判，都在这些“日记著述化倾向”文本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结语：“生活人鲁迅”
在给孔另境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写序时，鲁迅曾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帐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不愿意别人明白。”[60]这段话自然也可以用于鲁迅自己的日记评价上，虽然其中记载的都是日常生活琐事，但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发现其日记既“不能十分当真”，存在着主观选择性，也确实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从中看到了后台表演中的鲁迅“自我”。
这是一个远离公共舞台表演和公共文体写作的“生活人鲁迅”，他对日常生活的认识和定位，明显不同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态度[61]，在这方面，衣俊卿对“日常生活”的概括更契合一些：“从内涵与外延上看，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代表着个体生存与再生产的领域；从时间与空间特征来看，日常生活表现为一个相对凝固与封闭的天然共同体；而从结构与图式来看，日常生活以自在的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为活动方式，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因素为立根基础，以家庭、道德、宗教等构成自发的调控系统，从总体上表现为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62]
但是，鲁迅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既有重复性、经验性的凝固封闭一面，更有一种对于生存和生命的热爱之情在里面，不仅如此，鲁迅日记明确的区分性和互文性，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形象和鲁迅文本的复杂多重性，由此凸显了“生活人鲁迅”相对于“启蒙者”“革命人”“政治人”“主体性”等鲁迅形象的独特意义。事实上，既往的鲁迅研究普遍关注的是公共领域和公开文本中的鲁迅“超我”，对于日常生活主体的鲁迅“自我”乃至“本我”，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最后倡导“生活人鲁迅”研究的目的所在，它无论是对鲁迅研究还是知识分子和现代生活研究，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释：
[1] 按照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日记》中的说法，鲁迅的“日记有三种：《日记》，《马上日记》，《夜记》”（《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本文所谈的是第一种，即那些原生态的、排日记事的日记。
[2] 具体研究概况可参看王锡荣的《后记：醉心于鲁迅日记研究的人们——鲁迅日记研究简史》（《日记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裘士雄的《〈鲁迅日记〉研究二十年》（《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上册），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3]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4] 裘士雄：《〈鲁迅日记〉研究二十年》，《1981-2005：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研究》（上册），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
[5] 陈漱渝：《时代的剪影 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6期。
[6]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7]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记》，《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8] 池若飞、卢敦基：《鲁迅“濯足”非性生活之新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7期。
[9] 鲁迅：《壬子日记（一九一二年）》，《鲁迅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0]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1]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2]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3]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14] 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15]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页。
[16] 詹明信：《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1页。
[17] 鲁迅：《日记二十（一九三一年）》，《鲁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页。
[18]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娱乐》，《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19] 鲁迅：《在钟楼上》，《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20]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21]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22] 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23] 王锡荣：《鲁迅日记最吊诡的事》，《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第2期。
[24] 许广平：《鲁迅先生的日记》，《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25] 赵园：《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6] 乐齐：《前言》，《现代作家日记》，文心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7] 阿英：《论日记文学》，《语体应用文作法》，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
[28]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0页。
[29]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30] 戈双剑、杨晶：《鲁迅日记中的语言考察》，《汉字文化》，2006年第4期。
[31] 参看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32]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33] 邓建：《从日历到日记——对一种非典型文章的文体学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4] 鲁迅：《怎么写》，《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35] 黄健：《被围观的私语——名人日记出版现象观察》，《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0期。
[36]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7] 刘克敌：《“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从日记看民国初年鲁迅的日常生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1年第3期。
[38] 张高杰：《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研究——以鲁迅、胡适、吴宓、郁达夫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39] 李肆：《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兼论职业作家市民化》，《书屋》，2001年第5期。
[40] 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3页。
[41] 参看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42]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43] 黄健：《被围观的私语——名人日记出版现象观察》，《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0期。
[44]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97页。
[45]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46] 南帆：《论日记》，《北方文学》，1990年第9期。
[47]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48] 赵宪章：《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49]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50]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51] 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52] 张光芒：《试论五四文学的时代文体特征》，《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53] 鲁迅：《马上日记·豫序》，《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54] 鲁迅：《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55]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56] 周海波：《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叙事——重读<狂人日记>》，《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9期。
[57] 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58]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2页。
[59]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60] 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61] 参看阿格尼丝·赫勒的《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和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62]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